《文心雕龙》“释名以章义”中的训诂学方法

王 偲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写道：“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1]“论文叙笔”实际上就是指《文心雕龙》中第五篇到第二十五篇“文体论”的部分。其中“释名以章义”主要是通过“音训释名”的方法来解释文体名称，进而彰显文体含义。从语言学角度来看，“释名以章义”就是训诂。

一、刘勰的训诂学思想

彰显文体内涵，乃辨析文体的根本，是文体论的核心内容。《论语·子路》载：“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则言不顺。’”[2]因此，要讨论文体，必须关注文体之“名”。随着汉代经学的兴盛，小学训诂也随之发展起来。音训释名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即“以同声相谐，推论称名辨物之意”[3]。刘熙的《释名》首先开启了以音训方法解释文体名称、彰显文体含义之先例。但这并没有引起汉魏以来论文体者的足够重视，直到刘勰才意识到音训释名的优越性，并大范围运用到“论文叙笔”中，进而确立了“释名以章义”的体例。

刘勰之所以能够首创“释名以章义”这一体例，与其个人在经学训诂上的深厚造诣及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文心雕龙·序志》有言：“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4]可见刘勰对注经的看重，只是因为有马融、郑玄这样的大儒在前，才不得已转而“论文”，“就有深解”则说明了他在注经方面深厚的功底。在《文心雕龙·论说》中，刘勰将训诂归在文体“论”中加以论述，推崇“要约明畅”的注经方式，可以说他的“释名以章义”正是以此为指导的。

从刘勰的身世来看，他与沈约有过交往，“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5]，娴熟佛经，因此精通音律；从社会原因来看，魏晋南北朝是声律理论快速发展时期，期间出现了沈约“四声八病”的声律理论，以及各类韵书如魏李登《声类》、晋吕静之《韵集》、陆法言《切韵》等，这种声律理论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音训方法的普及和大量运用，这些都为刘勰的训诂思想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二、文体论中的“音训释名”

音训与形训、义训相并列，同属训诂方式的一种，主要着眼于语词的声音方面，即通过使用音义相通的词来解释词义，或是有意识地从语音上探求词义的来源。这种训诂方式早起于先秦，如《易·说卦》：“坎，陷也；离，丽也。”[6]音训的方式主要有用同音词解说词义、用双声字解说词义、用叠韵字解说词义、用音转相近字解说词义四种。

据统计，《文心雕龙》文体论20篇中，共训释文体39种，除去双音词4种(乐府、杂文、诸子、封禅)，及没有直接进行“释名”的文体3种(祝、对、记)，其余32种文体中，不用形训，也很少用义训，有30种都采用音训释名，占总训释词条的80%以上，可见音训是《文心雕龙》中“释名以章义”最为重要的方式。结合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中音训的运用情况，具体分为同音相训、双声相训、叠韵相训、音转相训。

(一)同音相训

《祝盟》：“盟者，明也。”盟、明，明母阳韵。

《铭箴》：“箴者，针也。”箴、针，章者侵韵。

《铭箴》：“铭者，名也。”铭、名，明母耕韵。

《诔碑》：“诔者，累也。”诔、累，来母微韵。

《哀吊》：“哀者，依也。”哀、依，影母微韵。

《谐隐》：“讔者，隐也。”讔、隐，影母文韵。

《史传》：“史者，使也。”史、使，山母之韵。

《论说》：“论者，伦也。”论、伦，来母文韵。

《论说》：“引者胤辞。”引、胤，余母真韵。

《论说》：“注者主解。”注、主，章母侯韵。

《论说》：“评者平理。”评、平，并母耕韵。

《章表》：“表者，标也。”表、标，帮母宵韵。

《议对》：“议之言宜。”议、言，疑母歌韵。

《书记》：“书者，舒也。”书、舒，书母鱼韵。

(二)双声相训

《檄移》：“檄者，皦也。”檄、皦，匣母药韵，见母宵韵。

《檄移》：“移者，易也。”移、易，余母歌韵，余母锡韵。

《奏启》：“奏者，进也。”奏、进，精母侯韵，精母真韵。

《奏启》：“启者，开也。”启、开，溪母脂韵，溪母微韵。

(三)叠韵相训

《明诗》：“诗者，持也。”诗、持，书母之韵，定母之韵。

《诠赋》：“赋者，铺也。”赋、铺，帮母鱼韵，滂母鱼韵。

《颂赞》：“颂者，容也。”颂、荣，邪母东韵，余母东韵。

《诔碑》：“碑者，埤也。”碑、埤，帮母支韵，并母支韵。

《谐隐》：“谐之言皆也。”谐、皆，匣母脂韵，见母脂韵。

《史传》：“传者，转也。”传、转，定母元韵，端母元韵。

《论说》：“说者，悦也。”说、悦，书母月韵，余母月韵。

《章表》：“章者，明也。”章、明，章母阳韵，明母阳韵。

(四)音转相训

《颂赞》：“赞者明也。”赞、明，精母元韵，明母阳韵。

《诏策》：“诏者，告也。”诏、告，章母宵韵，见母觉韵。

《诏策》：“策者，简也。”策、简，初母阳韵，见母元韵。

《书记》：“符者，孚也。”符、孚，并母侯韵，帮母幽韵。

上述30条音训词条中，同音相训14条，占47%；双声相训计4条，占13%；叠韵相训8条，占27%；音转相训4条，占13%。这说明，《文心雕龙》音训语音关系主要是以同音、叠韵为主。前代对“双声相训”运用得比较多，但对以“叠韵相训”则有所忽略。通过对《文心雕龙》中音训材料的分析，可见刘勰对于以“叠韵”为前提的声母流转的重视，这是刘勰对汉代音训的一大发展。

刘勰在《文心雕龙》音训释名中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他充分利用前人的音训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创新。从《宗经》中可以看出刘勰对待经典的态度，他在训释文体之名时，十分注重“皆有经据”。采用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以经典为佐证，将“释名章义”与经典的内涵紧密地结合于一体。但刘勰并不是按照前代的训诂成果生硬照搬，牵强联系，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作出了修正。例如：《文心雕龙·史传》“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7]”这是引自《释名·释书契》“传，转也。转移所在，执以为信也。”虽然音训词相同，但是两者的解释引申是不同的。刘勰在汲取《释名》解释的基础上，基于他对“传”这种文体的认识，对前人的解释有所补充。

但有些学者认为刘勰的音训运用比较牵强，如黄益元认为，刘勰对于“簿者圃也”“术者路也”的解释较为牵强[8]。蔡仁燕认为：“刘勰过分强调封建诗教，训释带有浓重的礼教色彩，训诗为持便是其一，以致牵强附会。”[9]但笔者认为，刘勰训“诗”为“持”，取“持人情性”之义并没有牵强附会之处，“持”的涵义是扶持，可引申为端正、规范，而“持”的对象是人的“情性”，即“诗”具有“顺美匡恶”的作用。由此可见，刘勰是从本体与功能两个不同层面来释“诗”，并且提出“情”“志”并重的主张。刘勰通过“持”将“情”与“志”统一起来，可以说无论是否有封建礼教的束缚，诗本身具有的培养和熏陶人的情性的作用都是存在的。《文心雕龙》的确是贯穿了“征圣宗经”的思想宗旨，但是不应该把这一宗旨与《文心雕龙》中的音训牵强联系起来。刘勰“释名以章义”的主要目的在于“章义”，“释名”只是一种手段，是为章明文章内涵服务的。因此，《文心雕龙》中出现的某些牵强附会之处，实为出于“章义”的需要，而并非刘勰疏于训诂。

三、对后代文体训释的影响

刘勰所创的这种“释名以章义”对后世文体训释影响深远，多被后世遵从。如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在个别篇章中也沿用了《文心雕龙》中的音训释名法。如《史通·六家》篇解释“传”：“盖传者转也，转授经旨以授后人。”[10]这是借用了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对“传”的解释：“传者，转也；转授经旨，以授于后。”[11]刘知几只是把“于后”改成了“后人”，但意思大体是与《文心雕龙》相同的。再如孔颖达在《诗谱序正义》中对“诗谱”解释，即“谱者，普也，注序世数，事得周普”[12]，也借鉴了《文心雕龙·书记》“故谓谱者，普也。注序世统，事资周普，郑氏谱《诗》，盖取乎此”[13]的说法。正如范文澜先生所指出的：“《正义》此文窃取彦和而小变者。”[14]到了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以至晚清林纾的《春觉斋论文》等，其中对文体训释，很多都是受到了刘勰的影响[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