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流隽雅抱朴韵 艺沁醇香扬宝林
——《漫步于文学与艺术之间——杨宝林学术论文集》读后

于全有

丁酉岁秋，偶得学兄杨宝林教授(字抱朴)大作《漫步于文学与艺术之间——杨宝林学术论文集》(吴宇栋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下简称《文集》)，展阅之余，感慨良多。

我与宝林兄同在中文这一大学科下共事、相知多年，期间又曾有过一段相互砥砺、一同求学的特别经历，数十年的往来与交流，尝以为对宝林兄的治学情况还是有所了解与体悟的。不意展阅《文集》几篇之后，自是之念渐消。但觉一缕隽雅朴厚之气，携着醇香，飘然而来，令人在豁然为之一震之余，欣幸而陶然。

这是一部理论与实践并举、文学与艺术兼容的隽雅之作。书中收录作者近年撰写的学术论文凡三十一篇，分为“古典文学研究”“以刘熙载为中心的个案研究”“古典书学研究与当代书法批评”三编，集中再现了作者近年来治文学、研书学，行进在文学与艺术之间的诸多拓新与创获。无论从研究问题的学术视野上看，还是从内容的创新性及文风上看，《文集》都不失为是一部富有特色的文学研究与书学艺术研究的力作。

一、视野开阔，内涵丰富

开阔的视野、丰富的内涵，通常是为学上的一种至境的追求。作为治古典文学与书学的行家里手，这一点，在宝林先生的《文集》中，得到了充分的践行与体现。

《文集》兼跨文学与艺术两界，既有对以《诗经》、汉乐府诗、魏晋时期的曹操之诗、唐人之诗等为代表的古典诗词的分析、考证及以元代的陈绎曾生平、清代的《红楼梦》作者问题等为代表的文学人物的分析、考证，也有以古典书论到当代书法文化等为代表的书学理念的分析、考辨及以唐代的韩择木、清代的刘熙载等为代表的书学人物的分析、考辨，从文学到艺术，从古代到当代，从人物到思想，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大观到具体词句，其视界不可谓局狭，其内涵不可谓贫乏。如《〈诗经〉、汉乐府弃妇诗探微》一文，即是在比较系统地检视过《诗经》中的《召南·江有汜》《邶风·日月》《邶风·终风》《邶风·谷风》《鄘风·蝃蝀》《卫风·氓》《王风·中谷有蓷》《郑风·遵大路》《陈风·防有鹊巢》《小雅·我行其野》《小雅·谷风》《小雅·白华》及汉乐府中的《有所思》《白头吟》《怨歌行》《上山采蘼芜》《孔雀东南飞》等诗歌的基础上，对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弃妇题材作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社会文化层面的分析与探讨；《陈绎曾生卒年、籍贯及仕宦考辨》一文，通过丰富的相关历史文献的考证，对史料记载不详的陈绎曾生卒年问题、史料记载多有歧说的陈绎曾籍贯与仕宦情况问题，进行了爬梳剔抉式的厘清。又如对刘熙载的研究，《文集》以“大文艺观”为中心，从《刘熙载行迹考》《刘熙载佚诗考》，到《刘熙载致强汝询三封信札考释》《袁昶日记中有关刘熙载的文献》《刘熙载与齐学裘的交游》《大文艺观视阈下的刘熙载书论略说》《刘熙载的书品人品论——从“狂狷”“乡愿”谈起》《刘熙载书学的审美崇尚》《刘熙载与包世臣的书学渊源》《从〈四旬集〉到〈昨非集〉——兼论刘熙载前后期学术思想的变化》等，凡十篇论文，构成了一个对刘熙载多视角、全方位的系统研究，堪称为刘熙载研究的典范。特别是《大文艺观视阈下的刘熙载书论略说》一文，从刘熙载书论中大文艺观的内涵、刘熙载书论的特点、刘熙载书论的不足等几大方面，对大文艺观下的刘熙载书论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在《文集》中编这十篇文章中据于核心地位，尤为难得。再如《辽宁书法史述评》一文，从商周秦汉时期的辽宁书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辽宁书法，到隋唐时期的辽宁书法、宋辽金元时期的辽宁书法，再到明清时期的辽宁书法、民国时期的辽宁书法，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辽宁书法，上下几千年，除了秦砖汉瓦、魏晋碑刻上的一些无名氏的作品外，仅所牵涉到的有名的相关书法人物，就达一百几十人。其头绪之多，跨度之大，所牵涉的纷繁内容的评价之复杂，非一般功力堪胜此任。而这些有份量的学术成果的取得，既显现了宝林先生不俗的功力，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宝林先生宽阔的学术视野及驾驭纷繁复杂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的能力。

二、勇于开拓，推陈出新

开拓创新是学术的生命，也是学术研究的意义与价值的根本所在与根本性的诉求。作为一名具有良好的学术素养的学人，这一点，在宝林先生的《文集》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

比如，《文集》中的《一篇珍贵的关于〈红楼梦〉作者的文献》一文，宝林先生从清代道光年间阮充的《云庄诗存》卷一中的《咏菊用曹雪芹韵》一诗里，首次发现该诗运用了《红楼梦》第三十八回潇湘妃子(林黛玉)《咏菊》诗的诗韵“侵”韵，从而以新的史料发现，再次印证了清代除了与曹雪芹同时期的永忠在其《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姓曹)三绝句》一文中首次明确认定《红楼梦》的作者为曹雪芹外，还有时人也认定《红楼梦》的作者为曹雪芹。在今天仍存在有人不承认《红楼梦》的作者为曹雪芹的背景下，宝林先生的这一重要发现，对于进一步地明确《红楼梦》的作者到底是谁，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又如《韩择木籍贯考》一文，宝林先生对唐代著名书法家韩择木的籍贯“昌黎(今属河北)”说，进行了全新的考证。根据金毓黼先生的中国只有两个昌黎——榆关以东的昌黎和榆关以西的昌黎——之说，宝林先生依据史料考证出榆关以东之昌黎乃东汉时期由交黎县改名而来，治所在今辽宁省锦州市义县，而榆关以西之昌黎乃金大定二十九年由广宁县改置，即今之河北昌黎。而唐代时根本还没有河北昌黎县出现，从而得出新的结论：唐代著名书法家韩择木的籍贯是辽宁义县，韩择木是辽宁义县人。宝林先生的这一考证，对韩择木研究、“昌黎”的地名研究、辽宁书法史研究及相关方面地方史研究等，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如《陈绎曾生卒年、籍贯及仕宦考辨》《曹操〈短歌行〉新解》《刘熙载行迹考》《刘熙载佚诗考》《对清代碑学的理性思考——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谈起》《对当下书法重形式轻内容现象的反思》等，也都别开生面，富有新意，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集》在注意学术开拓、推陈出新时，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盲目追求或强调为新而新，而是很好地处理了创新与继承的关系。本来，创新本不是凭空而来的，创新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创新，而是站在已有的基础上的创新、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的创新。关于这一点，在《文集》中的许多研究中都可以看到。如若我们能将视界再扩大一些，联系到宝林先生的其他相关学术著述，如宝林先生的《刘熙载书学研究》《刘熙载年谱》《文墨相兼——杨宝林书法作品集》等著作，这一点会看得更为清楚。特别是涉及到书法艺术如何健康发展时，宝林先生在不少著述中一再强调的对前人提出的“与古为徒”“文墨相兼”等理念的合理继承等，更是明确地、辩证地强调了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的关系，不失为洞其堂奥之见。实际上，传统不过是一条源于过去、流至现在、不断吸收与散发时代活力的长河，也是一条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现在及未来走势的力量性长河。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并不是对立的。就艺术而言，如果没有传统，艺术不过是“一群没有牧人的羊”。这也就可以理解了：康有为为什么在其《广艺舟双楫》中在论书时说“夫耳目隘陋，无以备其体裁，博其神趣，学乌乎成！若所见博，所临多，熟古今之体变，通源流之分合，尽得于目，尽存于心，尽应于手，如蜂采花，酝酿久之，变化纵横，自有成效。断非枯守一二佳本《兰亭》、《醴泉》所能知也”的道理了。这和刘熙载在论书时所说的要“与古为徒”、罗振玉在论书时所强调的“泽古深者书自工”等所阐发的，均是一个道理。

三、持论有据，文风质朴

持论有据，文尚质朴，既是为学立说的传统朴学风尚，也是一种基本的为学之道。作为一名从事传统的文学艺术研究多年、熟悉国学文化传统的学者，这一传统的优良文风，一再呈现在宝林先生的《文集》中。

比如，前文已提到的《文集》中的《一篇珍贵的关于〈红楼梦〉作者的文献》《陈绎曾生卒年、籍贯及仕宦考辨》《刘熙载行迹考》《刘熙载佚诗考》《韩择木籍贯考》《辽宁书法史述评》等文章中，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考证、陈绎曾的考证、刘熙载的考证及对韩择木的考证、辽宁书法史相关人物的考证等，无不在大量依据前人文献的基础上，鞭辟入里，层层推进，条分缕析，丝丝入扣。他的《对清代碑学的理性思考——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谈起》《唐诗三题》《〈诗经〉、汉乐府弃妇诗探微》《刘熙载与齐学裘的交游》《对当下书法重形式轻内容现象的反思》等，上至对清代碑学理论与实践问题洪钟大吕式的雕龙，下至“玉壶”“鸭儿”等具体词语的纤细如丝式的雕虫，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也都一再再现了这一特征。没有无病呻吟之言，没有故作惊人之语，显现了作者醇厚质朴的良好文风与学风。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