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洗礼:整顿时期的“民族革命大学”
——以《民大半月刊》为镜

刘赫宇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抗战爆发后,太原陷于侵华日军之手,此时地处晋南的临汾就成为战时山西政治、军事和文化中枢。许多抗日爱国青年齐聚这里,积极呼吁抗日。在此新形势的推动下,牺盟会和一些与阎锡山合作过的进步人士及时向他提出,应当成立一所专门培养抗战干部的学校。而阎锡山回忆自己多年的政坛经历,深感人才是身边最缺乏的资源,原来旧的一套官僚机构体制已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局面。所以他也想从各方面汲取新的养分,以培养新的力量从事抗日工作。他认为“民族革命战争”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笼络忠于自己的人才。“谋国要能见其大,虑其远,见其大能巩固现在,虑其远能策安将来。”[1]166

1938年1月,阎锡山在临汾创办“民族革命大学”(下文简称“民大”)并自兼校长。创办初期,学校规模不小,除山西外,还在武汉、西安等地大量招生。更有李公朴、侯外庐、施复亮、秦丰川、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和丁玲等知名学者前来执教。牛鹏程的两篇文章分别就其创立背景、纲领、总校、分校及教育特色进行过分析*牛鹏程《浅析民族革命大学的创立纲领》，《山西师大学报》研究生论文专刊第39卷，2012年；《抗战时期阎共统一战线下的民族革命大学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但应该注意的是,“民大”作为战时创办的教育机构,本身更是一个介绍抗战战况、分析抗战局势、宣传抗战思想的重要阵地。所以,应该从这一角度来考察“民大”在整顿时期的运行状况,继而全面了解“民大”的兴衰过程和师生们的学习、战斗生活,定能丰富山西抗战史内容,同时也是研究阎锡山政治思想和民族革命实践的必要工作。

一、整顿时期的“民大”与抗战局势

1938年2月,日军进攻临汾,“民大”两个月短暂的黄金发展时期告一段落,开始向吕梁山腹地转移,后又辗转乡宁,与运城三分校师生会合。3月,日军进犯吉县、乡宁,“民大”师生向黄河南岸转移。此间有四五百人北上前往延安,其余人到达宜川后,一分校和总校合并,设政治、军事两系,杜任之、杜心源分别兼任系主任;二分校2000余师生,誓死不过黄河,转战于大宁、永和一带。而阎锡山也在日记中回忆:“……各个击破计未成,三千学生男和女,暂渡北上再东行”,“伤病学生可西渡(黄河),其余一律不准过”,“三千学生一只舟,渡河未毕雨声稠。”[1]173

辗转迁移过程中,有师生去了延安,还有人由于不满聘书内容和丢失行李等因出走。到宜川后的几个月,“绝大部分的知名教授走了,很多的进步学生也走了,原先课程的内容已有所改变,自由开放的氛围也减弱了,民大已经开始改变统一战线的性质了”[2]。为了维持局面,阎锡山又请来一些教授,但一律改成教官,降低了这些人的地位和政治影响。这就是“民大”的分化阶段。到1938年秋,“民大”回到吉县南村,阎锡山着手对其进行整顿,此后学校规模较宜川又有缩小,“连唯一留下来的外来教授陈唯实也离开了”。由此可见，“民大”在教育资源和经费方面都遇到了特别大的困难。阎锡山对中共的提防之心不死,也极大限制了学校的自由氛围。他曾亲口对杜任之说:“不要书呆子气。现在来抗战,将来还不是要各干各的!我们怎能把学生训练成共产党!”[3]

那么此时山西抗战形势如何呢,全国抗战大局又如何呢?

其实,翻看抗战历史,当时山西和全国局势都不容乐观。晋省大部分(除少数山地外)已沦为日本占领区。1938年8月,日伪省公署成立,并建立了省—市—县—区—村成套的统治体系。距“民大”仅400公里的太原已沦陷将近一年,日军在这些地方建立了很多伪机构,涉及金融、教育、农牧等各行各业。但即使在太原失守后,军队并未放弃抵抗,15、17军转进于晋东南高平、阳城等地;14军、14军团等部转战翼城、沁水一带;晋绥军各部转进于晋西山地[4]，而晋南中条山区亦有十几万中国军队驻守。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作战,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更为重要的是,八路军挺进山西之后,不仅在正面战场积极驰援国军,还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交界建立了大大小小数十个抗日根据地,在敌后破坏日军补给和交通运输线,极大程度上牵制了日军的行动。

国民政府和阎锡山都将位于晋南的中条山阵地视为中国的“马奇诺防线”,日军也充分认识到此地的重要性。日军在侵占太原后的三年间,曾八次不同程度袭扰中条山,直至1941年5月爆发晋南会战(中条山战役)。

另一方面,中国军队和日军在当时抗战的大本营武汉激战正酣。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虽宣布将国都西迁重庆,然而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都留在了武汉。日本为了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尽快结束战争,悍然发动了武汉会战。同时日军还猛攻华南重镇广州,中国军队在华南战线面临极大压力。后来广州失陷，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国际物资补给来源,给全国抗战造成了恶劣影响。此时，再坚守武汉也已失去意义,中国军队遂主动撤出武汉。而日军虽按计划打通了南北交通线,但同时深感到战线拉得过长短期内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战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民大”就在这样的局势中进入了整顿时期。

二、《民大半月刊》对校园生活的反映

作为抗战阵营中的重要宣传平台,为了加大“民大”的宣传力度,介绍“民大”的立场和相关活动,1938年8月,《民大半月刊》杂志应运而生。其运行依仗“民大”内部的机构:编委会负责杂志的编辑,并成立半月刊社负责其出版和发行。半月刊每月5日和20日出版,每册售价1角,全年价格共2元,在全国各大书局出售并且依法呈请国民政府内政部登记。

杂志主要有“短评”和“民大动态”等栏目,尤其欢迎以下几种来稿:各地实际民运工作之经验;军队政治工作经验与教训;各行政区民族革命教育之进展与活动;各军政干部学校之进展与动态;作战经验与教训;各种事实的报告文学或素描。

“民大”通过该杂志积极宣传他们的主张。另外关于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半月刊也多有记录:民族革命室是“民大”师生课外活动的总枢纽,“民大”一切活动均由此机构发动。民族革命室实行委员会制度,设主席一人,下辖总务、文化和康乐三股,分别负责各项活动事宜(见表1)。

表1 民族革命室机构设置

“民大”学生作为革命干部的苗子,深知“身体就是革命的本钱”这个道理,他们都以强身健体为要务。每天早上五点钟,“大高部”的学生就开始了爬山练习。“这时残月挂在天边,群山如卧,除了步伐合拍的足步声以外,差不多每个人的呼吸声都可以听到。”

关于“民大”的日常饮食,当时的学生刘沧回忆道:“主食能够吃饱,副食非常缺乏,很少吃肉、蛋、豆制品等,每班每餐只有一碗菜叶盐水汤,沟深坡陡,取水困难,从没烧开水,吃饭时喝的是碱味的蒸锅水,出操打野外渴极了,只能到老乡家喝口冷水……当地群众为我们的生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5]

每周六晚上,学生们团坐山顶上,简易的晚会就在这样的场所进行。大家尽其所能:河南坠子、陕西梆子、山西南路戏、川腔、宁波小调……一时南腔北调,气氛达到高潮。最后,这样的晚会就在悲壮的救亡歌声中走向尾声。

除了日常内容外,为丰富学生课余生活,鼓励其战斗热情,学校经常举办讲演比赛。“讲演是革命行动的信号,是鼓舞群众情绪,激起群众感应的有效方式”,甚至可以看作政治工作的唯一动力[6]。1938年10月24日,“民大”再次举行全校讲演竞赛。三四百同学和老乡聚集在老君庙里,十二位讲演代表由抽签决定出场顺序。同学们先后以“保卫大武汉”“怎样在抗战中建国”和“怎样做一个民族革命的斗士”等题做了演讲。第一名是来自“大高部”第二队的周敬心,通过讲演,强调应该学习马德里的战斗经验来保卫大武汉。他认为相比于西班牙,我们拥有巩固的统一战线、有广大的敌后方游击队自卫队牵制敌人、有保卫南京徐州的宝贵经验、有更有利的国际条件,而且我们的敌人的力量不如西班牙叛军后台——德意法西斯,武汉地形较马德里更有利,这些有利因素都使我们保卫大武汉增加胜算[7]。其演讲思路清晰,陈词激昂,现场观众无人不热血沸腾。在抗战陷入困局的时期,这种情绪无疑会给大家很强的鼓舞。讲演第二名是来自“高中部”少年队的刘树功。他讲演的题目是“怎样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我们希望国共两党的同志,今后友爱的团结起来,消除私仇,抛弃成见。”同时,“国共两党以外的任何派别,民众团体,都得了解中国今日的抗战形势和统一战线的关系,使他们全到统一战线中来,共同推动抗日战争”。[8]这样的讲演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使大家经受一次民族革命教育。更为重要的是,在广州失陷,武汉弃守在即,局势如此不利,需要鼓舞大家坚持抗战的热情。事实上,“民大”还通过定期举行壁报比赛、公演话剧、歌咏比赛和卫生检查等活动来充实大家的精神生活。

“抗日的洪流,冲毁了各种不能配合着抗战的需要的陈朽制度……在这大转变的过程中,以前那种学校制度,教学和使用脱节,造就的学生和社会的需要相悖……”“民大”上课注重思想教育,但教员严重不足,造成教学进度太慢、学生印象不深等弊端。为了改进“民族革命教育”,“民大”还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随校教育研究班。研究班“既在训练实施抗战教育的干部”,并非每节课都由教授解答具体问题,而是每天集体讨论《民族革命教育教材大纲》。此举主要出于三个原因:首先,学生们来自全国各地,首要问题是教材的来源和处理,研究教材大纲是必要的准备工作。其次,学员的思想认识和知识水平相当复杂,“把个人良好的意见搜集整理起来,做未来教授的准绳,的确是不可少的事”。最后,当下全国还没有一套“供实施抗战教育的教材”,因此除了“民大”本身,学员们更希望能为各地的抗战教育工作提供一份经验和参考。这份教育大纲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门类(见表2)。

表2 民族革命教育教材大纲主要内容[9]46

这样一份大纲由小组起草会、报告会、讨论会和教育委员会审定等步骤生成。这次研究班让大家充分感受到集体力量的伟大,也充分体会到了在开展相关工作过程中,干部的带头作用也得到了突出体现[9]。

此外,半月刊上还时常有朝鲜籍革命者的声音。原来在后期的“民大”中,有朴进勋、崔英和尹澄宇等几位朝鲜籍教官任教,他们分别在这里教授日语和“民族自强”等课程。尹澄宇在半月刊上向大家介绍朝鲜义勇军的成立,表明朝鲜人民也在为自由而战。朝鲜义勇军是“国际义勇军参加中国抗战的先声,奠定了中韩民族合作的基础”。他进一步强调:“中韩两民族,在历史上地理上,有悠久密切的友谊关系;尤其是自半百年以来,这两个民族同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过着奴隶牛马的生活,所以中韩两民族,在其自己民族革命的斗争中,应该彼此帮助,为着打倒共同敌人而奋斗。”“朝鲜义勇军参加中国的抗战,不但是为了朝鲜民族的自由解放,同时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为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众的自由解放,为了保障全世界的和平。”他倡议:“对中国的抗战,不但给予精神上的同情和援助;同时希望给予积极的物质的援助。”他还呼吁更多国际军事人才和技术人员可以来华,组织国际义勇军参战,打击日本侵略者[10]。

1938年11月8日,太原沦陷一周年。作为山西省会、历史名城,太原早就有“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诚古今必争之地”这样的评价[11]。“然而在日寇的侵华战争中,他(太原)却被敌人的血手抓去了。从此,太原的市民,除了因生活条件所羁绊而未能离开外,大都坚毅地奔向另一个环境为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而斗争去了。”原先拥有15万居民的大城市,此时“连上浪人和妓女,总合计算不过两万人,这是一个怎样的对比!”更为糟糕的是,很多来不及内迁的近代工厂“都被敌人分别利用开工或把机器劫运走了”。

但是,作者分析敌人在太原城的统治其实相当脆弱:“我们常听到日寇或汉奸走狗们走不出城门,‘政令’在城里也难生效;相反的,我们的民众武装部队、抗战宣传者,却在城外大肆活跃,抗日政权、民众组织,却普遍了每个乡村,使敌人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所以作者认为:我们拥有进行持久战的条件和胜利的根据。最后,作者激愤地喊出“打回老家去,收复太原城”的壮语[12]。至今读来,仍能体会那个烽火年代中抗日志士的豪情。

除了关注山西前线的战事及沦陷区的形势外,半月刊还放眼全国抗战大局,甚至还积极关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1938年10月,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武汉、广州激战正酣,而武汉广州能否保住,若失守后抗战如何继续进行,成为亟待回答的问题,因为事关抗战军民的士气,更是决定抗战道路的大事。有人为保卫武汉出谋划策。粤汉作战处于不利局面,不免有人会思考粤汉失守之后,抗战之路该何去何从。“敌人要切断国际援助我国的路线,早已企图将武汉、广州、兰州三点攻据,并且把这三点联系以遂并吞整个中国的野心。这可以看作敌人局部的胜利,但绝不可看作我们全面的失败。”[13]

时事座谈是“民大”极富特色的集体活动。此前“民大”就曾以“张鼓峰事件原因经过与影响”和“德捷问题的新动向”为主题进行过座谈。1938年10月21日,广州失陷。这个消息对于“民大”师生来说又是一个精神打击。但他们没有因此消沉,而是专门举行时事座谈,剖析“广州失陷后的抗战形势”。秦丰川、杜任之、陈唯实、尹澄宇、崔英等教官出席。座谈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

首先是今后的抗战形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是由中日双方各自优缺点和长短处决定的。“现在日本进攻大武汉,是采取外线进攻战略,沿平汉路粤汉路及长江三线而大包围”,“我们却要顾及我们的弱点,利用我们的优点,采取消耗战略,在长江南北利用要塞,实行阻塞战术,渐打渐退,渐退渐打,就借这样的方式来消耗敌人”。关于广州的放弃,杜任之也认为不是无计划的,“而是要使敌人不能速战速决,我们相反的却保存了实力以图以后的反攻和决战”。

其次是日本进攻华南引起的英日态度问题。尹澄宇认为,张伯伦对捷克问题让步,助长了法西斯侵略气焰,给日本壮了胆;宇垣一成是一位亲英的“稳进派”分子,他最近的辞职也消除了日本法西斯内部的分歧。美国在华利益程度远不如英国,所以因中日战争的损失也大不如英国,而英国势力的很大比重都在华南地区。尹澄宇认为,英国虽然继续会和日本妥协下去,但另一方面,当英国吃亏到一定限度,他的态度必然会发生变化。

最后是关于如何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问题。杜任之就今后的外交政策、巩固抗日政权和打击汉奸以及经济方面的措置进行逐一分析。他认为：“日本若不是已到最后关头,他是不会不顾一切来对华猛攻的。尤其是不会轻易冒险来进攻华南,而与英国作正面的冲突;大量地使用毒瓦斯藐视国际公理和公道。”杜任之继而强调了未来抗战的艰苦性,“但不经过这一艰苦阶段,是不能锻炼出弱小民族解放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说到底,“只有巩固统一战线,发动民众,坚决抗战以取得英国态度的转变并巩固国际和平阵线”[14]。

总之,整顿时期的半月刊集中报道校园活动开展状况,当时粤汉前线战事正酣,半月刊对其亦十分关注,并分析实时战况,展望未来抗战道路。

三、余论

自1938年秋“民大”回到吉县后进入了整顿时期。虽然遇到资金与教员短缺、抗战形势艰难、校园民主氛围受限等诸多困难,师生们教学和战斗的生活也非常艰苦,而此时,阎锡山本人对于中共的提防也极大禁锢了校园里民主自由的氛围。但通过对当时校刊《民大半月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此时期“民大”的学生生活还是较为丰富充实的,不仅时常有文艺晚会、话剧公演,还定期就当下时事举行座谈和讲演竞赛,一方面丰富了广大师生的精神生活,在轻松的氛围中受到民族革命教育的熏陶;另一方面,更是对“民大”师生抗战热情的鼓动。“民大”师生们的抗战热情不减,学校在抗战宣传和民族革命教育建设等方面亦有建树,体现了较为顽强的革命性。

充分搜集利用散落各地有关“民大“的史料,利于全面理解民大的发展过程和实际办学情况,利于考察阎锡山“民族革命”具体实践措施,更利于山西抗战史研究内容的完善。

[参考文献]

[1] 阎锡山.阎锡山日记(1931—1950)[M].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二十日，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2] 杨茂林.山西抗战纪事: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830.

[3] 杜任之.民族革命大学建校概述[M]∥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5卷：第59辑.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9:1064.

[4] 陈长捷,韩伯琴.晋绥抗战[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5.

[5] 刘沧.民大二期学习漫记[M]∥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5卷：第59辑.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9:1094.

[6] 其泰.讲演竞赛的前前后后[J].民大半月刊,1938(6、7):46.

[7] 周敬心.要接受马德里的战斗经验来保卫我们的大武汉[J].民大半月刊,1938(6、7):51-52.

[8] 刘树功.怎样争取中华民族之解放[J].民大半月刊,1938(6、7):52-53.

[9] 杨灏.一个月的民大随校教育研究班[J].民大半月刊,1938(6、7)：49-51.

[10] 尹澄宇.论朝鲜义勇军的成立[J].民大半月刊,1938(6、7):38.

[11]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1806.

[12] 力抗.太原沦陷一周年[J].民大半月刊,1938(6、7):1-2.

[13] 张养田.放弃粤汉后的抗战前途[J].民大半月刊,1938(6、7):12.

[14] 广州失陷后的抗战形势[J].民大半月刊,1938(6、7):2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