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老年人幸福感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

许学华,麻丽丽,李 菲

(长治医学院，山西 长治 046000)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老年人群的比例逐年递增，城市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主观幸福感等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也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安康[1]。关于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中，多数研究是从某一角度或某一方面出发对老年人整体进行研究，如有研究指出社会关系对老年人幸福感产生影响[2]。本研究拟从客观和主观这两方面因素入手，着重研究城市老年人的幸福感。客观因素方面，本研究选取年龄、性别、居住地、子女数、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工作状态、月收入作为研究变量。主观因素方面，本研究选取感恩这一变量。由于心理学界积极心理学思潮的兴起，使人们开始关注人性中一些优秀的品质如感恩对个体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感恩是指一个人因了解他人的恩惠或帮助从而产生感激情绪，并积极回应，从而使自己获得积极经验或结果的一种人格特质[3]。作为一种积极的生活取向，感恩具有广泛的适应功能，国内外较多的研究表明，感恩可以预测个体的主观幸福感[4-8]，进一步的感恩实验干预研究[9]和纵向研究[10]表明，感恩与幸福感存在因果关系，感恩作为前因变量，增加感恩可增加个体的幸福感。而已有的关于感恩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所研究的群体多集中在大学生、中学生，在老年人群体中相关实证研究较少。

本研究采用感恩量表和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感量表对城市老年人的感恩倾向和幸福感状况进行测查，从主观、客观两方面探寻城市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证实老年人的感恩倾向对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以便为我国城市老年人的社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思路。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样本来自山西、山东、陕西、四川、云南、重庆、天津等地共300位城市老年人，要求被调查者意识清晰，有阅读能力或能与调查员有效沟通，无严重精神疾病、听力障碍并知情同意的≥60岁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剔除回答不全面、不符合标准的无效问卷，收回问卷284份，回收率达94.67%。

(二)方法

利用暑期实践活动的机会，安排心理学专业大三年级学生(统一经过测试前培训)在他们所在地随机抽取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进行访谈式调查，并向老年人说明调查的匿名性、自愿性原则。调查内容包括三项。(1)自行设计的一般情况调查表：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居住地、子女数、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工作状态、月收入等。(2)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感量表(MUNSH)，由Kozma编制,该量表主要适用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测查。量表由24个项目组成, 可分为正性体验(PE)和负性体验(NE)、正性情感(PA)和负性情感(NA)共4个分量表，总的幸福度=PA-NA+PE-NE。有关我国老年人的研究表明[11]，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中各维度及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11—0.823。(3)感恩量表(GQ-6)，是由McCullough、Emmons和Tsang所编制的一份自陈量表，共包含6 个题目，采用李克特5点式计分，量表得分越高代表感恩倾向越强烈。McCullough等的研究[3]指出，GQ-6 拥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在本研究中6个项目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73。

(三)统计分析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相关分析、线性回归分析等。

二、结果

(一) 一般情况

收回的有效问卷上284名老年人最大年龄87岁，最小年龄60岁，平均年龄(69.09±6.68)岁，其中男性146人，女性138人；婚姻状况为已婚有配偶的214人，丧偶的61人，离婚的8人，从未结婚的1人；在文化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文化者99人，初高中文凭者151人，大专及以上文化者34人；汉族277人，其他少数民族7人；月收入4000元以上的16人，3000—4000元的60人，2000—3000元的93人，1000—2000元的67人，1000元以下的48人；有稳定工作包括现已离退休者197人，无稳定工作者87人；独居者26人，非独居者258人。

(二)城市老年人对幸福感的理解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中，通过一道多选题“对于您来说，幸福是什么(可多选)？”来探讨城市老年人对幸福感的理解，经统计分析，80%以上城市老年人认为身体健康、儿女孝顺即为幸福(见图1)。

图1 城市老年人对幸福感的理解

关于城市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本研究设置了人口学变量如性别、年龄、子女数、文化程度、月收入、是否曾有稳定工作等。统计结果表明，只有月收入和是否曾有稳定工作两个变量对老年人的幸福感影响显著(见表1)。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老年人其幸福感得分显著低于收入月2000元以上的老年人；根据是否曾有稳定工作把老年人分为曾有稳定工作现已退休和不曾有稳定工作两类，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曾有稳定工作的城市老年人幸福感显著高于不曾有稳定工作的老年人。

表1 城市老年人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注：*P<0.05

(三) 城市老年人感恩与幸福感的关系

对城市老年人的感恩和幸福感两变量作相关分析，统计结果表明，感恩倾向与幸福感的正性情感、正性体验呈显著正相关，与负性情感、负性体验呈显著负相关，幸福感总分与其各因子及其各因子之间都有不同程度的显著正相关和负相关，相关系数见表2。进一步以感恩作为自变量，幸福感总分及4个因子作为因变量作简单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幸福感及4个因子对感恩的标准化回归系数β值t检验均显著，感恩变量解释总体幸福感变异的16.8%，解释正性情感(PA)变异的15.2%，解释负性情感(NA)变异的13.7%，解释正性体验(PE)变异的10.2%，解释负性体验(NE)变异的11.6%(见表3)。表明感恩作为预测变量，能够很好地预测城市老年人的幸福感。

三、讨论与结论

(一)城市老年人对幸福感的理解及影响因素

本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老年人大多认为幸福即是身体健康、儿女孝顺。进入晚年生活的老年人，对幸福感的理解有着不同于其他年龄段个体的独有特征。首先，身体机能的日趋下降是他们的危机感来源，如果儿女孝顺，在物质生活和医疗保健方面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托，也能够缓解他们的身体健康危机。在医疗技术还不十分发达及物质生活还不能完全保障的今天，老年人的幸福需求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看，仍停留在低级即生理和安全的需求层面。但从调查结果可看出，也有大致三分之一的老年人认为幸福是基于受到了家庭和社会的尊重、有丰富的文娱生活、能够继续发挥余热等属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这表明了城市老年人的幸福需求内涵在逐步丰富。

表2 城市老年人感恩与幸福感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注：**P<0.01，***P<0.00

表3 城市老年人感恩对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注：*P<0.05，***P<0.001

关于影响城市老年人幸福感的人口学因素，本研究结果表明主要为经济收入和是否曾有稳定工作，这和老年人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元分析研究结果[12]基本一致。在我国还未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今天，城市老年人的幸福感仍和经济挂钩，月收入2000元以上和(或)曾有稳定工作的城市老年人幸福感高于平均水平。因此，在提高老年人幸福感的策略上，似乎还需要从老年人物质生活及医药卫生保障入手。现国家大力推行的养老保险体制和医疗卫生保险制度为老年人幸福感的提升将发挥重大作用。

(二) 城市老年人感恩与幸福感的关系

在城市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中，本研究首先探讨了外部因素如收入、是否曾有稳定工作等对幸福感的影响，但外因具有不可控性、多变性等特点，最终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我们还要着重从内因即老年人本身的心理资本入手，来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已有研究总结[12]，影响老年人的内因有应对方式、人格特质、身心健康等变量，但少有研究涉及老年人的感恩倾向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老年人的感恩倾向对幸福感及其4个因子都有很好的解释力，能够较好地预测幸福感。根据感恩的拓延建构理论[13]，作为一种积极情绪，感恩可以产生行动的内驱力，既可以拓宽人们瞬时的思维—行动范畴，消除负面情绪，又能够建构个体陪伴其一生的心理、行为和社会资源，使个体有更高水平的认知和丰富的社会资源，有效提高个体的适应功能，并对整体生活给予积极的评价，对未来有积极的期待。曾有报道指出，美国的一位百岁老人谈起长寿秘诀就是早起一片“满足药”，晚睡一片“感恩药”。可见，拥有感恩的良好心态对老年人幸福感至关重要。而感恩水平是可以通过干预提升的，干预策略主要有感恩记录、感恩沉思和表达感恩行为等[14]。因此，研究城市老年人的感恩和幸福感的关系，为提升其幸福感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具有重要意义。这提示在城市老年人的社区健康教育中，可以把感恩主题纳入健康教育范畴，使其“心怀感恩，知足常乐”。

综上所述，多数城市老年人认为身体健康、儿女孝顺即为幸福。客观因素如月收入和是否曾有稳定工作等影响城市老年人幸福感，主观因素如感恩水平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幸福感。在城市老年人的社区健康教育中，应重视感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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