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海风景中的女性言说
——评《地理·文化·性别与审美——辽宁女作家创作与批评研究》

⊙安忆萱［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以东北女作家为代表的女性文学是地理学视域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建构的重镇之一。早在1946年，韦长明率先提出了“东北女性文学”的文学史概念，使东北女作家这一独具特色的文学劲旅浮出历史地表。在这片神奇的黑土地上，她们共同见证了东北文学的博大与宽容，也在这份慷慨的接纳中互诉衷肠。新时期以来，作为东北女性文学中的佼佼者，逐渐形成了以“辽海”为地标的文学风景，影响力遍及全国。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王春荣、吴玉杰等著的《地理·文化·性别与审美——辽宁女作家创作与批评研究》一书，是一本以“地理”为依托，以“女性文学”为研究对象，以“女性审美”为切入点的女性文学研究佳作。该书一方面在于运用了时下炙热的文化地理学与代际研究视角，将研究视域置于辽宁女作家的范畴，以此探讨辽宁这一方文学土地上的女性情怀；另一方面则在此基础上进行批评之批评，对辽宁女性文学研究进行了悉心而严肃的整合。在女性文学批评研究甚少的当下，该书对于女性文学批评自始至终的关注，无疑显示出了著者的良苦用心。这样看来，借该书纵观辽宁女作家与女批评家，一览辽海风景中的女性文学魅力未尝不可。

一、东北文化地理学的建构

《地理·文化·性别与审美——辽宁女作家创作与批评研究》以“地理”作为该书的关键词之一，以“东北”作为宏观的地理背景，进而将研究定位于辽宁女作家创作与批评，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呈现辽宁女性文学的独特之处。文化地理学有助于打破历史发展与社会空间之间的固化联系，在突出地域性研究价值的同时，增强了其在文学建构中的理论活力。正如当代历史理论家爱德华·W·苏贾所言：“在1980年……一种具有明显特色的后现代和批判的人文地理学正在形成”，它“重新将历史的创造和人文的构筑、构形结合在一起。从这种富有创造性的结合中正生出各种新的可能性”①。

该书著者在写作中有意识地贯穿并突出了文学地理学的视角。著者敏锐地看到：“‘东北女作家群’是以其自觉的‘本土化写作’意识及鲜明的东北地域特色为标志而形成的女作家群体。”②作为地域空间边缘的“东北”，不仅成为东北女作家文学创作的资源，更支撑了其文学风格的形成。“北极村”“额尔古纳河”“歇马山庄”“上塘”乃至“二人转”这些地理或文化坐标，无不带有东北的印记。更为重要的是，在地域空间边缘之外，著者进而发现了东北女作家身份的边缘性。“她们既有地域空间的边缘性，更有性别身份的边缘性，文化审美对象化的边缘性。”性别身份与文化审美对象化的边缘性源于地域空间的边缘性，成为地域空间边缘性的拓展与延伸。因东北女作家的多重边缘意识，“草根情怀”“底层叙事”与“民间立场”成为她们特殊的精神内核。在文化地理学的视角下，著者力图实现的是东北女性文学研究的层层深入，旨在直击东北女作家文学创作的本质。可以说，文学与地理学的创造性结合在该书中得到了生动呈现。

二、辽宁女作家创作的代际观照

在对辽宁女作家创作进行探讨时，该书著者始终潜存着一种或明或隐的代际意识。即在整体观照之余，对辽宁女作家进行代际划分，使得该书暗含了一条动态的关涉辽宁女作家文学创作的主线。这种动态的发展与比较意识首先鲜明地体现为宏观的“老东北”与“新东北”概念的提出。在“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历史规律面前，“老东北”与“新东北”概念的提出具有必然性。著者以线性时间为划分依据，将“老东北”指向萧红乃至草明、陈学昭、白朗等现代启蒙者，而迟子建、马秋芬、素素等当代女作家则归于“新东北”的概念中。同时，著者不局限于单纯的时间意义，而是致力于挖掘“新/老”概念背后的美学转变。“‘老东北’女作家笔下呈现的是‘冻土’文化蕴含的激情与诗意”，“新东北”女作家“怀着对‘温情化’的向往回归田园，表现出对已经转暖的东北大地深深的敬仰，以一种‘温情化’的书写体现出对和谐美的追求”。从“生死场”到“北极光”，从“小团圆媳妇”到“亲亲土豆”，同是青睐于东北大地的文学书写，却出现了由铿锵苦难到诗意抒情的叙事变化，自觉的文化寻根意识与地域特色成为当代新东北女作家的共同追求。同时，著者也不忘对“老东北”与“新东北”女作家创作进行适宜整合：“新老女作家对大东北这块黑土地始终怀着赤子之恋，视黑土地为她们的‘生身之地’‘文化之根’，无论她们生活在‘中心’还是‘边陲’，无论南下还是北上，魂牵梦萦大东北，书写大东北既是她们文本的表层叙事结构，也是她们永恒的心灵之声。”以代际视角关注东北女性文学的发展，不仅为东北女性文学的历时性考察奠定了基础，也为当代东北女性文学的共时性比较提供了新的思路。

此外，这种代际意识还体现于著者对辽宁女作家的选取标准。这种探讨直观地体现在小说创作的述评之中。著者以“60后”“70后”“80后”为分类依据，将辽宁女作家皮皮、苏兰朵、鲍尔金娜分归于下，同时分别贯之以“女性写作的‘生活方式’与孤独体验”“灵魂直击与‘冰火交融之美’”“青春文学的写作激情与生命成长”等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学命名。在辽宁女性诗歌创作和儿童文学创作中，这种代际划分意识同样存在。这不仅标志着辽宁女作家各具差异的身份认同，更为重要的是表明了辽宁女作家文学队伍梯层的健康态势。这使得该书既开拓了辽宁女作家创作研究的视域，又实现了辽宁女作家整体风貌与个别特色的融合。

三、文学批评意识的贯穿

对女性文学批评的关注也成为《地理·文化·性别与审美——辽宁女作家创作与批评研究》一书的写作特色。中国女性文学批评以西方女性主义为理论根源，在形成之初就自觉地承载了中国女性的文学创作，时至今日，已逐渐由理论的探索建构期，走向理论的实践深化期。辽宁女性文学批评与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发展大致同步，但它同时具备了自身的独到之处。正如书中所言：“坚持女性文学批评的文化立场，同时对女性文学和女性文化现象做文化审美阐释，这是辽宁女性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辽宁女性文学批评以文化批评为主导，包含了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批评、空间批评等多种批评方法，逐步形成了以“地域性、性别性、学科性、多维性”为特点的理论体系。

此外，需要提及的是，该书在探讨辽宁女性文学批评的过程中，自觉地将立足点放在了批评的主体（即“辽宁女性批评家”）之上。在列举辽宁批评家主体的同时，根据女性批评家各自的研究特点进行了恰当的分类或总结，试图进行“批评之批评”的尝试，凝构了辽宁女性文学批评“凝重、先锋、个性化”的整体特征。辽宁女性批评家同中有异，具有各自的研究重点与学术追求，尤以大连大学著名女性学专家李小江和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教授季红真为代表。在对李小江“妇女口述史”研究的批评中，著者对李小江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她的那份清晰的学科意识，使她的学术研究始终处于前沿地位，她是当代妇女运动和辽宁女性文学批评的先锋。”这便在辽宁乃至当代女性研究的范围中对李小江做出了极大肯定。季红真作为东北“移民”，以萧红研究为重点，同时兼及当下女性作家批评，“极为重视个体价值的历史性呈现，对女性主体的确立成为她基本的女性批评研究思路”，始终保持开放的批评态度。该书多次提及季红真的“人文立场”，准确地捕捉到了季红真的批评特点。

独立的批评意识贯穿全书。该书总体上根据文体进行分类，在女性小说、女性散文、女性儿童文学的文体框架下分设文体批评一节，结合文体创作特点对各文体进行总结，如“辽宁女性批评家的小说批评”“非女性化的女性散文批评”“诗人诗评：辽宁女诗人群像素描”“马力：辽宁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高原”等，使该书逻辑清晰，层次感强。同时，著者坚持以辩证的眼光看待辽宁女性文学批评的现状，将“批评之批评”发展为“批评之批判”。著者跳出辽宁女性文学批评的局限，将辽宁女性文学批评与全国女性文学批评进行比对，在肯定之外指出当下辽宁女性文学批评的缺陷，坚守着学术批评的客观性。其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缺乏”：缺乏锐气、缺乏交流、缺乏自信，著者以此全面地概括了辽宁女性文学批评的困境。这种批评缺陷，不仅具有针对性，同时也为当下的文学批评提供了借鉴。

《地理·文化·性别与审美——辽宁女作家创作与批评研究》是一部系统研究辽宁女性文学的奠基性作品，其鲜明的文化地理学视角，潜在的代际研究观照以及始终坚守的独立批评意识，使得辽宁女性文学能够以严谨、新鲜、客观的样态呈现于读者面前，也使读者能够全面地了解辽宁女性文学研究的现状。作为首部当代辽宁女作家创作与批评研究的学术著作，尽管该书还存在着诸如作家作品研究不够深入、语言风格欠缺统一等问题，但著者所做的开创性努力依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① 〔美〕爱德华·W·苏贾 ：《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页。

② 王春荣、吴玉杰等：《地理·文化·性别与审美——辽宁女作家创作与批评研究》，春风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