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菲利普·罗斯20世纪70年代作品对美国社会的讽刺与批判

⊙苗晶［临沂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临沂 276000］

当代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于美国时间2018年5月22日去世。罗斯是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成长于“二战”之后的作家群中的一员。和他同时代的“30后”作家包括托妮·莫里森、E.L.多克托罗、科马克·麦卡锡、唐·德里罗、托马斯·品钦、乔伊丝·卡萝尔·欧茨等。在这些美国当代文学的领跑者中，罗斯不是跑在最前面的，却是坚持最长久的；罗斯也不是最有天赋的，却是对运用自己的天赋最为坚守的。尤其是在1969年《波特诺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出版后，因为作品对犹太人生活的“过分”描写激起了美国犹太人的愤怒，所以从普通民众、作家同道到文学评论家都对罗斯进行指责和声讨。罗斯说：“波特诺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种爆破，写完《波特诺的怨诉》之后我没有完成自己的爆破。”陷入写作困境中的罗斯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开始放眼美国社会，寻找开拓新的参考领域。罗斯没有把自己从政治和社会现象中抽离开，像塞林格那样成为隐士，也没有如马拉默德那样成为人道主义者，而是成了非常有活力、精力充沛的美国“现世”作家。

罗斯20世纪70年代的主要作品除了《乳房》（The Breast，1972）、《我作为男人的一生》（My Life as a Man，1974），《欲望教授》（The Professor of Desire，1977）这些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品之外，还有一些关注美国大众文化、政治和体育的批判讽刺性小说，包括《广播》（On the Air，1970），《我们这一伙》（Our Gang，1971）和《伟大的美国小说》（The Great American Novel，1973）。这三部小说在国内介绍和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主要关注这三部作品，尤其是三部小说分别聚焦广播、政治和体育等群体性事件，揭示出美国20世纪70年代大众文化的娱乐化和商业性、政治生活的腐败以及棒球运动所隐含的美国梦的虚幻，可见罗斯创作的转向和多种尝试。

《广播》虽然是一个短篇，并且几乎很少被评论界所提到，但是其重要性不可忽视。这部短篇小说是罗斯在20世纪70年代一系列小说的开始：罗斯从关注美国犹太人的生存转向了书写美国现实和美国神话；《我们这一伙》则扩展了罗斯小说的边界，从家庭生活扩展到社会、政治等多个领域。正如小说题目所示，不是某个人而是一伙人，是美国的社会现象或者问题，例如美国总统、军队、童子军、媒体、棒球、写作历史、美国梦等，作家“批判了美国发动越南战争时期的社会价值观念”。罗斯艺术方式的选择并非犹太式的，而是“将自己置于美国喜剧狂欢化传统中”；在《伟大的美国小说》中，罗斯揭露了神秘和具有英雄主义伟大传统的棒球运动的腐败，颠覆了“美国梦”的崇高地位，将真实的美国历史和反历史（counter-history）结合在了一起。有评论者指出“研究罗斯20世纪70年代的作品可以平衡小说的混乱无序和文学传统的关系”。

一、滑稽模仿美国大众文化

《广播》是罗斯1970年发表在《新美国评论》（New American Review）杂志上的一部短篇小说。在这部作品中，“罗斯从封闭的犹太意识和令人眩晕的美国性角度书写疏离”。他的美国题材小说不如犹太小说那么有趣，并且缺乏想象力，但是这两种书写是紧密相关的：“罗斯并不是毫无征兆地从反映犹太家庭内部矛盾的波特诺的怨诉突然转向美国文学中的尼克松腐败案的。”小说的题名直接体现了小说的主题：广播。故事主要围绕主人公弥尔顿·李普曼（Milton Lippman）展开：他在战时是机智的侦察兵，退伍后是个皮鞋销售商，但是不太成功，着迷于“娱乐圈”（show biz）。他每天都听广播，非常相信广播的力量。李普曼被电台的一个号称能够回答听众所有问题的“精神导师”——一个白人主持激怒了。李普曼认为既然有白人的精神导师，那么还应该有一个为犹太人解决所有问题的精神导师。他想到应该让爱因斯坦作为犹太人的精神导师来当电台主持。李普曼还自封为“爱因斯坦脱口秀”的代理商，要向这个满怀敌意的世界宣布：天才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但是他给爱因斯坦写了三封信都没有回音。于是他决定带着全家踏上寻找爱因斯坦的旅途：从纽约到普林斯顿去见爱因斯坦。他想，即使见不到爱因斯坦本人，至少还可以让他的儿子瞥一眼爱因斯坦家的房子。于是，他们全家开启了一段玄妙的旅程。在仅有一天的旅途中，李普曼和妻儿却经历了一系列冒险的故事，而这些情节呼应着美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的广播剧，戏仿了美国警匪广播剧：时而有坏人要陷害李普曼的儿子，时而又发生激烈的枪战，而子弹从李普曼的鼻头飞过，射中了一个警察。就在这时，广播员的声音传来，提醒观众节目到此结束，请明天继续收听。原来这是广播剧中的广播剧，讲述的是沃德·史密斯（Word Smith）创作的小说。

在李普曼眼中，美国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娱乐场，“如果世界变成了娱乐场怎样？你能理解我吗？假如，我只是说假如！”小说反映了大众文化的不真实，美国社会的商业化和低俗化，传递出美国人对传统严肃话语的反感。希特勒、罗马教皇、墨索里尼、罗斯福夫人这些人物竟然也出现在李普曼的游乐场中。他让这些人在他的黑色闹剧中分别扮演暴力、反犹主义等残酷和谦卑的角色，“全力表演的他们成为一出完美的情景喜剧的受害者！适合他的犹太广播网”。小说用戏谑反讽的语言，用喜剧的方式梳理美国的社会问题，这个世界像娱乐真人秀一样变得越来越疯狂。李普曼说：“但是我并不感到惭愧！我也不会感到惭愧！我是个天才的侦察兵！我必须要用锐眼识破骗人的花招和奇怪的事情！平常人不会注意发生在周围的不寻常的事情，直到有人给她们指点出来。这就是我所做的，我也没什么可惭愧的。机智的侦察兵就是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他不是事情的始作俑者，而只是指出事情的存在！”

罗斯曾在随笔《书写美国小说》中列举了发生在美国的一起谋杀案是如何在大众媒介的介入下从人间悲剧演变成了商业化的表演广告的，其中的荒诞情节堪比小说：双胞胎女孩被谋杀本是人间悲剧，但是在美国大众文化背景中却变得不那么真实，即使是女孩们的母亲在流行媒介将现实转化为作秀商业时也变得无能为力，甚至做起了商品代言人。罗斯认为当代美国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几乎超越了小说虚构的能力，他没有办法展现文化的疯狂和被扭曲的不可思议的价值观念。现实每天都超出人们的想象，他发觉自己已经被远远地抛出了现实。罗斯认为：“对写作者来说，他感觉到自己生活的国家那么不真实……存在严重的隔阂和阻碍。”

罗斯曾说美国的20世纪60年代是“祛神的年代”。这个时期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而国内学生反战运动以及总统肯尼迪被杀等大事件使得罗斯和同时代的美国人一样从美国梦的美好幻想中醒悟过来，开始与美国文化保持疏离。他们是美国历史上在大众文化宣传中长大的一代青年人，突然发现以前无可指责的一切现在却变成了亵渎上帝；以前想象的不可毁灭的、不可渗透的、在美国生活中最习以为常的、最自然的东西，一夜之间都扭曲崩溃了。尤其是对美国的犹太移民来说，美国社会更是光怪陆离、不可理解。以前的希望之地、自由之邦，和平得体的自由主义者的民族，如今却变得扭曲。因此罗斯的《我们这一伙》和《伟大的美国小说》的主题似乎也变得扭曲，超越了个人的想象。如果现实足够离奇，那么小说肯定倾向于荒谬。正如罗斯所说：“20世纪中期的美国小说家全力以赴要去理解美国现实……现实总是超越我们的能力，文化几乎每天都会抛出令小说家嫉妒的角色。”罗斯将道德的愤怒转化为喜剧的艺术，用漫画、讽刺、滑稽和其他的喜剧手段作为他对美国经验攻击的策略。

二、讽刺揭露美国政治

美国的政治是美国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最有力的保障。对外，美国政府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大陆优势以及政治策略将自己置于战争之外；对内，美国政府“从政治思想上框定美国人，认同美国也就是认同其基本信条，成为一个美国人就意味着接受和认同美国的社会、政治价值观与制度”。因为美国与欧洲不同，“美国人没有一个共同的曾经生活在一起的地域，也没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和语言，他们所有的共同的东西只有思想”。因此美国国家认同的核心是与国家及其社会、政治相关的自由、平等的观念和信条。虽然罗斯在20世纪70年代的创作中似乎有意淡化了犹太性，强化了美国性，但是犹太性的细节却始终存在着。这个时期的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犹太人物，如塔诺波尔、凯普什等，可见罗斯的美国身份探寻并没有令他完全脱离犹太民族身份，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从这样的混合角度出发去发现美国，定会有独特的认识。犹太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他们在欧洲大陆经历了无数次的民族灾难，“二战”的大屠杀更是犹太民族至今不能忘却的创伤。而几乎处于同一时期，跨越大西洋的美国成为犹太人最安全的栖息地，这里没有屠杀，犹太人起码的生存权利得到了保护。

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国内的政治局势也瞬息万变，甚至荒诞离奇，这些都加剧了罗斯与美国社会的疏离感。罗斯在20世纪70年代的作品也“加强了对政治的嘲讽，最初的动力来源只有一个词——尼克松”。尼克松是美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总统。他在政时期，由于越南战争与水门事件等，最终导致美国公众对政府失去了原有的信任。在怀疑质疑声中，美国公众发现了更加离奇的政治图景。那些被广泛宣传并早已经深入人心的词语，如胜利、爱国、正义等都被剥去了神圣的外衣，取而代之的是贪婪、恐惧和种族主义。当政治黑幕终于被披露，自由、平等的美国信念随之坍塌，不被约束的政治权利似乎随时都能被修改甚至重写。因此《我们这一伙》作为政治讽刺小说非常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成为对“祛魅年代”的记录。罗斯曾说过：“总的说来，讽刺、处理那些持久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它的喜剧感召力还是在于对当时形势的利用。即便是读另一个时代最好的讽刺文章，也不会像同时代读者在阅读中所能感受到的快乐或愤怒。”

《我们这一伙》讽刺尼克松政府，发表在“水门事件”和对尼克松的弹劾之前，足以看出罗斯的政治敏锐性和预见性。“罗斯显示了自己作为美国社会政治观察家的敏锐。”他的作品像是一幅漫画，以想象和虚幻的变形来夸张展现美国政治的离奇，而不像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那样把人物固定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物理空间。有评论家认为这些作品不是小说，不是讽刺剧，也不是寓言，而是“实验性作品”。作品虚构了一个叫崔奇·迪克松的美国总统，围绕着他的执政观念描述了五个场景：崔奇因为倡导“保护未出生的生命权利”，即反对堕胎的政治态度，展开了与难缠的民众的对话；崔奇召开记者招待会，展示并维护自己的政治形象；他秘密内阁的会议；他的政治顾问、精神顾问、法律顾问等的建议；他发表著名的告国民演说“在丹麦有些东西正在腐败”。罗斯善于运用英语语言的讽刺技巧，从总统名字的选择上可见一斑：崔奇（Tricky）从字面意义上就有狡猾的、诡计多端的含义，而Dixon更是与Nixon一音之差，可见罗斯直接把讽刺的矛头指向当时执政的尼克松政府，针砭时弊。罗斯对美国的政治深感焦虑不安，并大胆揭露美国政界最高层的政治“秀”的欺诈行为。小说讽刺的锋芒通过当时尼克松政府在堕胎问题和越战问题道德立场上的前后矛盾展开。罗斯对尼克松政府的反讽式描写更像是一场荒诞的游戏，同时也表明了罗斯具有足够的智慧、技巧和勇气，能对真实的事件，尤其是政治事件做这样趣味十足的书写。

罗斯开始尝试书写美国社会光怪离奇的现实、美国人民乐观的信仰和现实观的灰飞烟灭。他看到美国的现实已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于是找到适当的方式，通过反讽的滑稽讽刺，或者黑色幽默的文学手段，将具有压迫性的现实转化为虚构的小说。罗斯的家庭和许多中下层美国犹太人一样，都是满怀着激情支持富兰克林时代的美国的。童年时期的罗斯在战时基本上都是全心全意奉行爱国主义，并支持美国的战争的；在麦卡锡时代，罗斯参加了支持斯蒂文森夫妇的游行；20世纪50年代还参加了朝鲜战争；而在20世纪70年代，罗斯和所有美国当代人一样，从幻想中醒悟过来。受到宣传蛊惑的年轻一代被迫成熟了起来，那些“自认为美国本质内的坚不可摧的、不能改变的品质瞬间破碎倒塌了”。

三、解构美国棒球神话

棒球运动是美国的“国家娱乐”，也是美国梦的标志，享有至高无上的象征地位和文化意义。棒球强调集体性和对抗性，是集智慧和勇敢、趣味与协作于一体的集体运动。同时棒球强调个人智慧与才能，必须讲究战略战术。每个人都有作为掌控者的机会，需要给予新人包容和鼓励。值得注意的是棒球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竞赛运动，也不是大众发泄生活压力或是打发时间的娱乐，而是享有其他运动无法比拟的崇高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重要性。尽管棒球运动崛起于都市文化之中，但美国社会却一直通过田园牧歌的虚构形象和基调理解棒球运动。棒球运动宽广的球场、绿油油的郊外草坪和温暖的阳光，都透露出田园牧歌的景致。棒球俨然成了梦幻般的纯真年代和美好时光的代表，成了建构美国社会归属感的“棒球神话”和“美国梦”重要的实践场域。众所周知，美国是典型的多元移民国家，移民大都面临文化适应和文化冲突等问题，而棒球运动在美国社会中扮演着凝聚美国移民社会分歧认同的重要力量。棒球作为体育运动和公众话语成为美国现代生活的象征。将美国棒球文化置放在较为宽广的历史和文化的脉络中，能够阐释美国社会共同的信仰、象征以及仪式。著名的运动作家富勒顿（Fuertn）曾说：“棒球，就我看来，乃系美国化最强大的单一力量。没有其他比赛能像它一样，如此彻底地灌输运动精神或公平竞争的理念。”同时，棒球神话早已渗入大众文化的表达中，很多美国文艺创作都是围绕棒球进行的，甚至还有专门的棒球文学分类，例如马拉默德、马克·哈里斯、罗伯特·库佛等都曾写过棒球题材的作品，只不过他们都不是强调喜剧性，而是揭示即使在伊甸园中也有灾难、死亡。罗斯的小说却与众不同，他在《伟大的美国小说》中展现了围绕着棒球、文学等神话的可能性。

《伟大的美国小说》仅从小说命名上看似乎是关于美国小说的，也的确可见罗斯对“伟大的美国小说”这一文学传统的反讽。美国评论家德佛瑞斯特曾这样解释“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具体内涵：“一部描述美国生活的长篇小说，它的描绘如此广阔真实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美国人都不得不承认它似乎再现了自己所知道的某种东西。”尽管这个定义有些模糊也比较宽泛，并且美国作家也没有人公开宣布自己创作的就是伟大的美国小说，但是它已然成为美国文学界一个重要的概念和文学传统。这本小说就是以美国的棒球运动为题材的小说，棒球是现代美国人生活的象征。小说由退休的著名体育专栏作家沃德·史密斯（Word Smith）来讲述，他习惯押头韵，是美国几任总统的密友和发言撰写人，已经87岁了，退休在家。他有一个痛苦的故事要讲，他决定不顾公众的嘲弄和反对要讲出来，而且要写成“伟大的美国小说”，可以和麦尔维尔·霍桑、马克·吐温、海明威等并举。史密斯讲述了棒球球员们的荒淫无度，讲述了道德的堕落和共产主义的颠覆等荒诞的故事，以至于无人相信。根据史密斯的回忆，美国不是有两个而是有三个主要的棒球队：全国棒球联盟、美国棒球联盟，还有被人遗忘的爱国者联盟。他要恢复国家对这只消失的棒球队的记忆。史密斯认为这支球队由于腐败堕落，以至于在“二战”结束之前就消失了。而政府、媒体和公众都加入了这个球队消失的阴谋中，他们删除有关运动员的信息、书籍、报纸卷宗等。罗斯的这部棒球小说颠覆了“美国梦”的崇高地位，将真实的美国历史和反历史（counter-history）结合在一起，虚虚实实之间令人反思。

美国文学和棒球运动都是塑造美国梦的重要媒介。如果说“伟大的美国小说”是精神上的美国形象，那么棒球运动则是现实中具体可感的美国梦。罗斯巧妙地将两者并置在一起，使得两者之间形成不协调的对抗关系。他将“伟大的美国娱乐”和“伟大的美国小说”当作一种神话来加以讥诮揶揄，从而解构了美国梦。罗斯自己也曾将文学与棒球媲美，他说：“我上了大学后，开始认识文学，我发现了可以与文学审美的吸引力相提并论的感情氛围，那就是棒球，它的专业知识和传奇性、它的简单的规则和多变的策略、它的枯燥无味和强烈的激情、它的空间感、它的紧张气氛、它的独特的沉闷、它的英雄、它的微妙之处、它的神秘性，就是我童年时期的文学。”棒球运动是强调集体性、对抗性的球类运动项目，被誉为“竞技与智慧的结合”。棒球运动在美国长盛不衰，成了美国上自总统下至百姓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见棒球运动在美国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他也强调我们是多么容易被现实所困惑，我们是如何在游戏中通过计算分数来塑造国家张力和奋斗的。在他笔下体育运动具有“严肃或者深刻性”，罗斯激烈地、狂野地、反常地攻击国家最值得尊敬的职能部门和信念。其悲剧的结尾帮助形成了“反历史”运动，出现了“反神话”。

罗斯所关注的不是创作“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小说家，也不是那些名噪一时的棒球明星，他所关注的是美国传统或者说是美国本身，他书写的是一种创造力的、讽刺的、好笑的悲伤，其中有社会的真实和国家的狂热导致的伪善，以及建立在专业的棒球之上的胜利和失败、爱国主义和偏执狂、偏见和粗鲁、虚伪和贪婪。不仅针对国家机构和体育比赛，而且针对美国梦——这显示出了罗斯的文学野心。

罗斯在其20世纪70年代的作品中，对美国历史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观察更为仔细，表现更加戏剧化及夸张，具有浓厚的讽刺氛围，不过这个时期，他的小说在艺术上还处于探索阶段。直到二十四年之后，罗斯推出了更为厚重、更为清醒、更具现实主义风格的“美国三部曲”《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1997）、《我嫁给了共产党人》（I married a Communist，1998）、《人性的污秽》（The Human Stain，2000），对美国身份、“美国梦”进行了更为彻底的解构，以更为宏大的角度嘲讽、揭示了美国繁荣景象下的腐朽。“美国三部曲”所涉及的历史背景更为复杂，反思更具深度，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的、流行文化的元素，具有更广泛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