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后期士风与抒情小赋的演变

⊙田永胜［北方民族大学， 银川 750021］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有汉一代，辞赋领骚。研究汉赋，离不开社会政治与学术思想两个方面的考察。但是具体到二者对汉赋的影响这一问题上，却往往分而论之，很难全面地解释政治与学术两者共同作为文学的思想、现实背景是通过什么媒介产生作用的，因此士风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士风是指一个时期士人的整体精神风貌或士人心态，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明显的嬗变性。研究士风，是为了更深一层地探讨文学演变的原因。因为文为心声、辞以情发，文学作为精神创造的产物，与作者当下的心理状态密不可分，一时期的士风往往深刻地影响着文学创作，士风也自然寓于文学作品中。从汉初的骚体赋到西汉盛世的散体大赋，赋作汪洋恣肆、辞采华茂，足见其时士人的高蹈扬厉、浪漫积极。迄至东汉，世态浑浊，士风多异，抒情小赋这一文学样式也在东汉应运而生，并在东汉中后期蓬勃发展、蔚然大观。

一、抒情小赋产生的时代因素

西汉初期，郡国并存，“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使得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陆贾作《新语》，敢为帝王师；贾谊因“颇通百家之书”，被文帝召以为博士。汉初的士人张扬有为，透露着强烈的事功精神。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一统的盛世气象也日渐显现，这时期明经通术和德行贤良成为士人晋身仕途的选拔标准。许多经术之士进入政治体制后，他们不仅想着据经劝上，而且要行教化之治，其时士人以最大的热情，投身于向往的盛世和美政之中。故而这时期的散体大赋写得汪洋恣肆、浪漫瑰丽，极富润色鸿业之章，纵有讽劝之意，也只是劝百讽一，逞才显能的华丽辞藻屡见不鲜。光武受命，开创东汉。太学生出身的刘秀，“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他对文德之治的倡导，对经学的重视，直接影响了东汉初期的士风，呈现出严谨整饬而彬彬儒雅的局面。

到了东汉中后期，宦官与外戚争权执政，“党锢之祸”叠起，士人饱受压抑，作为学术思想的经学也已病入膏肓。《后汉书·儒林列传》载：“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道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执也。”此时的士人，更多的是对混乱政局的忧虑和不满，对自己身世和命运的感慨，对自己精神情感的关切。朝政日腐，散体大赋的繁复体制与歌颂精神已不再适应文人的内心需求。“物不得其平则鸣”，所以短小精悍、情思细腻的抒情小赋就应运而生了。

关于抒情小赋，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曾评价说：“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抒情小赋既吸收了汉初骚体赋强烈的抒情性，又改变了散体大赋散句单行的句法，明显趋于对偶齐整，语言则清新俊丽又深邃冷峻，张衡的《归田赋》可谓肇其端。从张衡到蔡邕，抒情小赋也从确立到兴盛，在赋作的创作主旨、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等方面都与此前的赋作有了较大差别。

二、从颐情乐志的士风看抒情小赋有感而发的创作主旨

西汉士人汲汲功名，欲“建大功于天下”“垂大名于万世”。自汉高祖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到主父偃的“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都鲜明地体现出西汉张扬进取、渴望衣锦还乡的士风。西汉盛世的散体大赋多描写国家的物产风貌与皇室的礼仪威德。虽有讽喻，但收效甚微。如“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侈丽闳衍之词，无益于劝诫之旨，反有助于淫糜之思，铺陈夸饰之语流露出润色鸿业之感。

东汉中后期的士人深感政治的衰颓，人生的艰难，开始将更多的心力转向颐情乐志，转向《诗》《书》与山林田园。《后汉书·梁竦传》曰：“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如其不然，闲居可以养志，《诗》《书》足以自娱。”黑暗的政治环境难以给德才之人提供封侯拜相的机遇，却总使士人战战兢兢。东汉中后期的士人普遍缺少了西汉士人蹈厉奋发的昂扬情怀，抒情小赋里也鲜有散体大赋的歌功颂德了，更多的则是有感而发。蔡邕在《青衣赋》中写道：“金生砂砾，珠出蚌泥。叹兹窈窕，产于卑微。”“宜作夫人，为众女师。伊何尔命，在此贱微！”他有感于明珠暗投、德貌俱佳、色艺双馨的女子却出身寒微，埋没青衣，似有同病相怜之感，顿生怜爱。“非彼牛女，隔于河维。思尔念尔，惄焉且饥。”我俩并非牛郎星与织女星，却也被“天河”无情阻隔。思念着你，让我忧思伤痛。蔡邕以细腻的笔触、真挚的言辞，追叙了自己亲历的一段恋情，寄托了对出身卑微但端庄秀丽的青衣婢女的爱慕思念。全篇文辞清丽、情感深挚，乃作者深切思念，有感而发之作。

三、从隐逸不仕的士风看抒情小赋批判现实的创作内容

处在空前盛世的西汉士人常表现出蹈厉奋发的昂扬情怀，在散体大赋创作中，如司马相如《上林赋》写上林之广：“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于西坡。”士人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表达着他们对所处时代的自豪之感，热情地铺陈着同时代的山川广博。在东汉，却有士人对朝廷和州郡的征辟屡聘不至，或为尚气节，重名誉；或因看淡官场，喜爱林泉。道家所追求的独立自由、全身远祸和清静无为的思想在这时又重新焕发活力，注入士人的身心。如周勰，“时梁冀贵盛，被其征命者，莫敢不应，唯勰前后三辟，竟不能屈……常隐处窜身，慕老聃清静”。一代文宗蔡邕，也“闲居玩古，不交当世”。“纯素寡欲”的家学渊源熏陶了蔡邕清静恬淡之性，故而在藏匿江海十余载期间亦自得其所。面对东汉中后期黑暗动荡的社会环境，士人在抒情小赋里批判现实，发出深深的愤懑与感叹。蔡邕在《述行赋》里写道：“贵宠煽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及。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榖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权贵们的横征暴敛、贪图享乐与老百姓们的饥寒交迫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样在赵壹的《刺世疾邪赋》里，我们更能看到：“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诌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邪夫显进，直士幽藏”这样不公的社会现状，给予正直士人沉重的打击。而“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依门边”，发出的俨然已是对黑暗现实的无奈与彻底失望。两篇抒情小赋里描绘的再不是盛世的广博巨丽之美，而是衰世的黑暗浑浊之态，透露出关心民瘼和深深的批判现实之意。

四、从尚节自守的士风看抒情小赋知命通脱的思想情感

《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西汉士人为了追求利禄而读经，助长了士人崇尚“禄利”的社会风气。此时的士人“低嘿不敢言”“阿意取容幸”。太平盛世，诸侯臣服，帝王恩泽百姓，贤与不肖区别未显。对士人来说既有成为治世能臣之机缘，也有不能功成名就之感叹。所以董仲舒在《士不遇赋》里写道：“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屈意从人，非吾徒矣。”司马迁《悲士不遇赋》也讲“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赋作里充溢着感性的伤感。

到了东汉中后期，“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由于不满于外戚和宦官的奸佞专权，东汉中后期的士人们相互标榜，砥砺名声，不与奸佞的权贵们往来勾结，呈现出尚节自守的士风。此时的士人对人生充满着理性的精神，在抒情小赋里常抒发以知命为解脱的人生感悟。蔡邕在《述行赋》里写道：“无亮采以匡世兮，亦何为乎此畿？甘衡门以宁神兮，咏都人而思归。”赵壹在《刺世疾邪赋》里更是发出“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的感慨与知命解脱。

五、从人格觉醒的士风看抒情小赋平实晓畅而深邃冷峻的艺术追求

经学思想贯穿有汉一代，随着王朝的衰败才逐渐式微。在西汉盛世和东汉前期都是经学氛围正隆之时，其时的士人们依经艺，守家法，重传承。士人受经学熏陶后的学者气息在汉赋创作中的语言和风格上都有鲜明的体现。如扬雄《甘泉赋》：“洪台崛其独出兮，㮹北极之嶟嶟。列宿乃施于上荣兮，日月才经于柍桭。”写洪台之高，与北斗等齐，与明月相谐，令人赞叹。可以说西汉的散体大赋大多写得汪洋恣肆、铺张扬厉，在语言上也是辞藻富赡，尽显华美巨丽。

东汉中后期士人自我意识逐渐觉醒，道家思想和隐逸观念又重焕生机。蔡邕《释诲》里说：“变诈乖诡，以合时宜，……是故天地否闭，圣哲潜形。”他讲到尧舜时的安宁社会就是在“智者骋诈，辩者驰说”的世风下败坏的，而那些抱朴守静、淡泊守道之士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与散体大赋夸张繁复、华美巨丽的语言相比，抒情小赋要平实晓畅、精心细致得多，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在对事物的描摹上，都显得平和而真实。又因转向抒情，题材也趋日常化和世俗化。如蔡邕《弹琴赋》：“然后哀声既发，秘弄乃开。左手抑扬，右手徘徊。抵掌反覆，抑案藏摧。……尔乃间关九弦，出入律吕，屈伸低昂，十指如雨。”他在对琴曲演奏的描绘时，凭着眼睛和耳朵的感觉去描绘自己的审视对象，所以对琴师、琴音都描写得穷形尽相。蔡邕《蝉赋》：“白露凄其夜降，秋风肃以晨兴。声嘶嗌以沮败，体枯燥以冰凝。虽期运之固然，独潜类乎太阴。”寥寥数笔，托物言志，语言清丽，笔致委曲而饶有情趣。与汉代散体大赋铺张扬厉的风格相比，抒情小赋常有的却是“深邃冷峻”之词。蔡邕《霖雨赋》写道：“夫何季秋之淫雨兮，既弥日而成霖。瞻玄云之晻晻兮，听长霤之淋淋。中宵夜而叹息，起饰带而抚琴。”作者写其秋夜听雨，辗转难眠，于是披衣起床，抚琴遣怀。惆怅之情溢于言表，写得冷峻清新。

士风影响着文学，文学里渗透着士风。西汉时期，空前的大一统盛世让士人积极入世，以经学或文学入仕者有之，攀附权势者亦有之，总体上呈现出高蹈扬厉，渴望衣锦还乡的士风。所以其时的散体大赋大多写得铺张豪气、华美巨丽，广博繁复的辞藻透露出热情自豪、润色鸿业之感，当然随之而来的也有悲士不遇，未能功成名就之叹。到了东汉中后期，宦官专权、经学衰落，导致朝政日腐、社会昏暗。士人们个体意识逐渐觉醒，面对腐朽的政治环境和艰难的人生，他们选择了尚节自守、颐情乐志，甚至隐逸不仕、笑傲林泉，应运而生的抒情小赋成了他们表情言志的场所，借文学作品来浇心中块垒是古代文人的一个传统和标志。这时期的抒情小赋不同于此前的骚体赋和散体大赋，在创作主旨上多是有感而发，写得平实晓畅、感情真切又深邃冷峻，多数赋作流露出知命解脱和批判现实之意。此外，东汉抒情小赋在题材、艺术手法等方面对魏晋抒情小赋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具备个体觉醒和抒情浓厚的东汉抒情小赋正是魏晋文学自觉时代的开端。应当说，东汉抒情小赋上承“诗骚”、散体大赋，下启魏晋骈赋，在文学史上有着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