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花缘》旅行叙事论

⊙陈不染 纪兰香［嘉兴学院文法学院， 浙江 嘉兴 314000］

唐宏峰在其所著《旅行的现代性》一书中，按照旅行者的行迹范围将晚清小说中的旅行叙事分为“社会之旅、城市之旅与乌托邦之旅”三类。首刊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的长篇小说《镜花缘》虽非晚清之作，但其前半部所叙的唐敖、多九公一众海外周游情节，也属于“乌托邦之旅”，作者通过对途经三十余国家的夸张描绘，从正反两面构筑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国。

“旅行叙事”是《镜花缘》主要行文方式，李汝珍以旅行者的感官体验为叙事聚焦，旅途中的具体见闻是叙事的内容主体。该书并未以线性时间为线索的叙事推进方式，而是借诡谲奇异的空间转换来完成章节之间自然的衔接与连缀。正是在这样主观性与客观性兼而有之的叙事中，一个真幻交织、虚实难辨的乌托邦超现实空间被片砖片瓦地构筑起来。

一、旅行者角色：失意的出游人

书中的第一主人公唐敖是一个典型的失落书生，由于种种因缘，他屡屡落榜，仕途多舛。几番起伏后，唐敖“终日思思想想，遂有弃绝红尘之意”，放弃科举转而将心思放置到游历海外。孙佳讯先生认为，《镜花缘》中的唐敖，有些地方是作者自况。李汝珍一生历经三朝，三次科举不第，“欲济无舟楫”之感促使其跟随舅兄出海。

因此这个与作者本人人生经历颇为相似的封建文人唐敖一出场，其形象所附着的失意、受挫特质就暗示了后文即将展开的游历从始至终的消极性。

唐敖的失意人生决定了他的出行不是鲁滨孙式积极主动的猎奇与探险，而是被逼仄的现实空间挤压后无可奈何的被迫选择。这段旅途从一开始就是在以看似主动的“出行”来对抗现实人生中一无所成的静态窘境。艾泽欧—阿荷拉在其文章《旅游驱动力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一种新的综合》中曾提出“逃逸因子”和“追求因子”的概念，认为旅游的驱动力一方面来自个人想要摆脱外界环境、人际关系的欲望，另一方面来自个人想通过一个新的环境旅游获得某种心理上的回报这种企图。唐敖在受到梦境之指引、现实惨状之压迫后，选择了对现实的背离与逃逸。虽在第七回中受梦中老者的指引，给了唐敖一个使飘零外洋的十二名花“俾归福地”“寻善缘”的由头，但这段出游的消极色彩是不可掩饰的底色，寻归仙花与寻访妻舅无非是增添雅趣和人情味的催化剂，唐敖生出的断绝红尘之心才是启动这段旅途的真正动机。动机的消极性暗示了这段旅途的轨迹并不会向古典文学中传统的“大团圆”结局行去，纵使唐敖一路上见识的三十余个国家中有其褒赞向往的“理想国”，如谦和淡泊的君子国与礼义和谐的轩辕国等，但他终究只会是一个背包客、途径者，不会在任何一个国家久栖甚至定居。

唐敖“旅行者”的独特身份，也为故事添了几分孤清之意。行路中，唐敖屡次受所遇之人托付，恳求他将漂泊海外之人（多为少女与幼儿）携带回乡，如第十三回中良氏拜托唐敖“携带母子得归故乡，不致做了海外饿殍”。而唐敖多以“我们各处卖货，归期迟早未定”婉拒。旅行者身份意味着漂泊与动荡，行路人自当身无负重、心无赘余，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所有的相逢皆是如露如电，短暂缥缈。旅行者的自我定位还注定了唐敖在一点点地远离人际羁绊，唐敖与他人之间的人际密集网络正在疏松与解构。起初，唐敖从众生簇拥的凡尘跳脱出来，只与多九公、林之洋等零星几人同乘一船，驶向异域别境。“船离岸”的意象本身，就带有自我孤立的意味。人是陆生与聚居的生物，从陆地上乘船脱离而出，就是将自我从充满群体安全感的熙攘社会圈中独立出来；接着，随着旅途的行进，唐敖一行一路走，一路遇到新的人，但所遇之人数量的增加并未使唐敖生出“回归人群”“回归正常人际社会”的心思，恰恰相反，唐敖最终选择一人离群，孤身遁入小蓬莱。他首先从“众”的拥挤俗世中出走，最终孑然一人，以达到天人合一之境，归入自然。

可以说，唐敖正在“出走——游历——离尘”的过程中，一步步完成了“旅行者”角色的过渡与转化：从“游山玩水的旅行者”，到“寻仙访道的旅行者”，最终到“俗世凡尘的旅行者”（也即俗世凡尘的“过客”）——大千世界的一切，于他真正成了途经的浮云与流水。

二、旅途见闻：寄寓政治褒贬

《镜花缘》对《山海经》记载的借鉴是极为明显的，他或是照搬国名，或是在《山海经》简短阐述的基础上扩写、改写，融入其自身的想象，将古人荒诞幻想世界的版图进一步扩大。

唐敖一行，途经奇邦异国三十多个，这些国家从正反两面反映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大人国的人人向善、君子国的淡泊名利、轩辕国的礼义备至、女儿国的人人平等，是作者心向往之的；两面国的虚伪多面、毛民国的悭吝小气、结胸国的好逸恶劳，是作者所讥嘲鄙薄的。

然而，无论是偏爱的还是轻蔑的国家，作者所持的傲慢心态都是一致的，即作为“中华邦国”的来客，唐敖一行人自视清高，对异域诸国居高临下，窥伺欲望和猎奇心思之中皆带有轻视之意。事实上，这正是明清时期主流文化对边缘文化的俯视态度的具体表现。即使是在虚幻色彩极浓的超现实世界里，“陆地本位”（“中国本位”）的思想依然存在，海外诸国是“异域”，是中华文明的受观照者，是作为“他者”被观看的。《镜花缘》第十一回、第十六回中，均有海上各国对来自“天朝上邦”的唐敖一行人态度极为尊重、敬仰的表现。此外，写到黑齿国时有“向遵天朝之例，也以诗赋取士”的说法，可见在作者心中，海外文化是受中华文化熏陶与影响的。

当然，李汝珍并非是“中国本位”的绝对支持者，他亦在旅途见闻中悄然发出另一种截然的声音：海外也有先进的文明，甚至其文明先进的程度，比起一向自视甚高的中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如“西海第一大邦”轩辕国。这种难得的思想内蕴正是李汝珍超越时代局限性的体现，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与修复了大部分篇章中恃“中”而骄、藐视他者的态度的不足与狭隘，让《镜花缘》冲出圈地自傲的封闭空间，不再囿于中土陆地社会，而是怀着见贤思齐的谦和态度将视线投向海洋天地，显露出了“放眼看世界”的幼嫩雏形，全书格局也因此而境界阔达高拔起来。

三、旅行的象征意蕴：从哪里来与到哪里去

《镜花缘》虽未以“游记”命名，但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即唐敖出游的篇章，皆是采取游记叙事模式。而恰恰是“镜花缘”之题暗示了此书中的“游”，比起《西游记》的“游”更有一种镜花水月的虚妄感。游走情节的设置必有目的性，即为何而走，这是游走的动因。正如吴晓都在《“旅途”或“道路”在文学中的意义》所述，道路或旅途在改变主人公命运的同时，它们自身在整个文学中也获得了巨大的象征意义。换言之，道路在作品里不仅仅是主人公活动的背景，而且它本身也具有超结构的意义。作家在描写“旅途”的过程中，常常将写实和寓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唐敖在旅途的背景中活动，读者很容易在同其一起游历的旅行中，借由行动言语等描写观测到他的心灵轨迹的起伏变化。出发时他也许还对尘世存有最后一丝留恋，这场旅途还可能最终连成一个完满的圆，然而最后石碑上留的“谢绝尘世”之笔断然拒绝了这种回归的可能。他的旅途没有遵循“出走——旅行——回归”的经典三段式游历模式，没有将圆的最后一笔补满，而是留下那个空缺，他就这样无声地消失在小蓬莱，消失在人世间。

这种出去了就不再回到原地的旅途，打破了传统环形结构的出游模式，拒绝了完满的圆，造就一个世俗意义上的“缺憾”，这种决绝姿态的悲凉意味更甚。但是到底，这段旅途是唐敖自己的旅途，出发是被迫的，最终皈依何处，他要自己抉择。他彻底成为“人间的旅行者”，偌大尘寰成为他的暂住、寄居、暂游之处，四海皆家，亦皆非家。

总之，“旅行叙事”成为《镜花缘》的主要行文方式，作者以旅行者的感官体验为叙事聚焦，以旅途中的具体见闻为叙事的主体内容，在这样主观性与客观性兼而有之的叙事中，一个真幻交织、虚实难辨的异域空间被片砖片瓦地构筑起来，作者揶揄世风、讽刺世象、创造理想社会图景的意图也在旅行叙事中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