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说《黑犬》中的现代性困惑

⊙殷如筠［中山大学， 广州 510275］

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1948—）是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曾获毛姆奖、布克奖、史密斯文学奖等重要奖项，其早期作品《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床笫之间》《只爱陌生人》等多以暴力、凶杀、乱伦和性爱为主题，注重表现个体隐秘的内心世界，虽然笔触隐晦，却有深及人心阴暗的力量，一度被西方评论界称为“恐怖伊恩”。自《时间中的孩子》这部作品后，麦克尤恩的创作开始引入历史和社会维度，《无辜者》《黑犬》《甜牙》以及最为著名的《赎罪》都涉及对战争中人性的反思，《阿姆斯特丹》《追日》《儿童法案》则对人物所处的社会的某个专业领域加以表现……这一创作变化被评论界认为是一次“伦理转向（ethical turn）”。

小说《黑犬》就是麦克尤恩“伦理转向”之后的代表作之一。目前，有关《黑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小说中对“二战”期间的大屠杀事件进行的文学侧写，小说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虚构性再现无疑是为了引起人们对历史的再反思。麦克尤恩在《黑犬》中通过叙述者视角，展现了现代社会中个体存在与社会历史之间矛盾和紧张的关系，这一关系是整部作品的核心，对这一状况的思考就是对现代性的反思。一方面，人们身处启蒙之后的祛魅社会中，理性被推上了至高的位置，以历史进步为目标的文明乐观主义占据了历史主流；另一方面，工业文明的发展使人逐渐脱离了对自然的依赖状态，主体性获得了有利地位，自然被客体化，成为被征服的对象。然而在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这样的惨痛历史现实时，现代性的黑暗面暴露无遗，个体的伦理立场也暴露了其脆弱和空洞的底色，面对历史，究竟是应该继续坚信理性主义的光明未来，还是退回到宗教神秘主义的道德堡垒中，麦克尤恩没有给出回答，给读者留下了极大的思考空间。

一、自我持存与主体性的失落

《黑犬》以回溯的方式，在充分展开男女主角琼与伯纳德面对残酷的历史真相时采取的神秘主义和理性主义立场分歧之前，对他们在战时的经历进行了交代，这段经历显得十分平凡而又波澜不惊，却潜藏着历史中人性脆弱的根源。

琼和伯纳德在“二战”结束前一年相遇，琼是英方一个反纳粹德国侵略组织的口译员，伯纳德则从事着一份与情报部门相关的文职工作。在麦克尤恩的笔下，男女主人公体面的工作使得他们从未直面战争的残酷，更加没有对这场战争的性质以及它的未来有过深入的思考，甚至仍可以周末回家看望父母、影院幽会和周日旅行。他们既在历史之中，又在历史之外，在战争中过着缺乏历史责任感的生活，甚至可以说，麦克尤恩用不动声色的暗讽笔法将他们的战时经历描绘成带有浪漫主义情调的冒险经历。当然，这种轻快的战时经历终究唤起了琼和伯纳德内心深处的某种负罪感，因此，为了给自己安逸度过战争作小小赎罪，二人决定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包扎站从事志愿者工作。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是，这份工作既不是用悲剧色彩的心理创伤，也不是用英勇牺牲的荣耀去抹平这份小小的“负罪感”，他们感受到的是被忽略的个体、办公室政治、伤员的疼痛和哭泣、食物配给不足、求爱骚扰、盗用公款的丑闻……琐碎的不满与尴尬成为琼和伯纳德对这场战争的主要体验。作者没有直接写出却让读者能够体会到的是，在特定的物质条件与阶层基础上，二人始终与现实、与战乱的外界脱离联系的心理状态，也就是一种封闭的、孤独的自我持存状态。

从个体的心理和伦理角度上分析，这暗示了麦克尤恩对人性“平庸之恶”的根源的思考。作为一部主要从战后视角来思考二战的作品，《黑犬》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伦理问题是当代人在面对大屠杀历史事件时所表现出的冷漠和麻木不仁。正如叙述者杰里米参观集中营时感到的那样：“我们在这里自由地走动，就像从前集中营的司令官或是他的政治领导人所做的一样，四处看来看去，心里对出去的路很清楚，并且完全确定下一顿饭正等待着我们。”①冷漠和麻木之所以存在，是由对他者生存境遇的不关心造成的。Lynn Wells在研究麦克尤恩的专著lan McEwan（2010） 中，运用列维纳斯伦理学思想中的“他者哲学”，认为麦克尤恩笔下的人物总是无法认可自己对他人存在着责任，他们常常因为选择了自我利益忽略他人需要而遭遇了恶果②，这是与“平庸之恶”同质的道德状况。在汉娜·阿伦特所撰写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邪恶之强制性报告》中，她用“不阴险，也不凶横”来描述审判席上的大屠杀的主要策划和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他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杀人凶手，显得彬彬有礼、泰然自若。艾希曼为自己辩护时，认为“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转动的作用罢了”，他的所作所为既不违反“国家法律”，又是服从军队纪律的结果。汉娜·阿伦特认为这就是“平庸之恶”的体现——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默认体制的不道德甚至反人类的行为，对此不作任何思考和质疑，一味地服从，对他者的境遇冷漠而麻木。

如果我们超越个体的伦理道德层面，进入社会历史维度进一步探求体制的根源就会发现，琼和伯纳德历史感的缺乏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出的主体性自我持存状况是与现代性的后果密切相关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中提出，现代启蒙通过强调理性的运用使得主体性觉醒，自然被客体化和对象化，发展出了具有独立性的工具理性，反作用于人自身，使得主体性成为理性体制的从属。“个人把自己设定为一个物，一种统计因素，或是一种成败。他的标准就是自我持存，即是否成功地适应他职业的客观性以及与之相应的行为模式”③，社会对个体的需求通过内在化的手段变成了主体的自我需求，自我持存则表现为不惜任何代价对社会不公的适应能力，“随着支配自然的力量一步步地增长，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在同步增长”，而在其中真正的主体性却没落了。麦克尤恩的高超之处在于，他选择在没有实际战争罪行的人物身上进行历史反思，这一对没有充分认识到战争实质的夫妇并不缺乏伦理道德意识，他们没有明显的性格缺陷和道德缺失，反而和大多数人一样，有知识、有同情心、有着基本的善恶观念，然而他们的历史存在感却是薄弱的，是不堪一击的，他们不是没有责任感，而是建立在物化基础上的主体性自我持存的冲动超越了对历史进行整体感知和思考的需求。但战时的这些经历最终让他们付出了自我迷失的代价，困扰于历史中个人主体性的失落状况中。

战后，在法国的乡间小路上，琼想的是怎样恢复和平静此前的自己：“她寻思着自己的各种身份，去怂恿自己享受眼前的风景并继续前行：一个和自己的丈夫相亲相爱、即将成为母亲的女人，一个社会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一个富有同情理性、毫无迷信思想的人，正在与自己专长相联系的国家里徒步旅行，为战争时期的漫长岁月和在意大利数周的枯燥时光做一番弥补，在面对英国、职责和冬天之前，抓住这最后一段无忧无虑的假期。”④

这是一段没有历史感的战后体验和内心独白，琼这时还没有受到“黑犬事件”的触动，她的感受是主体在历史中缺场的表达。而在“黑犬事件”后，琼与伯纳德分道扬镳，她对伯纳德所信仰的社会总体变革可能性的质疑以及对实现人类整体幸福的嘲笑则是充满现代性意味的，是战后非理性主义思想普遍蔓延的个体表现。

二、神秘主义信仰的迷雾

如上所述，小说中琼和伯纳德的战时经历作为一种历史主体性失落的情境，为战后二人在遭遇“黑犬事件”后的分道扬镳作了重要的铺垫。琼在与伯纳德乡间旅行的路上独自遭遇了两条黑犬，在惊险逃生之后，村长向琼和伯纳德讲述了盖世太保训练黑犬蹂躏妇女的事情，但一旁的奥里亚克夫人却愤怒地指出这种讲述带来的是二次伤害，村里人在盖世太保实施恶行时没有对受害者施以援手，而是无动于衷，加重了受害者的耻辱。这次经历使得本就想要脱离共产主义宏大的政治理想、回归到个人平凡幸福中的琼对人性的信仰彻底崩塌，相信自己遭遇了“邪恶”，在逃生的过程中发生了“神迹”，“发现了上帝”，最终选择相信非理性的神秘主义以获得内心的平静。

值得注意的是，琼虽然有诸多神秘主义言论，相信神秘力量的存在，小说自始至终并未指出她与任何教派、组织有往来，她所秉持的神秘理念也不是来自宗教派别中的教义。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人类发展历史上的宗教存在自始至终不能等同于各种教义本身，它是一种社会组织和结构形式，只是在这种组织形式中，精神性的追求替代了世俗功利主义成为终极的目标。琼的这种神秘主义信仰毋宁说是出于否定理性的需要而发展出的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个人主义并不与人的自然存在同时出现，而是历史的产物，在西方思想史上，它与宗教改革密切相关。英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指出，18世纪德国的虔敬派作为路德教的一支，推崇人和上帝之间的个别关系，强调个体的精神生活，是当时的人们试图为遭受欺凌和苦难的人带来安慰和救赎的路径。“当通往人类自我完善的自然之径被堵塞时，人们便会逃向自我，建立一个外在厄运无法侵入的内心世界。”⑤这样的状况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琼在面对大屠杀造成的苦难以及难以理解的人性邪恶之时，便是转向了这样的个人主义，用神秘主义的思想来救赎内心。它与宗教精神有着极为深入的关联，却又并不等同于社会现实中的宗教存在。

琼把自己所追求的境界叫作“上帝”“爱的灵魂”“自我”“基督”或者“自然的法则”，是一种“爱的治愈力量”，与如何通过神秘主义路径来建立主体性相比，她更多的是表达对借助理性主义建立的外部世界的组织性的强烈排斥，并且认为社会的改良、对工人阶级的关心都是痴心妄想，理性的社会工程并不能把人们从残忍和痛苦中解放出来，应该追求通过个人内心世界的改变，最终“以一种无法规划、无法预见的方式来改造我们的社会，让它不受任何一个组织或是任何一套理念的控制”⑥。琼对外部世界组织性和统一性的排斥、对总体性的政治目标的质疑，代表了“二战”以后人们对启蒙运动以来迅猛发展的理性主义真理性的重大质疑。历史上，启蒙理性兴起的18世纪曾是自然科学大放异彩的时期，而琼的批判对象伯纳德正是一个昆虫学家，这一设计明显并非作者的偶然之笔。伯纳德曾发现了一只非常美丽而珍稀的红蜻蜓，想要捕杀做成标本以供科学研究，却遭到了琼的激烈反对，认为这是对生命的残害，伯纳德辩解说昆虫的数量是庞大的，讨论个体没有任何意义。琼因而批判伯纳德的政治立场之虚假：“你根本不爱工人阶级！”她认为吸引伯纳德从事政治工作的不是人类之间的兄弟情义，而是对人类的高效组织和管理。某种程度上，琼对理性主义的怀疑抓住了西方现代性的病症所在，《启蒙辩证法》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人们通过巫术或宗教确证的是当下的神圣性、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现代科学却终结了这一情形，代之以普遍的可替换性。科学对物种类别的划分，使得其对象僵化，“万物同一性的代价就是万物不能与自身认同。启蒙消除了旧的不平等与不公正——即绝对的君王统治，但同时又在普遍的中介中，在所有存在于其他存在的关联中，使这种不平等长驻永存”⑦。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伯纳德正是从“黑犬事件”中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作为一个工作机器的局限：“他的眼光放得再远，也只能局限于战争的目的、胜利、统计出来的死亡人数、毁坏造成的损失还有战后的重建工作。所有独特个体的死亡，所有那些随之而来、同样独特的个人的悲恸哀伤，在重大会议、新闻标题和浩瀚历史中都不会占有一席之地，只能悄悄地退却到斯人已逝的空荡家园、清冷寂寞的家庭厨房、无人相伴的爱情小床和永伴余生的痛苦回望之中。”⑧

这不得不说是伯纳德对琼的质问的正面反思。“黑犬事件”之后伯纳德已经从一种天真的理性主义状态中觉醒，他在见证柏林墙倒塌之后，跟杰里米谈论时表示，乌托邦的特点即是为了获得人类的和平、公正、幸福而不惜一切代价，用数千人的死亡去换取百万人的幸福——而这样的所谓“理性主义”何尝不是一种恐怖主义？

从遍布整篇小说的琼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来看，这是作者麦克尤恩通过人物的视角表达自己对启蒙理性的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让人们对理性失去了信心，而非理性主义的神秘信仰又是否能通向光明的未来呢？麦克尤恩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而是书写了好几处颇具神秘主义色彩的情节：其一是琼曾预言杀害那只蜻蜓会给她和伯纳德即将出世的孩子带来诅咒，而詹妮正是生来有六指；其二是在柏林伯纳德因为要去阻止新纳粹光头党攻击举红旗的土耳其人而险遭暴打，一个姑娘救了他，伯纳德强烈地感觉这是去世的琼在保护他；第三件事是杰里米在旧居一片漆黑中想要伸手开电闸时感受到当时已死去的琼的存在，并选择了点蜡烛，发现没去碰的把手上有一只大蝎子。也许这些神秘现象正是麦克尤恩对现代社会中人们行走在理性与非理性边缘的生存状态的隐喻，在他看来，即使宗教神秘主义并不能真正实现对人性迷失的救赎，它对于理性主义的强大规制性力量也会发挥一定的抵消作用。

三、理性主义的未来

在琼看来，伯纳德一直秉持的改造社会的共产主义理想无疑是理性主义的化身，其所诉诸的任何政治信念和实践都是虚妄的。而在早年琼和伯纳德初相识时，二人都曾经是共产党员，共同的理想信念是二人爱情的基石之一，二人后来先后退党。小说从二人初相识直至分道扬镳的叙述中，处处牵涉到共产主义信仰，这里存在一个不太明显的问题是，《黑犬》主要关注的历史事件是“二战”与大屠杀，麦克尤恩为什么以此种贯穿首尾的方式讨论共产主义？虽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作为现代性的产物之一，在小说《黑犬》所涉及的年代里，对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无疑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但我们认为麦克尤恩笔下的“共产主义”只是现代性困惑的一个载体，他更像是在借用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疑惑来表达对个体存在与社会总体进步之间关系的疑惑。

梳理整部小说中琼对待共产主义的态度，从一开始在闲聊嬉笑中谈论共产主义，并把共产主义混杂于对乡村的热情和对异性的兴趣中；到战争刚结束时，确信自己想要温馨的家庭和孩子，认为“宇宙根本不在乎无产阶级的命运”；直至最终退党转入宗教神秘主义，琼始终在质疑“我们不能解放自己，进入现实中，相反，我们居然还在想着怎么把别人解放出来”。在琼的视野中，个体是自然的而非历史的产物，“社会”和“他人”始终是外在物，个体的幸福才是可感可见的。而马克思说过：“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可见，琼从未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者，她早期的入党经历只是将政治抱负当成幼稚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的寄托。也正是因为个体被视作“非历史”的，琼才会不断地陷入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对立的漩涡。她对理性主义和人类进步乌托邦的质疑是带有现代性的自反特征的，但其质疑的方式却是非历史性的。

小说中，伯纳德一直在用一种十分单纯的态度坚信政治进步可以改良社会，使大多数人获得幸福，琼的自我麻痹和不作为则是一种自我欺骗。然而最终在“黑犬事件”中获知纳粹可怕的非人行径后，在一系列社会主义运动低潮事件的冲击下，经历了对共产主义信念的捍卫、动摇和彷徨，伯纳德最终防线崩溃，加入了工党，放弃了“单纯”的乌托邦理想。可以说，使得伯纳德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的是直接性的事实带来的打击。关于这种思想状态，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说过：“对于直接性来说，任何真正的变化都必然表现为某种不可把握的东西；对于直接性的意识形态来说，不可否认的变化的事实都表现为灾难。”“历史现实性本身只能在复杂的中介过程中才能被达到、被认识和被描述。”⑨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于达到对社会总体的认识，任何不加以中介的直观都会使人陷入更深的物化状态中。伯纳德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分道扬镳正是由于他在政治认识上的直观与不成熟。

伴随着琼和伯纳德的信仰动摇过程，作者越来越明显地询问和质疑着实现人类整体幸福这一现代性目标的虚妄性，这一困惑贯穿了整部小说。在琼的思想中表现为集体主义与寻求个人幸福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宏观目标背后理性主义的盲目自大；在伯纳德的经历中则体现为对官僚主义的失望情绪，他曾经认为：“这些愿望主意都是好的，问题是错误的人在掌权。”然而改换党派和温和改良并不意味着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们不得不认为，从客观上来看，与对大屠杀事件的情节性聚焦相比，《黑犬》中描绘的“共产主义”形象始终停留在概念表面，停留在简化的政治诉求中，没有深入到政治哲学的内在理论中，这正是小说所反思的理性主义的一种简化模式。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性之所以没有在琼和伯纳德的思想中扎根，根本原因在于其主体性与历史和政治实践的分离。卢卡奇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时，强调克服主客体的分裂，要从阶级意识上达到世界观与实践的统一。小说中停留在“让世界更美好”的乌托邦理念上的共产主义脱离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伯纳德和琼的政治生涯也完全是一种缺乏历史主体性的政治生涯。

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说：“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并通过这一过程）被建构起来的。”麦克尤恩的《黑犬》就是一部通过历史来反思现代性的佳作。国外研究者认为，麦克尤恩运用了后现代的“历史”概念，通过展示叙述带有的不可避免的选择性强调了历史的主观性，他不仅赞同个体历史叙事的必要性，而且还用对应的叙事手段对自冷战结束以来无处不在的非历史的批判立场提出了挑战。这正是因为，人们对待历史和思考历史的方式不仅关乎过去，更关乎未来。任何诉诸总体的历史观背后总是存留着感性的困惑。总体看来，麦克尤恩没有给《黑犬》中主角的精神挣扎和困惑指出一个明确的未来路径，却展开了这样一种思考：关怀个体的存在状况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社会历史的前进既残酷无情而又无法观照到每一个个体的幸福，无力感和强烈的怀疑主义必将笼罩着每一个人，面对这段历史，一部分人选择非理性的批判，一部分人则继续相信理性的未来。不论是哪种选择，我们知道，在合上这本书的小说之外，经历过反思的现代性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黑犬》通过个体的历史体验向现代性提出的疑问，更有待在现实中寻求解答。

①④⑥⑧ 〔英〕伊恩·麦克尤恩：《黑犬》，郭国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页，第179页，第225页，第214页。

② Wells， Lynn. Ian McEwan，Palgrave MacMillan. 2010：15.

③⑦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第9页。

⑤ 〔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3页。

⑨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