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都市之困到自然之归
——论曹禺《日出》潜藏的自然情结

⊙张衡［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州 510006］

曹禺的四幕话剧《日出》于1936年6至9月在《文季月刊》连载发表，同年11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部用了不到三个月创作而成的剧本，与《雷雨》《原野》被认为是曹禺戏剧的三部代表作。当时一英国学者称：“《日出》在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是最有力的一部。它可以毫无羞愧地与易卜生和高尔斯华绥的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立。”①八十余年来，关于《日出》的评价亦都呈现出多元的态势。评论者通常认为，在这部剧作中，曹禺极具讽刺地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半殖民地背景下大都市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景象，批判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丑恶社会现象，揭露了阶级的不平等和底层人民的悲哀，同时对剧中交际花陈白露持否定批判的态度，认为她是罪恶资本主义世界的“寄生虫”，其腐朽、堕落的人生态度更是不堪。抛去旧有观点，本文尝试在文本细读中重新审视《日出》，通过作家无意识中流露出的写作倾向，探讨以下几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作家到底对陈白露持何种评价态度，为什么在她的身上不止一次透露出孩子气？在话剧的各色人物中，作者为什么花很大笔墨去对黄省三这类都市“小人物”的家庭进行描写，“好人”黄省三身上又存在哪些非善因素？剧本开头的八段“引言”有何深意？《日出》的主角和主题究竟指向何方？

一、“疲倦”与“天真”：陈白露人物形象的矛盾

《日出》的故事场景发生在繁华都市，而陈白露无疑是《日出》中最耀眼的角色——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交际花，整部剧作的人物、情节均是围绕她一一串联开来。有论者称：“陈白露和章秋柳一样，困于小资产阶级妇女的本性（或曰“习惯”），不会选择这条布满荆棘的险径，而又不愿同‘丑恶的生活圈子’完全同流合污。她抱着旧的生活习惯不放，成了时代的落伍者。”②“从陈白露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被旧社会所腐蚀而最终所吞噬的女性形象，看到了女性的异化，一种人性堕落为动物性的异化。”③尽管以往评论界对陈白露的部分评价呈现出负面倾向，但是朱栋霖认为：“无论塑造还是评论人物形象，都应该深入人物富有独特个性的灵魂。灵魂刻画的深度，正是典型形象概括的深度。”④纵观《日出》的文本，曹禺并未在关于陈白露的描写过程中呈现出任何的批判性、否定性倾向，反倒是在显性层面不断地向读者展示这个年轻貌美女性的“疲惫”和“倦怠”，而在隐性层面，有意无意地抓住了陈白露神色中流露出的难得的“天真”与“孩子气”。

第一幕的开头，陈白露一出场，就以独特的美惊艳了观众：“她穿着极薄的晚礼服，颜色鲜艳刺激，多褶的裙裾和上面两条粉飘带，拖在地面如一片云彩。她发际插一朵红花，乌黑的头发烫成小姑娘似的鬈髻，垂在耳际。她的眼明媚动人，举止机警，一种嘲讽的笑总挂在嘴角。神色不时地露出倦怠和厌恶；这种生活的倦怠是她那种漂泊人特有的性质。”⑤身处滚滚红尘之中的陈白露对于周遭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并非沉醉和迷恋，更没有到了极度拜金抑或是无法自拔的可怕境地。她处于热闹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的生活中，却总有一种人群中的疏离感，更是不屑于与身边那类人为伍。庸俗做作的顾八奶奶穿着与自己年龄极不相符的衣裳，佩戴夸张的首饰，矫揉造作地在人群中游走，极度渴望被关注，陶醉于金钱与物质给自己带来的虚荣和地位。而陈白露对于顾八奶奶，是鄙夷和冷漠的，仅仅保持着表面上的问候与交往，到了剧本第四幕的结尾也只是看着她夸张的日常“表演”：“冷冷地望着她：‘你不累么？’”由此可见，曹禺在陈白露的身上呈现更多的是一个漂泊多年、无枝可依的敏感女性的“疲惫”与“倦怠”，想要脱离这个利欲熏心的都市，同时渴望一种难得的安全感与归属感。因此，在这一层面上，陈白露虽置身于纸醉金迷的都市奢靡生活中，但骨子里她和以顾八奶奶为代表的上流社会这群庸俗可笑、极度自私的人们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共五个层次。而在这其中，前四种的需要是自我实现需要的前提，因为只要是缺少了这些需要，人的生理、心理等要素就不能较为协调地、统一地发挥作用，心理平衡就会被打破，产生一定的心理缺失感，也就更不会出现成长需要即自我实现的需要。⑥显然，陈白露作为漂泊于都市的“交际花”，家庭的败落、孩子的意外死亡、诗人丈夫的绝情抛弃使得她在生理、安全、自尊、归属感和爱的需要方面呈现了巨大的缺失，面对种种的缺失，陈白露想尽各种方法进行相关的心理补偿。而在马斯洛的观点中，人的心理补偿方式主要可以从寻求物质性补偿以及精神性补偿两方面进行。在《日出》中，物质性的补偿是显性层面，而事实上，面对堆积如山的账单和欠条，陈白露一次次表示出的是漠然与不屑，她更多的是将个人的精神补偿放在了首位，采取了独特的自我防御机制。自我防御机制这一概念是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在《防御性神经精神病》一书中提出的。而作为自我防御机制表现中的一种——“退行”，亦称“退化”，指个体因挫折而退回到早期的、更为原始的甚至是儿童般行为的现象，是一种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⑦因此，作家在对于陈白露显性层面的描写中，呈现出来的是“疲惫”与“倦怠”，然而隐性层面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天真”与“孩子气”，让这一女性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与出彩，而这样一种与年龄身份极为不符的“幼稚”，即是她在心理层面“退行”的一种表现。剧本第一幕的开头，在舞场应酬了一夜的陈白露回到宾馆，在拉开窗帘的那一瞬，她惊讶地看到了玻璃窗上的霜花，瞬间忘记了一夜的疲惫，细细凝望日出之前稍纵即逝的窗花；她欢呼雀跃地引来方达生，让他辨认那窗花的形状像不像自己的轮廓。此时此刻的陈白露，无疑是天真而又可爱的。显然，方达生先先是惊喜地从这一幕中看到了陈白露少女时代的天真热情，同时，成人世界的既定法则又让他不得不为白露的“幼稚”而感到无可奈何。然而正是陈白露无意中流露出的这一表情变化，一览无余地揭开了她掩藏许久的单纯、脆弱的内心世界，“天真”“孩子气”，这一“退行”的表现也暗含了她对于童年以及家庭生活的怀念。心理学上把“看到熟悉的人而引发对他的姓名的再现或是引起关于同他联系起来的过去事件的回忆”称为“接近联想”⑧，故人的到来，让陈白露联想到自己过去的生活，从对话中不难看出，陈白露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年幼时也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在这里，她显现的“退行”以及对于童年的怀念实质上是拒绝和逃避成年世界的一个很好的反映，反衬出陈白露对如今周遭环境的极度厌恶，流露出对和谐、平静的家庭生活的深切怀念。

在另一方面，面对无端闯入、失魂落魄的“小东西”，陈白露反而没有选择“退却”或“躲避”，而是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小东西”的天真与无辜打动了陈白露，进一步激发了她内心深处潜藏的善良。在得知“小东西”是被一方“恶霸”金八“看上了的”之后，虽深知自身力量绵薄不足，却依然竭尽全力地去拯救。她开始去求潘月亭，并想尽办法协助“小东西”藏匿，甚至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去抵抗“金八”的恶势力。在弗洛伊德的心理防御机制理论中，这种行为其实是“替代（displacement）”的一种体现，也称作“移置”，是指当个体的某种情感或愿望无法直接实现时，将其转移到另一个较为安全对象上去的现象。而当被替代对象是社会化领域中比较高尚的目标的时候，这种转移或替代就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升华（sublimation）。在这种暗暗的抵抗之中，是陈白露面对比自己更弱小群体的一种“心理升华”，想要为置身绝望之中的“小东西”带来一丝希望，也为自己带来勇气与信心。在剧本中，无论是“小东西”还是翠喜，尽管表面看来她们和陈白露所处的环境有所差别，但女性在夹缝中艰难求得生存、备受压抑的实质是一样的，陈白露的这种“心理升华”只能为自己带来暂时的心理慰藉，针对改变根本的社会现实问题是无济于事的，无力之感促使她对都市生活以及黑暗势力的丑恶现象充满着深深的厌恶与倦怠。因此，潜在的层面从另一个角度加强了显性文本，从而使陈白露与上流社会的物欲横流、蝇营狗苟划清了界限。

陈白露身上流露出的“天真”和“孩子气”也正是她原始的单纯气质与丰富的想象力的体现，因此，不难看出为什么陈白露会在过去爱上一个诗人，他们是有过共同的理想和浪漫追求的，也曾经一起远离喧嚣的大都市开始简单甜蜜的婚后生活，只是生活的单调与琐碎摧毁了他们的爱情，也摧毁了他们共同的孩子。尽管诗人弃她而去，她依然在心底深爱着诗人，时时默念他的诗。诗人和诗是陈白露内心的一块净土，陈白露至少是有过理想和追求的，这是她的“天真”与“单纯”在第二个层面的体现。

《诗经》中有一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对于女性美最淋漓尽致的赞美。在《日出》中，陈白露原名竹均，竹子是亭亭玉立、清高孤介的，与诗文中的“蒹葭”也就是芦苇同属于禾本科植物；而自然界中的白露遇冷便凝结成霜，其实在本质上也是指同一种事物。秋天的白露和春天的霜花都是美好而又凄凉的，短暂而易逝的，在美好与易逝的对比中，无不透露出作者深深的爱怜与惋惜。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事物撕碎给人看。陈白露临死前的个人表现和独白，亦都饱含了脆弱的“孩子气”：“她慢慢又踱到中桌前，一片一片由药瓶数出来，脸上带着微笑，声音和态度仿佛自己是个失去了父母的小女孩子，一个人在墙角落的小天井里，用几个小糖球自己哄着自己，极甜蜜地而又极凄楚地怜惜着自己……她把胳膊平放桌面，长长伸出去，望着前面，微微点着头，哀伤地，这——么——年——轻，这——么——美，这——么——（眼泪悄然流下来。她振起精神，立起来，拿起茶杯，背过脸，一口，两口，把药很爽快地咽下去）” 凄美的动作极具画面感，陈白露流连于镜子之前，感叹着自己的青春与美貌，直到自己都不忍心去看了。年轻美艳的陈白露“水仙花”式的自爱自怜，是陈白露灵魂深处希望的彻底破灭，也是她无法同这个世界产生真正和解的体现，陈白露之死代表着曹禺心中青春与美之象征的毁灭。因此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满含了对女性美的强烈感叹，因为女性身上寄托着这个时代和社会最残忍、卑鄙的一面，也流露出最单纯、干净的一面。正如勃兰兑斯所说， 文学人物的自杀“是个人对他所从出身的整个社会秩序进行抵制并从中解脱出来的最彻底、最干脆的办法”⑨。

陈白露临死之前反复与酒店总管福升探讨“回家去”“哪有人一辈子住旅馆”的话题，冥冥之中，她把最重要的寄托与牵挂放在了平凡而又温暖的“家”的意象之中。在自杀前孩子一般的脆弱正是她对于家庭的依恋与回归。“无家可归”是她在大城市里流连周旋、交际应酬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她人生困境的根源。而一个漂泊者对于上流社会和都市生活的疲惫与厌倦、无意识中流露出的“天真”与“孩子气”正是反映出她潜在意识里的“返乡”与“回归”情结。陈白露的凄凉源于她的无家之感，那么从个人层面上升到家庭层面，《日出》一剧中存在的家庭问题都有哪些？个人的生存与毁灭又与家庭问题存在着哪些勾连呢？

二、“不足”与“有余”：破碎家庭的情感折射

《日出》中，陈白露寄居的公寓是整个剧本故事情节发展的中心，一系列的人物在这里汇集，一系列的事件由这些人物衍生开来。以陈白露寓居宾馆的客厅为线索展现这个大都市上流社会形形色色人物的千姿百态，而在个人身陷都市挣扎的背后，无不折射出每个家庭的破碎与畸形。

出现在陈白露客厅中地位最低、最不起眼的是“小人物”黄省三——一个被大丰银行裁掉的低级书记官，他的背后是贫困多子、支离破碎的凄苦家庭：黄省三每月领着微薄的薪水、带着严重的肺病拼命工作，在被大丰银行裁掉后，妻子离开家庭，三个孩子嗷嗷待哺，因此他一次次来到陈白露的房间乞求潘经理和李石清给他一份工作，可换来的是无尽的嘲讽和鄙夷，他走投无路用最后的几块钱买了鸦片烟掺了红糖哄着孩子们在甜蜜中走向死亡，而自己却连买毒药的钱都没有，因“故意杀人”锒铛入狱，被放出后变得疯疯癫癫。一个如此善良的人是如何下定决心杀死自己的子女？而出狱后的黄省三为何只是“疯癫”而不是选择更为决绝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一生呢？细读文本可以看出，“好人”黄省三的身上也存在着阴暗、可怖的一面，这一点可以用荣格的“阴影”⑩理论来阐述。阴影是荣格提出的原型理论中的一个概念，即每个人的人格当中都有隐藏在潜意识中的阴暗面，可以说是自己内心的另一个自己。阴影深藏于人的潜意识中，若不是用面具加以掩盖，人就难以逃脱社会的批评和指责。荣格认为，每一个真实的东西都有阴影。犹如有光明就必有黑暗一样，阴影也会存在于每一个个体身上。阴影是个体黑暗的方面，又是人想要隐藏的所有不好特征的总和，是人格中的消极方面或人性中卑劣原始的方面。尽管阴影“是个体不愿意成为的那种东西”，但由于它是一个原型，所以必然会存在于一切事物的一切方面。此外，阴影也要寻求向外投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有时会感到难以抑制自己“恶”的倾向。中国自古有谚云“虎毒不食子”，而老实本分的黄省三却变相“杀死”了自己的孩子，既是贫病交加的自己对残酷生活的逃避，又是一种无力承担家庭重负的怯懦，这也是为什么买来的红糖和鸦片刚好只够毒死自己的孩子，却在全家“集体赴死”的过程中偏偏“遗漏”了自己。他出狱后疯疯癫癫地活下来，隐性层面是对自己“父之名”“家之主”责任的逃避，也是对自己内心阴暗面的遮盖与隐藏。而在黄省三的悲剧中，显性层面毁灭家庭的凶手是“父亲”，他的多病、懦弱和无能使得家庭难以维系，亲手毒死了孩子；而隐性层面的潜在凶手是整个社会：从剧本的细节描写看来，由黄省三所代表的一个本该温馨的“小康之家”的毁灭，不仅是无力反抗的个人悲剧，背后“罪恶的黑手”却是整个社会和时代的残酷。资本主义的压榨使得小人物难以在夹缝中求得一席生存之地，社会的阴影足以毁灭掉千千万万个黄省三一样的小家庭。因此，他的疯疯癫癫、苟延残喘亦可以看作一个符号，满含对黑暗时代的控诉与讨伐。

无论人内心本质的善恶，《日出》中，曹禺借助他笔下贫困、卑微的“小人物”揭示了大都市里家庭破碎，独木难支的一种无奈与悲哀。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除了黄省三，纵观《日出》全剧，所有的人物的家庭都呈现出破败、残缺、畸形的状况：顾八奶奶寡居多年，包养着和女儿同龄的情人胡四；大丰银行经理潘月亭，有家不回，终日流连于交际花陈白露身边；留学归来的博士张乔治，风流油滑而又虚伪荒唐，为了陈白露同妻子离婚却又决定去娶刘小姐；大丰银行的李石清，为了拼命往上爬，“打肿脸充胖子”让妻子陪潘经理、八奶奶之流打麻将，也是因为利欲熏心，使自己的小儿子错过了治疗，整个家庭支离破碎；“小东西”，自幼丧母，父亲在干活时被砸死，被卖入妓院后不堪屈辱，上吊自尽；下等妓女翠喜，婆婆瘫痪、丈夫腿残、三个孩子双目失明，全家人都要靠她出卖身体换来的钱维持生计；而陈白露更是只身漂泊在灯红酒绿的都市中，寄居宾馆的“五十二号”房间，却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由此可见，剧中的人物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处于罪恶的都市中互相倾轧、钩心斗角，就连一个温馨的小家庭都保不了。再结合陈白露自杀前不止一次地提到“回家”，可以看出——“家”才是隐藏在这部剧作中最深切的主题之一。

在《日出》中，曹禺通过一个个家庭破碎、无家可归的可怜人物，向我们呈现出那个黑暗时代不幸家庭的状貌。韩国学者赵洨熙在《试论曹禺的家族文化意识》中这样说道：“《日出》中就深刻地揭示了这个问题。这是曹禺突破前辈的地方。在强大的金钱势力面前，家庭显得十分脆弱。社会赋予家族文化以新的面目和命运。社会层面的家族文化意识，金钱成了社会和家庭的主宰。它成了决定人的命运悲喜的主导力量。”对于金钱主导力量的强烈批判固然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纵观曹禺的几部代表作：《雷雨》暴露了矛盾冲突的家庭悲剧，《原野》描绘了乡村家族的恩怨情仇，《北京人》揭示了封建大家庭的腐朽与没落，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剧本《家》亦是展现了特定时代的家庭纠葛。由此可见，曹禺最重要的几部作品，无一不是围绕“家庭”的冲突与毁灭而展开的，他的笔下有乱伦变态的家庭，有支离破碎的家庭，有沉默压抑的家庭，有等级森严的家庭……这些不和谐、非常规的家庭背后暗含的是作家对于一个健全、和谐家庭的深切向往，对于温暖亲情的呵护与珍视。曹禺的“家”情结反映出作家的无意识趋向，是其童年不幸创伤的无意识投射。曹禺的童年是孤独和忧伤的，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 “我从小失去自己的母亲， 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⑪尽管从小衣食无忧，但他并不喜欢家，因为气氛沉闷，父亲很凶；在他的印象中，小时候父母抽一夜鸦片烟，天亮才睡觉，傍晚才起床。“整个家沉静得像个坟墓。”通过《日出》中人物的生活和作息习惯，以及不见光的宾馆房间内的阴暗压抑，像极了曹禺描绘的旧家庭，这同样可以看出作家内心的拒绝与抵触。年少时的孤独和沉闷家庭的压抑使曹禺对于和谐、温馨的家庭总怀有强烈的渴望和依恋，其作品大多围绕“家庭”展开，从历史与文化症候可以看出，这是当时“五四”热潮打下的时代烙印，同时也反映出曹禺个人对于“家庭”的强烈依恋，尽管是在写剧中人物的恩怨情仇、生死离散，但念念不忘的是浓郁的返乡情结。

三、“都市”与“自然”：“天人之道”的碰撞与冲击

曹禺在《日出》中饱含浓郁的返乡情结，那么返乡的“方向”又成了一道“谜题”。古诗有云“此心安处是吾乡”“大抵心安即是家”，在鬼影曈曈、纸醉金迷的大都会中，究竟何处才是返乡的出路呢？

曹禺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一个极具诗人气质的作家，他的剧作又被称为“诗剧”。因此，《日出》同样倾注了曹禺喷薄的诗情和浓烈的诗意。尤其是对于“太阳”和“日出”的描绘，反复出现，贯穿整部作品：“日出”和“太阳”日日伴随疲倦的陈白露熟睡；而诗人留下的那部作品——《日出》让她看到了唯一的光明和希望；伴随着太阳的升起，角落里工人们打夯的口号斗志昂扬，充满了奋发向上的力量。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曾指出，由遗传保留的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心理最深层的积淀，是人类所共有的普遍性精神。可以说，正是这种人类内心深处关于自然的原始崇拜，在剧中人物死生契阔、分道扬镳之后依然可以忧伤而不乏希望，反而滋生出奋进的勇气。这就是“日出”背后象征的“自然”凝聚的无穷力量，而自然即是归乡的方向。我们很难定义主人公是陈白露或者方达生，还是另有其人，但显而易见，人物不是描写的重点，故事情节也不再如《雷雨》一般紧张激烈而又极具冲突，反倒是常常被读者和评论家忽略的“环境”即关于“自然”的描写，成为剧作中最为出彩的一笔。

不同于顾八奶奶的庸俗与做作，陈白露的“孩子气”正是成人身上难得流露的单纯与自然；从诗人笔下的“日出”的象征意义来看，这种给人希望的力量同样来源于自然；而作家强烈的“家庭意识”中透露出来的更是原始意义上的“贴近自然”和“精神返乡”；而浑浑噩噩、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大都市无疑就站在了“自然”的对立面。曹禺在显性层面上描绘大都市的倾轧与钩心斗角，在潜在层面以诗人般的气质和热情大力赞颂“自然”的力量，实质上，由此形成的强烈对比使作家想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一一浮出水面。剧本的序言引用了老子《道德经》以及《圣经》中的八段经典，对于作品的主旨进行了点明：“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德经》七十七章）

《道德经》崇尚“天之道”，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理念，认为天人应该合一，“损有余而补不足”，天地万物维持一种和谐共生的稳定状态，而曹禺在剧作中极力赞颂的“日出”和“自然”正是对“天之道”美好理想的回应与寄托；而“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恰恰是对“天之道”的悖逆与反叛，因此处于都市之中形形色色的人都在互相倾轧，形成了如同“食物链”一般环环相扣的紧张局面，使得剧中人物一个个走向黑暗的结局。因为他们只是看到了“日出”的希望，却没有彻底地摆脱黑暗。由此可见，“天人之道”的强烈碰撞与冲击，加强了剧作的震撼力，更突出了“天之道”和谐共生、预示光明的理想作用。

据曹禺自己说：“那引文编排的次序都很费些思虑， 不容颠倒，偏爱的读者如肯多读两遍， 略略体会里面的含义， 也许可以发现多少欲说不能说的话藏蓄在那几段引文里。”⑫以往的文学评论往往忽视序言部分的引文，或将目光仅仅停留在《道德经》的启示意义上，然其后七段源自《圣经》的引文，也蕴含着剧作家意味深长的寄托。宗教使人得到安慰， 因为它能形成信仰， 在这些信仰中包含一些解决人生现实问题和冲突的错误、虚幻的思想和观念。⑬《道德经》作为总起起到了统摄全文的关键作用，而二、三段的引文分别来自《圣经》的《新约·罗马书》和《旧约·耶利米书》，囊括了上帝视野下人类犯下的种种罪恶以及承担的不幸与痛苦，整个世界濒临灾难性的毁灭：地动山摇、黯淡无光……这样一种近乎“末日”般的自然环境，映射着剧本中都市社会的种种肮脏、丑陋与不堪，体现在底层小人物翠喜、“小东西”、黄省三……的苦苦挣扎之中，“人之道”对“天之道”的悖逆与亵渎，是欲望都市走向“末日”最根本的原因所在。引文的后半部分突出了“秩序”及“团结”的重要性，对应剧本中众人对于“日出”这一美好意象的追求，激发起人类内心潜藏的集体无意识。其中反复强调“复活”和“光明”的作用，象征着自然的万象更新是消除旧世界罪恶与黑暗的伟大力量。

正如序言的最后一段引文所述：“我又看见一片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新的天地昭示着新的希望，而“天”“地”也是自然本初的象征。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由此，“还乡”成为海德格尔与荷尔德林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成了“城中人”苦苦挣扎，于绝望中摆脱孤独的一条狭窄的羊肠小径，还乡就是返回最初离开的故土，返回人诗意地栖居的处所，返回灵魂深处的那份宁静与安详。而在《日出》中，读者追随诗人一样的剧作家曹禺，一览剧中人物纷纷扰扰、死生契阔的悲欢离合之后，看到了返璞归真、退回自然的单纯期望，而这，便是“天人合一”之道在作品背后闪耀的动人光芒。

① 谢迪克：《一个异邦人的意见》，《大公报》1936年12月27日。

② 马俊山：《“新女性”个性解放道路的终结——论陈白露的悲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12期。

③ 张小萍：《半梦半醒之间——陈白露形象分析》，《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第71页。

④ 朱栋霖：《曹禺：心灵的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5页。

⑤ 曹禺：《日出》，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第4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⑥ 王秀兰：《“精神胜利法”的心理学探析》，《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第6期，第94页。

⑦ 〔奥〕弗洛伊德著、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3卷》，长春出版社2004年版。

⑧ 阿·阿·斯米尔诺夫：《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225页。

⑨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6页。

⑩ 〔瑞士〕C.G.荣格：《荣格全集》（第9卷），长春出版社。

⑪ 曹禺：《曹禺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24 页。

⑫ 曹禺：《曹禺文集》（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456页。

⑬ 〔德〕莫·马格里诺维奇：《宗教心理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