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廉政文学初探

⊙张妙［山西省文化厅文化政策研究中心， 太原 030001］

民谣民谚是由人民群众创作并口口相传，广泛流布于民间的文学样式。《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多为劳动人民口头流传的歌谣，内容十分丰富。最早关于贪腐的描述即出于此。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反映了人民对统治者残酷剥削压迫的不满和反抗。如《大雅·荡》采用借古喻今的方法，以周文王对殷纣的慨叹，讽刺王朝的统治者暴虐、荒淫、昏聩造成民怨沸腾、内忧外困、国势将倾的局面，表达了诗人对国事的忧虑和现实的警告。诗中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和“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成了鉴古知今的千古名句。《小雅·何草不黄》一诗，作者借行军征战的途中，眼前所见到的荒草及野兽的情景，发出了人不如兽的悲愤感慨，控诉了繁重的劳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反映了老百姓对劳役的强烈不满。《召南·羔羊》讽刺周王朝卿大夫的腐朽生活，表达了诗人对卿大夫们身穿奢华无比的羔羊皮袄，每日吃得酒醉肉饱，无所事事、坐享其成的憎恶之情。《召南·何彼秾矣》全诗极力叙写排场的隆重以及公主下嫁、贵族出游时车服的华丽，是对当时上层社会奢侈生活的揭露与讽刺的诗歌。“风”多出自民间，更直接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其内容更深广，怨愤更强烈，讽刺也更尖刻，具有更激烈的批判精神。其中就包括对官吏腐败的愤怒和谴责：《硕鼠》把贪腐的统治者比作贪婪的大老鼠，《桑柔》激愤地指责“贪人败类”。《柏舟》中用“民之罔极，职梁善背。为民不利，如云不克”的诗句说明当权者不好好履行职责，违背人民利益，老百姓就会走向极端。《抑》《墙有茨》《蜉蝣》等篇则对统治者百事不理、耽于饮宴作乐的奢腐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之后的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的讽喻传统，《相逢行》中描述了人民饱尝战争离散和饥饿冻馁之苦，与统治者“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般使役唤仆、绮罗香锦的骄奢淫逸形成鲜明对比。劳动人民十分憎恨贪官污吏，而对贤良官吏则十分钦敬。汉和帝时王涣做洛阳令，比较贤明公正，死后洛阳人民还十分怀念他，《雁门太守行》就是颂扬他的。杜甫、白居易等诗人发扬汉乐府精神，创作了一大批揭贪、责贪的现实主义诗作，使“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宋神宗时期福建人陈烈写的《题灯》一诗开门见山，直刺不管百姓死活、大搞形象工程的当地官员：“富家一碗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碗灯，父子相聚哭。风流太守知不知？惟恨笙歌无妙曲。”清人刘毓崧《古谣谚》序说：民谣民谚“皆天籁之鸣，直抒己志，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说，这些诗歌皆“直抒己志”，忠实地表达了当时的百姓对社会与政治的不满情绪。

在揭露腐败、表达愁思意绪的同时，诗人们也在反思哀痛的原因。唐代诗人李商隐《咏史》：“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珍珠始是车？”诗人着眼于历史的时空，深刻总结了历代兴衰的经验教训，道出了“成由勤俭败由奢”的深刻哲理。王安石《金陵怀古》哀叹：“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王朝由盛而亡的因由：耽于安逸享乐、奢侈腐化。一些兼怀济世安民之志而入仕的诗人，也以诗表达了自己对贪腐的不耻，对清廉操守的崇尚，抒发了其作为官员的恤民情怀。唐代的李庚，为人正直，为政清廉，鄙视逢迎，一生写过不少崇尚廉洁廉政的诗作。一首《君子堂》：“文简为州时，不求赫赫誉。温恭君子儒，岂弟民父母。黄堂能几年，清风霭千古。愚公踵前修，特此相明主。”诗人站在历史高度，认为：当官是好事，但真正能有几年时间？只有清洁的名誉才会千古流芳，永垂不朽。包拯一生为官清廉，连皇上的贺礼也拒收：“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忌念叨功。操劳本是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在明代，地方官畏惧权贵，纷纷进京献金求媚，唯于谦不买王振的账，并作诗一首：“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他为官期间，廉洁自律，坚持了自己的操守。自此，两袖清风成为对历代清廉官吏的最大褒奖。明代况钟《拒礼诗》写道：“清风两袖朝天去，不带江南一寸棉。”明代胡惟安与吴讷甚至对湛湛青天、冥冥神灵、滔滔清江表明其清廉之志、廉洁之行：“一官来此几经春，不愧苍天不负民。神道有灵应识我，去时还似来时贫。”“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前途最险滩。若有赃私并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间。”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先后做过十二年七品县令。在任期间，他深入民间，洞悉民间疾苦，鄙视逢迎，一生写过不少廉政诗。一首题竹诗曰：“宦海归来两袖空，逢人卖竹画清风。还愁口说无凭据，暗里赃私遍鲁东。”作者两袖清风，一贫如洗，还担心别人无端怀疑。他们清正高洁的品格无疑是为世人所景仰与推崇的。

以清官为主角的公案戏始终是中国戏曲中很耀眼的一大类型，是中国戏曲从宋元开始就很有演出市场的重要题材，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乃至今天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清正廉明的政治，公正、公平、道义得以伸张的社会，刚正不阿、清廉正直、仁爱百姓、疾恶如仇、不徇私枉法的好官一直是百姓心向往之的理想，反贪腐也一直是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底层群众最基本的政治诉求。宋元两代戏曲兴起之后，清官故事特别是包公戏在杂剧以及民间说唱艺术中广泛流传，形成中国戏曲艺术发展史上第一个公案剧大量出现的发展阶段。一批剧作家创作了为数众多的以包公为题材的作品，如关汉卿的《蝴蝶梦》《鲁斋郎》，郑廷玉的《后庭花》，李行道的《灰阑记》，曾瑞卿的《留鞋记》，武汉臣的《生金阁》以及无名氏的《合同文字》《陈州粜米》《盆儿鬼》《神奴儿》《替杀妻》等。

宋代话本作为新兴的市民文学，充分反映了市井百姓一反旧传统的新的价值观念和追求自由平等的民主意识，从而构成了话本最主要的思想价值和审美特征。以诉讼案件为题材的公案小说，涉及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直接揭露和抨击了黑暗腐朽的封建吏治，对下层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如《错斩崔宁》《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等，就是其中的优秀篇什。《错斩崔宁》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崔宁和陈姐因十五贯钱而引起的谋杀冤案。一个“错”字，充分揭露了封建吏治的昏庸腐朽、草菅人命。篇末作者愤怒地谴责官府说：“这段冤枉，仔细可以推详出来：谁想问官糊涂，只图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然而，像这样的糊涂判官，在封建时代又何止万千!有多少无辜百姓惨死在封建官吏“率意断狱，任情用刑”的大堂之上!《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写侠盗宋四公、赵正等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惩治地主豪商和欺压百姓的公差衙役，大闹东京城的侠义公案故事。作品着力渲染侠盗们仗义轻财和机智勇猛，嘲笑封建官吏的腐败无能，带有官逼民反的思想倾向性。

元杂剧中，公案剧数量更多。现存元代公案剧尚有二十余种，超过现存杂剧的八分之一。公案剧，也叫勘狱戏。这类戏一般都有离奇的故事、曲折的情节、残酷的谋杀或迫害，最后依赖清官的公正和廉明，最终水落石出，真相大白。这类戏的大量出现，反映了元代社会黑暗、吏治腐败，人民沉冤莫白，因而渴望伸张正义，幻想清官出现的愿望。《陈州粜米》中受迫害的张撇古临死前叮嘱儿子：“若要与我陈州百姓除了这害呵……则除是包龙图那个铁面没人情!”在现存二十余种公案剧中，以包待制为清官者达十一种，占了一半左右。其余则有《魔合罗》《勘头巾》中的张鼎，《救孝子》《杀狗劝夫》中的王翛然、《绯衣梦》中的钱可、《延安府》中的李圭等。这些清官的突出特点，第一是不畏权势，刚正不阿。如包公就经常自诩：“我和那权豪每结下些山海也似冤仇。”（《陈州粜米》）因而他敢于智斩鲁斋郎与庞衙内，诛杀刘得中、杨金吾与赵令史，罢免郑州太守苏顺之官，流放作恶的公人董超、薛霸。这都体现了他“体察滥官污吏，与百姓申冤理枉”（《灰阑记》）的刚直品格。第二是有超人的智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清官在审理案件时都善于分析案情，找出漏洞；或深入调查，取得证据，使罪犯原形毕露，难逃法网。如《生金阁》《后庭花》《合同文字》《魔合罗》《勘头巾》等剧，都写了包公或张鼎用计取得物证，从而使坏人无所逃匿。在《灰阑记》中，包公更设下“灰阑拽子”之计，以查明真相，使好人得救，坏人伏法。这些剧中，以包公为代表的清官，已不仅是铁面无私的执法者，更是超凡入圣的智慧化身。

进入市民文艺高度繁荣的明代，戏剧在元杂剧基础上，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包公戏和以包公为主角的清官故事依然是文人墨客所钟爱的题材，说唱本《包龙图公案词话》、故事集《龙图公案》等，开启了清代《龙图耳录》《三侠五义》等公案题材。清代石玉昆的《三侠五义》以《包龙图案》为蓝本，人物更为夸张，主题更加突出，包公主持公道、除暴安良的性格形象更加鲜明，于是乎“黑脸包公”这一象征着清廉正直、不畏权贵的清官形象，逐渐演变成为替百姓倾吐不平之气的代言人。包公及海瑞等一批清官形象屹立于戏剧艺术舞台上千年不倒、传唱千年，成为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体系中极具感染力和教化功能的文化现象、文化传统。

戏曲最初萌芽时即有“优讽”之说，是指优伶在谐谑调笑之余，对时事或政事有所讽谏。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元代统治者未能在礼乐制度上取得强有力的控制，造成意识形态禁锢方面的某种松懈。这使得作为通俗文艺形式的戏曲在民间的发展中能够游刃有余，蓬勃兴旺，元代也因此成为戏曲艺术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它与社会现实的密切联结，使文学艺术有了更清晰更明确的草根视角，对政治、吏行官德的呈现与批判深深影响了后世戏曲，直接被纳入了宣教的轨道。它从不同的角度，以丰富多样的主题，多层次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从底层视角揭露社会现实的黑暗，例如官吏的贪腐弄权、鱼肉百姓，权贵阶层的强取豪夺、徇私枉法，百姓生活的困苦无奈和愤激不平，充满对现实的斥责与抨击，也洋溢着对美好人性和清明政治的向往与礼赞。相比前代，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对文以明道的社会功能十分重视，对戏曲艺术的教化功能及其特点也看得十分清楚，曾多次把精选出来的有益于礼法伦理教化的传奇剧本送给功臣，用以劝谕教化，令臣属各守其职、各安其本，清廉守正。以哲学家王阳明为代表的士阶层独具慧眼，对戏曲的高台教化功能有着精辟的认识：“今之戏，与古乐相近。要民俗返璞归真，取忠孝节义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感激其良知，有益于风教。”这正是当时主流社会的戏曲观、文艺观。

在古代廉政文学样式中，廉政楹联也是一种重要形式，其中有的是对清官的褒扬，有的是为官贤者创作并流传下来的精品。如南宋余玠曾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有军政大权。他到任后，就在行署大门自题对联：“一柱擎天头势重，十年踏地脚跟牢。”横批“靠实功夫”。这副对联，表明他肩负重任，脚踏实地，以十年为期，治安当地的决心。明代况钟，任苏州知府13年间勤于吏治，廉洁奉公。他死于苏州任上，归葬靖安故里。后人为了纪念他，在墓后的清风亭上镌刻了一副对联：“一肩行李，试问封建官场有几；两袖清风，且看苏州太守如何。”此联朴实无华，亭名“清风”二字，正是况钟一生清正廉明的写照。明代弘治年间吏部尚书王恕，为官清廉，任人唯贤，曾题联悬于吏部大堂：“仕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仕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廉耻思想常挂于心，表明清廉之志。

又如，清代余小霞任三防主簿时在衙门里撰写了一副对联：“与百姓有缘，才来此地；斯寸心无愧，不鄙斯民。”借以自律，做到问心无愧。他还为桂林知府的仪门撰写了一副对联：“此是公门，裹足莫干三尺法；我无私谒，盟心只凛一条冰。”告诫官员勤政爱民，不存私心。清代宁波府郡署有一任太守写过一副流传久远的对联：“念厥职非轻，休戚与六邑相关：曰慎，曰清，曰勤敏；求斯心可问，是非唯群言是度：不宽，不猛，不因循。”太守忠于职守，严于律己，坚持高洁情操的信念，跃然纸上。而清代武承谟为无锡县令时，曾悬挂于大堂上一副趣联：“人人论功名，功有实功，名有实名，存一点掩耳盗铃之私心，终为无益；官官称父母，父必真父，母必真母，做几件悬羊卖狗的假事，总不相干。”幽默地表明了自己的心志。清代张鼎任徐州兵备道时，巧妙地以对联表明自己洁身自好的品质：“地当黄运之中，水欲治，漕欲通，十里河流，涓涓皆从心上过；官作军民之主，宽以恩，严以法，一方士庶，笑啼都到眼前来。”林则徐任两广总督查禁鸦片时期，曾在自己的府衙写了一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副对联形象生动，寓意深刻，流传久远。上联谆谆告诫自己，凡是能成就大事的人都要胸怀天下，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下联砥砺自己，当官必须首先做到严格要求自己，坚决杜绝私欲，坚守自己的情操，才能挺立世间。

此外，有很多格言、警句、典故都体现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内容。吴隐之饮泉明志、东莱太守暮夜却金、江尚书借石压船两袖清风等故事为人称道；“宁可玉碎，不能瓦全”“不为穷变节，不为钱易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脂民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吾人不值一文”等传世格言，体现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学的民族特色。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厚的廉政思想资源，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代优秀的廉洁思想文化，对于当今的廉政文化建设具有重要而有益的借鉴作用，对于个人的廉洁修身、提高和完善自我也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