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傻子”
——试论阿甘与许三观

⊙王晓静［江苏师范大学敬文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由美国作家温斯顿·格鲁姆于1986年创作的《阿甘正传》， 以及1995年中国作家余华推出的《许三观卖血记》，都在文学界掀起不小的波澜，并风靡至今。书中两个鲜活的主人公形象——阿甘与许三观，虽身份迥异，却存在很多共通之处。性格相似、遭遇大致相同的人物形象是平行研究经常性的题目。本文将在精读文本的基础之上，运用美国平行研究的方法，力求对两个人物在宏观与微观处给予简要的分析与探讨。

一、历史背景与“傻子”形象

1.时代风云下的人孟子云“知人论世”，想要了解一个人物，首先要认识其身后的时代环境。在书中，阿甘向我们展示的生活时代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这一时期，美国发生了越南战争、乒乓外交、登月等大事件，是战争与发展并存的时期。许三观的叙事起于20世纪50年代左右，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此时的中国处于重要的探索与变革时期。从时间上看，阿甘与许三观生活的年代非常接近，且各自的国家都处于一个不“太平”的时段；从情节来看，这种跌宕起伏的时代变迁对两个人物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他们的人生经历也因此刻上了或浅或深的时代烙印。但是，在变幻的时代风云之下，阿甘更像是一位时代的“弄潮儿”，而许三观面临的却是一个又一个沉重的苦难。

2.所谓的“傻子”阿甘是生理层面上不折不扣的傻子。他在故事开头便说道，自己脑中所想与旁人所见有“天壤之别”，“我这一生对周遭事物屁都不懂。一件事莫名其妙地发生了，接着发生另一件，然后又有另外一件，就这么一件又一件，大部分没什么道理可讲”。当总统问及战争的伤势，阿甘毫不犹豫脱下裤子露出屁股上的枪伤；面对媒体的热议以及古奇上校的抱怨，他的回答竟是“我不知道啊”“可我是想做对的事情”。可见其不但糊涂，且对自己的痴傻行为浑然不觉。此外，在学习打橄榄球、练习演讲等过程中，阿甘也显示出自己白痴的一面，因为他“总是记不得我该怎么做”。

论智商，许三观固然属于正常人；但观其行为，我们却能随时体会出那股天然的傻气。故事开头，被痴呆的爷爷喊作“我儿”，许三观不厌其烦地纠正道：“爷爷，我不是你儿。”一连纠正了四遍——明知此举无用，却是乐此不疲。于是，小说一开始便成了两个“傻子”的对话。听到一乐并非亲生的消息，许三观对着镜子观察了半天，看眼睛都是眼睛，看鼻子都是鼻子，于是宽慰道：“都说一乐长得不像我，我看着还是有点像。”至于他乐呵呵地帮别人搬自己的家、缺粮时用嘴给家人“炒菜”等行为，更是傻气十足了。

二、“傻子”与“传奇”

阿甘可谓时代的“弄潮儿”，我们几乎很难准确定义阿甘“傻子”以外的身份，因为他的头衔一直在变：大学橄榄球明星、越南战争英雄、世界级乒乓球运动员、摔跤选手、国际象棋大师、商业大亨等。说到“头衔”，自然是神气和受人瞩目的，因而带上了外界普遍认可的色彩。作为大众眼中的焦点人物，阿甘生活在广阔的“社会”场域之中，与外界有着充分的接触。除此之外，他的活动地点也随着头衔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地球内部到外太空，从文明社会到原始森林，充满了冒险与刺激意味。故而，用“传奇”二字来形容阿甘的一生是完全不为过的。

相比阿甘，许三观的人生显得简单、平凡许多。许三观自始至终是丝厂的一名送茧工，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乡度过，生活场域相对狭窄。但正是这么一个普通人，凭借着多次卖血经历，成就了不平凡的一生。除了第一次卖血是出于好奇心，许三观之后的每一次卖血行为都带有鲜明的目的性：为一乐还债，看望林芬芳，带家人吃上一顿饱饭，给下乡的儿子生活补贴，招待二乐的队长，等等；之后更加疯狂的十天四次卖血则是为了给病入膏肓的一乐筹医药费。前前后后共十次，“卖血的速率——一次比一次的间歇更短，一次快似一次”，许三观靠卖血成功渡过生命中的重重关卡，确然可视为“传奇”。

在阿甘与许三观的传奇经历之中，除了那股时时存在的傻气，也透露着两人共有的特质。首先是被傻气遮掩的聪明。阿甘虽被称为“白痴”，却擅长中级物理，并精通乒乓球、口琴、象棋等等。最能展现其机智一面的要数他误入原始森林以后，从小黑人手中骗取长矛和刀子，从而成功地逃脱了被烹煮的命运。正如他所言：“我也许是个白痴，但起码我不笨。”许三观则以“孩子也不管是男是女，都姓许”“我就和倒插门的女婿一样”为由，成功说服许玉兰的父亲将美丽的女儿嫁给自己；“文革”期间，许玉兰受人揭发，许三观意识到“这事我出面去办不好，别人都盯着我呢”，于是喊三个儿子去“抄一张新的大字报，贴上去盖住那张”，一切都安排得滴水不漏，可见其心思之缜密。

其次是内心的温情。阿甘每每回忆起生命中重要的人，总要提及“我妈妈”“可怜的布巴”和“珍妮·柯伦”——亲情、友情、爱情在他眼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在各种场合下念叨“妈妈”；他冒着枪林弹雨救回布巴，并始终记得两人一起做捕虾生意的约定；至于珍妮，更是心底里始终想着。而这在许三观身上主要体现为亲情与乡情。许玉兰被批斗，许三观为她送的白米饭下面偷偷塞着许多红烧肉；何小勇出车祸，尽管百般不愿意，他还是让儿子一乐上屋顶“喊魂”。在盛行“报私仇”的年代里，许三观“想来想去，竟然想不出一个仇人来”，足见他的善良与宽厚。

当然，阿甘与许三观远并非完美的存在，他们身上都存在缺点，也都犯过生活错误。阿甘扮演着“穿条尿布，戴上一顶圆锥纸帽”的摔跤手“笨生”而不以为意，直接导致了女友的离去。而许三观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要数婚后和林芬芳“有过一次”。可以说，两人犯下的错都在一定时期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但细加分析便可发现，阿甘做摔跤手的初衷只是为了赚够捕虾生意的资本，而许三观更是因“做了九年乌龟”的苦闷而试图寻找发泄。因而，纵观两人的一生，我们不妨将这种“污点”当作其传奇人生中的一种另类点缀，这些错误在一定程度上了彰显了他们作为一个完整与真实的“人”，是可以理解与被原谅的。

三、傻子的人性深处

1.贯穿人生的话语标志阿甘的一句“我要尿尿”几乎贯穿了他人生所有的重要场合：全州美式橄榄球明星盛会、越南战争、象棋比赛……在或光荣或耻辱，或危险或正式的情况之下，于他而言，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才是当务之急。竞选美国参议员时的一句“我要尿尿”，更被解读为“象征了摆脱政府的迫害——排除这个国家所有的污秽……它代表了焦虑和即将来临的解脱”。这一无心之举被聪明的群众一番解读之后，就带有了深远的政治意义。

许三观每次卖完血，总要去饭店叫“一盘猪肝，二两黄酒，黄酒要温一温”，作为对自己的犒劳。他向别人津津乐道：“黄酒一定要温一温，说了这句话，别人一听就知道你们是经常进出饭店的，这句话是最重要的。”随着卖血次数的增加，许三观说这话时逐渐从感到“神气”演变为对于解决眼前困境的喜悦，带有内心深处的认同。猪肝与黄酒给予许三观的不仅是身体上的滋补，更是心灵上的慰藉，它们已经超越物质本体成为个体意义上简单的生活信仰。

这里还有一点需要补充，即他们看似傻气的话语总是能一针见血地道破事件的真相。譬如，当被问到对越南战争的看法时，阿甘脱口而出“那是一场狗屎”。此话一语双关：阿甘在当兵期间有过一段趴在粪便上的经历，也暗含了人民对于美国发动战争的不满。许三观则认为“文革”“就是一个报私仇的时候，以前谁要是得罪了你，你就写一张大字报，贴到街上去，说他是漏网地主也好，说他是反革命也好，怎么说都行”；陪斗“就是味精，什么菜都能放，什么菜放了味精以后都吃起来可口”。

2.异中有同的人生结局从整体来看，阿甘与许三观的故事都是以喜剧方式结尾的：阿甘在中年时成了百万富翁，和珍妮有了一个健康的孩子。他初心不变，“仍旧跟大家一样有梦想，偶尔我也会想到，要是换个情况，人生会是什么样儿”。他的生活多姿多彩，“可以回顾过去，然后跟自己说，起码我的人生过得并不乏味”。许三观的三个儿子长大成人后，他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聚焦细微处，便可瞧见在这看似美满的结局之下，实则覆有一层小小的阴影：许三观老了，他的血没有人要了，被嘲为只能像猪血一样用来涂墙。当他为此痛哭流涕的时候，三个被他“拿血喂大”的儿子却嫌父亲丢人。许三观靠卖血渡过了重重难关，却又因完成了人生使命而不再被需要，不免令人感到悲凉。至于阿甘，他与珍妮之间虽然有着深深的感情，但此时珍妮已作他人妇，两人只有心灵的契合，却失去了生活上结合的可能。但是，正是在这带有缺憾的结局之中，我们得以体会到生活的本真，从而对生活有更好的理解。毕竟，生活总是要有一点失意的成分，才能更好地显示光明的存在。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同为“傻子”，阿甘有梦想，许三观有信念。这两位同异互见的文学人物，其传奇经历、生活方式以及对生命的态度，都值得我们用心去品味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