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子乐观主义到厄运预言者：刘易斯·芒福德的媒介技术思想及其学术影响

王 华

一、引言

1964年《理解媒介》出版，马歇尔·麦克卢汉名声大噪，风头一时无两。他被称为“电子时代的代言人”，经常在电视上进行演讲，并受到一些普通美国民众的欢迎，俨然成为一位“学术明星”。在无数美国人狂热追捧麦克卢汉思想的同时，一些学者保持了自己的理智，詹姆斯·凯瑞就是其中一位。他认为恰恰是从《理解媒介》开始，麦克卢汉的思想开始走下坡路，他认为《理解媒介》之前，麦克卢汉的思想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他看待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时，也保持着一定的理性批判态度。但是《理解媒介》之后，麦克卢汉完全放弃了对复杂社会现实的分析，彻底陷入了“技术决定论”的泥淖和对电子技术神话的幻想。

凯瑞认为，处于麦克卢汉对立面的是刘易斯·芒福德。刘易斯·芒福德是20世纪重要的城市规划思想家和社会研究学者。他年轻有为，1938年《城市文化》的出版，更是让他享誉世界。但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尤其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他的思想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芒福德有很多思想与麦克卢汉的议题有重合之处，麦克卢汉经常在自己的作品中引用芒福德的观点，甚至可以说，芒福德有关电子技术与电子传播的论述远远早于麦克卢汉，芒福德的早期思想是麦克卢汉思想的来源之一。林文刚认为：“毫无疑问，英尼斯是媒介环境学派传统形成初期的楷模；然而走在他前面的还有刘易斯·芒福德。”[1]凯瑞更是明确地写到“麦克卢汉和英尼斯之间的承袭关系非常出名，并受到广泛认可……但是，他的观点还有思想上的其他先驱……芒福德就是其中的一员。”[2]

虽说芒福德与麦克卢汉思想有重合之处，但芒福德似乎并不认同麦克卢汉的乐观，晚年的芒福德对麦克卢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麦克卢汉并没有直接回应，倒是凯瑞撰文对这场看似只有一个人在场的争论做出了总结。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人们对印刷品带来的社会后果已经有了普遍的共识，那就是印刷品造成了政治和文化的集权。但是，印刷品之后出现的电子传播技术到底加深还是颠覆了这种集权？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在凯瑞看来，这个问题是所有媒介学者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而考察这个问题，需要将技术与文化结合起来思考，基于此，凯瑞构建了芒福德和麦克卢汉的对话，并总结了芒福德的思想轨迹。他指出“芒福德不仅预见了麦克卢汉的观点，而且最终，他走向了一个与麦克卢汉完全相反的方向：芒福德从早期的电子乐观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尖酸的厄运预言者。”[2]可以说，芒福德对媒介环境学派的两位巨匠都影响甚深，他早期的乐观主义影响了麦克卢汉，而晚期思想则成为詹姆斯·凯瑞考察媒介技术的重要渊源。考察凯瑞、麦克卢汉与芒福德之间的关系，是对媒介环境学派思想流变的梳理，也是对新闻传播学研究历史的一次查漏补缺。

二、早期：保守的电子乐观者

芒福德早年称得上是一个技术乐观主义者。他强调电的恢复力，认为电可以帮助人类建立一个分权的自由世界。芒福德早期观念的形成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美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一是彼得·克鲁泡特金与帕特里克·格迪斯等学者的思想。

内战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美国的既有的传播结构坍塌，电(electricity)的兴起让人们重新看到了建立传播新秩序的希望。电被描述为无阶级属性的东西，当时很多人认为，电可以改变人类的未来，创造一个没有财富和权力差异的平等世界。19世纪末，机械主义衰落，有机哲学在美国兴起，电被认为与有机哲学相互契合。凯瑞认为：“尽管标准的学科历史告诉我们，是达尔文主义、德国理想主义、黑格尔哲学把有机论引入美国思想界，但是，对更多的人来说，是电铺设了有机论进入美国人思想的宽广桥梁。”[2]1858年，大西洋电缆铺设成功，人们为此欢欣鼓舞，更对电大唱赞歌。

电子传播的发展导致乌托邦社会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复兴。俄国地理学家彼得·克鲁泡特金，苏格兰生物学家帕特里克·格迪斯是此种思想的代表人物，芒福德对电的早期认识就是受了这两位学者的影响。克鲁泡特金认为，应用电所造成的环境破坏远远小于运用蒸汽。电意味着分散，在蒸汽时代，人们需要聚集在矿藏丰富的地区生活，而电的出现将人们从这种环境的限制中解放了出来。同样的，电报将人们从面对面的信息传递中解放出来。电允许人们以一种更加自然而传统的方式生存。

格迪斯受克鲁泡特金的影响，根据不同时期所依赖能源的不同，把历史分为旧技术阶段(主要利用蒸汽)和新技术阶段(主要利用电)。在格迪斯的理论中，技术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把城市看作仪式秩序和传播的网络，认为新传播方式的出现能重新激发城市的活力。

早期的芒福德受格迪斯的影响，也把技术看成文明发展的中心。他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所依赖的能源和物质，把机器体系和机器文明划分成了三个前后相继，相互重叠、相互渗透的阶段：始生代技术时期、古生代技术时期和新生代技术时期。在芒福德的历史分期里，技术形态是划分的标准。他认为：“新生代技术时期的显著特点首先是对新能源——电力的征服”。[3]因此，电子技术以及随电子技术出现的电子传播之社会影响成为芒福德研究的重要议题。

芒福德承认电具有重构力。这种认知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他认为电有创造非集中化生活的潜能，人们不必再为了得到能源而拥挤在某个地区，有了电，能源可以被输送到人那里，因此，人们可以零散地居住于乡村和郊区。第二，电的超越空间的能力，使它有颠覆旧社会结构的潜力，阻碍新世界产生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陈旧躯壳。芒福德认为电最大的影响是政治性的，无线电通信可以促进领导及其追随者之间的直接交流。他写道：“柏拉图曾认为，一个城市的规模由能听到一个演讲者的人群数目来确定，今天，这个限制所确定的不是一个城市的规模，而是一个文明的规模。哪里有新生代的技术并使用着同一种语言，哪里就有建立亲密的政治团结的可能性，而过去只有小到阿提卡那样的城邦才有可能。”[3]第三，电可以培育出新型的工人，他指出，在新生代技术时期，工人不再是机器的配件，而会变成拥有自己思想的个体。最后，芒福德把电和田园诗的理想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当时芒福德认为电是一种清洁的能源，它能为人类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

在芒福德看来，电子传播技术为无形的城市的出现创造了前提条件。“如果在一个远方的村庄里，能像在拥挤的市中心区一样，看到同一个电影，或者听到同一个广播节目，那就不需要住在那个市中心区，或者为了耳闻目睹那个活动而赶到市中心去。”[4]在芒福德那里，无形的城市与民主权力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其论证就产生了这样的内在逻辑，即电子传播手段是有助于实现民主的。芒福德具有生物学的背景，从芒福德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有机论的思想贯彻在他的思考之中，电被广泛应用之初，芒福德认为电是符合有机论哲学的，电可以帮助人们打败冷酷无情的机器，重新恢复到平衡的生活状态。后来，麦克卢汉延用了他的这些观点。

三、晚期：尖酸的厄运预言者

尽管早期的芒福德对技术抱有乐观，但他从没有丢失过对技术的审慎态度。凯瑞总结了芒福德乐观中的质疑：“芒福德意识到了电子传播的悖论——有利于思考的媒介(读、写、画的媒介)会被电视和广播削弱；更近的联系不一定意味着更大的和平；新发明很有可能会被过度利用；轻松的娱乐可能会毁灭人类的艺术技巧。”[2]

到了20世纪60年代，芒福德完全放弃了对电的美好幻想，而变成一个“尖酸的厄运预言者(a soured prophet of doom)”[2]。林文刚也注意到了芒福德的这个转变，“稍后，芒福德(1967，1970)的立场略有修正，转而拒绝接受新技术时代的现实，认为新技术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机器的神话’。于是，他对当时技术的批判也包括对麦克卢汉的尖锐批评，也就不足为奇了”[1]。只是，他没有对这个转变做过多的论述，又转而介绍芒福德的其他思想了。凯瑞对芒福德思想的转变做出了详细的论述：“在他晚期的作品中，芒福德的看法可以说正好和麦克卢汉相反。他试图系统打击把人看作‘创造者(homo faber)’和工具制造者(toolmaker)的人类想象；消除把技术视为人类发展的中心的普遍看法；他开始强调艺术、仪式、语言的作用，把它们视为影响人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他认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转变并不依赖于技术的复杂性，而是依赖于Stephen Pepper所提出的那个假设：机械主义和有机主义的抗衡。”[2]在这个时期，《机器的神话(上)：技术与人类进化》和《机器的神话(下)：权力五边形》相继出版，芒福德的思想已经与他早期偏乐观的态度区别开来，他仍对技术着重论述，但不再把其当作影响社会发展的中心力量。他甚至摒弃了旧技术阶段和新技术阶段的历史分期法，对电子技术与电子传播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认为电子技术实际上继承了机器的神话，并没有改变钟表和印刷机带来的霸权统治，反而强化了机器的意识形态，是“古代巨型机器”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古代巨型机器”是芒福德考察技术与人类发展间关系后发明的概念，他认为王权制度发明了机器的原型，其部件是高度分散，彼此疏远的人类，在王权的统一指挥下，“古代巨型机器”能完成小型劳动集体和松散氏族群体或地域性群体无能为力的浩大任务。“古代巨型机器”代表的是一种高度的集权控制和极端剥削，它指向的是个性消灭、军事暴力、劳动剥削。林文刚考察芒福德思想时，将之称为“王者机器”，极为贴切。芒福德认为，古代巨型机器虽然消失了，但是新的巨型机器又在专制主义体制中重生了。芒福德把传播手段的发展看成维持现代巨型机器良好运转至关重要一环，他将古代集权统治制度的屡次倒塌归因于“通讯迟慢”，并认为现代电子传播手段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旦发明了电报，继而有了电话和广播通讯，这些局限就都消除了，长途控制就没什么障碍。”[5]芒福德认为，电看似创造了一个分权的世界，但实际上，电子传播超越空间的能力反而使控制变得更加方便集中。“瞬时传播的到来造成了或者说鼓励了政治权力的进一步集中。”[6]

芒福德通过分析虚无艺术的流行，揭示了大众传媒所实施的文化霸权。“如今每一个国家，大部分人，不管有文化还是粗通文化，都受到大众传媒的灌输和各类学校学院及博物馆那些较为时髦的领先人物的强化教育，因而他们把这种疯人院式的‘艺术’不仅当作对我们无意义无目的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此)的合理表现，而且还视为对待现实唯一可接受的基于经验的方式。”[5]电子传播把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看作是机器，人们打着机器的旗号，消解自身存在的目的和价值，根除与机器文明不匹配的社会形态。“向权力体制无条件投降，向装备了‘自动化的自动化’的权力体制彻底投降，现代人类就这样丧失了令自身保持活力的某些精神资源。”[5]

同时，芒福德开始批判麦克卢汉。“而如今轮到麦克卢汉教授用技术手段来实现专制控制了，他想制造全民的文盲状态，彻底消灭全部永久性文字记录，仅留下官方批准的计算机有用材料，并且仅允许少数人使用。”[5]他控告麦克卢汉对威权控制的合理化，认为麦克卢汉打着文化分权和共产主义的幌子，实际上是在为威权主义控制辩护。实际上，“这种电子通讯制度非但不会提供任何自由通信条件，还小心谨慎加强筛查控制，生怕放过任何‘危险’思想，亦即不符合他们要求的非正统观念和主张。”[5]尽管芒福德也提出过类似“地球村”的概念，但是他认为麦克卢汉误解了他的意思，并对麦克卢汉所言“地球村”提出一针见血的指控：“视觉听觉范围内的部落文化，亦即麦克卢汉教授所谓‘地球村’，实际上是个骗局。”[5]他认为麦克卢汉忽略了群体的语言和文化特殊性，忽略文化差异而谈全球联络，实际上是电子技术本身的一厢情愿。面对芒福德的诸多指控，麦克卢汉并没有正面回应。反而是后来人凯瑞在纸堆里发现了二者之龃龉，并为两位巨匠构建了一场观点的对质。

四、舍本逐末：麦克卢汉对芒福德观点的延续

仔细考察芒福德的思想，人们会惊人地发现麦克卢汉的电子技术乐观主义深刻受到芒福德早期思想影响。已经有部分学者对麦克卢汉与芒福德的继承关系做过一些比较。林文刚在《媒介环境学》中提到“(芒福德的)技术逆转这一主题后来由麦克卢汉继承下来。芒福德把这个主题推进到政治领域，麦克卢汉却在此止步”。[1]“芒福德早期的著作(1934)就提出了技术有机论，他比麦克卢汉先行一步。”[1]凯瑞通过对比两个人的思想，更是认为麦克卢汉对芒福德的借鉴数不胜数：“芒福德强调新的传播方式是生物能力的延伸……显然，芒福德比麦克卢汉技术是人体的延伸先行一步(anticipated)”；“尽管芒福德认为钟表是旧技术阶段的最重要的发明，但他也论述了印刷机带来的社会影响，后来，麦克卢汉放大并详述了他的观点”；“麦克卢汉把传播形式的概念比喻为‘后视镜’和‘一种媒介的内容是另一种媒介’，芒福德‘文化假晶(Culture Pseudomorph)’*假晶本来是一种地质学现象，它指岩石原来的成分被水冲出来后形成空隙，随后的火山岩填补了这些空洞并形成新的结晶，此时，岩石的外部形状不发生变化，其实质却不一样了，新形成的岩石内部结构与外表形状并不协调，产生了一种石头呈现另一种石头形状的情况。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衰落》将这一现象引入文化研究，提出了文化假晶的概念，芒福德借用这个概念来解释旧的社会形态对新生代技术时代文明产生的阻碍。的概念依旧比他先行一步”。[2]

当提到麦克卢汉的“重新部落化”时，一些学者惯于与“重返伊甸园”相对应，其中的宗教意味让麦克卢汉的思想披上了神秘的面纱，其实，“重新部落化”有其学术渊源，那就是芒福德的“分权社会”，芒福德的思想又源于克鲁泡特金。芒福德用区域城市反对过大的都市，用有机社区反对阶级分明的现代城市，用小的工业单元反对巨型工业结构。他认为电力技术的兴起使人们摆脱了地理资源的束缚，电子技术的发展使人们摆脱了面对面交流的局限，人们可以散居在环境优美风景如画的乡村，而不必壅塞于城市之中，蒸汽机出现之前田园般的生活方式得到恢复，人们能够以一种更加自然而不受束缚的方式生存。

芒福德一直对机器和有机性的斗争保持兴趣。有机性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芒福德没有对这个概念做出直接的定义，这并非因为他没有意识到定义的重要性，而是因为有机性涵盖的是生物体尤其是人类的整体进化过程，是一个了横跨生物、历史、文化的庞杂概念。芒福德强调的有机性不仅存在于人类，也存在于其他生命体，他说过，即使是“最低级的阿米巴原虫，都是宇宙漫长进化过程中难得而珍贵的产物”[7]。当然，芒福德强调最多的还是人类的有机性，他考察了人类的肉身和精神的产生进化过程，强调了人类精神的觉醒，虽然芒福德没有直接对人的有机性下定义，但是下面一段话或许是理解芒福德所言有机性的最好注脚：“我们每一餐饮食，都会把‘无生命的’物质分子转化为活物质，随着这种转化，才有了知觉能力、认知能力、感觉能力、情感能力、理想梦想、机体反应、提议、决策、自我引导、自我塑造等等，诸如此类更丰富多彩的生命能力和活动。”[7]

有机性强调的是人的精神、欲望和创造力。早期他认为电子技术具有恢复有机性的潜力。“机械化的第一步是与生命活动背道而驰的……这种趋势在新生代技术阶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于生命的研究开辟了机器发展的新途径：人的兴趣和欲望影响了新发明的开展。飞行、电话通信、照相和电影都源于对生命有机体的更科学的研究，生理学研究补充了物理学研究。”[3]芒福德认为生物与技术的划分是人为的，二者之间的界线并不应该那么明显。他认为新的传播方式是生物能力的延伸，“从1870年左右开始在技术领域内部发生了一些特别有希望的进展：即使在无机的机器体系中也可以看到有机的因素：一些最具机器特性的机械设备，如电话、留声机、电影等，是基于我们对人的声音、眼睛的兴趣和对发声和视觉器官的生理和解剖的了解而制造出来的。”[3]这个思想可以说是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延伸”的前身。有学者探究麦克卢汉延伸论的思想渊源，他认为麦克卢汉和芒福德都注重技术或媒介对人的影响，他也指出麦克卢汉是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芒福德的延伸论，又以新批评的方式予以表达，从而形成其思想。但是他认为，芒福德的研究侧重机器的发明发展与人的参与的关系，这是一种宏观的研究，而麦克卢汉不考虑媒介创造之初的延伸现象，更注重媒介对人类感官的影响，是一种微观层面的分析。[8]其实，芒福德的分析是一个从宏观到微观，又从微观到宏观的完整过程，在《技术与文明》中论述了钟表和印刷机对人的影响时，他清楚地看到了印刷使人感觉中枢失去平衡的微观后果：“印刷品比现实事件更令人印象深刻，人们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印刷文字上，他们失去了感觉和理智、想象和声音、具体和抽象之间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只有15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如米开朗琪罗、达·芬奇、阿尔博蒂才能暂时达到。平衡不久就会失去，剩下的只有印刷的文字。”[3]麦克卢汉后来有相似的论调，他沿着芒福德的路径寻找机械主义的元凶，他也强调钟表和印刷机革命性的影响，不过最终他认为字母表才是“西方机械主义之源”，并对之做出了详细的分析。[9]

芒福德曾认为电子技术能帮助有机体恢复感觉平衡，在电子技术时代，摄影有助于眼睛的再培养，电话有助于声音的再培养，收音机有助于耳朵的再培养，汽车再次重现了某些手动和操作的功能。“到了这个阶段，机器已不再是一种手段，其操作也不再仅仅是机械化的和因果性的，而是人性化的精品：机器如同其他艺术品一样，对生命的平衡做出了贡献。”[3]同样，麦克卢汉也认为电子技术能够让人的感觉重新恢复平衡。芒福德还意识到了新技术所带来的感觉的融合，他认为摄影在当时再次流行，说明人们在寻找一种存在、观看、触摸、感觉的新快乐。这种“感觉的融合”即为麦克卢汉强调的“通感”。通感就是感知之间的交流与互换，大脑把一种感官所获得的感知转化为另一种知觉。

五、取其精华：凯瑞对芒福德精神的继承

虽然，芒福德早期与麦克卢汉一样，对电子技术抱有很大的幻想，认为电子技术有创造新世界的潜力，但是后来二者的思想驶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麦克卢汉最终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技术决定论者，一个后工业社会的诗人，一个完全屈服于现代机器的恢复力的预言者，他完全放弃了对阻碍社会进步的文化假晶的思考。当麦克卢汉逐渐开始运用夸赞电气的修辞，逐渐把电力技术视为克服工业社会壅塞和破败的良药时，刘易斯·芒福德逐渐转向了相反的方向。”[2]

凯瑞评价道：“芒福德的判断更加复杂，平衡，有理有据。而麦克卢汉更倾向于用语言游戏，他把技术置于历史和文化的命运与厚重感之外，剥离了技术存在的复杂的社会环境，而芒福德却与之完全相反，他一直试图把技术和历史、文化结合在一起考察。”[2]凯瑞认为，《理解媒介》之前的麦克卢汉还注重对社会历史的分析，但之后的分析脱离现实，造成了他对电子技术盲目的相信。而虽然芒福德晚期作品也存在一些不足，但是其对电子技术的真知灼见值得人们深入思考。凯瑞将芒福德的晚期观点称为“诊断现代历史大致走向的探测仪”，足见他对其思想的认可。

在传播学领域，杜威、英尼斯甚至麦克卢汉对凯瑞思想的影响已经被看到，可是芒福德在整个学界却被遮蔽，“他依然只是被搁置在科技哲学和城市规划的传播学视野之外”[10]，这导致他对凯瑞的巨大影响被忽视了。芒福德对凯瑞的影响可以从他对芒福德作品的研究和评价中略窥一二，凯瑞沿着芒福德的思路，对电子技术尤其是电子传播的社会影响做了深入的探讨。

凯瑞所做的工作被认为是成长于美国本土的文化研究，他研究的重点之一是技术观，即怎样看待技术和文化的关系。他把技术与文化看作知识舞台上不可分的两个演员，认为技术的本质是文化的，“技术这一最实在的物质产品，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彻底是文化的产物：它所展现的观点和灵感实质上是一种创造与表达。”[11]凯瑞的观点不是横空出世的，早在凯瑞之前，芒福德就意识到了要回归本土，考察技术的文化属性，可以说，是芒福德而不是凯瑞开启了美国本土的文化研究。“芒福德认为，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美国知识分子须把目光从欧洲转向自身，不要继续向欧洲寻求指南，要用新眼光审视自己国家的文化，从中发现尚未被充分认识的强劲生命力，发现具有创新意义的光辉前途。”[12]芒福德说过，“在人类这种自我发现和转变过程中，制造和使用工具，从其狭隘意义来看，充其量也只是个辅助手段，而不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因为，技术手段，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为止，始终是人类文化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未与文化彻底脱离。而人类却在这个文化整体中发挥着主体作用。”[7]芒福德强调技术的文化属性，不论是早期的历史分期观，还是后来的去技术中心观，他从来是把技术、文化、社会三者结合起来考察的。

芒福德还考察了仪式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研究技术与文化间的关系时，与英尼斯一样，很自然地将自己的研究推入政治领域，他认为王权神授机制创造了“古代巨型机器”，它完成了人力的集装，王权指导着分散而有序的人力部件完成了金字塔等浩大的工程。这个机器看不见却一直存在，是“第一个巨型机器”[13]，是后世一切机器的原型。在论述“古代巨型机器”的产生与维持时，芒福德强调“仪式”的重要性，他认为仪式有强迫性，重复的仪式其实是一种强迫制度，对人们产生精神层面的催眠，创造逆来顺受，百般服从的人，“而没有这种强制性，人类劳动组成的那架大机器是绝对开动不起来的”[7]。在芒福德这里，仪式被提升到了极为显眼的位置，成为驱动古代巨型机器运行的动力源。后来，凯瑞把传播看成一种仪式，强调了传播仪式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拓展了学界对传播活动的认识，为美国传播研究开辟出新的领地。

此外，芒福德还考察了知识、技术与权力的关系，他认为知识与权力联系紧密，知识的外衣是权威，知识利用自身的权威性为权力保驾护航，甚至滋生权力。他指出：“脱离了这种高级知识的加工、组织和运用，任何君王也无法安全行走，无法有效行动；恰如当今五角大楼若不征询科学家、技术专家或‘竞争理论家’的意见，就无法决策一样。”[7]他从源头上批判知识与权力的勾结，直击创造知识神话的起点，质疑知识所依赖的技术的权威性：“他们(五角大楼)征询的对象范围甚至也包括了计算机系统，据说这种新型等级结构智能机器的可靠程度，要大大超过古代那些肉胎凡身而王权神授的君王们的智力水平(entrail-diviners)。可是，从计算机也会不断发生计算错误的实情来看似乎情况也并非如此。”[7]在芒福德看来，计算机无非是一种工具，其功能大大逊色于大脑。而且它在不合格的操作者手中会成为极危险的东西，计算机的出现会使统治变得更加隐秘且牢固，巨型机器精英集团把计算机当作监视人们的眼睛，他们企望全社会都顺服它，以此达到统治大众的目的。

凯瑞与芒福德一样，在承认电子传播有超越空间的能力的同时，也对电子传播带来的潜在危害保持着足够的清醒。他认为电子传播有控制空间和控制庞大人口的潜在力量，会加强政治和文化的集权：“现代传播确实有利于扩大社会组织的规模，使其超越单一的民族与国家，成为国与国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一种全球性的联合会。可以说，电子传播加深了印刷品所具有的空间传播偏向，同时也加强了政治和文化的集权。”[2]“无论麦克卢汉对电视效果的评价多么富有见地，传播媒介的影响都来自一个简单的技术事实：每一种现代媒介都提高了控制空间的能力。它们通过缩减人与地点之间发送信号的时间(即讯息发送与接收之间的时间差)来实现这一点。”[11]凯瑞与芒福德一样，担心技术对有机的侵蚀，认为电子传播，尤其是电视会造成人处境的孤立与被动：“虽说电子技术蕴含着培植新的审美情趣，恢复人们鉴赏力的倾向，但它更使人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孤立，人们过分依赖远离其真实生活的机械，把机器当作艺术，信息和娱乐的源泉。计算机储存编程上的能力，它前所未有的处理高密度大数量的信息的能力再怎么被夸大，职业领域以及数据库中知识垄断的情况一点儿也没有得到改变。电视机将我们监禁在了一个无言的，镜像的世界中，即使它有使人们深入参与全世界人们生活的能力，但这点好处早就因其对我们的监禁而消弭殆尽：我们只能是沉默的观看者。”[2]

凯瑞致力于破除电子革命的神话，他在仔细对比了麦克卢汉和芒福德媒介技术思想后得出结论：电子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巩固并扩大随印刷机而来的文化霸权和社会形态而服务的。这不只是对芒福德观点的呼应，更是他深入考察技术与文化关系的结果。他呼吁为技术“减负”，把技术看成一种手段，不要把抵抗霸权的希望全部压在技术身上。他明确表明政治问题不是集权对分权的问题，而是民主化的问题。[11]，因此，他强调知识分子的责任，认为知识分子应肩负起把问题传达给受众的重大责任，教化大众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芒福德同样重视教育，他在《城市发展史》一书中设想，理想城市中市民活动的中心不是工业活动，而应该是教育。刘易斯·芒福德一直强调文化的传承和创造的社会化，“无论是传统还是产品都不可能只掌握在科学家、艺术家或哲学家手里，更不可能像资本主义体系下常见的那样掌握在少数特权阶层的手中。……如果我们不能让创造社会化，不能使生产服务于教育，那么，一个机械化的生产体系无论其效率多高，都会沦为奴性的、拜占庭式的僵化形式，唯一的调剂只有饮食和廉价的娱乐。”[3]由此可以看出，与芒福德一样，凯瑞重视人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凯瑞重视教育的原因，他不止一次地提到关于教育的问题。他认为，教育归根结底是怎样生存的问题，教育和学习是为了让公民占领公共生活的领地，思考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不是一部分技术或专业精英的特权。他试图用知识分子传道授业，普及教育，教化大众的方式恢复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从而拯救民主。

六、结语：警惕技术对人文之侵蚀

对有机力量与机械力量对抗的关注是贯穿于芒福德思想始终的一条线，它串起了芒福德对待电子技术态度完全相反的两个时期，态度转化背后不变的是对生命有机体的关怀。“芒福德并不反对现代化，也不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更愿意相信人类有重塑未来的能力，而不是说一味地认为技术进步带来的后果避无可避。”[6]凯瑞曾评价“芒福德的思想缺乏连贯性”[11]，这是有失偏颇的。早在《技术与文明》中芒福德就说过：“节奏的问题；平衡的问题；有机平衡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人类的满足感的问题和文化成就的问题。”[3]芒福德警惕机器对有机性的侵蚀，他认为，当工业从机器的角度看上去变得越来越进步的时候，从人性的角度看确实越来越后退了。三十多年后，他再次指出：“人类文化的每一种表现形式，从礼制到语言文字，从衣装仪容到社会组织，无不最终服务于人类有机生命重新塑造这一任务的，无不服务于人类个性表达这一使命。”[7]他的思想一直是以人为本的，认为机器文明的一切机制都必须服从人的目的和需求。为芒福德立传的米勒对此做出了精准的总结：“此后一生活动中他始终认为，人类变革和进步的催化剂，不是机器，不是按经济标准划分的阶级，也不是政治派别，而是人类自身的认知水平和精神力量。”[12]无论是凯瑞对技术的关注还是他对教育的关注，都来源于他对“人”的关注，这与芒福德思想中隐藏的主题是一致的。可以说，麦克卢汉延续了芒福德的部分观点，但是凯瑞继承了芒福德的精神。

概而言之，刘易斯·芒福德的媒介技术认知及其坚定的人文理念，在今天技术不断更新和社会飞速发展语境下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关注人文精神也是我们思考今日技术之变迁需要秉承的观念，当今技术之发展远超了芒福德的年代，人类似乎又一次陷入了对技术的狂热崇拜。比如新闻界历来追求客观性，近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盲目地把客观性诉求寄托于大数据、算法和机器人写作身上的情况愈发明显，这应该引起新闻人的警觉，毕竟技术进步不是人类文明的全部，机器不能诠释人类的全部思想，新闻的本质还是其人文和社会功能。应该看到，任何一次技术更新或者新旧媒介更替其实都是一种自然常态，起起伏伏，各显神通，然而促进新闻业或传播业长远发展的依然是新闻质地、价值导向和社会责任，否则只能是一个没有色彩和温度的技术通道，同时新兴技术如果哪一天来宣示它对传统媒介技术的胜利或媒介地位的获取，它必然也是对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到网络所塑造的互联互通功能、职业理想和人文责任的坚守，必然要继续与广阔的现实世界有效联接，呼唤舒适、幸福、良性的社会联系，在实现经济利益同时完成社会服务和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