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gent的重大工程项目公民行为
——项目绩效演化仿真

陈震 ，何清华，李永奎

（1.北京建筑大学 经济与管理工程学院，北京 100044；2.同济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92）

重大工程是一类大规模的、高风险的，耗资在10亿美元以上，耗费数年开发、建设，涉及多重公共和私人利益相关方，变革性地影响百万人生活的基础设施工程项目[1]，在我国，该类项目主要以政府投资为主[2]。重大工程不是一般工程项目的等比例放大，由于目标不同、交付时间、复杂性以及利益相关方增加带来的非线性涌现造成了管理难度大幅度加大，故重大工程是不同于一般工程的一类重要工程项目。我国现阶段正面临着大量的重大工程建设项目，而项目组织大多采用传统的组织模式，在面对诸如目标不确定情境下的建设、多利益相关方协同等具体问题时效果不佳，难以适应重大工程项目管理的需求。因此，重大工程组织行为亟需从被动完成项目分派的任务向员工主动通过互助、自激励实现项目价值的转化。近年来，重大工程通过构建“立功竞赛”等特有的组织行为模式，激发项目员工的主人翁精神，产生项目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促进重大工程的员工的自管理成为解决该问题的重要路径[3-4]。

项目公民行为是一种跨组织边界、嵌入人际关系网络的自愿的个体行为，它不能被传统项目内的奖励系统直接识别，却能有效地提升组织效能[3]。项目公民行为与组织公民行为显著不同在于：①项目组织具有临时性，因此其项目公民行为表现较为短期和较为功利；②项目组织由多个不同的组织共同构成，因此，项目公民行为具有跨组织性；③项目组织不同于传统的层级式组织关系，而更趋向于扁平化，因此，项目公民行为也具有网络化特征[3]。而重大工程项目公民行为与项目公民行为亦有所差异：①重大工程涉及更多公共管理及社区层面的问题，重大工程有涉及社会责任的目标，因此其项目公民行为对象不仅包括项目还包括社区；②重大工程有一些不同于一般项目的特有行为，如积极参加立功竞赛等，这些均未在项目公民行为中得到反映。项目公民行为作为一种重要的组织公民行为，早期形态多为项目内的组织公民行为，尚未明确提出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别。Yen等[5]首次提出信息项目内的组织公民行为，Aronson等[6]提出项目内的组织公民行为。Braun等[3-4]正式提出了项目公民行为的概念，并进一步深化为临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Ferreira等[7]探讨了德国和葡萄牙不同国别下项目管理者的项目公民行为差异。目前，项目公民行为所指的项目包括建设项目、信息项目和R&D项目等，但实证研究[3-8]认为，项目公民行为与项目绩效存在积极影响关系。中国情境下重大工程项目组织公民行为研究表明，项目组织公民行为已成为影响重大工程成功的重要因素[9]。

但已有研究的一些缺陷也显现出来，一方面，由于方法的局限性，已有的研究由于多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强调大样本下项目组织公民行为与项目绩效的整体趋势，难以从个体和利益相关方等项目的微观层面讨论项目组织公民行为作用于项目绩效的动态形成过程和形成机理，且难以定量研究特定情境下项目组织公民行为对项目绩效的涌现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实践的复杂性，重大工程项目成员的流动性大、情境具有不可重复性，使得获取外界环境基本不变的同一项目不同时间段下项目成员的问卷变得非常困难。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项目管理行为理论，提出重大工程项目组织公民行为——项目绩效演化机制。基于此，采用计算实验的方法，构建满足项目组织公民行为定义的“重大工程项目组织公民行为——项目绩效模型”，在此基础上研究项目公民行为成本、关系以及外部因素改变时，项目组织公民行为相互作用情境下对项目绩效的影响，以揭示重大工程不同条件下项目组织公民行为对项目绩效影响的演化规律。

1 重大工程项目组织公民行为——项目绩效涌现演化机制

1.1 研究前提假设

（1）组织公民行为是一种基于动机而识别的行为，其基于作用对象可以分为面向自身的组织公民行为（OCB-I）和面向组织的组织公民行为（OCBO）[10]。面向组织的组织公民行为表示重大工程组织公民行为的利他性，面向自身的组织公民行为表示重大工程组织公民行为的承诺性。因此，设重大工程项目组织公民行为分为面向自身（PCB-I）和面向组织（PCB-O）两种影响维度。

（2）实际工作中每个人作为独立体，对其他所有人的关系均是不同的，这种关系既包括工作关系，亦包括非工作关系。而本文为了突出工作关系在项目组织公民行为对项目绩效中的作用，设同部门的所有员工对部门外关系程度是一致的，对部门内关系程度亦是一致的。

（3）组织公民行为的“过犹不及”理论认为，过多的组织公民行为会造成正常工作效率的降低[11]，因此，设组织公民行为的数量不是无限增长的，它亦会受到工作强度的约束，员工必须在完成正常工作任务的前提下实现其组织公民行为，当员工单体成功完成组织公民行为的次数达到一定次数后就会停止。

（4）我国的重大工程大量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利益相关方多以指挥部为协商项目平台[12]，具体而言，虽然业主与各方在重大工程决策讨论中的地位是平等的[13-14]，但业主与其他各利益相关方存在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利益相关方与业主关系的恶化会导致该利益相关方不想完成其任务。因此，导致该利益相关方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关系效率的降低；同理，分包商与总包商的关系恶化也会导致分包商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效率的降低。

（5）为简化模型，由于具体工人和临时工进出场的流动性远大于管理人员，且随机性亦更大，故认为具体工人和临时工工作绩效已包含于项目管理员工以项目为对象而产生的绩效之中。因此，在本模型中不考虑其对项目绩效的影响。

1.2 重大工程项目公民行为——项目绩效模型的构建

本文的重大工程项目公民行为包括PCB-I和PCB-O。齐翔等[15-16]采用元胞自动机仿真了群体互惠利他行为的选择，认为利己主义者和利他主义者可以长期共存并保持稳定，从群体层面保证了项目公民行为长期存在的可能性。孙春玲等[17]的研究表明，工程项目中员工主动性行为是存在的，并受心理授权的影响。上述研究证明，重大工程中存在PCB-I和PCB-O 的可能性。社会系统学派认为，组织是一个协作系统，由相互进行协作的个人组成，包含协作意愿、共同目标和信息联系3个要素。在此基础上，周红云[18]认为工作组织的协作性，是决定组织公民行为的重要因素。PCB-O必须以工作协作为前提，存在组织公民行为对社会资本及社会资本对组织绩效的作用已有破碎化研究[19]，而PCB-I最终实现项目绩效提升又必须通过工作协作表现出来[20]。因此，工作协作过程能够集中体现重大工程项目公民行为对项目绩效的影响，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基本假设：在组织公民行为成本可控和项目利益相关方关系和谐的前提下，基于个体的项目组织公民行为能够促进项目绩效的提升，这种提升是非线性的。为了验证基本假设，本文基于组织公民行为利他性和承诺性的双重属性，构建重大工程项目组织公民行为——项目绩效模型，如图1所示。

从项目为维度的视角而言，由于重大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招聘中高层管理者之前不会测试管理者的项目公民行为意愿，故可认为所有中高层管理者的项目公民行为意愿随机。因此，在同一工程流程中当人数越多时，工作中存在的协作过程越多。Bolino等[19]认为社会资本同样可以产生组织公民行为，由于人际连接质量高（关系好）也可能产生组织公民行为是存在的，故认为关系资本同样可能产生项目公民行为。当成功产生项目公民行为时，会导致3个结果：中高层管理者士气的上升[21]，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资本增加；同时，由于项目公民行为的产生，会对项目绩效产生提升作用。随着士气上升，管理者更愿意从事项目公民行为，而管理者角色外行为的精力是一个确定的常数，随管理者工作角色外行为的增加而导致精力下降，当下降到一个阈值，管理者工作角色外的精力再下降会影响正常工作[22-23]。因此，对精力设置一个上限阈值，防止管理者因为公民行为而影响正常工作。当精力上升到阈值时，项目公民行为停止，项目绩效保持不变。随着两个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资本上升，两者间项目公民行为的概率上升，更利于判断是否产生项目公民行为过程中倾向于存在项目公民行为。由于绩效有精力阈值上限限制，故绩效随精力的上升和项目公民行为概率的上升最终收敛于一个确定值。当未产生项目公民行为时，同理，但是由于士气下降到一定阈值时，管理者会由于工作不顺心而选择离职[24]，则该利益相关方的管理者减少。而利益相关方招聘合适的管理者具有黏性，不能在失去一个合适的管理者后马上找到另一个合适的继任者，故设只有当离职率达到阈值时，该利益相关方才会一次性补齐所有缺失的岗位，而新员工进入时又会生成新的士气和个体绩效，其关系资本与其所在的利益相关方相同。

1.2.1 拓扑结构

（1）节点分布。为了贴合重大工程项目实践，本文参考上海西岸传媒港项目项目部成员的来源和成分，将项目部管理人员分为业主方（owners）、项目管理公司（advisors）、设计方（含驻场人员和设计支持团队）（designers）、总包商（contractors）、分包商（subcontractors）和监理方（supervisors）等6类不同的Agent个体，按照真实人员构成设定为业主方4人、项目管理公司5人、设计方7人、监理方5人、总包商20人、分包商30人。每个人存在双重属性，即绩效（performance）属性和精力（energy）属性。

（2）个体项目公民行为形成机制。工作过程中存在协作关系是产生组织公民行为的基础，而组织公民行为又是自愿发生的[25]。因此，让节点在空间中随机分布，节点在空间中朝任意方向每次走行一格，节点相遇则认为两人在工作过程中存在合作，即存在潜在出现项目公民行为的机会，模拟实际情境中的项目部中项目公民行为发生的偶然性。本文认为，项目公民行为的发生是受关系约束的一个概率事件，节点间关系越好，两者间发生项目公民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初始情形下项目公民行为可表示为

式中，i-j-pro表示i节点所处的利益相关方与j节点所处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为一个[0，1]区间的数，数值越大，表示i节点所处的利益相关方对j节点所处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越好。

1.2.2 演化算法

（1）符号说明。由于实践工作中个体间存在差异，工作初始绩效是不同的，但实际工作又要保证能完成工作为前提，故设个体i的绩效为

个体精力为定值，则个体i的精力为

此时，项目绩效为

单次组织公民行为的成本为cost。项目内同利益相关方i成员间的项目公民行为成功时关系增进程度为iSP-plus，失败时关系衰减程度为iSPminus，项目内不同利益相关方i接受j成员的项目公民行为成功时关系增进程度为i DP-plus，失败时关系衰减程度为iDP-minus。政府的支持程度为suppurt-i。项目利益相关方i的离职阈值为i-turnover-limitation。项目内所有成员的精力上限设置为energy-limitation。

（2）项目公民行为对关系、绩效和精力的影响。基于式（1）条件下，个体间工作协作是否产生组织公民行为，划分为两类策略：

当OCBij=1时，项目公民行为得以实现，个体i接受个体j的帮助，实证研究认为，面向组织的帮助行为与面向个体的组织服从，均与个体绩效存在积极影响[10，26]。基于假设1，当i、j分属同项目不同利益相关方时，可得个体绩效为

当i、j属于同项目同利益相关方时，可得个体绩效为

式中：performance（-1）i为个体i前一期的绩效，下文同；k1、k2分别为帮助行为和组织服从影响程度的系数。

项目公民行为完成后，i在接受j的帮助后，i对j的关系能够得以改善[19]。基于假设2，当i、j分属同项目不同利益相关方时，可得i所处的利益相关方对j所处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为

当i、j属于同项目同利益相关方时，

项目公民行为完成后，i在接受j的帮助后，i因为受到帮助，j因为帮助别人，双方精力均会提升，此时精力为：

当OCBij=0时，项目公民行为未实现，个体i未受到个体j的帮助，由于没有行为发生，不会产生行为收益，亦不会产生行为成本。但i所处的利益相关方对j所处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会有消极影响，当两者分属不同利益相关方时，

当两者属于相同利益相关方时，

虽然双方均有项目公民行为的意愿，但i未能受到j的帮助，双方精力均会下降，此时精力为：

（3）精力的极端情形设定。实证研究表明[27]，项目经理的精力与离职之间存在强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当精力低至0时，员工的工作情绪极低，员工会考虑离职，绩效随员工的减少而出现突变式减少。而当项目中利益相关方人数减少到i-turnoverlimitation阈值时，项目利益相关方会通过招聘引进新的员工将缺少的员工一次性补满，绩效随员工的增加而出现突变式增加。根据假设3，当精力升至energy-limitation 时，为保证项目的正常工作质量，限制员工精力的进一步增长，进而限制项目公民行为的增长。

（4）关系的极端情形设定。基于假设4，产品服务需求方对产品服务供给方的关系下降到较低水平时，会引起产品服务供给方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关系效果的下降[28]。基于业主方和其他各利益相关方构建合作效果抑制变量，即

基于总包商和分包商构建合作效果抑制变量，即

由式（1）、（13）可知，项目管理公司、设计方、总包方和监理方项目公民行为形成的条件为

由式（1）、（13）和式（14）可知，分包商项目公民行为形成的条件为

（5）终止条件。为了在同一时间段下对不同情境的项目组织公民行为和项目绩效有所比较，又可保证时间段足够长到使可收敛的曲线，经过反复试验，选取ticks＜20 000作为终止条件。

2 基于Agent的利益调整策略的涌现演化仿真结果及讨论

2.1 仿真界面设计

本文使用仿真软件Net Logo 5.1版本，仿真界面如图2所示。仿真通过模拟重大工程项目内部利

图2 Agent仿真模拟界面

益相关方之间是否实施项目公民行为的策略来提升利益相关方绩效和项目绩效。

2.2 模型的检验

根据Louie等[29]提出的Agent验证方法，分别采用概念模型验证、操作效度验证和数据效度验证等3种方法进行验证，其验证过程如图3所示。

图3 仿真模型验证框架

2.2.1 概念模型验证本文采用专家评审法进行概念模型的验证，具体步骤包括：

（1）范围界定。通 过CNKI、Wiley、Sage、Springer、Elsevier、EBSCO、Jstor、Taylor &Francis、Proquest、ASCE 和IEEE 等数据库，检索以重大工程、亲社会行为、利他行为、组织公民行为和项目公民行为为关键词的中外期刊论文及会议论文，梳理相关研究的研究脉络，界定重大工程项目公民行为的特征对绩效的影响，明确研究边界。

（2）行为特征提取及专家建议改进。通过Organ、Podsakoff、Borman、Motowidlo等公开出版的组织公民行为书籍，对重大工程项目公民行为特征进行提取，结合现状初步确定行为规则，并邀请相关老师对这些标准进行完善。

（3）选取研究指标。由于项目公民行为是一类具体行为的集合，故不同研究基于不同视角识别的项目公民行为的成因、结果和作用机理亦有所差异。根据本文特点将指标分为项目公民行为成本、利益相关方关系资本和外部因素3类。

（4）多因素交互。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对相关指标进行量化，对于需要考虑的指标，在模型构建过程中考虑其交互作用的方向和强度，从而最终构建概念模型。

2.2.2 操作效度验证

（1）真实性检验。本文通过多仿真平台比较其结果可实现性和过程可操作性，认为Netlogo是最适合的软件。通过研究团队其他成员对本编程的互检，保证编程的有效性。对于极值情形下的行为特征研究，本文选取关系资本为1和关系资本为0两种情境。其结果均收敛，当关系资本为1时，结果稳定收敛于一特定值；当关系资本为0时，结果围绕初始值上下波动。

（2）一致性验证。若模型每次运行的结果存在差异，会导致运行结果的离散性，使结论失去说服力[30]。为了进行一致性检验，本文对所有Agent行为变量进行任意设置，利用行为空间对制订相同的变量值进行100次重复试验，生成相应的项目绩效和项目公民行为次数，对不同数据的结果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100 次的结果均值不具备显著差异。

2.2.3 数据效度验证数据验证能够有效识别概念模型、操作效度验证中产生的不必要的错误，支撑计算模型，数据有效性直接决定了模型是否有效，是模型研究的核心问题[30]。为了验证数据效度，通常通过参数敏感性加以验证[31]。本文通过外界参数改变进一步验证数据效度，证明数据效度的合理性。

2.2.4 相关论文比对验证 虽然目前没有针对重大工程项目公民行为对项目绩效影响的动态实证研究，但静态研究表明[9]，项目公民行为是项目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问卷的调研数据表明[3-4]，项目公民行为对项目绩效存在积极影响作用。上述研究均揭示出在理性前提下项目公民行为最终会对项目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2.3 重大工程项目公民行为——项目绩效模型的仿真结果

基于基本假设，默认各利益相关方个体间关系较好，而利益相关方内部个体间关系要好于与其他利益相关方个体间的关系，故设定

且i≠j。由于个体产生公民行为对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影响较小，故设iSP=iDP=0.001；由于项目部成员离职后不能立即有合适的员工补充完成剩下的工作，故设i-turnover-limitation=0.6，假设最初情境下政府对项目采取中立的立场support-i=1，其中，

为平衡个体行为对利益相关方绩效的影响，设k1=1=k2，组织公民行为的成本cost=0.1，可得绩效曲线如图4所示。

图4 重大工程项目公民行为——项目绩效模型仿真

如表1所示，所有利益相关方绩效和项目绩效均平稳增长并趋于收敛，没有一个员工因为精力的下降而出现离职行为，最终均达到精力上限而保持绩效，由于受精力限制而使组织公民行为次数只出现了3 390次，但对项目绩效却产生了54.2%的提升。所有的利益相关方绩效和项目绩效均从项目组织公民行为中受益，总包商和分包商从项目组织公民行为中收益高于其他利益相关方。由于各利益相关方绩效占项目绩效的比例表示各方在建设过程中所做的贡献，故用业主绩效/项目绩效表示业主对项目的控制度，该比例提升意味着业主对项目控制力更高，效果更准确。

结论1在项目部内关系良好的情境下，组织公民行为可以促进各方关系的改善，从而提升利益相关方绩效和项目绩效，这种提升呈现“S”形，增长速度先逐渐加快再逐渐减缓。

2.4 项目公民行为成本对绩效的影响

（1）直接行为成本过高。项目公民行为发生的成本和其绩效的产生密切相关，过高的行为实施成本会导致该项目公民行为发生越多，绩效下降越快[11]。由式（5）、（6）及基本假设，初始条件下

表1 重大工程项目公民行为实施前后绩效对比

当且仅当

时，能保证其绩效初始情形是下降的，由于0 ≤energy≤0.6，当且仅当

时，能保证其绩效在所在区间是单调下降的，故直接行为成本的阈值为1.4。因此，分别设cost=1及cost=1.5时，可得其绩效曲线，如图5所示。

图5 项目公民行为的直接行为成本对项目绩效的影响

当cost=1时，各利益相关方的绩效均为先降后升再趋于收敛，其中，分包商的升幅大于总包商的升幅，总包商的升幅大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升幅。由于项目公民行为成功的概率相同，分包商相较于总包商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关系提升更高，有更多的机会成功实现项目公民行为，其i-j-pro和isame-pro上升更快，故其绩效上升更快。当cost=1.5时，各利益相关方的绩效均为单调减函数，其中分包商的降幅大于总包商的降幅、大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降幅，且所有的绩效函数下降速度均逐渐减缓。分包商相较于其他利益相关方有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因而绩效损失更大。而所有利益相关方的i-j-pro，i-same-pro和energy均随时间有所提升，

与cost的差距越来越小，因而所有利益相关方绩效函数下降速度均减缓。

结论2过高的项目公民行为直接成本对利益相关方绩效和项目绩效均有抑制作用，这种成本随项目公民行为对利益相关方关系的改进而逐渐减弱，成本低于阈值时，项目绩效随项目公民行为的增加呈现先抑后扬的趋势；成本高于阈值时，项目绩效随项目公民行为的增加而减少，最终趋于收敛。

（2）间接关系成本过高。不仅高的行为实施成本会抑制项目绩效，项目公民行为未实现对关系的消极影响过大同样会抑制项目绩效[19]。由式（10）、（11）及基本假设，iDP-minus和iSP-minus上升会分别抑制i-j-pro和i-same-pro，因而产生双重绩效抑制效果。一方面，根据式（15）、（16），关系下降会导致组织公民行为意愿下降，更易导致组织公民行为未实现，进一步降低i-j-pro和isame-pro；另一方面，根据式（5）、（6），低的i-jpro和i-same-pro在项目公民行为实现时会降低利益相关方绩效，最终降低项目绩效。然而，针对不同对象，基于个体的关系成本提高和基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成本提高所得到的利益相关方和项目绩效消极影响结果不清晰。因此，基于个体的关系成本提高，设

基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成本提高，设

可得绩效曲线如图6所示。

图6（a）、（b）情境整体走势相似，绩效均分为上升、下降和收敛3个阶段。不同点在于，在绩效上升阶段，个体关系成本提高时绩效的提升幅度更小；在绩效下降阶段，个体关系成本提高时绩效的下降幅度更小；最终收敛阶段，两者的绩效差异均较小，且均低于初始绩效水平。绩效上升源于组织公民行为的效果，而关系的恶化导致个体的不断离职，补入新员工的绩效不如老员工，导致绩效不断下降，最终剩下全是新员工，不满编，且互相关系恶化，不断有人离职。基于利益相关方成本提高时，由于利益相关方内部组织公民行为未实现关系损失较小，故其增长更持久，取得的绩效最大值也更大。

图6 项目公民行为的间接关系成本对项目绩效的影响

结论3利益相关方间和个体间项目公民行为对关系过高的消极影响在短期内不会对利益相关方和项目绩效产生影响，但随着老员工离职，最终会使利益相关方和项目绩效均低于初始水平。

2.5 基于关系的项目公民行为对项目绩效的影响——项目内利益相关方结盟和分裂对项目绩效的影响

（1）关系孤立的利益相关方能否在重大工程项目中取得好绩效。项目内利益相关方众多，由于各自利益不同，经常会随情境发展而冲突或结盟。由于业主方是其他各方的工程款直接或间接来源，故业主方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经常发生冲突[32]。总包商是分包商工程款的直接来源，直接的利益关系易导致与业主方和分包商冲突的发生[33]。设

表2所示为单个员工平均绩效对比结果，绩效曲线如图7所示。

（a）情境下，由于业主是其他利益相关方的付款方，当业主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关系均不好时，促进了非业主方同盟的产生，业主被孤立，绩效被抑制的只有业主。由于业主不断有新员工补充，新员工总是尝试与其他各方产生项目公民行为，期待增进彼此关系，却由于成功率过低，不断失望离职，其他利益相关方在这一过程中降低了精力，又在非业主方同盟内部实现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使得实现组织公民行为的次数高于2.2节中的仿真结果，项目绩效和除了业主以外的利益相关方绩效均高于2.2节中的仿真结果。虽然该情境可以取得更高的绩效，但业主绩效占项目绩效的比例降至原来的0.468，业主对项目的控制力下降，项目的效果下降，即有可能存在建成的项目并不是业主需要的。（b）情境是（a）情境的进一步深化，基于假设4，由于总包方是分包方的直接上级，故模拟产生多层级式矛盾对组织公民行为在项目中作用的影响。结果表明，组织公民行为未对业主方、总包方和分包方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对其他利益相关方均产生了积极影响。

与（a）情境相对的情境是（c）情境，即业主方与其他各利益相关方关系良好，而其他各利益相关方之间关系较差的情境。该情境下其他利益相关方相互制约，绩效没有明显的提升，而只有业主方绩效呈现“J”形增长，同时获得其他各利益相关方的帮助，自身的精力也提升更快，到项目结束时，业主方绩效占项目绩效的62.98%，绝对控制该项目。但项目绩效的增长绝对值近似等于业主方绩效增长绝对值，即其他利益相关方对项目工作分担极为有限，主要工作由业主方自身大量的项目公民行为实现绩效，其他利益相关方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这不是业主方雇佣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初衷。

利益相关方关系孤立的极端情形就是（d）情境下，各方关系均较差对项目公民行为实现项目绩效的影响。虽然（d）情境下项目公民行为成功的次数远高于2.2节中的次数，但项目公民行为没有真正发挥其作用，取得的绩效却远低于3.2节中的绩效。

表2 存在关系孤立的利益相关方的单个员工平均绩效对比

图7 存在关系孤立的利益相关方的项目公民行为对项目绩效的影响

结论4重大工程项目单个利益相关方被孤立，不利于在项目公民行为情形下其绩效的实现。与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方维持良好的关系，在项目公民行为作用下对自身绩效的提升效果越明显。

（2）多个利益相关方间的结盟能否在重大工程项目中取得好的绩效（见表3、图8）。利益相关方关系孤立使自身绩效停滞不前，利益相关方基于小范围的结盟能否提升联盟内利益相关方的绩效而压制其他利益相关方的绩效？ 借鉴文献[34]，认为重大工程项目中存在业主-监理方结盟以及施工-监理方结盟两种情境，分别讨论两种情境下关系存在亲疏和关系破裂时项目公民行为对项目绩效的影响。设联盟内利益相关方间的关系与利益相关方内的关系相同，设关系破裂时的关系为0.3，故设（a）情境下，

图8 多个利益相关方之间结盟时项目公民行为对项目绩效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a）、（b）情境下项目公民行为对项目绩效的影响优于（c）、（d）情境，（a）、（b）情境下项目公民行为对项目绩效的影响差异不显著，（c）、（d）情境下项目公民行为对项目绩效的影响差异同样不显著。（c）、（d）情境下项目公民行为没有提升业主方绩效，只有设计方绩效从项目公民行为中获益，其个体平均绩效和利益相关方绩效均超过了基本模型，其他利益相关方项目公民行为没有提升自身的绩效。（a）、（b）情境下各利益相关方绩效及个体平均绩效均能从项目项目公民行为中获益。

丁荣贵等[34]基于社会网络研究认为，施工方-监理方比业主-监理方联盟有更高的网络密度和点度中心势上升，权力更加集中，绩效更向联盟方一端倾斜。然而，项目公民行为对项目绩效的积极作用主要对关系是否破裂敏感，破裂关系的利益联盟也无法取得较好的项目绩效改进，多维持原有水平，受益的多为与各方关系较好的利益相关方，且更有利于组织公民行为实现其绩效；而（a）、（b）情境相似，（c）、（d）情境亦相似，不能得出施工方-监理方联盟和业主-监理方联盟两种情境下组织公民行为对项目绩效有所不同。

结论5重大工程项目多利益相关方间的联盟情境下若项目内不存在关系破裂的利益相关方，则组织公民行为有利于项目绩效和各利益相关方绩效的实现；反之，项目公民行为仅有利于关系未破裂的利益相关方绩效的超额实现，不利于所有关系破裂的利益相关方的绩效实现。

2.6 外部因素通过项目公民行为对项目绩效的作用

（1）行政支持的影响。重大工程项目所在地地方行政的支持对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具有积极影响。然而，在实践中，存在着行政不得不对重大工程提供支持的情境，具体表现为行政只对业主方提供支持，设支持程度为x1，而在设计、施工等环节抑制项目实施，设抑制程度为y1，此时重大工程项目的绩效为

本文称为行政表面支持。而也存在行政对于项目所有利益相关方均提供支持，设支持程度为x2，此时重大工程项目的绩效为

本文称为行政实际支持。由于x2＞0，故行政实际支持时的绩效严格大于2.2节情境下，当且仅当

时，行政表面支持的绩效大于2.2节情境下。本文设x1=y1=x2=0.2，仿真结果如表4所示，由于不存在员工离职，个体绩效与利益相关方绩效成正比，故采用利益相关方绩效。

表4 行政表面支持和行政实际支持对有组织公民行为作用的项目绩效的影响

表4与表1比较，行政对项目的表面支持有助于业主在项目中地位的建立，业主本身获得了更多的绩效和对项目的更大的控制力（1.760＞1.509）。但对项目整体而言，行政对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抑制使得项目绩效的提升低于正常情形（1.274＜1.542），不利于项目目标的最终实现。行政对项目的实际支持能够提升项目绩效（1.849＞1.542），但是业主在项目实施中的作用没有明显改善。行政对利益相关方的支持和抑制以政策改变时瞬时对项目绩效的突变，由于政策对各利益相关方绩效绝对数的改变，组织公民行为对绩效的影响的绝对值可随之增大，但相对比例不会发生改变。

结论6行政实际支持更有利于项目公民行为对项目绩效的改善，行政表面支持下的项目公民行为更有利于业主方加强对项目的控制，但不利于项目绩效的改善。

（2）项目公民行为的精力。基于组织公民行为的“过犹不及”理论，为保证员工有足够的精力去完成工作范围内的工作，同时避免员工的个体——家庭冲突[35]，必须对有项目公民行为的员工精力上限加以控制。当其精力上限较低时，项目部项目公民行为较少，相应地，组织公民行为对项目绩效的提升作用较少；当其精力上限较高时，与之相反。因而将energy-limitation分别下调20和上调20，得到结果如表5所示。由于不存在员工离职，个体绩效与利益相关方绩效成正比，故采用利益相关方绩效。

由表5 与表1 比较，energy-limitation=40，60、80 时的组织公民行为次数分别为2 021 次、3 390次和4 462次，项目最终绩效与初始绩效之比分别为1.276、1.542和1.838，基于项目整体，组织公民行为的次数，项目绩效均energy-limitation的提升而提升。

表5 不同工作精力上限时项目绩效对比

结论7在项目内员工未达组织公民行为和工作行为精力冲突上限的前提下，项目公民行为的精力上限提升对项目公民行为在项目中产生的次数和项目绩效均有积极影响。

2.7 促进项目公民行为实现项目绩效的政策建议

（1）重大工程业主应当与项目利益相关方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实现的项目公民行为能够提升项目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关系同样可以增加项目公民行为实现的概率，任意一方的孤立和冲突都会导致项目公民行为对项目绩效提升受到阻碍。因此，作为项目的负责方，应当维护其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及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

（2）重大工程业主应当主动营造良好的氛围，提升项目内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强调项目团队意识，让其中利益相关方的员工能主动配合其他利益相关方员工的行为。加强项目员工之间工作的互相了解，促进员工之间相互理解，减少项目公民行为未实现而产生的关系损失。强调项目公民行为的直接成本，例如如果发现项目中有人触电，要避免自身在施救过程中自身也触电。

（3）复杂性越大的重大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越大[36]，越需要项目公民行为对项目绩效的改进[9]。因此，重大工程项目应当给予员工更大的工作灵活性。例如不控制每天必须完成多少工作量，而改为控制实现某个里程碑事件的时间，员工可以自行整合其工作时间和空闲时间，而使员工有更完整的空闲时间，提升了项目公民行为的精力上限，有利于增加项目中的项目公民行为。

（4）获取当地行政的表面支持有利于业主方巩固其在项目中的地位，但这种行为是以损失项目绩效为代价的，应当予以避免；而尽可能地从各方面与政府部门配合，获取当地行政机构对项目的实际支持，才有利于项目绩效的提升。重大工程的业主应当对项目多跟踪，了解利益相关方与当地行政机构沟通的实际情况，帮助利益相关方解决一些与行政机构的沟通问题，才能帮助项目绩效更好地提升。

3 结语

本文基于多Agent仿真的方法研究了重大工程情境下项目公民行为对项目绩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成本、关系和外部条件变化时，项目公民行为对项目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验证了项目公民行为对项目绩效的积极影响，并认为这种影响是非线性的，先由于成员间熟悉和接触密切而速率逐渐增加，再随其达到组织公民行为的上限影响速率逐渐减缓。项目公民行为成本增加均有害于项目绩效的提升，直接成本增加的危害主要在短期，而关系成本增加的危害主要在长期。保持项目内部良好的关系对重大工程项目公民行为实现项目绩效具有积极作用。取得地方行政部门对项目各利益相关方全面的支持才能保证项目更高效地实现。增加重大工程项目成员的工作灵活性有利于项目组织公民行为实现项目绩效。

然而，本文还存在一些问题尚未解决。首先，对组织公民行为没有进一步分类，使得研究对实践具体环节的针对性不强；其次，本文只验证了重大工程工程总承包模式下的项目公民行为对项目绩效的动态影响，而对其他组织模式下项目公民行为对项目绩效的动态影响研究不足。这些都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