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为《啼笑因缘》纠纷案致汤笔花的信

张向东

(西北民族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张恨水1929年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啼笑因缘》，1930年连载于严独鹤主办的《新闻报》副刊《快活林》，同年底，上海三友书社出版单行本《啼笑因缘》。张恨水此时正走红，《啼笑因缘》一经发表，多家影戏公司争相改编成电影、戏剧。于是发生了中国百年电影史上有名的《啼笑因缘》“双胞案”。

这起诉讼案，一方是张石川领衔的明星影片公司，另一方是顾无为的大华电影社，同时，也牵涉小说《啼笑因缘》作者张恨水本人。张石川和顾无为本来并不陌生，在20世纪10年代的文明戏班——民鸣剧社中，他们相识、共事过。他们之所以在这场纠纷中选择对簿公堂，说到底，是在国产电影竞争异常激烈的30年代初，谁都不想放弃任何一次盈利的机会。这场官司，从1931年10月，一直打到1932年9月，前后持续了一年之久。在诉讼过程中，双方一方面诉诸法律，同时又各找后台，明争暗斗，僵持不下。最后，此案虽以和解结束，表面上双方都保住了面子，但在经济上蒙受损失的还是明星公司。对于这一案件的细节和始末，当时的报刊媒体和后来的研究，都有详细的披露和论述，兹不赘述。现就笔者新近发现的张恨水在这场官司中的一封信函，对其中牵涉到的相关人事做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以期对张恨水在这一纠纷中的态度，有一个具体的了解并对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做一清晰的交代。

一、张恨水致汤笔花的信

笔花先生：

大示敬悉，承询《啼笑因缘》电影剧本问题，足见关怀。弟此事现委托律师办理，一切当依法进行，无他意见。弟生平砚田自守，与人无争。此次不幸出于法律争持，为生平所梦想不到，然非人逼迫过甚，亦不至如此也。弟对任何方面，并无恶感，更不能无故侵略人之利益。至于自身利益小有损坏，亦不妨让步。唯此次顾无为君，无一言之告，一金之惠，竟取弟原著向内政部注册，且公然登报，直提弟姓名，向人警告，生平公然受人侮辱，莫此为甚，弟此而不问，则以后文人著作，可以任人夺取，而卖文为活者，不更觉其路途隘窄也耶。弟既以法律与人一较短长，自不能出乎法律说话，而公道不亡于天壤，想亦不至终被压迫也，特此奉覆，并颂。

撰祺

弟恨水顿首

十一月十日

图1 给汤笔花信函封套

图2 给汤笔花信之首页

二、汤笔花及其《影戏生活》

这封信函，是张恨水应询写给《影戏生活》主编汤笔花的。汤笔花(1897—1995)，浙江萧山人。1915年起，先后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中美图书公司等处任职。后考入上海中华电影学校，与胡蝶、汤杰等为该校早期学员。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曾主编《大常识》《影戏生活》，还与他人合编过《罗宾汉》《福尔摩斯》等小报。同时，他也是著名的现代越剧评论家和宣传者。

图3 《影戏生活》封面

《影戏生活》创刊于1930年12月26日，1932年1月9日出至第一卷第五十二期后停刊，共出52期。该刊主要刊登明星小史、影坛消息、电影批评、明星生活、影场概况及中外电影明星趣闻等。该刊所发布的影坛消息，多涉及上海各电影公司的人事关系和秘密事项。作为这样一份电影刊物的主编，当然非常关心这场官司的进展。影戏界同仁，也很想让张恨水对此案有个表态，于是，小报文章《啼笑因缘官司，牵涉到张恨水的头上》一文，直逼张恨水说话：

明星和大华两公司闹着《啼笑因缘》官司，起因本来是些微的问题，交涉中也颇有和解的可能。但终究趋于极端决裂，故发生二十九日南京大戏院一忽儿禁映，一忽儿继续开映的事件(见前昨两日本报)，弄得两方的恶感，更深一步，各人为体面关系，都不甘屈辱，所以这官司势在必打，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内部亦无不草木皆兵，风声鹤唳。据此中人言，此官司将来必打到内政部去。也一定要牵涉到《啼笑因缘》小说作者张恨水的头上，因为这事非张恨水出来说几句话，终难解决哩。

图4 明星公司拍摄《啼笑姻缘》剧照

《影戏生活》刊发张恨水信函时，也加了编者按：“张恨水君所著之《啼笑因缘》，蜚声遐迩，名重鹊林，为晚近说部之异军突起者，明星公司特商之张君，编为《啼笑姻缘》电影剧本，曾赴北平拍摄外景，详情已叠志本刊，后因大华顾无为有摄制《啼笑因缘》之说，双方因是引起交涉，各延律师，登报辩论，互执一见。本刊亟欲明了底蕴起见，特致函原著作人张恨水君，询问一切。兹读张君来示，语极沉痛，……足见张君对此事精神上所受之痛苦矣。”

三、明星公司和张恨水“合理不合法”

在小说《啼笑因缘》改编电影的过程中，为什么明星公司和张恨水有合约在先，但半路上杀出来的顾无为，与张恨水既无“一言之告”，也无“一金之惠”，却能与明星公司及张恨水死磕到底？究其原因，固然与此人的活动能量及其后台老板有关，但最为关键的，还是因为当时的著作权法，有利于顾无为。1928年制定的《国民党政府著作权法》第十九条规定：“就他人之著作，阐发新理，或以与原著作物不同之技术制成美术品者，得视为著作人，享有著作权。”这一规定，和现行的著作权法有很大区别，即它允许对小说原作可不经作者授权进行改编且获得著作权。所以，当顾无为未经作者同意，将《啼笑因缘》擅自改编成舞台剧上演，被明星公司一纸诉到法院时，他先找张恨水，希望和张恨水补签一份合同而遭到拒绝时，经律师指点，洞悉了《著作权法》精髓的顾无为，组织人马连夜赶写电影剧本，在内政部抢先注册了《啼笑因缘》的剧本，并取得了电影摄制权。而明星公司和张恨水之所以在此官司中由攻转守，陷于被动，主要是由于他们对法律条文理解上的疏漏和错误。依民国《著作权法》之规定，张恨水经内政部注册获得的仅仅是小说的著作权，他授予明星公司的也仅是小说的著作权，而不能以此阻止他人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或戏剧并获得著作权。所以，当《啼笑因缘》原著作人张恨水、明星影片公司经理张石川、三友书社经理李曾耀与大华影片公司顾无为，均呈请内政部，要求撤销对方注册的电影剧本《啼笑因缘》时，内政部依据《著作权法》均予以拒绝。并对明星公司购得小说改编电影的摄制权之说，予以驳回：“明星影片公司曾向著作权所有者三友书社、原著作人张恨水购得前项剧本电影摄制权，引为注册根据各节，实属毫无理由。”

所以，张恨水在信中痛斥顾无为“无一言之告，一金之惠，竟取弟原著向内政部注册，且公然登报”等语，颇能博得众人同情。但殊不知，这恰恰是他“出乎法律的说话”。不懂法律的张恨水，自己被蒙在鼓里，以为公道自会战胜黑道，但岂知公道早已被法律放逐了。

在今天看来，1928年制定的这部《著作权法》，确实对原著作人(尤其是小说作者)的权利保护不力。但之所以如此者，不全是法律制定者的无知或疏漏，而是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国产电影和现代戏剧尚在起步阶段，而影视剧本的制作，多有赖于从小说改编。这部《著作权法》，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以牺牲小说著作权人的利益，来鼓励、资助影剧业的发展。但正如张恨水所言，这样明显有违公道的法律，给以卖文为生的文人带来的不仅是金钱上的损失，同时也是精神上的打击。

国人向来法律意识淡薄，做事多以公道、良知为准，文人尤其如此。所以，在走向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因为缺乏法律意识，以致发生很多预想不到的摩擦和龃龉。对于这宗扑朔迷离的诉讼案，当时的报刊，也曾从法律层面予以明确的解释：

张恨水君所著之《啼笑因缘》说部，前经明星影片公司登报声明，向张君购得版权摄制电影。于是凡关于电影或舞台剧之有名《啼笑因缘》者，动辄受明星公司之干涉，予以法律诉讼。远者如南京城中大世界之被控，结果大世界自动停演而作罢，近者如上海广东大戏院因预告开演此剧而被控。然在此空气紧张之际，乃有大华电影社顾无为登报声明已向内政部领得《啼笑因缘》之电影剧本著作权之执照，并依据法律得享专有公映之权，此项启示一出，顿时引起全沪电影戏剧两界之注意。记者为明了此事之真相起见，特向律师友人处，研究此事之法律问题。据悉，明星之登报摄制是片，谨向原著人商得同意，然原著为小说，与剧本截然为二事。《著作权法》第一章第一条载之明甚，又注明：“就乐谱剧本有著作权者并得专有公开演奏或排演之权。”张恨水所注册者为小说，并无可以演奏或排演之权明甚。又同法第二章第十九条：“就他人之著作，阐发新理，或以与原著作物不同之技术制成美术品者，得视为著作人，享有著作权。”是凡一经改编，成为种类不同之剧本，其剧本之著作权为改编人所有，原著人无权过问，而改编人亦无征求原著人同意之必要也。今闻大华电影社呈请内政部以电影剧本请求注册时，注明为改编张恨水原著而成，完全合于著作权法第十九条之规定，而内政部亦即以该条为准发执照之依据也。此事一经辨明，明星公司方面，已大起恐慌，盖以前所为如控诉他人、强制他人开演等行动，俱以注册为借口，今社会已识作其注册者为小说而非剧本，其自身已失法律根据。大华电影社又已以合法手续，领出执照。明星信用之损失，犹其小事。而一经涉讼，恐将反受朦称注册之哄骗罪。兹悉广东大戏院方面，以此明星如此无理干涉，已聘请江一平律师，提出反诉，要求明星赔偿停演此剧之损失，当在十万元以上，而大华方面，则既有法律保护，自应禁止他人侵占。已请伍澄宇律师登报公告。预料明星方面，决不肯就此罢休，已有急电速在平摄片之张石川回沪，将来涉讼，势所难免，然大华之顾无为、夏赤凤、李元龙等，俱深有法律知识，做事向极慎重，在法律地位上，异常巩固，则正有大热闹在后也。

学界向来对此案的论述，往往过于宣扬顾无为如何神通广大，游走于黑白两道之间，而对此案涉及的法律问题，含糊其词，给人的印象，仿佛是顾无为之所以能在此诉讼案中占据上风，是他的后台更硬，他更善于玩弄伎俩。其实，明星公司和张恨水的最终败诉，是从一开始他们对著作权法的错误理解就注定了的。而顾无为之所以能从被动转为主动，让对手措手不及，是他及其团队准确把握了著作权法的具体规定。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当时的这部《著作权法》，对著作权的保护确实是有瑕疵的。但问题是，法律就是规范，最坏的法律，在它修改、废除之前谁也得遵守它。明星公司对法律的理解错误，最终导致其蒙受了比“侵权”更大的损失。

这场官司打到1932年9月，双方终于和解撤诉。内政部对于此案和解的批示，是难得一见的史料，兹引录如下：

具呈人 大华电影社顾无为

明星影片公司张石川

呈一件为《啼笑因缘》影片发生纠纷一

案呈送和息条款恳请撤销全案并明星

暂停演映处分及发还双方全部影片由

呈暨和息条款均悉，查本案，现既据该具呈人等自愿和解，永息纷争，准予备案。本部前对于明星暂停演映处分，应予撤销。该明星送缴影片，另批发还。仰即查照演映可也。唯大华根据和解契约，自动放弃其由注册所得之一切权利，该大华前领本部执照，应即缴还本部，以凭销毁。一面具呈将遵缴影片领收，俾符注销规定，藉可两清手续，仰即执照，此批和息条款存。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九月十四日

内政部长黄绍竑

注释：

① 据2010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二条、三十五条分别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出版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汇编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应当取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汇编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②《开麦拉》1932年第61期报道说：“顾无为前次在南京时，曾在一天内，跑十八个衙门，此去不知要跑几个？……我一方面为明星公司鸣不平，一方面却不禁对顾无为之手腕致无限佩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