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风暴》的符号矩阵解读

倪佳侃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 201418)

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格雷马斯在列维·施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号矩阵”这一对文本的分析模式。施特劳斯模式中的二元对立被扩展为四元，甚至更多元的对立关系，这使得人们能够对文本进行更全面的叙事分析。曾经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德国电影，由弗洛里安·多纳斯马尔克执导的《窃听风暴》(2006)通过窃听，讲述了两条线上的两个男人的故事。故事带有鲜明的二元对立特征，电影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我们用符号矩阵进行解读的文本。

一、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模式

早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人们就已经意识到用矛盾和对立来把握叙事，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命题与反命题”，这可以视为法国结构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格雷马斯受索绪尔和雅各布森的二元对立观点(如能指与所指、关系与价值、语言与言语等)影响，意识到了“意义”的产生来自不同“语义素”的对立。而在故事中，故事元素就是“语义素”，当它们之间在叙事进程中形成对立时，故事的深层意义也就由此产生。

格雷马斯符号矩阵的关键在于先确立一个X，然后找到它的对立项反X。这二者是矛盾且对立的关系。而X又拥有一个矛盾但不对立的对象，即非X，同样，反X也有这样一个对象非反X。而非反X与非X有可能存在关系，也有可能没有。即如下图：

在这样一个矩阵中，各项出现的先后顺序是不固定的，但最主要的关系必然是X与反X这一对关系，它们是受众理解故事的关键。而两个非项也并非可有可无的，它们同样提供了另外一种矛盾，干预着主人公的行动和命运。正如结构主义语言学所认为的，没有二元对立，意义也就不复存在，没有这几组关系，故事就是不完整的或苍白的。

二、符号矩阵下的《窃听风暴》

如果我们用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来审视《窃听风暴》，就不难发现，最为关键的X便是男主人公东德史塔西秘密警察戈德·魏斯乐。1984年，拥有22年先进工作经验，原本以培训年青一代特工为主要工作的魏斯乐主动请命，前去监听“可能”有激进思想的作家乔治·德莱曼，很快德莱曼的家里就被装满了隐蔽的窃听器，而魏斯乐则和另外一名秘密警察轮流对其言论和活动进行二十四小时的记录。毫无疑问，德莱曼就是反X的角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德莱曼就成为被作为国家机器一员的魏斯乐控制甚至迫害的对象，他的言论自由和个人隐私等多项权利已经随着监听的展开而被剥夺。当时的德莱曼正致力于写一篇关于东德自杀人数统计和分析的文章发往西德的《明镜》，这对东德政府而言是不利的。在“冷战”的背景下，德莱曼这样被特工部门注意到的人无疑便处在了一种危险的困境中。

而一起进入到魏斯乐监听范围中的，还有德莱曼的同居女友，克里斯塔-玛利亚·西兰德。西兰德是当时东德的国宝级女演员，与德莱曼深深相爱。然而在政治的高压下，美貌柔弱的西兰德也并没有自由可言。由于不愿意放弃演艺生涯以及曾经的药物滥用经历，在文化部长汉普特的威逼利诱下，西兰德不得不委身于汉普特，忍受了巨大的屈辱。西兰德和德莱曼之间就是反X和非反X之间的关系。在监听过程中，魏斯乐发现两人情投意合，艺术趣味相符，政治立场也一致。两人常常一起朗诵诗歌，讨论剧作或弹奏钢琴，魏斯乐在不知不觉间慢慢地为两个人所感动。但西兰德的被迫“失贞”又使得两人具有矛盾，西兰德对德莱曼有着诚挚的爱，而脑满肠肥的汉普特只会让西兰德备感痛苦。德莱曼并非不知道爱人与汉普特之间的关系，但是对西兰德的爱和理解使他保持了沉默。而终于，在秘密警察的审问下，西兰德背叛了德莱曼，说出了自杀文章和打字机的事，导致了德莱曼家被搜查。愧疚的西兰德冲上街让汽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以完成对德莱曼的赎罪。然而秘密警察对德莱曼家的搜查一无所获，德莱曼逃过一劫。

而非X则是一个较容易为人们忽略的角色，即古比兹中校。负责特工工作的古比兹中校是魏斯乐的上级，因此两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处于同一战线的。但是古比兹和魏斯乐之间又有着区别。对于在食堂里说东德领导人昂纳克笑话的下级公务员，古比兹严肃地训斥，自己却转头便说尺度更大的笑话，并为对方的战战兢兢而扬扬自得，享受这种权力下的低级趣味。而此时的魏斯乐面无表情，对古比兹的卖弄权力完全没有配合。电影在此就已经暗示了两人不是一类人，同时也暗示了作为下级的魏斯乐也同样有可能成为被古比兹迫害的对象。果然，由于对德莱曼的监听宣告失败，魏斯乐被下放到地下室进行另一项枯燥乏味的秘密工作，即拆开公民的信件，检查其中是否有“违禁”内容。而在镜头中，和魏斯乐一起坐在阴暗地下室中的拆信员中就有之前那位说政治笑话的公务员。显然，他们都成为体制的抛弃者。而在身份和权力要远远高于自己的汉普特面前时，古比兹能够被汉普特野蛮无礼，丝毫不留情面地训斥。古比兹和汉普特都是被权力腐化了的，对弱势者毫无尊重之心的人。

在这几组关系中，观众不难感受到一种严峻、压抑的氛围，人和人之间缺乏信任、温情和爱，而更多的是控制和侵害。

三、《窃听风暴》的矩阵“行动元”

除了对施特劳斯有所继承外，格雷马斯对普洛普提出的“功能”说也有所继承，格雷马斯提出了“行动元模型”的概念。他指出，在叙事中存在“扮演者”和“动元”。动元可以用A1、A2、A3等来表示，而扮演者则可以用a1、a2、a3来表示，A1可以由多个扮演者来完成，即推动一个情节的可以不止一个人，而单一的扮演者a1也可以参与到多个动元之中。如图：

而行动元之中的功能人物则有六种，“六种功能人物分成相辅相成的三组：主体/客体、送信者/收信者、助手/敌手，其中包括施动者、受动者、受益者”。如果我们将监听和搜捕行动视为一个A1，那么魏斯乐、德莱曼和西兰德无疑就是其中的a1、a2、a3。魏斯乐是监听行为的施动者，德莱曼则是受动者，被卷入其中的西兰德则分别扮演了助手与敌手。长期以来，西兰德是德莱曼的助手，在生活和情感上给予德莱曼慰藉，然而最终面对咄咄逼人的秘密警察，西兰德还是说出了德莱曼的秘密，成为秘密警察的助手和德莱曼的敌手。但由于魏斯乐早已对西兰德和德莱曼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因此西兰德此时实际上又是魏斯乐和德莱曼的助手，魏斯乐在知道德莱曼将打字机藏在门框下面之后，抢先在其他秘密警察之前转移了打字机，让德莱曼不仅没被迫害，还让他得以借此据理申诉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与之类似的还有在写自杀文章这一A2中，除了有德莱曼作为主体的参与外，拥有一腔热血，一直致力于帮助人们翻越柏林墙的豪瑟记者和雅思卡导演等则是助手，他们的正义和勇敢激励着一直左右逢源、小心翼翼生活着的德莱曼。

又如当我们将魏斯乐视为a1时，就可以发现他推动了多个事件：监听事件，营救事件，以及最后的购书给自己的情节。而德莱曼作为a2，也推动了多个事件：撰写自杀文章，调查当年监听自己的那位神秘的HGWXX/7，以及为这个“救命恩人”写下一本书《献给好人的奏鸣曲》。在柏林墙倒塌，东西德统一后，一直以谨言慎行保全性命的德莱曼终于获得了自由。从毫无反省之心的汉普特的口中，德莱曼才得知自己长期被监听，回到房间中他惊骇地发现了各种残留的窃听设备。德莱曼去档案馆查找当年自己被监听的资料，发现在HGWXX/7的操作下，自己当年的诸多足以致命的“反动言论”没有被记录，而自己打字机被转移的事情，也显然只有HGWXX/7才能完成。在大街上，德莱曼意外地看到了相貌和HGWXX/7一样的魏斯乐。此时的魏斯乐已成为一个卑微的送报员。目睹着魏斯乐凄凉的背影，德莱曼没有上前相认，而是写下了一本《献给好人的奏鸣曲》表达自己的感谢。不久，在经过书店看到德莱曼的巨幅海报时，魏斯乐发现了这本书。买下书后，面对书店工作人员包书的询问，魏斯乐压抑着情感说了句一语双关的“这是给我的”。电影巨大的人性力量也在这句台词中释放，直击观众的心灵深处。

四、符号的转化与人性的闪光

由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魏斯乐的角色，以及他和德莱曼之间的关系有着一个转变的过程。魏斯乐从出于职业习惯而对德莱曼进行主动加害，到主动营救，而德莱曼也从一个被窥视的对象，变成了默默注视魏斯乐的人。魏斯乐拯救了德莱曼的生命和自由，而德莱曼实际上也拯救了魏斯乐的人性，魏斯乐正是在监听他的过程中，产生了恻隐之心，被唤醒了人性，从一个冷漠无情的国家机器螺丝钉，变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值得得到一曲赞歌的好人。在这种转变下，两人在矩阵中的对应符号也发生了变化。德莱曼从反X变成了非X，而古比兹及其背后的极权则成为反X。在监听任务的后半程，魏斯乐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德莱曼打掩护，如汇报假的监听报告，支开另一位监听员等，而他的行为也使得古比兹对他暴跳如雷，声称要让魏斯乐去拆二十年的信。

电影的精彩之处就在于，魏斯乐的转变并不是突兀的。在安装窃听设备时，魏斯乐发现德莱曼的邻居在猫眼中看到了一切，他马上用道出邻居名字以及用其女儿的学业进行威胁的方式，让邻居保守秘密，此时的魏斯乐是一个冷血的、让民众惶惶不可终日的秘密警察。然而在漫长的监听过程中，艺术和性成为让魏斯乐复苏人性的两个关键要素。魏斯乐先是拿走了德莱曼家的一本诗集回去阅读，念出“沉默地拥抱着，苍白的吾爱”；其后在雅思卡自杀后，德莱曼弹奏起一首《赞美至善者》悼念雅思卡，魏斯乐被音乐感动落泪。此外，德莱曼和西兰德之间的亲密关系也触动着魏斯乐。魏斯乐对西兰德产生了隐约的爱慕，但是工作的限制却使得他只能在酒吧以普通观众的身份称赞一句西兰德。魏斯乐甚至用自己的技术让德莱曼知道西兰德正在承受汉普特的压力。电影还特别设计了一个魏斯乐召妓的情节。观众可以看到魏斯乐的家与德莱曼温馨的家截然不同，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物质享受。在结束后，魏斯乐请求妓女多留一会儿，但出于对秘密警察的厌恶，妓女断然拒绝。魏斯乐渴望温情，内心因为长期的史塔西生涯而备感空虚的一面出现在观众的面前。正是德莱曼给魏斯乐带来了艺术和性这两样从未出现在魏斯乐生活中的东西，让魏斯乐选择了背叛自己效忠的荒谬体制。当魏斯乐决定保护德莱曼时，他无从预料到柏林墙在5年后的倒塌，也不会预料到德莱曼将来发现真相为他撰书致谢，纯粹是人性让他完成了从丑恶到美好的回归。

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探析《窃听风暴》艺术价值的路径。在电影中，魏斯乐和德莱曼两人沉默地彼此记录，形成了一种互相救赎的关系，失去了其中一个，另一个也将沉入命运的深渊。电影本身并没有激烈、复杂的情节，但正是在一对对矛盾关系中，观众感受到了人性光辉的照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