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怀国际视野，脚踏中国实际，提升理论自觉
——王文斌教授访谈录

张媛

(山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58；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张媛(以下简称张)：王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对《山东外语教学》的大力支持，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您一直以来，致力于汉外对比研究、认知语言学研究和外语教育学研究，您提出的很多观点在学界颇具影响力，很多学术成果也都被当作范本来学习。可否请您首先谈一下自己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经历？

王文斌(以下简称王)：说起自己的求学经历，的确有点丰富。自己有幸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复旦大学学习，也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学习，同时也曾以高级研究员身份在英国剑桥大学从事专业研究。这些学习经历其实自己是有意为之。我认为，一个人的成长就是需要多见些世面。几天之内访问或参观一所高校，通常情况下只能了解其皮毛，但若能在一所高校较长时间地学习和生活，那么就往往能深切感受其内在的精气神，尤其是著名高校，若能较长时间深入其中，便能感同身受其所积淀的厚重历史及其独特的灵魂，再内化为自己的思维素养和专业素养。就是凭着这样一种理念，自己在学术成长过程中刻意选择不同的著名高校作为自己的学习之所，借以充实自己的方方面面和内内外外。今天我依然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之所以有目前的学术生涯，是因为这些自己求学过的学校赋予了我一生用之不尽的学术视野和善于包容的人生观。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在此也可以说，一所学校培养一方学生。若能在几所高校接受培养，即便不能成为一名集大成者，那也至少能成为一名集小成者。我认为自己是属于后者。

张：您的学术发展之路可谓踏实、坚定，而且多彩，一位学术研究者的发展历程确实能够给我们后辈很多鼓励和启示，谢谢您的分享！接下来，就几个学术的具体问题向您请教。您在2013年的《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英语的时间性特质与汉语的空间性特质》的文章，该观点在学界引起了很大关注，并不断得到论证。关于这一主题的论述，您和您的研究团队至今已发表了20多篇相关论文，可否请您谈一下这一观点的发生和发展？

王：首先需要强调一点：我所说的英语具有时间性而汉语具有空间性，这只是一个相对概念而并非是一个排他性的绝对概念。从绝对意义上来说，任何语言都具有时空性。只有时间性而没有空间性，或只有空间性而没有时间性的语言，一般是不存在的。我们说英语具有时间性，只是说英语具有这种特质，表现出以时间性为主导；我们说汉语具有空间性，也只是说汉语具有空间性这一特质，展现出以空间性为偏好。而这种主导或偏好恰恰能昭示出英汉语各自独特的个性。就像人，绝对的内向型性格或绝对的外向型性格，是非常少见的。说一个人的性格是内向型或外向型，多半也只是说其主导性性格。

英汉对比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研究重点。英语具有时间性特质，汉语具有空间性特质，这一观点的提出实际上是经历了很长的思考过程，是对这两种语言长期观察、审视和探究的浓缩。我认为，语言和语言之间具有相似性，这是人类语言的本质，而语言与语言之间具有差异性，这也是人类语言的本质。我们不能因为英汉语言之间具有相似性而忽视彼此的差异性，同时也不能因为彼此具有差异性而轻忽其相似性。但是，若要深究英汉语的彼此个性，我认为追问彼此的差异性较审视彼此的相似性更有益处。

英语中，凡是句子，大多需要有动词谓语，而凡是句中的动词谓语，都必须有时体标记，这是英语语法的强制性(obligatory)要求，而时体标记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表达行为动作的时间关系。况且，不论英语的句子有多长，也不论有多少个从句，都是以主句的动词及其时体标记为核心。只要主句中的动词时体一旦明确了，就会成为所有从句中动词时体标记的参照。再者，一般情况下，英语句子较汉语的长，借用人称、数、格、关联词等语法手段和句子衔接手段将句子各部分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形成明显的一维线序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间性特征，即勾连性和延续性。其次，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语言中的动词具有时间性，名词具有空间性。英语除了句中一般必须具有动词谓语之外，大多数的派生性名词，其词根往往是动词或动性的词根，如“exportation”这一派生性名词，其中的“ex-”是前缀，表示 “out”之意，“-ation”则是名词性后缀。如果将这两个前缀和后缀剥离，那么留下的“port”就是一个动词词根，其词义是表示“to carry”。再如“transit”这个词，它包括“trans-”和“it”两部分，前缀“trans-”的意思是表示“cross”，而“it”在此是一个动性词根，其意思是表示“go”；又如“erupt”这个词，“e-”实际可还原为前缀“ex-”，如上所言，是表示“out”之意，“rupt”也是一个动性词根，表示“break”之意。由此不难看出，在英语的词构中，动性的词根是根本，因为英语中这类动性词根非常之多，如果说是巧合，那么我认为，过多的巧合就意味着一种必然。英语中名词派生于动词，相对于动词派生于名词来说，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这是具有必然性的，我们可以从英语所属的印欧语系里找到根据。印度的梵语名词大都派生于动性词根或动词，或者说，梵语的原始成分大多是动词，动词所表征的动作一旦完成，便固定为一件事，事是对动作的界性化，而“界”的概念与对空间物的认知有关，因此，固定后的动作就会用名词来表征。这也是古印度语言学家提出的becoming和being的关系，becoming是动词的基本概念，表示发生和形成，being 是名词的基本概念，表示存在，being是becoming这一过程的结果。所以，印欧语中，以动为事物的根本特性，而静为事物的表现这一思想影响非常广。动作和变化都是以时间为基础和核心，没有时间就无所谓动作和变化，在古印度哲学里，有这样一句话：Time is always awake when people are deeply asleep。时间是印欧语民族编码客观世界的基本方式，必然会形成这一语系民族特定的世界观，反过来说，印欧语的语言表征中也一定会体现时间性特质，如上所言，英语中不同的时体标记用来表达行为动作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表达时间关系。再次，在英语的复合词构词中，只要有动词成分，那就成为构词的中心，如说“bottle-opener”，而不说“open-bottler”；说“peace-keeping”，而不说“keep-peacing”,动词成分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学英语，动词及其时体标记和句法行为，始终是一个关键点，而这一关键点的实质就是动词所表达的行为动作的过程性和时间性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看汉语。首先，在现代汉语中，量词的使用具有强制性。通常情况下，我们不能说“一书”、“一树”，只能说“一本书”、“一棵树”。量词用与不用，对语义来说具有区别性意义，如“他给了我一把刀”与“他给了我一刀”、“他给了我一杆枪”与“他给了我一枪”，其语义的差异不言自明。量词除了给所表达的事物计量之外，其另一重要功能就是描述所表达事物的形状，如“张”、“条”、“头”、“朵”、“点”、“粒”等量词无不用来刻画所表达对象的形状，而任何形状都具有空间性。由此可见，汉语重量词的使用，其实质就是重空间性。再者，汉语中大量存在所谓的名词性谓语句，即句子中没有动词的名词性句子，如“孔子弟子三千。”、“她头上油，脸上粉，红袄绿裤子，妖妖怪怪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等。尽管汉语中也同样普遍存在含有动词的句子，但是为何这类名词性谓语句在英语里往往是不可接受而在汉语里却颇为普遍？这其实是汉语重名物的一个重要个性表现，而重名物，实际上就是重空间。其次，汉语中还大量存在流水句和独语句，例如流水句“到次日初八，一顶轿子，四个灯笼，妇人换了一身艳色衣服，王婆送亲，玳安跟轿，把妇人抬到家中来。”等；再如独语句“笑声。同班同学的笑声。天真无邪的笑声。烂漫友善的笑声。”等。这些汉语流水句和独语句充分反映了汉语的块状性和离散性，而块状性和离散性是汉语空间性的一个典型表现特征。这些句子若直译为英语，那是不合语法的。再次，汉语中的“了、过、着”尽管也能表达汉语的时体，但绝不是像英语动词入句后所具备的时体标记一样具有强制性。如“‘昨天你干嘛？’‘我昨天在图书馆看书。’”、“‘你现在干嘛？’‘我现在看书。’”。又如一个人若要表达“我出生在河北。”此句若译成英语就需要用过去时，但汉语却不能说“我出生了在河北。”或“我出生过在河北。”很多这类语言现象都说明，汉语的“了、过、着”并非构句的强制性条件。况且，汉语中的大多动词可以直接接受空间形容词的修饰，如“厚葬、薄葬、深尝、浅尝、高看、低看、长叹、短叹”等，这说明即便是表达行为动作，汉语也当作名物来处理。另外，前面已提到，英语中的大部分名词，其词根都是动词或动性词根，而在汉语中，情况刚好相反。如果我们可以把汉语的构字部件都当做词素来看待，那么汉字中的许多动词，其构成词素都是名性的，如动词“伐”，由“人”和“戈”构成，甲骨文的字形，就像用戈砍人的头，其本义就是“砍杀”；动词“看”，上面是“手”字的变形，下面是“目”，意思是用手遮住眼睛远望。再比如“斩”，由“车”和“斤”构成，“斤”是古代刑具，指斧钺，“车”指囚车。从这些汉语动词的构字字例不难发现，汉语即便是动词，其概念化的侧重点是名物，其空间性思维也是不言自喻。

以上仅列举了英汉语之间的部分差异，其实还表现于许多其他方面，在此不再一一举例。目前学界认为英汉语言之间的差异具体表现为十七八种。我们在此需要究问的是，这十七八种差异到底是表象的，还是本质的？如果是属于本质性差异，其数量不可能有那么多，因为既然是本质性差异，至多也往往仅体现为一两个方面。我们的看法是，英汉语的本质性差异在于时空性差异，以上所说的这些英汉语差异是这一本质性差异的外在表现。

我认为，在英汉语对比研究中，我们更需关注的是“英有汉无”和“汉有英无”的语言现象。只有采取这样的语言对比视角，我们才能使语言对比研究更具价值和意义。但是，语言对比的目的还不止于此，我们还是要透过现象去寻觅本质，英汉语差异的本质到底何在？我们常说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是思维的载体，是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那么我们在考察英汉语的本质差异时，就应该上升到英汉民族的思维差异这一层面去探寻其本质性差异的究竟。从英汉语的倾向性特质可以逆推，英民族具有时间性思维特性，而汉民族则具有空间性思维特性。关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洪堡特、沃尔夫等学者都曾进行过深入的论证，语言差异源自民族差异，而民族差异的核心就是思维差异，民族思维会内化于语言表达，从而影响语言，反过来，语言的不断积累和发展又会反作用于思维，强化思维特性。我认为，在语言对比研究领域，语言和思维之间的这种通约性关系，尚未得到应有的关切，其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是值得花大力气去挖掘的，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努力为之的事情。

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在近十年来，从英汉语的词汇、句子、篇章、语法等方面，在广度和深度上论证和发展了英汉语存在时空性差异这一假说，目前已发表二十余篇论文，相关成果将以专著形式在近期出版。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关注我们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者与我们合作，共同验证和发展这一理论假说，使其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具普适性。这一假说即便最终是一个失败，也至少能给学界提供一个经验教训，但这一假说至少是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的。

张：您刚才提到的很多语言现象非常有趣，这些“汉有英无”和“英有汉无”的语言现象确实值得去关注和探究，这也让我想起了沈家煊先生近年来提出的一个观点，也就是“大名词”观点，可否请您从您的研究视角谈一下您对“大名词”这一观点的看法？

王：首先我要说的是，《马氏文通》是学界公认的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语言学著作，是汉语研究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部著作大量借鉴了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和术语，中国语言学由此既得益于西方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受困于西方语言学的研究范式；既成功描写了许多汉语事实，也留下了汉语的一些特殊问题，难以纳入西方语言学的分析框架。这部著作的影响虽持续至今，但国内的语言学研究恰恰因受缚于这些研究范式和分析框架而难以立足于汉语实际来提出自己的理论，对此学界已有认识。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语言学理论，但不能做理论搬运工，亦步亦趋，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跑，找不到自己的路。国外出现新的理论，我们忙着引介，然后应用，偶尔提出质疑，而且常常是当国外语言学者提出理论质疑时，我们才敢肯定自己之前的质疑，换句话说，在理论创新方面，国内学者在很多情况下缺乏大胆的精神，当然，这种大胆是要基于自己长期的深厚积淀，而不是无根无据地随意假想。所以我与沈家煊先生以及其他学界同仁的长远目标是一致的，希望通过对汉语语言的深入分析，提出自己的语言学理论，以解决合乎汉语实际的语言研究难题。无论是汉语“大名词”的观点，还是“英汉时空性差异观”，都是我们在朝这一方向努力的成果，只有建构起自己的理论，才能真正在国际学界有自己的声音和立场。Going global with the glocal mind. Going global with the glocal methodology. 就是这个意思，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方法上，面向国际，具有国际视野，但是还要始终立足于本族语，以对比的视角和方法，对国际学界做出有汉语特色的贡献，为中国语言学提出更加科学和自主的理论。

沈家煊先生的“大名词”观，具有理论创新性，主要是为了区别于印欧语词类系统，印欧语中名动分立，而汉语中则是名动包含，也就是名词包含动词。但是，沈先生也指出，名词和动词仍然需要区分并且有意义，“动词是一种动态名词”，作为名词次类，动词的特殊性在于其典型功能是充当谓语。对于这一观点，我非常赞同和支持，并且我个人的学术思路与沈先生基本一致。名词是什么？是表物，具有空间性；动词是什么？是表动作，具有时间性。如果说名动包含的思想是语言层面上汉语的根本特点，那么，再在深层认知和思维层面上追究，就是对物与动作的关系的认知，对空间性和时间性思维关系的认知。为什么英语中对物与动作的认知表现在语言上为名词和动词的分立，而汉语中则表现为名词包含着动词？从根本上说，汉语中对物的认知是第一位的，也就是空间性思维方式是第一位的，对动作的认知可以依附于或者借助于对物的认知，这是第二位的，也就是时间性思维方式是第二位的，这也就是我所提出的汉语偏爱空间性思维，而英语则睽重于时间性思维。换言之，汉民族是空间性思维方式占主导地位，而英民族则是时间性思维方式占主导地位。所以说，我与沈家煊先生对汉语事实的观察实则一致，只是论证的层面不一。

张：您与沈家煊先生真是不谋而合：中国语言学要发展，需要有理论自觉和理论创新，需要立足于汉语实际，提出自己的理论，这是一项宏大而有重要意义的事业，让人敬佩。当前，国内很多学者致力于国外语言学理论在汉语中的应用，或者论证其普适性，或者论证其不足之处，这也是国内汉语和外语语言学界对国际语言学所做的贡献，比如，转换生成语法理论、认知语言学理论、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等，在国内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我们知道，北外将承办第11届中国认知语言学年会，可否请您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谈一下您对这方面研究的看法？

王：认知语言学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本身就是一门认知科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的交叉学科，其创立的初衷就是与形式语言学的观点向左，认为大脑中并不存在独立的专司于语言的认知能力，人类从事语言的能力与从事其他活动所利用的基本认知能力毫无二致。认知语言学的宗旨就是从语言现象中找寻其隐藏于背后的、与其他人类活动所共享的基本认知能力。认知语言学一经引入中国，便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吸引了外语界与汉语界众多的学者，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语言学流派。中国的认知语言学研究者在数量上远高于其它国家，我认为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方面，认知语言学确实有其科学性，它探求的是人类的基本认知能力，很容易使人产生共鸣；另一方面，认知语言学的一些基本观点与中国的哲学思想不谋而合，更符合中国人的思想发展历史和现状，所以在中国的土壤中更容易生长。比如说，认知语言学的范畴观强调，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范畴成员的归属问题并非是与否的问题，要看它们具有多少与原型成员一致的特征，共有特征越多，就越靠近范畴核心，共有特征越少，就越靠近范畴边缘，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归类为临近范畴。中国的儒家思想有些与之相近，其影响也延续至今，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强调“中不偏，庸不易”，指的是不偏离自己既有的目标，“庸”的基本意思是“因需求之用”，人在追逐目标中要与客观世界互动，所付出的和获得的量要尽量保持平衡。我认为，这与认知语言学的模糊范畴观思想基本相似。而且儒家和道家都关注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认知语言学也强调人与世界的互动。当然，如果要细细深究下去，应该还有很多思想上的契合。所以说，认知语言学理论应用于汉语，应该可以很好地论证其理论，同时，汉语中的语言现象也应该可以为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新的语言事实。任何一门语言学理论的最终目的是能够构建起适合所有人类语言的理论，这尽管是一种理想，却是理论发展的指引，无论是对语言差异的对比，还是对语言共性的提炼，都是对语言学理论的终极目标做出贡献，而且这也是不可避开的研究路径。因此，基于英汉语言对比所得出的结论，完全可以借助认知语言学等国外理论进行论证，也完全可以论证国外理论在汉语中是否具有普适性的问题，其研究成果反过来会加深我们对英汉语言异同的认识，这与我们所做的构建中国语言学自己的理论这一事业并不矛盾。只有视野更宽，立足点更高，才更有可能提出健全的理论，闭门造车是行不通的。这也是我个人长期用心于推动英汉对比研究和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原因所在。

2018年11月，中国认知语言学成功申请成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的二级学会，正式更名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认知语言学专业委员会”。2019年11月，第11届中国认知语言学年会将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承办，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认知语言学在中国：传承与创新，既注重对认知语言学经典学术思想的传承和深入，又关注认知语言学的最新趋势，如跨学科的趋势，与语料库、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学科和方向的结合。这次会议是学会成功申请成为二级学会后的第一次会议，极具纪念意义。我们诚挚邀请学界各位同仁来北外交流指导，共同促进认知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

张：谢谢王老师！我们也预祝会议顺利召开！除了语言学领域之外，您近年来还着力于国内外语教育现状研究，指出了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构建外语教育学的观点，可否请您谈一下您的初衷？

王：其实这个问题与前面的问题关联性很大，都关涉到国外理论与国内实际的碰撞与融合。我在文章中曾经提到过，目前高校外语专业教学存在两个“突出现象”：一是借用或套用国外教学理论来引导甚至实施教学实践；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理论严重缺失。如建立于TEFL基础之上的一些外语教学理论，照搬到中国，实际上并不完全适用，所以说，该如何解决国外教学理论在中国“水土不服”的问题一直是我和我的博士后李民先生努力攻克的难题。正如前面我提到的，国内学者在面对国外理论时，缺乏“理论自信”，不仅在语言学研究领域如此，在外语教学领域其实也是如此，我们尚缺乏大胆创新精神。外语专业教学经历了几次改革，很多国外教学法和教学理论在我们的课堂上都实践过，比如“语法翻译教学法”“听说教学法”“交际教学法”等，但均显示出不同程度的缺陷，需要不断改进，改进的方向就是需要考虑我国的国情和外语教学的现状，提出适合中国外语教学实际的理论。其实，很多学者也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探索，文秋芳教授提出的“产出导向教学法”、王初明教授提出的“学相伴用相随教学法”等，都已经初见规模和成效，在国际上也已开始引起关注，这是好的发展势头。我们还需思考的是，教学法和教学理论的创新是与实践直接相关的微观层面的创新，从宏观层面上，我们还需要解决学科体系问题，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总体布局，协调推进。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构建外语教育学。这一想法的提出是基于我们对国内外语教学实践状况的考察，对学界种种外语教育理论的思考。其起源之一是目前国内外语界在术语和概念的混用和模糊现象：“教学性”与“教育性”、“工具性”与“人文性”、“培训”与“培养”、“器”与“道”、“形而下”和“形而上”，这些术语完全可以根据它们在概念上的相合性和差异性来归类与合并，并在不同层次上服务于外语教育，教学是教育的外在体现，而教育则是教学的归宿，教师通过“形而下”的“器”，也就是“工具性”，完成对基本技能和知识的培训，而教育不止于此，基本技能和知识的获取，最终目的是为了“形而上”的“道”，也就是“人文性”的培养，使学习者能够关心人、自然和社会的规律和本质。这就是借助外语这一学科从“教”到“化”，实现教化的过程。那么术语和概念的混用，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语教育相关的分支之间缺乏沟通，彼此割裂，研究的碎片化现象明显，长此以往，只能是各说各的话，无法在真正意义上推进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事业。这就涉及到构建外语教育学的另一原因，诸如二语习得、外语测试、外语教师发展、外语课程研究、外语教学法等都与外语教育有关，但它们各自相对于其它分支，在外语教育领域中的地位如何？贡献如何？很难说清，如果有一个上位范畴的学科体系来统摄，并将各个分支定位于这一体系，这些问题就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只有将体系建构起来，分支之间才能彼此借鉴，有效互动，确立定位和层次；也只有这样，才能突破分支之间的壁垒，使得外语教育研究事半功倍，加快步伐，取得更有效的成果。

张：确实如此，联想到语言学与形式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关系，我们确实还缺少一个能够统摄与外语教育相关的几个研究领域的大的学科体系，您的这番话给人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但是，近来，学界对于英语专业的质疑声越来越高，掀起了英语专业去留问题的辩论，不知您对此有何看法？

王：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今天如此巨大的成就，我国的国际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英语的普及化也越来越明显，所有这些都多多少少与英语教育的贡献相关。可以说，英语教育是我们国家进一步走向世界并融入世界的铺路石，不仅过去和现在如此，就是将来也是如此，其作用不可小觑。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总会遵循一定的规律，时代在变，需求在变，英语教育自然需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做出必要的应对，进行自身改革，跟上新时代的步伐，英语教育者更需要不断更新理念，不断自我剖析，才能最大程度地服务国家发展。

张：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作为全国外语学习者和研究者所向往的殿堂，成绩卓著，各项指标排名在全国领先，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名副其实，值得全国高校外语专业以及外语类院校去学习。您身兼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的主任和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一定是付出了很多心血，可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这两个研究中心的宗旨？

王：不论是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还是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其工作的核心就是研究该如何更有效地培养外语人才，提升国家外语教育能力，把握国家语言资源，了解语言生活，借以提高国家语言能力，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张：中心的每一位研究员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内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背后确实含有不为人知的努力和辛苦，值得我们后辈学习。最后，可否请您给我们这些还在学术路上爬坡的青椒们提一些建议和希望？

王：这两个研究中心在历任主任和各位研究员的努力下，已形成优秀的研究传统。各位研究员的确都很刻苦，而且都在某些领域有自己独到的建树。关于青年学者该如何学会研究，这说起来话长。但千言万语可浓缩为四句话：一是胸怀国际视野，脚踏中国实际；二是持之以恒，善于挑战理论；三是不急不躁，稳步前行；四是自信而不自傲，包容又善思。

张：王教授，感谢您今天与我们分享您这些年来的学术感悟，您的回答可谓高屋建瓴，让我们看到研究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是什么，研究的目的是什么。这一点对于还在迷茫的年轻人，或者只知埋头研究未曾抬头看看目标的研究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您非常忙，我们已经打扰您这么久了，不得不就此告辞，期待下一次有机会再向您请教。再次感谢您！祝您一切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