篝火烟雾中的盘旋与升腾
——《心中的明天》与澳洲混血原住民伦理冲撞中的身份建构

冷慧 宫红英

(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大连116029)

1.0 引言

澳洲混血原住民是指白人殖民者在1788年后的殖民时期，在强行占领原住民土地过程中，与原住民因婚姻结合或诱奸、强暴等行为而诞生的第一代混血群体及他们的混血后代。迫于传统白人家庭伦理的压力，也为掩饰由其非理性行为造成的伦理混乱，非婚生子的白人男性多数选择抛弃亲生混血儿及其原住民母亲。遭到白人遗弃、痛恨、厌恶、歧视的混血儿童多数由原住民母亲及母亲的家属抚养，多数成年混血儿认同原住民身份，成为混血原住民。纯血统原住民在殖民早期遭到白人殖民者大规模屠杀人数锐减而对白人不构成直接威胁后，混血原住民成为澳洲政府构建纯白人种族澳大利亚的绊脚石而遭遇劫难(杨洪贵，2013)。

在澳洲许多地区，不堪忍受被驱逐、被剥削、被屠杀命运的原住民对殖民者进行过报复与反抗(杨洪贵，2013)。面对殖民者的火枪大炮，靠狩猎用的木棒和石块与殖民者抗争的原住民常常是摩擦、纠纷和战争的牺牲品。武力冲突加之白人带来的疾病导致1788 年以后原住民人口急剧减少。然而分散在澳洲大陆不同地区的原住民部落并未灭绝，也未彻底同化的根本原因是对古老“梦幻”世界观的坚守。“梦幻”世界观是澳洲原住民对生物起源、祖先神灵超自然力量、部落历史以及人与土地、人与社会关系的主观认知(冷慧，2014)。被殖民的澳洲原住民从未间断对古老“梦幻”的口传心授，祖祖辈辈传授的“梦幻”智慧、传统、信念、律法、组织形式、生活方式等完整思想体系使他们在最贫瘠的土地，在最恶劣的环境下，顽强生存。“梦幻”世界观把濒临灭绝边缘的原住民联结在一起，成为殖民及后殖民时期原住民身份的最重要标志(Perkins & Langton,2008)。

澳大利亚混血原住民作家吉姆·斯科特于1999年创作的《心中的明天》(以下简称为《明天》)，刻画了白人伦理与原住民伦理冲撞格局中迷惘的混血原住民少年哈利，描写了混血原住民对自己社会身份的困惑、纠结与重构的心路历程。母亲为白人,父亲为原住民的吉姆·斯科特有着书写混血原住民生活经历的独特视角和真实的身心体验，这也使其写作具有直指人心的震撼力量。他说：“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原住民，我被切断了与各种传统的原住民习俗的联系，我并没有在具有传统意义的原住民的家园里生活——现在有很多像我这样生活的人。……因为我们被毁了的历史，你就是一个怪异的人，不过这就是真实的你”(Renes,2013:183)。因此，他在创作中致力于探讨澳洲原住民与白人之间关系的命题，努力通过文学创作寻找澳洲混血原住民的土著性。

已成为澳洲原住民文学标志性人物的斯科特燃起国内外学者对其作品的研究热情。据Whitelock and Osbourne(2013)统计，《明天》已被译成法语、荷兰语、德语、印度语。迄今为止，据谷歌学术统计，国外有约50余篇论文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明天》， 如Slater(2005：150)探讨以对话、叙事、体验而建构的原住民身份在白人与原住民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空间中呈现出的非确定性伦理。再如Minestrelli(2011：90)以系统功能语言学及伙伴关系理论为基础，分析《明天》叙述中的情态性，辨析作者写作话语的真实性及对苦涩原住民身份塑造的意义。Attewell (2012:3)从《明天》中引用的大量历史资料，洞察文字与写作在原住民书写原住民历史及解构殖民者话语中的作用。Haig(2009) 苛责《明天》中白人殖民者利用所谓的“优生学”企图根除澳洲原住民种族的恶行。

由于斯科特抗逆殖民者的文粹主义话语(Minestrelli，2011:96)，使用断裂式非线性叙述结构，用原住民英语特有的语用传统解构殖民者话语规范，从人性、伦理、民族和解、协商冲突、割裂重构等多维度审视澳洲殖民史，使《明天》的语篇结构交互叠加，生涩难懂。同时孕育原住民身份的古老的“梦幻”世界观在中国读者中因其神秘而异质色彩而鲜为人知，而且绝大多数中国读者对白人曾在半个多世纪中以武力从原住民母亲怀中抢夺混血孩童的史实知之甚少，因此偶现于澳洲文学史概论的《明天》在国内的专题研究仅有两个。宫红英、冷慧(2016)认为澳洲原住民的“梦幻”世界观是吉姆·斯科特抨击殖民统治者同化政策的认知基础；滕菲(2014)发现斯科特揭示了在白人殖民体系下经历身份缺失的澳洲原住民重构身份过程中不断受挫的原因，对澳洲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施加于原住民身上的种种压迫进行了批判。国内外学界尚未有学者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来解读该文本。本文通过分析澳大利亚同化政策期间的社会伦理环境，探究混血少年哈利因自身伦理身份而陷入的伦理困境，剖析其走出困境的内在动因和认知力量。

2.0 黑白伦理冲撞中的身份困惑

文学伦理学把人的身份理解为伦理身份，因为文学之‘人’具有“一种道德存在的历史意义和永恒意义”(王松林，2006：5)。针对伦理身份的分析，文学伦理学认为,我们应该“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聂珍钊，2010：14)。伦理冲突是文学作品经常出现的对伦理现象的描述，而“伦理冲撞”则是伦理冲突的激烈形态，是重大而激烈的冲突。本文探讨了二十世纪初澳洲原住民和白人殖民者所奉行的价值迥异的黑白伦理，以及秉承黑白伦理的原住民与白人在生活、文化、教育、信仰之间的激烈冲突与矛盾，分析了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伦理冲撞的产生、交汇、发展。

2.1 冲撞的教育伦理

在白人祖父安排下接受教育的哈利逐渐被白人的思维和文化所同化，可这种教育的后果令哈利“感到有种可怕的压力，而鼻子和前额上的压力尤其大，甚至以为自己双目失明”(5)。 哈利内心十分困惑，尽管满腹白人诗书经纶，可并未觉得自己的文化修养有所提高，自己虽未失明，但却“无物可看”，“只有一团白花花的东西在眼前晃动”(5)。而且这白花花的东西“仅是一个平面，既没有深浅，也没有大小的变化”(5)。这让哈利深感内心和灵魂的浅薄，无法确立自己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根基，也无法感受其中内在的生命力，因而“作为家族中培育出来的第一个白人”(5)，哈利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被充填了白人文字的、漂浮不定的白色皮囊而已，是个“毫无个性、阴囊空虚、阴茎疲软的被培育出来的第一个白人”(21)。这种不健康的形象与白人脑海中的“白白胖胖的天使们盘旋着飞上天空的画面”(59)背道而驰，更与种族主义者臆想的进化论所倡导的精英白人拥有的健硕体魄大相径庭。

白人殖民者同化政策导致的异化教育伦理致使哈利在道德发展过程中遇到了难题，愤怒使漂浮的他回到地面，可仍然像那些踮着脚尖、被临时提高了社会地位的人一样：“步态却十分古怪”(7)。他觉得自己荒唐可笑至极，因绝望而泪流满面。对这样的自我，哈利感到陌生和恐惧，他“渴望成为一个正常人”(7)，可“祖父给我留的位置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89)。这种处境使哈利对原住民语言及原住民文化知之甚少。同时作为祖父精心培育出来的“第一个操蛋的白人”(21)，作为血统纯化的试验品，哈利产生了处于“他者”地位的伦理结。阻断他与原住民文化与语言进行有效联结的白人教育伦理结令他感到没有生长的土壤，无法确立自身的文化身份，生存在主流白人文化与本土原住民传统文化的边缘，他既是主流白人文化中的他者和异类，又是澳洲原住民文化中的边缘者。

原住民的游走教育使深受伦理结困扰的哈利最终获得解脱。游走教育是原住民在大自然中通过手脚脑全身心地与大自然直接接触而习得传统文化的教育模式。不需耕种的原住民，为狩猎和采集果实在丛林游走，人生历程中的出生、成年、结婚、死亡仪式、重大节日庆典、信息传递，也都是许多原住民游走的动因，游走也是重温祖先“梦幻”时代的创世智慧。“有一次， 在一条废弃的荒野小道上，老森迪和范尼(哈利的曾祖父、曾祖母)遇见一个人……他全身上下除了一条毛织的围布之外，就只有皮肤上的累累伤痕……范尼与那个人用他们那种古老的语言交流着……那里有许多条小道……每一条小道都联系着许许多多古老的故事”(297-298)。在澳洲原住民文化中，游走使人更接近神灵祖先栖息的地方，倾听祖先的创世神话，了解部落的律法与历史。在崎岖小路上、夜晚篝火旁倾听的“梦幻”故事与传说中，哈利接受了蕴含原住民精神追求、价值体系、道德传统，重构了他的教育伦理。他与两个已认同原住民身份的混血舅舅踏上祖先曾徒步走过的传统路径(135)，在旧地重温中触摸祖先被白人殖民者愚弄、虐待、奴役、屠杀的悲怆历史，并在这段历史中获得深刻的自我体验。游走中，哈利找到白人悬挂他先人尸体的那颗大树，找到埋藏他先人尸骨的废弃金矿(144)，找到先人惨遭白人剥削的牧场，找到威尔舅舅出生的地方(137)，找到母亲孕育他的地方，找到自己和家人与土地的血亲联络。游走中，哈利学会在沙漠中找水源、泉眼、宿营地、食物，学习生存的本领，解读树林中的各种声音(140)，学会原住民吟唱(2；145)、传统表演(3)等。哈利在游走中所汲取的精神粮食不是来自白人的寄宿学校，更不是来自书本，而是与大自然的密切接触，是祖先神灵的“梦幻”智慧对哈利的心灵启迪。游走是原住民汲取“梦幻”体系、体会祖先神明、感激祖先恩泽、体会生命意义的认知空间(冷慧、宫红英，2018)。

在游走中消解伦理结的哈利重获原住民身份，踏上古老的土地也使他充满了从未体验过的自信。哈利的吟唱使所有讥讽他混血肤色为烤肉色、叉烧色的“言辞统统不存在了，真正唱歌的也不是我……但是，通过我，人们却听到许多只脚在地面上踟蹰的节奏，听到无数颗心脏强有力的跳动”(2)。接受原住民教育伦理的哈利与自然息息相通，他吟唱的歌声“伴随着不同的风声，伴随着各种植物的嘎吱声和簌簌声，人们也听到无数双翅膀发出的拍击声，还听到聚集在这里的动物那奇特而悦耳的吼叫声”(3)。曾经“可笑的、令人害怕”的空际漂浮(204)不再无根无基，而是有了原住民传统的维系，“像细线系着的气球一样悠然自得”(156)，哈利“变成一个在流动的空气中静静地平稳地盘旋的人”(379)。

2.2 冲撞的家庭伦理

建构作为家庭成员的伦理身份时，血缘关系往往是重要依据(王晓惠，2016:180)。哈利的祖父厄尼是苏格兰人，“有老鼠般狡诈的头脑”(32)，漂洋过海脱离母体的英国文化后，投奔所谓的“土著人首席保护官”的远方亲戚内维尔(27)，成为白人殖民者文化的代言人。他利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思想，成为混血原住民基因改造试验的狂热追随者(22)，并在践行基因改造事业中牟取暴利。他不仅霸占多名肤色白皙的混血原住民女性来满足个人欲望，还把家庭作为洗涤原住民血液的试验室，对不能为他生出用于基因改造试验品的混血妻子冷漠无情。冷酷残忍的厄尼不仅强暴浅色皮肤的混血原住民幼女，触犯伦理禁区，还性侵幼年的哈利，对哈利犯下 “兽行”(61)。长期受到人性之恶熏染的哈利内心深处滋生出 “由怨恨引起愤怒”(22)畸形的家庭伦理结。而处心积虑进行基因改造试验的祖父，常常表现出造物主般的傲慢骄横，对被造之物飞扬跋扈，这些恶性逐渐作用于哈利身上，使哈利形成了难以消解的多重复合伦理结。复合伦理结导致既缺乏亲情又处于受歧视地位的哈利陷入自我身份认同的伦理混乱之中。哈利在与异化的、不断触犯伦理禁忌的白人为伍的过程中，斯芬克斯因子(聂珍钊，2011:5)中的人性因子(即伦理意识)被其兽性因子所控制，任由他内心的愤怒肆意发泄。为报复祖父对他造成的伤害，哈利在精神和肉体上对祖父进行折磨。他用刻毒的语言“嘲笑他，动摇他的意志、尊严，蔑视他所谓的杰出成就”(21)。哈利痛恨祖父的基因试验记录，把祖父多年搜集的家谱图表、照片、文件、资料、卡片“从抽屉里抽出来，扔在地上，把一本本书扔得漫天飞舞”(18)。同时，哈利把自己撰写的“正本清源”用于抨击祖父基因改试验的书读给祖父听，让不欣赏这本书的祖父“瞪眼睛，把面孔涨的通红”(20)。在身体上，哈利也以折磨祖父的行为来宣泄愤怒和失望。他在厄尼的皮肤上刻字，再倒上黑色的墨水和烟灰，在皮肤愈合后留下清晰的字迹(371)。他自己坐在飞速下滑的轮椅上，让刚从中风病中恢复的祖父“跌跌撞撞”地跟着跑(23)，他还一点点儿拆毁祖父建起的老宅，吓得老厄尼在墙角缩成一团。

最终消解哈利家庭伦理结的是哈利的原住民亲人。在哈利与原住民女友的一次偶遇后，他内心开始涌动追寻自己、自己后代与原住民祖先的血脉渊源。然而他首先需直面的就是与把他养大成人的白人祖父之间的伦理结，毕竟从血缘上来看，性侵过、试验过、伤害过哈利的厄尼是他的亲祖父。对于如何定位自己与白人祖父之间的伦理角色，哈利充满矛盾和迷茫。然而，在两位原住民舅舅以及其他家人带他游走先人踏过的山林荒漠后，在学习观察“动物和鸟类足迹”(236)、辨别鲨鱼和海豚的骨架的过程中，在与父辈一起“围网捕鱼”(337)、野外宿营、探寻废弃的金矿、寻找被白人屠杀的先人们遗骸的经历中，在看着被太阳晒白了颜色的股骨、盆骨、椎骨等大大小小说不出名字骨头的时刻，哈利深深认识到白人的基因改造试验已经把原住民送上了种族灭绝之路。哈利与原住民家人一起，与大自然息息相通，领悟“有关这片土地时代潮流的信息”(379)，理解了深植于“梦幻”与大自然中的原住民家庭团结、顽强、不屈与代际传承(冷慧、宫红英，2018)。

舅舅们的陪伴与启发不仅帮助哈利解开了使其深受桎梏的家庭伦理结，也使他理解到原住民家庭伦理的核心内容，即在这个世界上你并不是孤单一人(Graham，1999)。所有原住民社群的亲属关系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按社会身份分类而并非按生物关系分类的基础上，如父亲，适用于同一级别的所有亲属(张建新，1998:28)；母亲，也同样适用于母亲的姐妹。当祖父的妻子凯瑟琳将其姨妈哈里特视为妈妈时，遵守白人家庭伦理的厄尼不屑地哼着鼻子更正她(105)。这种按照族群分类的家庭，给予哈利“按同祖先的血缘划分”家庭的观念，因此幼时的他不仅得到曾外祖母的姐姐哈莉特的养育(329-330)，还从原住民亲人那里习得到原住民的传统观念，即是“梦幻时代”神灵祖先留下的原住民必须遵循的人与人之间待人接物的准则与规范的制度——亲属制和等级婚姻制(冷慧等，2018)。

审题的前提在于正确的审题，而在此过程中除了对问题中所涉及的具体概念，需要运用的公式，有所了解和能够熟悉运用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学会抓住问题中的关键词，防止出现学生因为对题目一知半解而答非所问的情况.在具体教学中教师就要注意引导学生正确的理解题意带领他们勾画出题目中的关键词以提高学生审题的准确性，从而提高他们的审题能力和综合运用的能力.

简言之，在哈利的父亲汤米因车祸而离他而去时，在变态的白人祖父把他看作实验室小白鼠时，是原住民接纳与包容的亲属制度给予他家人朴挚的爱，真实的情，帮助他消解了家庭伦理结。当父亲要把幼年的哈利从曾外祖母哈莉特处接走时，“年迈的老太太喊着我的名字，我能感觉到她的声音在颤抖”(330)，而舅舅们父亲般的照顾与引导，成为哈利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导师。哈利在追寻自己的原住民身份渊源时，他感受到“这不仅是为了我的后代，也是为了我的祖先和父辈，更是为了我自己”(黄源深，2014：510)。

2.3 冲撞的叙述伦理

叙述的内容与叙述的方法构成了叙述的核心。叙述伦理是指作者通过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等策略而编入作品里的感染读者的人生感悟和生命思考(Newton,1995)。在后殖民的语境下，被殖民的原住民，其语言与叙述内容皆受到白人殖民者的控制。祖父厄尼所叙述的是白人至上的伦理内容与在混血原住民中培育白人的方法，以期“把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修养提高到我们自己的水平上来”(5)，而哈利则追求“从心底说出”(2)原住民的历史与文化，并渴望以自己的叙述与人们进行沟通，“你们会听到千百万颗心脏的跳动，听到波涛和青草的低声细语”(413)。

叙述语言与叙述内容的矛盾冲突同时交织在哈利与祖父的明争暗斗之中，形成叙述伦理结。少年时代的哈利在强大的殖民文化灌输下，无形中习得了白人的语言，接受了祖父安排的增补家族史的撰写工作。在整理资料过程中，哈利做了很多笔记，阅读了大量首席保护官与巡视检察官的信件、杂志、剪贴、年鉴、照片、档案等等。祖父期望被同化的哈利能够按照白人的叙述伦理方式，用白人的语言，完成对殖民时代白人“让被歧视的种族升华”的叙述(18)，并“信守‘以史为据’的原则……凡能引用文件的地方，都引用有关的史料和文件”(19)。由于祖父的白人叙述视角只是聚焦在 “开拓殖民地、进行传教”的内容上(19)，在叙述中还要隐藏对原住民犯下的罪恶，“竭力想使我(哈利)变成聋子，变成傻子”(22)，因此白人的叙述伦理使哈利感受到压力，内心负担沉重。白人语言中根本不存在能够准确呈现原住民独特文化和充满苦难历史的词汇。白人的词汇对哈利来说都是自私、自我， 充斥着“我要我要我要，我必需必需必需，我将将将……”(130)等言辞，表达的是白人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和利己感，没有对他者文化、他者语言的体恤和尊重。

杰克舅舅是原住民叙述的践行者，“我的确可以使你知道你来自什么地方，不过，你得暂时放弃阅读那些文件之类的东西”(134)。与原住民舅舅在一起的哈利，在那些边远而无人居住的祖辈曾经游走的古路上，细心聆听威尔舅舅和杰克舅舅以不同风格讲述的原住民故事，逐渐生发了归属感。在精神上与原住民“系”在一起的哈利，从两位舅舅的身上为自己找到了写作风格，找到了与白人截然不同的原住民口述历史的叙事风格，并对白人文字有了新的认知，“杰克舅舅……滔滔不绝，淹没了祖父的声音，把我爷爷……那些归档的便条和书稿冲刷得支离破碎，就像暴雨过后遇难船只漂浮在海上的一堆堆残骸”(47)。哈利听从杰克舅舅放弃阅读白人文件的教诲，学着杰克舅舅简洁而又充满真实感的叙事风格，小心翼翼地开始了他“笨拙的叙述”(Scott，1999：165)。这种原住民口述历史风格打破了西方传统线性的时间叙事限制，按照原住民非线性的时间观中“重要事件优先处理原则”(宫红英，2016：92)，以他的家族始源地努噶(Nyoongar)原住民圣地为基础，构成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互重叠的多维度叙事空间，祖先的故事和现存亲人的讲述穿插其中，使整个叙事在不同时空之间交替切换，打破了时间框架的界限，使过去、现在和未来彼此缠绕，密不可分。正如哈利本人所说：“我又一次把各种事件混置在一起了，没有按照恰当的顺序进行讲述”( Scott，1999：97)，因而语篇中事件在转换和安排上呈现跳跃性和非连贯性。同时，哈利的写作秉承原住民口头叙事中与听众实时互动的特点，直接对话读者，得到读者的反馈、同情和共鸣：“我感谢你们的关心，尽管我的叙述飘忽不定、隐晦曲折，感谢你们仍坚持着读到现在。我很感激；我的感激超出了你们的想象，请相信我”(Scott，1999：22)。

在白人殖民者直线式叙述模式中以及体现所谓的进步与文明的白人文件里，白人歪曲事实，炮制出原住民已经忘掉母语的谎言，臆想出原住民使用英语时“他们的思维不但缓慢，而且容易导致错误的臆断”(131)，因而在白人祖父的历史叙事里，这些原住民是原始和落后的，需要白人的教育并纯化血统才能得以生存。哈利“想冲出这种习以为常的隔离状态，想冲出祖父设下的文字的牢笼”(412)。他遵循古老的“梦幻”叙述伦理，以原住民视角在重叠的叙述空间中与殖民者的线性发展叙述空间形成对抗，同时将原住民口头叙述风格融入英语写作，解构白人殖民者的叙述伦理，重新建构原住民语言，冲破白人祖父认为的语言是原住民永远“不可逾越的障碍”(26)的藩篱。哈利用原住民语言体现出民族文化传承的历史性和陆离斑驳、博大精深的广泛性。他的这一写作方法将白人与原住民的两种意识融入同一存在空间，开拓出具有自我世界的发声空间，解构了殖民时期在澳洲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白人语言统治秩序与其所蕴含的白人伦理。祖父听到哈利的叙述后，“他的嘴闭得更紧了，鼻子和面颊开始抽搐。而我却为他的这种反应心花怒放”(33)。

3.0 伦理冲撞与身份建构的阈限空间

历史上伦理冲撞的结果多以流血的争端或残酷的战争而告终。而在近代多元文化多种族居住的区域，原始形态的凶杀与暴力已不再是解决伦理冲突的唯一手段。伦理冲撞的积极意义在于颠覆旧秩序后涌现出一个为和解与生存的阈限空间。Slater (2005：150)指出斯科特在《明天》的阈限空间内，赋予原住民解构殖民统治的另一种身份理解与认同。 “阈限空间”概念(liminal space)是指一种处于“间隙”(interstitial)或是“两者之间”(in-between)的空间，也称“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Turner (1969)指出“第三空间”介于分离和融合的中间地带，代表歧义性、不确定性、边际性和过渡性。在后殖民研究中，尤其是Bhabha(1995)著作中，阈限空间与混杂性(hybridity)相联系。霍米·巴巴反对身份的本质主义观点，拒绝一种始源性的、稳固的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对他而言，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用“他者”与“自我”的简单对立可以解释的，他们之间是既吸引又排拒的矛盾状态。他认为通过“跨越民族”(transnational)的僵硬边界是文化和政治权威的意义进行协商的机制。正是这个第三空间“为个体的或是群体的自我探讨提供了路线图——在定义‘社会’这个概念的行为之中，(第三空间)开创了新的身份符号，并成为合作与竞争的现场”(Bhabha,1995:1-2)。

3.1 阈限空间中建构的矛盾性身份

在哈利的成长过程中，白人祖父与原住民亲人对他的影响犹如两条来自不同方向的大河，虽然让他得到一定滋养，但对冲的滚滚波涛也使他的存在漂浮不定。为了自我生存，也为了后代的繁衍与延续，哈利在冲撞的黑白伦理之间只能生活在一个既黑又白的阈限空间，他的身份建构过程绝非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模式。虽然他走上回归努噶家族之路意味着他拒绝接受白人祖父为他设定的家族中“培育出来的第一个白人”(5)的身份，但在其精神世界中，原住民文化与白人文化的不断冲撞，使得作为主体的哈利在原住民身份建构过程中，呈现出矛盾、妥协、摇摆的特征。哈利憎恨祖父对他实施洗白基因的试验，也因祖父的野蛮操纵与控制而遏制不住心中的愤怒，“我愤怒的是我的那位祖父，他的严酷，他的所谓科学方法，他的兽欲”(20)。哈利也一心想阻止祖父的白人殖民教化,“担心自己成为一个成功的实验品”(15)，要破坏祖父的实验，“通过我来证实他的失败”(20)。但是哈利并未抛弃年老昏聩，因患中风行动不便、口眼歪斜流淌口水的祖父，“我同时还得照顾一个老人，而且还得花费时间收拾屋子”(19)，面对祖父的拳脚相加，“我不能揍他，我的心太软，不忍心让他难堪”(364)。祖父也曾展露对哈利的温情，称他为“我的孩子”(7)，看到车祸后受重伤的哈利时，他“竭力噙住泪水”(8)，安慰哈利说“你会好起来的，我们会让你康复的。我的一切都属于你”(8)。面对具有双重人格的祖父与自己坎坷的童年经历，哈利选择了一种复合关系模式，在黑白混杂的空间里，他与祖父代表的白人文化进行理性的协商。他为祖父养老送终，“每隔一个月左右，我就开车送怀揣养老金的爷爷去吉拉巴普购物”(24)。即使两位舅舅带他游走祖先足迹所到的高山大河等险峻之地，他也一直把厄尼带在身边。协商是个动态过程，也常常伴随着迂回与矛盾。哈利虽渴望汲取古老神秘的原住民文化精髓，但对原住民特有的教育方式也曾怀疑过，哈利认为游走“打乱了我的写作，也使我感到困惑。甚至有点害怕”(135)。而且，在游走过程中，厄尼传递给他的种族主义思想也在不断干扰哈利，使他对原住民舅舅产生过怀疑：“实际上，我感到心神不宁。我不知道该相信谁。毕竟，我想起了我父亲对我说过的关于威尔舅舅的话，他甚至远远躲避开自己的母亲”(120)。哈利的矛盾性身份也体现在他对两位舅舅的质疑，“他们为什么对厄尼那么、那么、那么善良呢？真善良啊”(120)。

3.2 阈限空间中建构的混杂性身份

哈利在并非非黑即白的阈限空间中建构的身份不仅呈现出矛盾性，也呈现出混杂性。他所位于白人与原住民语言认同与心理机制之间的、既矛盾又含糊的过渡空间即为霍米·巴巴所述的第三空间。首先，游走在祖先踏过的荒野上，围坐在原住民舅舅讲述家族故事的篝火旁，哈利感受着血浓于水的亲情之爱。燃烧的篝火不仅为原住民驱寒照明，烤熟食物，也传承着原住民亘古的生活方式。“有时候，我徘徊在篝火烟雾弥漫的火光中”(269)，“夜晚，摇曳不定的火光助长了我生命之火，促进了我的呼吸”(133)。篝火给予哈利勇气，游走丰富了哈利的眼界，在冲撞的教育伦理、家庭伦理、叙述伦理中，哈利领会了原住民世代相传的“梦幻”世界观，感受了白人殖民者对原住民的身心摧残，接受了土地、原住民家人给予他的温暖和广博的爱。接受了原住民身份的哈利逐渐解构了自身的多重伦理结，也使他懂得混血原住民在殖民时期不仅需要面对黑白两种冲撞性伦理，也需要理解黑白交错中各自的非常规的生存意义(122-123)。厄尼拼命遵从当时的白人伦理，在所谓的“无人之地”要挖掘矿产，寻找资源，在原住民的土地上播撒“白色的种子”(374)。同时，受杰克舅舅的开导，拘囿于白人伦理无法自拔的哈利也懂得要把“黑色的种子播入白色的土地里”(374)，这在哈利的内心营造了一种除二元对立之外的、在文化“间隙”中呈现出的协商空间，一个漂浮的隐喻，一种混杂的、居间的空间(马艳、刘立辉，2017：122)。这一空间赋予哈利新的生存意义与自由，他可以如本族图腾鸟般盘旋在家园的上空，俯视护佑自己的亲人们(379)，也可以盘旋在篝火烟雾中，“慢慢地转入对以我为中心的那个小圈子里的人物命运的思考”(2)。

两种伦理冲撞而形成的阈限空间也赋予哈利黑白两种文化的精华。他能够利用自己“精通阅读和写作”(354)的能力与祖父“较量一番”(354)，能够赋予白人英语以原住民的历史内涵，以原住民英语特有的逻辑、结构、词汇、语法重新叙述被白人粉饰的历史(Arthur, 1996)，解构被白人垄断的话语，消解英语的殖民功能，揭露白人试图用改变血统，改变生存背景的办法改变原住民历史的罪恶，碎裂白人设计的家谱图桎梏，拯救自己的原住民文化。哈利自身在这一空间里通过“分裂、压抑、超越等诸观念”(生安锋，2004:34)重构起一种处于黑白之间的混杂身份，最终依靠原住民亲人所给予的信心和勇气选择走向回归原住民身份的道路：“我想告诉你们，我就是这个很古老的故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是来自那永恒的滚滚波涛中的一个浪头，他伴随着归来的节奏，归来了，而且留了下来”(413)。找回生命本源的哈利最后被努噶部落的亲人接纳，获得了切实的原住民身份和持续不断的精神力量，从而以家族智者的角度重述原住民与白人的故事，使努噶家族乃至整个原住民的历史同时被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听到，令原住民这一民族得到真正的延续：“寒冷的夜晚，我们也常常聚会在一起。有时只有很少几个人，有时多一些。我们通过聚会这种方式聚集我们的力量，那力量就是来自我们大家的心里。面色苍白、发烧、虚弱的我在篝火的烟雾中盘旋。我还尽最大的努力唱歌。我不孤独……这里有很多很多故事。在我的脚下，甚至在我祖父脚下的尘土中”(413)。

聚合了澳洲原住民与白人殖民者双重伦理因子的哈利，经过多次的伦理冲撞后，逐渐在表意含混的空间里产生出混杂的身份，并与白人和原住民展开了充满骚动的协商。同时，在黑白混杂的空间里，具有混杂身份的哈利也努力消解伦理冲撞，尝试用沟通与叙事的方式主动解构困扰他的伦理结，因此哈利不仅融入到原住民亲人、祖先神灵、古老“梦幻”的怀抱里，也给予以祖父为代表的白人殖民者反思空间，从而使原住民群体与白人群体在矛盾性与混杂性的共属空间内甄别思想，沉淀情感。这也是斯科特用文学语言表达政治诉求的空间，也是他赋予原住民政治权力的空间(Slater,2005:151)。

4.0 结论

与以往大多数原住民作家不同的是，作为一名混血原住民，吉姆·斯科特在分析使一个古老种族濒临灭绝的原因时，尝试探讨混血原住民与白人之间的文化关联与血缘纽带。这种分析和探讨触及到异质的黑白伦理线、伦理冲撞以及二者交互产生的渗透与伦理结。《明天》向读者展示了混血原住民群体探寻自己原住民身份的过程并非是一路直行的单行道，而是在原住民亲人包容与囿恕的“梦幻”世界观引导下，化解教育伦理、家庭伦理及叙述伦理的冲撞，进入介于黑白二者之间、超越二元对立的阈限地带，在居间道路上构建了新的身份和话语体系。这不仅解构了白人的话语权，也颠覆了非此即彼的黑白绝对立场，在保留与传承澳洲原住民文化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澳洲非原住民文化的互动与汇合。《明天》昭示了如同哈利的混血原住民的一种生存道路：首先需有内在的主动寻求自己与原住民祖先的渊源，再经历黑白文化交替阈限空间内的缓冲和调适，在曲折迂回的超越中，才有可能消解黑白冲撞的伦理结，获得精神上的归属及对完整自我的重新认知和认同，并最终形成以“怜悯、精神上的宽容、勇敢和包容”(Renes，2013:184)为核心的原住民伦理意识，在黑白冲撞中理智思考而不失博爱之情，完成自己原住民身份的建构。《心中的明天》彰显了作家本人关爱古老而弱小民族的命运走向，体现了原住民作家书写原住民生命在阈限空间盘旋而后再升腾的深刻思想内涵，撼动了单一维度关系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刻板印象，呼吁后殖民时期的原住民与白人在伦理冲撞而涤荡出的阈限空间中化解矛盾，包容混杂，追求理性，促成和解。

注释：

① 括号中的阿拉伯数字为引文的汉译本页码。除个别标示为本文作者译的引文，其他引文皆出自郇忠、李尧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