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生态话语分析

苗兴伟 雷蕾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100875)

1.0 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生态转向促进了生态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生态语言学研究语言与生态之间的关系，聚焦语言的生态和生态的语言。生态话语分析(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关注语言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聚焦生态问题，旨在通过话语分析阐释话语如何建构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揭示话语背后的生态观念和意识形态。生态话语分析包括生态话语的分析(analysis of ecological discourse)和话语的生态分析(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也就是说，生态话语分析不只是分析生态话语，而是分析任何对生态系统产生潜在影响的话语(Alexander & Stibbe，2014：108)。国内许多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对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生态语言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辛志英、黄国文，2013；何伟、张瑞杰，2017；黄国文，2017)。本文将在生态语言学的韩礼德模式基础上，探讨生态话语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分析模式，从而为生态话语分析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语言分析框架。

2.0 生态语言学的韩礼德模式

生态语言学研究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在生态学与语言学交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生态学的概念最早由德国生物学家Ernst Haeckel于1866年提出，旨在研究人与人、人与其他生物体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较早从生态学视角研究语言相关问题的是挪威语言学家豪根。他于1970年提出“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这一概念，其主要研究内容是语言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Haugen，1972：225)。而在豪根之前，生态语言学者们更多的是从生物学的角度考量语言的认知动因，倾向于将自然因素置于语言系统之外(Cowley，2014)。与这类研究不同的是，豪根的语言生态模式关注语言所处的社会环境因素对语言本体的影响，比如语种的濒危和灭绝问题，语言变体，方言同一化问题等。这一研究路径被称为生态语言学的豪根模式(Haugenian approach)，这种类比于生物多样性的研究路径也被认为是隐喻式的生态语言学研究(Fill，2001；Alexander & Stibbe，2014；黄国文，2016)。

除了豪根模式，生态语言学者通常还采用另一种研究路径，即韩礼德模式(Hallidayan approach)。Halliday(1990,2001)批判了由语言建构的增长主义意识形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语言的意义建构方式如何作用于人类对环境的影响这一问题。Halliday(2007：14)区分了机构生态语言学与系统生态语言学，前者关注某一特定语言与持有该语言的族群之间的关系；后者关注语言对人类生态或非生态行为的影响。韩礼德模式代表的是非隐喻式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路径(Fill，2001；Alexander & Stibbe，2014；黄国文，2016)。与豪根模式所代表的隐喻式研究路径相比，韩礼德的非隐喻式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强调两点：一是认为人类是生态环境中最重要的生物体，而语言又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体的本质特征；二是关注语言自身的结构特征与其建构的社会意义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豪根模式与韩礼德模式之间并不相互排斥或对立，相反，二者是互补的关系(Fill，2001：43；Steffensen，2007：8)。并且，在讨论有关语言多样性的问题上，两种模式持有相同观点：既然生物的多样性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必要条件，那么语言的多样性对于人类文化和生态社会的发展来说也是必要的。

生态语言学的韩礼德模式是建立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基础之上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路径。Halliday(1990,2001)在探讨语言与生态之间的关系时，列举了四种普遍的语言现象(Fill，2001：48)：

(一)自然资源在语言中体现为不可数名词(如oil，energy，water，air等)，自然资源被表征为不可数的无限存在，这意味着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二)在语言的对立范畴中(如big/small)，表增长的词是无标记的中性词：how fast is the car (而不是how slow)，how high is the building (而不是how low)，how big is her income (而不是how small)。

(三)语言不接受非人类物种的施事者(agent)地位，例如What’s that forest doing? 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四)人类的特殊地位体现为代词系统(he/she用来指人，it用来指非人类)和词汇搭配的排他性(think, know, believe, amiable, sympathetic等不与动物和植物搭配)。

Halliday(1990,2001)正是从这些语言事实出发，阐释了语言与生态之间的联系。这一研究路径的理论基础就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符号观、意识形态观和话语建构论。

首先，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符号观强调语言的社会性，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符号(Halliday，1978)。语言是在人类与生态-社会环境(eco-social environment)的互动中通过实施某些重要功能进化而来的(Halliday，2013：15)。语言使用是说话者根据生态-社会环境在语言系统中通过意义潜势的选择来实现各种功能的过程。语言的表意能力是通过我们的选择激活的(Halliday，2013：35-36)。根据语言系统的层次观和体现观，作为语境的生态-社会环境激活了语义选择，继而激活了词汇语法选择。语境由语义选择来体现，语义由词汇语法选择来体现。也就是说，我们的表意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生态-社会环境。我们所处的生态-社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称代词和非人称代词的划分和词汇搭配的排他性。

其次，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意识形态观把意识形态看作是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中普遍存在的现象(Martin & Rose，2007：314)。话语具有意识形态功能，语言表达具有意识形态的力量(Halliday & Martin，1993；Halliday，2003)。也就是说，语言使用者根据生态-社会环境在语言系统中所做的选择都会有意识形态的动因。这是因为语法不是中立的。语法既是人类经验的理论，也是社会行为的原则。语法识解现实的方式可以影响人们的世界观，并对人类的健康和自然生态带来不利的影响(Halliday，1990,2001：179； 2003)。语法在识解我们的经验和建构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的过程中，生产和再生产了增长主义(growthism)、物种主义(speciesism)和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意识形态。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自然资源在语言中体现为不可数名词，为什么表增长的词是无标记的中性词，为什么语言不接受非人类物种的施事者地位，为什么词汇搭配的排他性。

最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话语建构论把现实看作是话语建构的结果，即语言并不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主动地创造现实(Halliday，1990,2001：179)。作为创造意义的社会符号系统，语言通过概念功能建构我们的经验世界，通过人际功能建构我们的社会集体和个体存在，通过语篇功能不仅识解现实并建构社会关系，而且建构由符号构成的语言世界(Halliday & Matthiessen，1999：511)。话语建构是通过语言使用者在语言系统中的选择实现的，不同的语言选择所产生的建构效应(constructive effect)是不同的。Stibbe(2012：20)指出，动物被社会建构的方式影响人类社会对待它们的方式。正如Halliday(1990,2001:194)所说，人们一般会把“What’s that forest doing?”理解为“Why is the forest there? Remove it!”而不会从森林保持水土和维护生态平衡的角度来回答这一问题。当语言不承认非人类物种的施事者地位并通过代词系统将人类和其他物种区分开来时，其实是在建构人类与其他物种的身份以及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这种建构方式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对待其他物种和生态系统的方式。

3.0 生态话语分析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分析框架

生态话语分析就是运用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回答生态语言学的一个核心问题：语言模式是否影响地球上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生存和健康？(Steffensen & Fill，2014：9)。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语言是如何在生态系统中发挥作用的？生态话语分析往往依据一定的生态哲学观(ecosophy)来衡量话语是否有利于生态保护。“生态哲学观”是关于生态和谐的哲学观，包括与生态有关的哲学原则、价值取向、标准、法则、假设等(Naess，1995：8)。它总是根植于人们的固有思想观念之中，影响人们的日常行为。Stibbe(2015：24-33)根据话语中的意识形态与分析者的生态哲学观的一致程度，将生态话语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破坏话语(destructive discourse)，对生态和环境带来破坏的话语。(二)模糊话语(ambivalent discourse)，处于破坏话语和有益话语之间的模棱两可的中性话语。(三)有益话语(beneficial discourse)，鼓励人们保护生态的话语。生态话语分析可以揭示不同话语类型背后的意识形态，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和生态意识，从而有效地抵制破坏话语，改进模糊话语，提倡有益话语。

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对生态话语分析的重要意义在于其社会符号观、意识形态观和话语建构论不仅为生态话语分析提供了理论视角，而且也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这是因为系统功能语言学本来就是用来分析语篇的理论。Halliday(1994：xvii，xxii)明确地将自己的语法理论称作语篇语法(discourse grammar，a grammar of the text)。根据生态话语分析的目的和研究问题，我们可以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中选择适当的分析框架。这些分析框架包括但不限于及物性分析(transitivity analysis)、作格分析(ergativity analysis)、施动性分析(agency analysis)、致使性分析(causality analysis)、语法隐喻分析(grammatical metaphor analysis)、评价分析(appraisal analysis)等。

3.1 及物性与作格分析

语言在表征过程时存在两种不同的语法系统，即及物系统和作格系统。及物系统强调的是过程的延伸，即过程是否延及目标，而作格系统强调的是过程的致使意义，即过程是自发的还是由施事者引发的。

作为语言对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经历的表达，概念功能在语法层面上是通过及物性系统体现的。及物性通过物质过程、关系过程、心理过程等来表达说话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和认识。及物性系统中的哪种过程被用来表示一个现实过程，这可能具有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Fairclough，1992：180)。Goatly(2002)通过及物性分析发现，BBC世界广播在表征自然时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在BBC报道中，自然和自然界中的事物通常被表征为环境成分，当被表征为参与者时，则经常是受经济、政治和军事活动影响的对象，而且在及物性过程中充当不具备影响力的参与者角色。Stibbe(2012)分析了在动物权利领域影响深远的“伦理与新动物解放运动”(Singer，1985)一文，发现其语言并没有体现出人与动物的平等关系。这本来是一篇关于动物权利的文章，而人类在文章中的出现频率是246次，而动物则只出现了89次，而且在语法结构中基本上是动作的对象。当动物处于宾语的位置时，大都出现在以人为动作者的物质过程中的目标位置，并且物质过程往往包含虐待的含义。例如，treats animals cruelly，deprives pigs of room，poisons rats，locks up chimpanzees，confines cows，experiments on monkeys，captures wild animals等等。如果动物出现在主语的位置，及物性过程往往是关系过程、存在过程和心理过程。例如，Animals have rights，Animals were property，Other creatures have interests，The chimpanzee is not human，Cows like lush pastures，Nonhuman animals suffer，Fish do not have a clear conception of themselves等等。在这些语言表达中，动物被表征为没有行为能力的生物，只是人类动作行为的接受者。在关系过程小句中，动物和权利之间只是反映了应该存在的一种所有关系，但并不是动物实际享有的权利。而心理过程大都体现的是动物对人类施加的苦难的感觉体验。从这些及物性过程可以看出，即使在动物权利的话语中，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仍然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在作格系统中，及物动词的宾语可以充当不及物动词的主语。作格系统为语言使用者提供了不同的选择，使语言使用者在描述事件时可以从施事者的角度，把事件表征为由施事者引发的过程，也可以从受事者的角度把事件表征为自发的过程。语言使用者可以通过在作格系统中的选择建构不同的世界观(Thompson & Ramos,1994)。Mühlhäusler(1996:123)指出，澳大利亚土著语言的一个特点就是运用不及物作格动词加强人与事物之间的身份认同。这些语言中的作格动词经常用作不及物动词，从而把人类的施事性看作是特殊的形式。Goatly(1996：553)认为，环境语篇倾向于运用作格动词把自然表征为有生命力的实体，而不是被作用和影响的对象。Gerbig(1993：67-69)在研究中发现，环境语篇可以运用作格动词隐瞒施事者，达到不同的目的。对于环境保护论者来说，作格动词的使用意味着工业生产对环境的破坏已经不可控制，例如：“... the rate of ozone loss has been accelerating in recent years.”。对于工业部门来说，作格动词可以用来逃避指责，并对事实作出权威性的陈述，例如：“HCFCs and HFCs completely break down in the atmosphere within 50 years.”。对于研究机构来说，作格动词可以用来表达自然与科学现象的内在动力，例如：“The Arctic polar vortex forms each northern winter ....”。因此，作格分析有助于揭示生态话语的意图。

3.2 施动性与致使性分析

施动性强调动作或过程对事物的作用和影响。致使性强调动作或过程所引发的结果，体现的是因果关系。施动性和致使性分析可以揭示话语中施动者的隐现和生态保护和生态破坏行为中的因果关系。Gerbig(1993,2000)通过对关于臭氧层的环境语篇进行分析发现，环境语篇通常运用主动语态、被动语态和作格结构来掩盖施动者。例如，在“Cases of non-malignant skin cancer have been increasing over many years.”中，良性皮肤癌的发生被描述为自发的过程，没有了施事者，工业生产对臭氧层的破坏这一潜在可能的因素或施事者被掩盖了。上文中已经提到，环境语篇可以运用作格动词隐瞒施事者，将工业生产对环境的破坏表征为不可控的行为，或者达到逃避责任的目的(Gerbig，1993：67-69)。Alexander(1996)也对环境语篇中的施动者做了分析。例如，在NIREX广告中，“Britain produces radioactive waste every day ...”和“The safe disposal of our radioactive waste ...”中Britain和our的使用意味着所有人都参与了核废料的生产，从而转移了真正的施动者，“Some of the most stringent safety requirements in the world will have to be met.”通过被动语态“will have to be met”删除了施动者，从而转移了读者注意力，摆脱了人类所应承担的责任。

致使性分析涉及动作和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在印第安语中，人和环境的关系不是支配和因果关系，因而没有“to fatten a pig”“to breed pigeons”“to fertilize the soil”“to channel a river”之类的表达。Gerbig(1993，2000)发现，环境语篇在表征导致臭氧层破坏的因素时，不同利益集团使用cause和 responsible的搭配在频率上有较大的差异。Solin(2004)发现，大众语篇中在呈现环境污染与健康影响的因果关系时，科学、政府、媒体和环境压力集团在因果关系的强度上存在着差异，这种因果关系的强度从由最强的“pollution kills people,pollution causes health effect,pollution results in health effect,die from pollution,health effect as a result of pollution,deadly pollution”到最弱的“health effect rises on days of high pollution”构成一个连续体，不同的利益集团在表征环境污染与健康影响的因果关系时，往往根据不同的目的选择不同强度的因果关系。

3.3 语法隐喻分析

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语法隐喻指的是通过非一致式的词汇语法形式对意义的一种隐喻表达，涉及同一个意义的不同体现形式(Halliday，1994)。例如，概念隐喻主要是通过非一致式及物性结构来体现经验意义，如心理过程体现物质过程，用名词化成分体现性质或过程。在词汇语法层面，名词化是语法隐喻中最常见的体现方式。Halliday & Martin(1993)认为“名词化”把作为“过程”的动词和作为“特性”的形容词转换为名词，造成了一种静态的事物世界。名词化可以将一个物质过程隐喻化为一个名词成分，以此掩盖行为者，达到逃避责任的目的。比如在“killing of whales”中，本来表达“kill”这一物质过程的施动者通过名词化被隐藏了。

在环境语篇中，名词化还可以用来掩盖受事者(Goatly，1996：555)。比如在描述猎杀海豹的行为时，名词词组 a slaughtering operation，killing method，killing techniques，a humane death 的使用就将受事者seal进行了隐藏，从而降低了对其危害性的直接描述。合成名词的使用不仅可以掩盖施事者，而且可以将受事者降格为修饰语，从而淡化了相应动作对受事者的危害。比如，在the seal hunt和the whitecoat harvest中，seal和whitecoat本应为动词hunt的受事者，通过hunt和harvest名词的使用，受事者变成了合成名词中修饰语，从而弱化了原有动作对受事者带来的直接影响和危害。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将捕猎者的猎杀行为合法化。Stibbe(2012：92)对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The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中有关fish的语法结构统计发现，当fish出现在小句中时，通常是镶嵌在名词词组中的。比如 fish catch，demand for fish，the overharvest of fish，这些词组的非语法隐喻表达应该是 people catch fish，people demand fish，people take much more fish from the sea，而语篇中出现的这种名词化形式隐藏了原本出现在物质过程中作为行为者的人类。报告中几乎找不到fish做施事者或行为者的表达，鱼类是以商品、人类消费品的形式存在的，这也体现出了人与非人类动物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生产和再生产了物种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

3.4 评价分析

Martin & White(2005)提出的评价系统(appraisal systems)由态度、介入、级差三个子系统构成，是用来协商情感、判断、鉴赏的语义系统。评价系统为语言使用者表达评价意义提供了词汇语法资源。Martin & Rose(2003：58)认为，评价是构建情感共同体的一个巨大的资源，其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词汇语法实现的。人类是如何评价其他物种的？人类在表征环境时会使用什么评价资源？评价资源又如何体现人对环境和其他物种的态度？Stibbe(2015：83)认为，评价模式(appraisal patterns)在生态语言学中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影响人们对生活领域做出积极的或消极的评价。评价模式是人们在评价事物时表现出的态度倾向，在评价资源的使用上体现为积极的或消极的评价意义表达模式。例如美国的孟山都(Monsanto)公司为推销自己的转基因产品，在其网站上构建了一个积极的评价模式，在语言使用上将beneficial，improve，help，solutions，sharing，integrated，stewardship，new 等积极评价词语与 biotech 和 biotech crops 并用(Alexander，2009：140-143;Stibbe，2015：85)。

在生态话语中，人们对其他物种的评价也呈现出一定的模式。人类以种种原因或借口对动物的猎杀和压迫是人类与动物之间不平等权力的最直接的体现。就人与动物的关系而言，人类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动物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动物在语言中不仅被表征为不同于人类的物种，而且是劣等的物种，这是产生压迫的两个必要条件(Stibbe，2012: 23)。很多隐喻表达体现了人类对动物的消极评价，英语中可以把人蔑称为 greedy pig，dirty dog，stupid cow，big ape，ugly bitch。很多与动物有关的成语也体现为消极的评价模式，如 sick as a dog，many ways to skin a cat，flogging a dead horse，the straw that broke the camel’s back。有趣的是，与鸟类和昆虫相关的成语大都表达积极的评价，如 an early bird，in fine feather，happy as a lark，wise as an owl，chirpy as a cricket。由此可以说，人类对动物的支配关系越紧密，对它们的刻板印象就越消极(ibid.：24)。

语言在表征人类与动物时，同一词汇用于人类与动物时会有评价意义的不同。通常用于猎杀动物的词汇如果用于人类，就会含有残忍的意义；而如果剥夺人类生命的词汇用于动物，就会含有同情和怜悯的意义。剥夺动物和人类生命的不同语言的表达，反映了人们对于剥夺动物生命权的权力的合法化、自然化，同时也显示了人类生命相对于非人类动物的生命来说似乎是更加重要的。Jepson(2008：133-142)指出，在任何情况下，对人类生命的剥夺在道德意义上都是一种残忍的行为，因此 The soldier euthanized five enemy troops.的表述是不可接受的，而 The numbers of unwanted pet animals euthanized each year are staggering.的表述是可以接受的。当 euthanize(施以安乐死)用于动物，这一死亡方式的合理性是不需要特意证明的。当euthanize 用于人类身上，人们就需要解释其行为的合理性，比如是罪犯的死刑方式、对敌人的死刑方式或者为了解除人类死亡痛苦的方式。另一个往往用于动物的动词 slaughter 也是不带任何评价意义的，而当该词用于人类时，就具有“残忍”的评价意义。

4.0 结束语

生态语言学研究语言如何影响人类与其他有机体和物理环境之间有利于生命持续的关系(Alexander & Stibbe，2014：105)。建立在生态语言学基础之上的生态话语分析关注语言表征生态和环境问题时所建构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观念，特别是人类对待其他物种的态度和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生态话语分析的最终目标是提高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建构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生态关系。系统功能语言学把语言看作是用来表达意义的资源，语言的社会符号观、意识形态观和话语建构论为生态话语分析提供了理论视角，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及物与作格分析、致使性与施动性分析、语法隐喻分析和评价意义分析则为生态话语分析提供了分析框架。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话语分析有助于阐释生态话语如何建构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揭示生态话语背后的生态观念和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