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野中的温州乡贤文化创新发展∗

2019-03-18 11:28傅守祥
创意城市学刊 2019年3期
关键词:乡贤文化

傅守祥

提 要: 近年来, 党中央、 国务院以及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对“三农” 问题的重视程度日益加大, 先后施行“新农村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 “美丽乡村建设” 等对治性政策与措施, 并将其融入“五位一体” 总战略。 温州是民营经济的发祥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 年的缩影和前沿阵地, 曾以其敢闯敢拼的草根创业精神和独特的“温州模式” 名震全国。 温州在改革开放40 年中的先行先试, 创造的不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样板, 更重要的在于其“敢为人先” 与“活力民间” 的文化意义的确认。 走进新时代的温州, 正以文化理念的创新来构建动能强劲的经济生态, 以文化内涵的植入来构建品质卓越的城市生态, 以“乡贤助力” 的模式实现特色化与差异化的“乡村振兴”。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尚贤” “重能” 的优良文化传统, 形成了独具地方魅力和特色的乡贤文化。 综合来说, 乡贤文化是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中, 围绕在乡村宗族治理、 民风淳化、 道德伦理维系等事物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乡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 乡贤文化扎根于中国乡村, 它既是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 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是传统社会“维系基层社会运转的主导力量”, 而且承载着“乡土中国” 乡村治理的重任。 可以说, 传统乡贤文化是教化乡里、 维系秩序、 涵育乡风、 养成文明的一支重要的精神力量。

2015 年和2016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两次将“乡贤文化” 列入农村思想道德建设; 而“新乡贤文化” 则分别被写进国家“十三五” 规划纲要和2017 年、 2018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而且史无前例地把这个战略写入党章,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部署, 为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 并为其制定“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的二十字总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则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乡村振兴”, 提出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 组织振兴” 的“全面振兴”, 认为乡村振兴关系民族振兴。 2019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再次强调了“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和乡村文明风尚的改善。 因此说, 传承创新“乡贤文化”、 留住乡村的“灵魂”, 已经成为最近五年间的社会共识, “乡贤文化” 与“新乡贤文化” 成为全国关注的重点话题,而“新乡贤文化” 更被认定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内驱动力和人才支撑。

温州自古人文荟萃、 名人辈出, 是个有乡贤文化传统的地区。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 我们必须重视乡贤文化的建设, 用乡贤文化促进乡村文明、 推动乡村发展。走进新时代的温州, 正以文化理念的创新来构建动能强劲的经济生态, 以文化内涵的植入来构建品质卓越的城市生态, 以“乡贤助力” 的模式实现特色化的“乡村振兴”。

一 乡贤文化的精神内涵与文明辐射

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厚底气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文化自信从哪里来? 一个重要的方面, 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这其中就包含乡贤文化的发掘、 乡贤精神的弘扬和乡贤能量的善用。

传统乡贤是儒家立德、 立功、 立言“三不朽” 的人生追求和社会责任的实践者, 一般是指有德行、 有威望, 对地方、 对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 他们有着高尚的道德情操、 无私的奉献精神, 他们躬耕本职, 造福一方, 仗义行仁, 扶危救困,教化乡民, 抑恶扬善, 对树立良好的乡风民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和平年代, 他们以德、 智、 行泽被乡里、 服务社会; 在危难时刻, 他们挺身而出, 拯救国家的危亡。 他们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观价值观, 代表了时代和社会最突出的成就,他们反映了时代精神、 民众呼声, 他们担负起了天下兴亡的责任。 他们不仅创造、推动了历史, 也深刻地影响着当时和以后的人民。 他们是民族精英、 国之栋梁, 也是桑梓之光、 后辈典范[1]。 当前, 整个温州、 浙江乃至中国社会, 都在探索乡贤文化的复兴之路。

综合来看, 乡贤文化是以乡贤为核心的地方文化和民族精神, 是长期以来围绕当地乡贤名人的思想、 著作、 事迹、 遗迹等所形成的一种有影响力、 有号召力的榜样文化, 体现了积极的信仰、 道德和价值追求。 它根植于本土, 发挥着引领和规范作用。 乡贤和乡贤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民族精神, 反映了中国经济、 文化、 思想、 政治、 社会等各个历史时期各方面的杰出成就,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显而易见, 乡贤就是乡村里“德” “行” 高尚的人。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 在乡村社会建设、 地方自治、 风习教化、 乡里公共事务中贡献力量的乡绅或乡贤之士, 都被称为乡贤。 古代温州乃至传统中国, 是一个以农村为主体的社会,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乡贤, 他们一般是有功名、 学问文章或道德品行在乡里闻名, 又为乡里公共事务竭尽心力, 为一方百姓造福, 有善行义举, 或维持乡间社会的礼仪和秩序, 为地方自治尽心尽力, 被大家公认并有口碑。

乡贤文化植根乡土、 贴近性强, 蕴含见贤思齐、 崇德向善的精神力量,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 对传统乡贤文化, 我们要坚持扬弃继承、 转化创新; 要积极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 与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新乡贤文化, 充分发挥优秀基层干部、 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等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 大力弘扬助人为乐、 见义勇为、 诚实守信、 敬业奉献、 孝老爱亲的高尚品德, 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幸福、 美好的生活,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落地生根。 乡情乡愁是纽带, 乡贤是力量。 近年来, 温州各地经常举办地方先贤的纪念活动, 如瑞安纪念孙衣言先生200 周年诞辰, 平阳纪念鳌江近代史上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开埠先驱王理孚先生, 龙湾将举行王叔果、 王叔杲纪念大会, 瑞安则将举办纪念陈傅良、 孙锵鸣诞辰活动等。 这些既是对优秀文化的传承, 也是时代发展的创新。

温州不但有大批的“先贤”, 而且有更多的“时贤”。 当代温州的各个区县大都有这么一些令人肃然起敬的乡贤, 他们了解乡土文化心理, 熟谙现代社会规则; 他们经历过传统文化熏陶, 又具备现代人文精神; 他们以自己的经验、 学识、 专长、技艺支援新农村建设, 又以自身的文化道德力量教化乡民、 泽被故土。 乡贤文化,用这种“看得见” 的感召力, 凝聚起海内外人士, 带着心头那份浓浓的乡情、 乡恋, 汇聚起一股崇德向善的力量。

二 乡贤文化的弘扬传承与时代生发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继承革命文化,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是时代的呼唤, 是现实的需要。 有必要弘扬传承乡贤文化、 创新发展新乡贤文化, 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 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 铸就中华民族的新辉煌。 乡贤是饱学之士、 贤达之人。 乡贤文化, 则是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记, 是连接故土、 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 千百年来, 乡愁牵动乡贤, 牵引着多少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重回故乡, 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乡民树立榜样。 他们散发的文化道德力量泽被乡里, 成为凝聚乡村社会的文化基因。

进入新时代, 中国乡村的广阔天地愈发变得大有可为。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2019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对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做出系统部署。 追根溯源, 乡村振兴战略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 它用“产业兴旺” 替代“生产发展”, 提出培育新产业、 新业态和完善产业体系的要求; 用“生态宜居” 替代“村容整洁”, 明确发展绿色经济、 治理环境污染和建设舒适宜居环境; 用“生活富裕” 替代“生活宽裕”, 强调农民生活更加富裕、 美满; 只有“乡风文明” 四个字虽然没变, 但是在“新时代” 其内容进一步扩展、 标准进一步提升。 当前, 我们特别需要那些具有丰富的城乡一体化经验的新乡贤, 在原有的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 继续深挖潜力、 主动作为, 助力新时代的乡村振兴。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 由于城市化的“虹吸” 效应, 大量乡村精英涌向城市, 瓦解了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的内生力量。 随着时代的变迁, 乡贤文化的传承遭到挑战: 大批乡村劳力外出务工, 不少乡村精英流失, 在城镇化迅速发展的同时乡村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些农村甚至出现了空心化现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必须破解人才瓶颈。 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 积极引导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振兴, 特别是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弘扬乡贤文化, 重构乡村文化”, 这是温州与浙江回应乡村治理现代化问题做出的漂亮回答。 要创新发展乡贤文化, 沿着历史长河, 不忘本来, 固本培元, 发挥乡贤的引领作用, 深入阐发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 独特创造和思想精髓。

乡贤文化根植乡土、 贴近百姓, 蕴含着尊贤敬贤、 向上向善的道德力量,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抓手和载体。 培育和创新发展乡贤文化, 对于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涵养人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创新发展乡贤文化, 渗入日常生产生活, 接着地气, 贴着民心, 发挥乡贤的示范作用, 积土成山, 积水成渊, 不断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乡贤文化为底色, 包括温州在内的浙江绘就了美丽乡村的新画卷——近些年来, 包括温州在内的浙江利用丰富的乡贤文化资源, 系统挖掘和整理古今的乡贤事迹, 广泛传播和颂扬优秀的乡贤精神, 使乡贤文化渗透到广大城乡居民的精神生活中, 形成向上向善、 积极进取的文化导向, 涵养了主流价值观。

提炼传统乡贤文化的精髓, 结合时代特征, 创新发展新乡贤文化, 有助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 价值理念、 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有助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发挥传统文化先进文化的教育和引领作用; 有助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 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 道德水准、 文明素养, 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 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 国家观、 文化观, 让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教育落到实处。

俗话说“亲不亲故乡人, 美不美故乡水”。 中国传统中有“离土不离乡” 的观念, 哪怕身在异乡, 对故土都会有一种认同感, 乡贤就是这方乡土的文化资源。 在“新时代” 背景下, 从农村中走出去的离退休干部、 知识分子以及外出经商务工的成功人士是一个重要的群体, 让这部分人助力乡村振兴, 推动乡村文化、 教育、 信息与人脉等生产要素的回流, 形成“新乡贤” 群体参与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 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一条良策。 在乡情乡愁的联结下, 大量走出去的优秀民营企业家群体、 旅外温州籍学者、 退休干部等成功人士, 都成了“当代乡贤” 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有的回归创业、 投资故里, 有的参与社会治理, 有的提供技术与治理支持,有的用其学识专长、 创业经验支持家乡发展, 纷纷反哺桑梓。 温州的“当代乡贤”就是这么一群令人肃然起敬的人, 他们了解乡土文化心理, 熟谙现代社会规则; 他们经历过传统文化熏陶, 又具备现代人文精神; 他们以自己的经验、 学识、 专长、技艺支援新农村建设, 又以自身的文化道德力量教化乡民、 泽被故土。 “新时代”的乡贤文化, 用这种“看得见” 的感召力, 凝聚起海内外人士, 带着心头那份浓浓的乡情和乡恋, 汇聚起一股崇德向善的伟大力量。

三 新时代的乡贤意蕴与能量汇聚

人民有信仰, 国家有力量, 民族有希望。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战略机遇期, 我们需要榜样的力量、 文化的力量、 精神的力量。 同时,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全社会多主体、 多力量、 多机制的介入与协同, 这种介入与协同的结构应该是农民主体、 政府主导、 企业引领、 科技支撑、 社会参与的“五位一体”; 这其中的农民主体和社会参与就包含了能打开局面的“离土” 与“在土” 的各类“新乡贤”。 具体来看, “新时代” 有这样五类人构成了“新乡贤” 的主要群体, 他们分别是: 离退休老同志, 包括老党员、 老干部、 老战士、 老教师等; 先进典型, 包括时代先锋、 道德模范、 最美人物、 身边好人等; 经济能人, 包括企业家(主)、 职业经理人、 科技人才、 技术能手等; 文体能人, 包括专家、 学者、 演艺人才、 体育人才等; 其他人士, 包括海外华人华侨、 社会组织负责人等。

新乡贤首先是指新中国成立后, 乡村中有文化、 有贤德、 有威望、 热心乡村公益的贤达人士、 民间精英。 随着城乡一体化和城市化的发展, 许多在当地有卓越贡献、 深受民众爱戴的人士也被作为乡贤受人崇敬。 广大海内外杰出乡贤, 更是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开拓者, 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参与者。 他们身上体现着爱国爱乡的深情, 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体现着当代中国精神, 体现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新乡贤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乡贤, 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人。 第一类是“离土乡贤”, 大多是指那些小时候在乡下长大, 后来长期在外地工作的文化教育工作者,由于父母亲属的关系, 逢年过节回家看看, 影响远且间接。 第二类是“在土乡贤”,有点文化基础, 长居乡间, 人品较好、 威望较高。 第三类是生于乡下, 后来求学、招工、 招干后就在当地为官或工作, 经常返乡, 办事方便, 照顾更多, 影响近且直接。 这种划分或许对于物色人选有一定启发意义。 当然, 新时期的乡贤, 大部分接受了现代知识的灌输, 不一定那么有“恋土” 情结。 然而, 基于“乡里乡亲”, 多少也会有感情的因素和其他的良缘。

新乡贤也指当今乡村里公认的那些民意领袖, 他们享有公共话语权, 说话有人听, 办事有人跟, 群众很信任。 许多成长于乡土、 奉献于乡里的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等, 也是这样的乡土精英, 他们得到群众的认可, 获得基层的认同, 成了先进文化的传播者。 这些“土生土长” 的致富能手、 公道模范和识见达人, 正是这个时代需要重塑的“新贤”。 在现在的乡土社会, “新贤” 们通过服务村民、 致富经营, 在乡民邻里间积累了巨大的威望、 塑造了良好的口碑, 成为群众眼中的“先进分子”。 他们的一言一行, 深深地影响着群众, 形成了根植乡土、 贴近生活、 影响广泛的乡贤文化, 这些“新贤” 已开始参与乡村治理。 乡村振兴的“牛鼻子” 是人和文化的问题, 应该特别关注“乡村草根英雄”, 现在的乡村振兴应当用好这类新乡贤, 以“再出发” 的姿态创造乡村振兴的“温州模式”。

在城镇化的浪潮中, 农村优秀人才大量向城市流动, 正所谓“秀才都挤进城里”, 有人不禁叩问“乡贤何在”? 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转移进城, 部分地方出现了“空心屋” “空心村”, 缺乏人气, 甚至略显凋零, 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也是正常现象。 我们没有理由阻止农民进城, 也阻止不了部分村落的衰退和消亡。当前, 我们要做的, 首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以各种形式为乡村聚人气、 添活力; 其次是鼓励和扶持外出农民工“回乡创业”、 毕业大学生“回乡就业”; 再次是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 以县域为单元, 前瞻性地规划好村镇体系, 把传统民居和古村落保护好, 把今后将长期存在下去的村庄建设好。

从现实情况看, 农村优秀基层干部、 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 成长于乡土、 奉献于乡里, 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 口碑好, 正日益成为“新乡贤” 的主体成员。 我们要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 发挥这些乡村草根“新乡贤” 的示范引领作用, 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 涵育文明乡风,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 同时, 以乡情、 乡愁为纽带, 吸引和凝聚各方面的成功人士,用其学识专长、 创业经验反哺桑梓, 建设美丽乡村。 总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汇聚起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 方方面面的磅礴力量, 必须高度重视人才振兴, 要把更多城市里的人才引向乡村创新创业, 充分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 创新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 发挥好人才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驱动作用。

当然, 持续培育新乡贤文化, 需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 形成人们崇尚新乡贤、争做新乡贤的社会文化环境。 具体措施起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建立联络机制。 建立新乡贤信息库, 将在乡的、 不在乡的和潜在的新乡贤的资料信息入库, 动态更新信息库, 随时掌握所有新乡贤特长优势、 所处方位和工作生活现状, 便于日常联系和工作联系。 基层组织定期走访慰问和联谊等, 凝聚乡亲乡情, 提高新乡贤的荣誉感和归属感, 解决新乡贤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进一步激发新乡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完善礼遇政策。 出台和完善帮扶礼遇政策, 关心新乡贤工作生活, 对做出突出贡献并有需求的新乡贤, 提供医疗、 养老、 生活等社会公共优惠服务。 特别是在新乡贤回乡创业方面给予高质量的服务, 帮助降低创业成本, 充分调动新乡贤回迁兴业的积极性。 三是健全荣誉制度。 组织开展先进新乡贤组织、 优秀新乡贤等评选表彰工作, 对做出积极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特别是在一定层面上举行有仪式感的表彰活动, 并进行广泛宣传和传扬。

四 新乡村新乡贤的开放视野与底线思维

“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 即农民不断提升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在此基础上, 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意在更好解决农村发展不充分、 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重大问题, 加快补上“三农” 这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 可谓高瞻远瞩, 意义深远。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 战略, 为广大农民描绘了一幅“农业强、 农村美、 农民富” 的美好愿景。 推进乡村振兴, 必须激活市场、 激活主体、 激活要素、激活政策、 激活组织。 这“五个激活” 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 换言之, 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靠改革来驱动, 这是乡村振兴战略最重要的推进路径[2]。 乡村振兴是一场艰苦而漫长的跋涉, 不仅需要资金、 政策、 人才, 也离不开乡土文化灵魂的代代相传。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 也要铸魂, 要形成文明乡风、 良好家风、 淳朴民风, 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 乡村振兴的一项要义在于文化, 文化传承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必然要求。 如何结合乡村实际, 传承创新乡贤文化, 实现传统“乡贤文化” 向现代“新乡贤文化” 的转变, 助力乡村振兴, 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文化是农村几千年发展历史的沉淀, 是农村人与物两大载体的外在体现, 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所在。 因此,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应转变过去重经济轻生态、 轻文化的发展理念, 也就是“既要护口袋, 还要护脑袋”。 乡风文明涵盖丰富的内涵, 一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并以此提升文化软实力; 二是对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护, 特别是对关键区域农耕文明、 游牧文明、 海洋文明的保护, 以及对民族地区民俗、 民风、 民居等文化要素的保护; 三是对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光大, 特别是传承了几千年的道德伦理, 这是“不忘初心” 的体现; 四是对新时代意识的培养, 广大的农村居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 也是乡村振兴成效的受益主体和价值主体, 为此, 应提高农村居民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认知水平,培养农村居民的责任意识、 参与意识。 在乡风文明建设过程中, 还应注意避免两大误区: 一是把过多的现代化元素引入农村; 二是把过多的城市元素引入农村。 应注重强化农村原生态文化的建设与传承, 乡村“灵魂” 不能走样也不容歪曲。

对当下建设“新乡贤” 文化, 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新乡贤应体现“公共精神”, 以服务于大众的主观意识, 对“乡民” 起良好的道德示范效应。 二是新乡贤应顺应现代法治, 从角色功能而言, 新乡贤的优势是借助非正式制度的民俗、道德、 习惯、 传统等资源参与治理。 三是新乡贤应引领地方经济, 面对现代化的飞速进程, 新乡贤运用自己的学识、 阅历、 智慧和技能使自己和周边的人富裕起来。他们应利用其经济网络, 撬动社会资本, 选择正确行业, 采取正确的方法发展经济。应以规模效应引导周边的人效仿跟进, 促进本乡经济的集约化程度, 大大地降低生产成本, 促进基层经济重组与发展。 新形势下, 温州应着眼“乡贤+” 做文章, 大力汇聚群贤之力, 助推乡村振兴工作, 有效释放乡贤“能量场”, 譬如“乡贤+聚贤阵地” “乡贤+反哺桑梓” “乡贤+乡村振兴” 等方式。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乡贤不仅具有传统乡贤的一般特征, 如乡土情怀、 道德品行、 伦理情操等, 还有现代的法律思维和法律意识, 既可以起到道德引领的作用, 同时还可以起到法律思维和法律意识传播者的作用; 不仅可以用德行协调和化解乡村邻里之间的矛盾, 同时也可以用法律思维和法律意识引导乡邻明礼遵法、 明辨是非、 凝聚人心、 端正风气。 新乡贤是法治文化的弘扬者和践行者, 他们通过健全对乡村干部的监督制约机制来促进乡村法治建设的发展, 实现乡村干部与乡村群众的良性互动, 构建风清气正的乡村社会风气。 由此可见, 新时代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 既可化解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也能处理事关乡村和谐的大事儿, 是农村社会的“安全阀” 和“稳定器”。

改革开放40 年间, 中国乡村社会产生了各种类型的精英, 譬如致富能人、 创业经营者、 技术能手、 基层管理骨干、 医疗人才以及文化精英, 他们或者生活工作在乡村, 或者虽然在外地工作但通过项目和其他形式回报家乡, 为乡村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成为村民群众和政府认同的“新乡贤”。 可以说, 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形式由传统的维持乡村自治和实现礼俗教化, 转变成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坚实的人才支撑。 在“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的二十字总体目标指导下, 新乡贤力量既可以对“遏制大操大办、 厚葬薄养、 人情攀比” 等陈规陋习, 打造新时代的乡风文明, 发挥“凝聚人心、 教化群众、 淳化民风” 的作用, 又可以利用个人的知识、 能力、 经验、 资源, 在实现乡村的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 组织振兴等诸多目标过程中回归乡土、 建言献策、 出钱出力、 身体力行。 新乡贤不仅为乡村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 而且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内驱力和人才支撑[3]。

当然, 新乡贤文化的培育与建设, 既要有开放视野, 也要有不可或缺的底线思维; 既要有一定的经济效益等市场鼓励措施调动积极性, 又要避免完全的功利化。除却“以情动人” 来促使乡贤回归之外, 客观条件的引进保障、 政策和使用机制问题同样亟待解决。 当前, 要将“告老还乡” 纳入促进乡村振兴的前瞻性民生工作,列入议事日程, 尽快进行调研论证, 从户籍、 医疗保障的迁移、 旧宅修复等方面,探索制定吸引新乡贤返乡定居的具体政策。 乡村振兴战略在实施过程中, 既要积极提倡、 正面鼓励与有效保护各类新乡贤的“义举”, 又要严防各类乡村恶霸或黑恶势力的出现。 另外, 提升乡土文化内涵, 除了热心的志愿者和多金的乡贤们外, 还要发挥专业文化队伍的作用。

新时代的乡村全面振兴, 关键靠人才, 新乡贤是我们最可信赖的中坚力量。 乡村振兴既要破解人才瓶颈, 又要厚植文化力量; 既要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 又要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从最初的“农村要想富, 必须先修路” 到如今的“农村要想富,人才得兼顾”, 我们可以看出, 农村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努力, 只有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农村的建设中来, 充分发挥“最牛老乡” 的积极作用, 才能真正创造出可持续发展的新农村。 简言之, 把新乡贤会聚起来, 把乡贤的资源整合起来, 实际上就是把乡贤文化的力量凝聚起来, 并因势利导使其在经营、 技能、 治理、 公益、 文化等五个方面形成强大战斗力。 在美丽乡村建设的新历史时期, 在温州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 必须寻找到、 挖掘出新乡贤文化与新时代发展一脉相承的价值与价值观。

注释

[1] 徐燕琳、 高菊: 《传统乡贤文化的创新与弘扬》, 《南方日报》 2018 年2 月5 日。

[2] 黄祖辉: 《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 《中国农村经济》 2018 年第4 期。

[3] 张百顺: 《传承创新乡贤文化 助力乡村振兴》, 《广西日报》 2018 年12 月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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