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筑湘湖背景分析与当代价值

陶 俊 林玥玥

提 要： 杨时修筑、 开发湘湖顺应了北宋时江南农业经济大发展、 对水利工程大需求的时代社会背景， 不仅成功地为萧山建成了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水利工程，取得了巨大经济效益， 而且践行了儒家经世济民的人生理想， 树立了一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社会典范形象， 其精神遗产惠及今日， 具有昭明当代垂范千秋的社会效益。 另外， 湘湖的修筑与开发利用， 对于湘湖地区的环境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 取得防旱防涝， 拱卫一县生态安全的环境效益。 考察杨时修筑开发湘湖事件的历史事件， 探索在时代经济、 社会背景下湘湖开发与保护方式， 对于今天城市经济和城市化背景下湘湖开发与保护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杨时（1053 ～1135）, 字中立, 号龟山, 南剑将乐（今属福建省三明市） 人,北宋著名理学家、 教育家、 诗人, 其所处的时代, 是中国历史上农业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转移的重要时期, “赋出天下, 江南居十九”［1］, “国家根本, 仰给东南”［2］。 北宋时, 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和水利建设在北宋王朝启用王安石为相推行《农田水利法》 等相关法令后, 取得空前成果。 “熙丰农田水利法的实施, 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改变了中唐以后农业经济‘南重北轻’ 的地理分布格局, 南北农业基本并驾齐驱, 而且都获得迅猛发展。 水利田（灌溉田和淤田） 扩展至6500 多万亩, 产量比以前普遍提高2 ～3 倍, 若以北宋一般亩产量（2 ～3 石） 计之, 则每年就可产粮13000 万～19500 万石, 又新开垦干旱半干旱耕地3500 多万亩, 即使以北宋一般最低亩产量1 石左右） 估算, 每年产粮最低也要在3500 万石以上。 这样,仅农田水利生产的发展, 每年就给社会增加16500 万石、 最高可达23000 万石以上的粮食。”［3］其中两浙地区的农业经济和水利建设成就更是其中翘楚, “当时, 兴修的农田水利工程以两淮、 两浙地区最多, 共4254 项, 占全国兴修工程总数的39.45%, 受益农田179600 顷, 占全国受益农田总数的49.85%”［4］。 农业经济大发展, 需要大兴水利工程, 反之, 水利工程的发展也促进了农业的繁荣, 再加上北宋王朝的北方边患不断, 北方农业生产长期受到西夏、 金等政权的袭扰, 安定的南方农业、 水利发展无疑承载了国家和人民更多的期待。 北宋建国后, 立国之策是优待文人士子, 大力发展科举, 是历史上科举取士最多的王朝。 大量习读儒家经典的士子通过科学做官, 皆以儒家经世济民、 为民造福为人生价值观, 大量文官在地方施政都能做到体察民情, 务实有为, 改善民生。 在这种大背景下, 南方农田水利工程的大发展可谓天时、 地利、 人和。

浙江宁绍平原在北宋农田水利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涌现了许多富有成效、 富有借鉴意义的水利工程案例。 首先当推宁波（北宋时鄞县） 王安石兴修的东钱湖水利工程。 东钱湖是位于宁波东南的一个大湖, 它由72 条溪流汇合而成, 周围80 里,沿湖有农田50 多万亩。 此湖, 在王安石之前早已有之, 但年久失修, 水道淤塞, 遇上丰沛的雨水时机, 水利变成了水害。 王安石视察后, 提出“重清东钱湖, 起堤堰, 决破塘” 以利农田灌溉。 修湖工程很快就收到了“东西十四乡水陆之利”。 这项水利工程是王安石日后推行“农田水利法” 的实践经验的起点, 也是历史上多湖的两浙地区开发水利、 发展农业的示范工程, 对于自然地理相似的两浙地区发展农田水利有先导性的示范意义。 其次还有属于萧山上级行政单位绍兴的鉴湖（北宋时称越州） 水利工程, 北宋时期先后有地方官吴奎、 张伯玉、 曹巩、 王十朋等人主张并主导疏浚鉴湖。 另外, 作为两浙路省治的杭州则在苏轼主导下疏浚了西湖。 苏轼疏浚西湖时, 在经费筹措上采取向中央请赐“度牒” （和尚、 尼姑、 道士、 道姑出家的许可证, 需向朝廷购买） 以弥补经费不足的方法, 疏浚后在湖面上“募人种菱湖中”, 既可以防止致使湖淤塞沼泽化的“葑草” 丛生, 又可以利用种菱所得的收益支付修湖维护的费用。 这对于后来杨时在政和二年（1112 年） 开发湘湖, 无疑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杨时赴萧山任县令之前, 萧山县民已多次自发请求官府修复湘湖。 载入史册的两次是: 一次是北宋熙宁年间（1068 ～1077 年）, 县民殷庆等奏请, 要求废田筑湖,以保农田灌溉, 神宗准其奏, 后因县内士绅意见不一而未成； 第二次是大观年间（1107 ～1110 年）, 县民们再次请求恢复西城湖（即湘湖）, 以满足萧山农田的水利需要。 此次同样由于士绅意见不一、 县令缺乏果断性, 而未曾实现。 50 多年间, 萧山县民多次目睹他乡“农田水利法” 推行对农业生产促进的好处, 也饱尝萧山县不能修复（扩建） 湘湖带来的农业生产损失之苦, 民间呼吁兴建湘湖的“民意” 为杨时开筑、 开发湘湖积淀了良好的社会民意基础, 也为湘湖修筑后带来社会示范意义做了铺垫。

二

1112 年（政和二年） 四月, 杨时赴萧山任县令, 按照宋朝当时的官制, 杨时此次是赴任补满自己“敦宗院宗子博士” 的“成资”, 即任萧山县令是个过渡性质的仕途锻炼［5］, 只要满一年半的任职时间, 达到当时官职满三年调动的考核机制就要卸任, 但就是在这段离职前一年半时间里, 杨时启动了修筑湘湖这一困扰萧山半个多世纪的社会难题。 熙宁九年（1076 年） 中进士的杨时对于王安石变法（始于1069 年）对北宋朝野带来的巨大影响显然不会陌生, 虽然变法因反对派的攻击一度放缓, 最终被废除, 但是变法取得的巨大经济成效和社会影响必然被务实之士和有识之官承认,“因天下之力, 以生天下之财” 经济思想也感召朝中一批“忧国忧民” 的官吏, 继续注重和推行“农田水利法” 等一些利于国计民生的新法和举措。 杨时显然是属于这一类, 尽管出于自己的学术志趣和敏感政治立场, 杨时对王安石新法并不是明确支持, 但他在萧山修筑湘湖的所作所为, 显然是对“农田水利法” 政策的推广和延续。

按照学者的考证, 杨时到任萧山后, 实际完成开筑湘湖这项水利工程前后所花的时间只有“三到四个月时间”［6］, 开筑湘湖是一项重大的水利工程, 需要成熟的水利工程技术、 足够保障工程花销的经费、 周全的技术人员调配、 严密的施工组织和平衡利益博弈的“征地拆迁” 政策, 需要上级越州、 两浙路、 中央等上级政府的支持和全县人民的社会动员。 在没有机械工程的时代, 完成这样一项灌溉萧山九乡“146868 亩” 良田的水利工程, 其开挖土石方及筑堤排管等工程难度显然不亚于今日的一项“省重点工程”。 杨时是如何完成这些组织调度的？ 由于史料记载的缺乏,这些关键信息难以寻获, 但是我们分析其当时的社会组织背景, 还是能推导一二。

首先, 杨时能成功修筑湘湖是凭借了农田水利法推行以来形成的一套成熟的工程技术和专业技术队伍。 宋代有专门修建水利工程的“工程兵”。 号称宋代募兵之一的厢军, 就是代民充任杂役的各种专业兵的总称。 章如愚说: “古者, 凡国之役,皆调于民。 宋有天下, 悉役厢军, 凡役作营缮, 民无与焉。”［7］厢军中有番号为“堤防” “堰埭” 的军种, 应属于专门兴修水利的专业工程兵。 据《宋史·兵志》 载:建隆以后的200 多个厢军番号中, 驻扎于成都的有防河兵, 杭州有“捍江都” 兵,通州、 泰州有“捍海” 兵。 不难看出, 由于宋朝对水利工程相当重视, 政府已经有一套成熟的工程技术和一批专职的技术人员。 宋仁宗景祐年间（1034 ～1038 年）,浙江“置捍江兵士五指挥, 专采石修塘”, “每指挥以四百人为额”, 这些水利工程技术兵至南宋理宗宝祐三年（1255 年） 尚有300 人［8］。 可以推测, 北宋政府一直有兴修水利相关的工程兵在服役。 熙丰变法期间, 在全国兴起了水利工程建设的热潮,这些水利工程技术兵无疑发挥了核心作用, 不仅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工程理论和技术,也为北宋政府培养了一批精干稳定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 杨时修复湘湖, 应该是奏请了杭州府、 绍兴府派出水利工程部队给予支援, 以解决工程技术的核心难题。

再者, 湘湖修筑所需的财力保障问题, 特别是对征用库区土地的利益补偿平衡问题, 杨时应该是借鉴了周边鉴湖和西湖水利工程的例子。 在杨时之前半个世纪之久的时间里, 虽然萧山县民不停地请求修筑湘湖, 请求甚至一度得到了大力支持变法的宋神宗的首肯, 但湘湖最终没能动工修筑, 关键还是折戟在工程所需的“经费” 问题上, 因为中央王朝对萧山县府只给政策不给经费拨款, 鼓励县衙自行向富户筹资, “资金自求平衡”。 熙宁二年（1069 年） 颁降的《农田利害条约》 规定:“如是系官钱斛支借不足, 亦许州县劝谕物力人出钱借贷, 依例出息, 官为置簿及催理。 诸色人能出财力、 纠众户、 创修兴复农田水利, 经久便民, 当议随功利多少酬奖。 其出财颇多、 兴利至大者, 即量才录用。”［9］因为当时萧山富户“多游移, 不能画一”, 县乡豪门富户意见不统一, 导致经费筹措困难, 修复湘湖的计划难产。杨时到任后, “会集耆老及诸富民, 相与计议, 始成湘湖”。 杨时之所以能取得当时萧山富民的支持, 与他个人决断果敢, 为民办实事的决心有关系, 但更重要的是他充分应用了“农田水利法” 的各种政策, 推行王安石变法中的“方田均税” 解决修湖淹没田产的税收, 提拔能干出资多的富户担任“堤长” 负责湘湖后期管理和维护, 借鉴西湖转让承包湖面种植权以及渔业资源弥补“拆迁户” 的损失, 用湘湖开发后的增利平衡了因修湖遭受损失的各方利益, 从而解决了经费问题。

三

杨时修成湘湖后萧山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首先解决了占萧山“37% ～40%”［10］的农田灌溉问题, 直接保障了崇化、 由化、 夏孝、 昭明、 长兴、 安养、 新义、 来苏、 许贤九乡的农田增收。 成湖37000 多亩, 延袤80 余里, 可以灌溉农田146868 亩。 即使遇到大旱年份, 仍然能够保证过半的农田可以得到灌溉。 而且, 湖中多产鱼鲜, 又有莼菜, 可谓物产丰饶, 惠泽一方。 遇到灾年, 甚至邻县也赖以救济。 萧山百姓深得湘湖之惠, 对杨时感恩不尽。 据清代《宋杨文靖公龟山先生年谱》 载, 湘湖修成当年, 萧山就获得大丰收, 萧山百姓纷纷悬挂杨时的图像, 在家里进行祭祀。

杨时修复湘湖的惠政也影响其后继官员, 涌现出赵善济、 顾冲等许多优秀官员, 乡民自发立先贤祠祭祀, 杨时等人化身为萧山人们心中公正有为、 为民请命官员的象征, 激励后来官员不畏强权, 为民做主, 守湖为公。 明朝时先贤祠由地方政府出面主祭祀, 承担起政府的社会教化功能, 引导民风, 围绕湘湖形成了一个库区型共同体社会, 塑造和强化了萧山人民共同的价值观、 义利观和是非观。杨时其后800 多年时间里, 围绕湘湖的存废去留, 主垦派与主湖派开展了长达数百年的斗争, 但杨时等先贤开筑湘湖事迹及思想一直激励萧山县人们以公共大利、社会公正为重, 这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对于湘湖今天的保护和旅游开发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湘湖的修筑还有很好的生态环境效益, 遏制住了局部恶化的生态环境给萧山带来的环境灾难。 湘湖原本是宁绍平原上的潟湖, 这种湖泊的形态特征是湖盆浅平,岸坡平缓, 在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的过程中, 它由湖泊而沼泽、 由沼泽而平陆, 最终走向干涸。 作为自然湖泊的“湘湖” 在无人为干预的自然前提下, 不可避免地走向沼泽化、 平陆化直至干涸。 这一过程会给周围居民带来生态环境灾难。 富玹的《萧山水利志》 中有一篇《邑令张公萧山湘湖志略》, 记载了湘湖修筑前的生态环境问题: 湘湖在县西仅二里许, 原芜田也。 至高阜, 盛茭芦。 两岸皆山, 四时遇有连雨, 水无所潴, 漫散下流。 由化乡滨浦、 赵墅、 五里等村, 地甚低洼, 受其渰没,艰于农事。

杨时开筑湘湖前, 湘湖淤积严重, 茭芦等水生植物疯长, 排水不够通畅, 导致湖泊蓄水抗洪防旱功能逐渐丧失, 在雨季的时候容易形成涝灾, 而在旱季的时候则不足以满足灌溉需求。 湘湖自然淤废的过程与苏东坡疏浚西湖前的情景类似, 但不同的是, 湘湖地理位置比周边稍高, 处在由化乡上方高地, 湘湖水流方向是往北到由化乡, 在“连雨” 的时候, 容易引发涝灾, 危及由化乡居民生命安全和生产安全。 顾冲在《萧山水利事迹》 中记载了一次洪水灾害: “百里之内, 为江湖鱼鳖之乡, 壮者流移四方, 弱者转死沟壑。” 湘湖修复后, 能很好地发挥调节径流的作用,大大缓解了萧山的洪涝灾害。

时至今日, 随着工业化、 城市化社会的到来, 湘湖作为农业社会里防洪、 灌溉的功能早已经消失, 甚至在后工业化过程中, 其工业价值（砖瓦业） 也逐渐消失,湘湖似乎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湘湖的废弃留存又重新摆在人民面前。 杨时结合时代经济建设背景开发湘湖的事迹, 成为人们思考这座湖与这座城前途命运可资借鉴的历史思想资源。 如今, 城市化进程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 萧山所处的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已经领先全国, “短缺经济” 时代开发挖掘自然生态资源换取财富的短视行为逐渐被人们抛弃, 山水湖泊等自然生态环境的生态功能、景观功能、 历史文化功能、 休闲功能被人们重新发现,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从生态环境与生产力关系的角度指出: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清洁的空气、 干净的水源、 草长莺飞的自然生态越来越成为人们的生活向往和需要, “邑人谓境之胜若潇湘然” 的古湘湖留给了人们太多的生态想象空间, 恢复湘湖生态环境, 增加城市生态绿洲的呼声日渐高涨。 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 湘湖25 平方公里范围及周边的自然生态带在各种政策下开始逐步得到修复和保护。 2011 年, 萧山“十二五” 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 以“一湖两江”为主题品牌, 打造“华东会客厅、 休闲新天堂” 的城市发展定位, 努力把萧山建设成长三角著名旅游目的地、 环杭州湾旅游带的主要集散中心、 充满活力的旅游经济强区。 作为重头戏的“一湖” 便是湘湖。 如今湘湖三期工程已经在2016 年国庆完工, 6.1 平方公里的水域得到全面恢复, 25 平方公里湘湖景区山清水秀地呈现在宁绍大地上。 凭借城市经济发达的历史机遇, 以旅游业为龙头的休闲服务业迎来空前大发展的历史契机, 重新审视杨时开放湘湖的历史意义和效益, 保护修复湘湖的自然生态环境, 建设湘湖新城, 美丽杭州, 追求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的均衡和叠加, 必将让湘湖在新的城市化社会背景下重新焕发生机, 为萧山人民“生活更美好” 发挥重要作用。

注释

［1］ 《昌黎先生集》 卷一九。

［2］ 《宋史》 卷三三七“范祖禹传”。

［3］ 杨德泉、 任鹏杰： 《论熙丰农田水利法实施的地理分布及其社会效益》，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88年第1 期， 第90 ～91 页。

［4］ 汪家伦： 《熙宁变法期间的农田水利事业》， 《晋阳学刊》 1990 年第1 期。

［5］ 杨时此次任职原因、 时间以及卸任， 详见陈志坚《杨时开筑湘湖》， 湘湖研究院编《湘湖保护与开发研究报告（一）》， 2015 年3 月。

［6］ 具体时间考证推导， 详见陈志坚《杨时修筑湘湖的若干问题》， 湘湖研究院编《湘湖保护与开发研究报告（一）》， 2015 年3 月， 第458 页。 “证明当时修筑湘湖的时间并不长， 一个夏天的时间应该足够。”

［7］ 章如愚： 《山堂考索》 （后集卷四十一“兵制门·州兵”），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92。

［8］ （元） 脱脱： 《宋史》，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7， 第2396、 2397 页。

［9］ 漆侠： 《王安石变法》，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 第264 页。

［10］ 钱杭： 《库域型水利社会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第69 ～7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