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刺客》：“一战”前后一部加拿大家族史的书写

裴素娟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 1939— ）是加拿大当代著名作家。2000年，其第十部长篇小说《盲刺客》（The Blind Assassin）为她斩获了英语文学界最高荣誉布克奖。布克奖评委的评价是：“该书视野宽广，结构精彩并富于戏剧性。书中的感情纠葛描写丰富多彩。作者阿特伍德以诗意化的笔触，描写生活细节和人物心理活动。”这部艺术、思想和技巧都堪称上乘的长篇小说充分体现了阿特伍德通常的“更关心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历史，更关心小人物的命运”的创作理念。《盲刺客》的情节围绕女主人公艾丽丝的娓娓叙述渐次展开，通过“一战”及其余波影响下蔡斯家族的变迁，尤其是艾丽丝和妹妹劳拉风中浮萍般飘摇的经历，再现了同时期富于牺牲精神的加拿大民族及其普通人艰难曲折的生活经历。阿特伍德借此告诉人们，历史并不只是由宏大而全面的大趋势和大运动塑造的，更是由裹挟甚至碾压其中的普通人的生活及情感书写的。

小说《盲刺客》包含着三重故事结构：艾丽丝对蔡斯家族往事的回忆、对现在的忧虑和对未来的憧憬；她以妹妹劳拉之名写作的小说中富家女和左派激进青年的爱情故事；这对恋人讲述的想象中塞克隆星球上盲刺客的冒险经历。这三个叠套在一起的历史与文本、现实与虚幻交相辉映的故事群共同表现了爱、牺牲和背叛的主题，于无形中凸现和颂扬了盲刺客眼盲心不“盲”的睿智，以及发现美、追求美，为爱情宁愿终生逃亡且百折不挠的执着精神。后两个虚实相间的文本则穿插于艾丽丝对蔡斯家族史的叙述之中，并作为两条时隐时现的辅线佐证艾丽丝叙述中的“爱情、战争和灾难”的主题，由此可见作者的匠心所在。

战前蔡斯家族曾经的辉煌

“一战”前，蔡斯家族经过几十年的惨淡经营，已经成为加拿大提康德罗加港小镇上的豪门望族。19世纪后半期，随着加拿大人口的迅速增长，制衣业和相关行业也稳步发展。艾丽丝的祖父本杰明“运用了上帝赋予他的智慧”，抓住大好机遇，创办了一家纽扣厂。便宜的原材料、廉价的劳动力和日益增长的需求使他的产业蒸蒸日上。之后，祖父不断扩大经营，改善生产环境，雇佣更多的工人。他爱这些工人，不仅会耐心地聆听工人们大胆的抱怨，还会对不小心受伤的工人深感歉疚。因此他赢得了工人乃至整个小镇的爱戴和尊敬。

祖母阿黛莉娅出身名门望族，受过良好教育，后成为蔡斯家出色的女主人和管家。祖父希望情趣高雅的她“来净化这些金钱，就像提炼石油一样”。在祖父雄厚财力的支持下，祖母着力于提高蔡斯家族的文化品位和社会地位，二人不遗余力地携手打造蔡斯家族的辉煌。祖母设计装修了位于卢韦托河东岸黄金地段富丽堂皇的阿维隆庄园。镇上的人皆以能受邀参加该庄园的宴会为荣，如果未被列入受邀请的名单之内，他们会感到失望伤心。祖父本杰明经营的家族企业在当地闻名遐迩，祖母阿黛莉娅的努力也在进一步使蔡斯家族声名鹊起。

提康德罗加港小镇的档案馆里存放着1899年某日蒙特利尔一家报纸上关于蔡斯家族纽扣厂的一段话：“夕阳西下，站在横跨卢韦托河瀑布的这座彩虹般美丽的新铁桥上，望着蔡斯纽扣厂闪烁的灯光及其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的倒影，你会感到仿佛置身于迷人的仙境一般”。蔡斯家族的纽扣厂里也陈列着身着长礼服、头戴黑色大礼帽、胡须雪白的祖父和镇上显要们恭候英国约克公爵的照片。历届来访提康德罗加港的首相都会入住蔡斯家的阿维隆庄园。庄园里摆放着祖父与三位首相的镶着金框的照片。蔡斯家族及其企业在当地的名望与地位由此可以略见一斑。

祖父母为三个儿子起了富有亚瑟王寓意和瓦格纳隐喻的高雅名字：诺弗尔、埃德加和珀西瓦尔。他们被送到霍普港的三一学院接受上等教育。优渥的环境和开阔的视野使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有着美好的规划与憧憬：诺弗尔想从政以致力于改善国家，埃德加和珀西瓦尔幻想着到充满神秘与危险的南美冒险。三兄弟不仅肩负着蔡斯家族满满的骄傲和希望，也承载着加拿大国家沉甸甸的期望和未来。父亲诺弗尔后来与身份、地位都很悬殊但有共同理想的莉莲娜结了婚。他们俩对自己的理想都很执着，都想实现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高尚目标。在他们那个时代，这是相当诱人而又相当危险的理想。“那个年代表面上看起来是那么干净、那么纯真、那么实在，但同样也潜伏着危险。事物的外表之下是未知的东西，正在慢慢地沸腾”。

蔡斯家族的衰微

正当蔡斯家族欣欣向荣之际，“一战”爆发了。战争的爆发对于蔡斯企业来说，一方面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战争是一场神奇的大火——一场巨大规模的炼金大火，腾起的烟雾将大火变成了金钱”。另一方面，战争也使蔡斯家族损失惨重：埃德加和珀西瓦尔在战争中牺牲；祖父受此打击严重中风继而离世；诺弗尔受伤致残只剩下一条腿和一只眼睛，成为女儿眼中踽踽而行的独眼怪兽。战争不仅对诺弗尔的身体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而且也使他的精神受到无可挽回的创伤。曾经健健康康的他现在只剩下一具散了架的残骸，像一件坏了需要有人修修补补的物件。曾经乐观向上、雄心勃勃的他变得歇斯底里，在黑暗中大叫、做噩梦、无缘无故发火，还乱砸物品。更为残酷的是战争使诺弗尔丧失了信仰，“在战壕里，上帝像气球一样破裂了，剩下的只是几丝丑陋的伪善。宗教像是抽打战士们的棍子，那些卫道士喋喋不休的说教只不过是虔诚的蠢话而已……所有那些為上帝和文明而战的屁话都令他作呕”。战争爆发时他不得不与新婚妻子莉莲娜依依惜别，奔赴战场；战后幸存的他与妻子团圆后却由于战争的戕害难以相处与沟通，曾经跨越重重障碍结婚的恋人在经历了残酷的战争之后成为灵魂上的陌生人。“他们俩就像喝了某种致命的毒药，使得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又在同一张床上睡觉，但是他们的心却永远走不到一起”。他们之间有怨恨也只能默默忍受，因为他们两个谁都没有错，错误是该死的战争造成的。可战争又不是个人行为，他们也不知道该去指责谁。到了如此地步，对于诺弗尔来说，此时的家已成为“一个被围困的城堡”，而他是被困于其中的“狼人”。

蔡斯家族企业由于战争破坏、工人运动高涨、经营管理不善（过量地雇佣老兵）等原因的冲击而摇摇欲坠。穷途末路的诺弗尔试图通过与竞争对手理查德的联姻东山再起。对家族灾难史早就有所耳闻的艾丽丝相信“爱情、婚姻、灾难三部曲”宿命般的轮回，于是她选择按照父亲的愿望嫁给比她大近二十岁的暴发户理查德。她很清楚她不是结婚，而是被恶俗的钱买走了。更可悲的是联姻不仅未能拯救蔡斯家族企业，反而使之被理查德的企业堂而皇之地吞并。诺弗尔因此抑郁而终，艾丽丝和劳拉姐妹俩也深受双重打击。天性叛逆、特立独行的劳拉希望姐姐艾丽丝和她一道外出工作谋生，自力更生。但艾丽丝却选择在无爱的婚姻里苦苦支撑，穿着理查德的妹妹威妮弗蕾德为她订做但不符合自己心愿的衣服，过着她为自己设计的生活。艾丽丝虽然感到曾经真实的自己被一点点抹去，但是却幻想以这种妥协与隐忍来换取自己和妹妹劳拉有限的生存空间。

然而，像鸵鸟般逃避现实的艾丽丝却迎来了更为残酷的真相：劳拉被诱奸并被迫堕胎，还被关入打着医疗诊所幌子的精神病院。像玩偶一样度日的艾丽丝竟然对此毫不知情。虽然她曾对理查德突然回避劳拉、劳拉时常精神恍惚、理查德谎称劳拉臆想自己怀孕等情况产生过怀疑，但她天性懦弱，心地善良，低估了人性的丑恶，因此忽略了这些疑点。从疯人院侥幸逃脱的劳拉秘密会见艾丽丝时获悉情人亚历克斯已死亡的消息后，便驾驶着艾丽丝的汽车坠桥身亡。随后，艾丽丝发现了劳拉的日记及其所经历的一切，悔恨和遗憾一起涌上心头。她终于下定决心摆脱理查德，带着女儿艾梅离开。因为妻子艾丽丝携幼女离家出走并以劳拉之名出书，民众对此产生了各种捕风捉影的猜测。踌躇满志的理查德仕途被断送，最后自杀身亡。他的妹妹威妮弗蕾德出于复仇之心，开始了与艾丽丝争夺艾梅及艾梅之女萨布里娜的旷日持久的恩怨纠葛。

延续与复兴：蔡斯家族的未来

美籍犹太人作家埃利·威赛尔（Ellie Wiesel）曾说，记忆是我的家园，因为我拥有记忆我才是一个人。由此可见，记忆是至关重要的，但遗忘与记忆如影随形。记忆终究难逃被无情的时间堙没的命运。德国文化学家扬扬·阿斯曼（Jan Assman）认为记忆只有在不同代际的承载者之间保持传递才能得以延续与绵延。他的研究表明，四十年是保持记忆鲜活性的重要节点，八十年是其最高值。小说中，蔡斯家族既往事件的唯一尚存的亲历者与知情者——八十多岁的叙述者艾丽丝早已步入了一个回忆不断增加从而强烈想要将这些回忆固定和传承下去的年龄段。最终，艾丽丝有意识地搜集和整理家族历史，并希望将之传承下去。“我通过了解我们家族史的瑞妮讲故事的方式搜集家族史，我用这种方式搜集的关于过去的片段也足以将它重新拼合起来”。

由于威妮弗蕾德从中作梗，艾丽丝和女儿艾梅误解重重、难以相见。后来，艾梅在对母亲的误会与怨怼之中抑郁离世。威妮弗蕾德用同样的手段让艾梅的女儿萨布里娜与外婆艾丽丝隔离并且怨恨有加。即使在威妮弗蕾德去世多年后，萨布里娜依然不愿面对艾丽丝。但年迈的艾丽丝想在有生之年有所作为，她要用自己的方式解开艾梅和萨布里娜对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身份困惑，并让萨布里娜回归本源，使蔡斯家族的血脉和记忆源远流长。“我是在为你而写，亲爱的萨布里娜，因为你是现在需要它的人——唯一的一个人”。艾丽丝要把装有劳拉收藏的承载着蔡斯家族记忆的纪念物的那个扁行李箱传给萨布里娜，“这些是她该继承的遗产；她毕竟是我的外孙女。她也算是劳拉的外孙女。一旦她抽出时间来，她肯定想知道她长辈的事”。这些物件对于艾丽丝来说早已不再是冷冰冰的日常物件，而是富含蔡斯家族记忆的有生命、有情感、会言语的情感与记忆的承载者，是勾连蔡斯家族代际记忆与情感、使其得以源远流长的纽带。历经沧桑世事、年事已高的艾丽丝意识到“人的生活历史是转瞬即逝的，永恒留存的仅是一条锁链，即几代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作为蔡斯家族链中的一环，她要让自己成为家族承上启下的一环，而不是其终端。因此，她选择宽恕与和解，希望由此和萨布里娜紧紧相连，合力将蔡斯家族链条无限地绵延下去。

小说接近尾声时，艾丽丝向萨布里娜坦言道：“你的祖父是亚力克斯·托马斯；至于他的父亲是谁，噢，谁都有可能。富人、穷人、乞丐、圣人、几十种国籍、十几幅作废的地图、上百个夷为平地的村庄——你自己去挑。你从他那里获得的遗产是一个无限遐想的王国。你可以重新创造你自己。”由此，艾丽丝不仅大胆地揭开了女儿艾梅和外孙女萨布里娜的身份之谜，给予萨布里娜更为广阔、更为宏大的身份建构的遐想空间，而且也在无形中将蔡斯家族历史的回溯与言说延伸至千千万万加拿大家族或个人生活经历之中，使其不仅具有个体的独特性与特殊性，而且具有群体的普适性和象征意义。美国著名的史学家彼得·盖伊曾说：“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手上，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或许，这才是阿特伍德创作该小说的初衷：艾丽丝家族在“一战”中及战后步履维艰、风雨飘摇的生活就是同时期加拿大民族及其人民生活全景式的缩影。

虽然《盲刺客》中没有一个人物直接、公开地指责战争，但是小说中依然弥漫着对战争的无声抗议与谴责。诺弗尔对战争的指责隐晦地体现在树立战争纪念碑时，他和加拿大同胞们的思想冲突之中。雕塑原名為“疲惫的士兵”，诺弗尔想由此表达他对这场由英国拖入的战争的厌倦和不想成为战争炮灰的愿望，意在斥责而不是像他的加拿大同胞那样美化这种无谓的牺牲。虽然作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加拿大理应不惜一切代价为其利益服务，但没有人心甘情愿地成为无谓的牺牲品。他希望不论加拿大人还是英国人都应该铭记加拿大在这场战争中及战后为大英帝国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英国及其人民应为加拿大的这种精神所感动。这或许也是英国把布克奖授予《盲刺客》的部分原因吧。虽然阿特伍德在反对英国文化专制时持民族主义立场，但是细致的读者通过《盲刺客》的叙事，仍然可以发现她在控诉英国在加拿大殖民时犹疑摇摆的纠结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