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冯梦龙“三言”中鸨母形象的心理描写

汤力伟，张溢越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三言”是冯梦龙所著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白话短篇小说的合称。“三言”较集中地塑造了一批鸨母形象，这是以往的文学作品中所没有的。因为鸨母身份特殊，又处在社会底层，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即使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被偶尔提及，也因形象单薄很快被人遗忘。直到元杂剧中鸨母形象才开始大量集中出现，到了明代鸨母形象塑造变得更加多样化和立体化，特别是在冯梦龙的笔下，这一形象活了起来，尽管囿于作者的认识，不可能赞颂或同情这群人，但使读者看到了“三言”中丰富多彩的鸨母形象，她们贪财无情、暴力狠毒、又残存着一丝仁爱同情之心，这些性格特征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与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有关。对于鸨母的形象特征乃至她们的经营模式和手段等方面，已有人撰文探讨，但从心理学角度来塑造鸨母形象，目前尚鲜有论及。冯梦龙在刻画鸨母形象时运用心理描写，探视了鸨母内心世界，也使这一形象更为血肉丰满。

一、“三言”中鸨母形象的心理描写

经笔者初步统计，冯梦龙的“三言”中有八篇小说塑造了九位鸨母形象，分别是《众名姬春风吊柳七》里的鸨儿、《单符郎全州佳偶》里的杨妪、《玉堂春落难逢夫》里的一秤金、《赵春儿重旺曹家庄》里的赵大妈、《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的杜妈妈、《王娇鸾百年长恨》里的鸨儿、《卖油郎独占花魁》里的王九妈与刘四妈、《黄秀才徼灵玉马坠》里的薛媪。这些鸨母形象丰富生动，而心理描写是塑造这一形象的重要手段，它增强了这一形象的深度。“三言”中鸨母心理描写方式多种多样，以下从内心独白、心理剖析和行动表现三个方面来看心理描写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作用。

（一）内心独白

内心独白就是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呈现给读者，一般可以分为直接内心独白和间接内心独白。“三言”中鸨母形象的内心独白基本上是属于直接的戏剧性内心独白，无须以作者为中介进行叙述或描写，而是人物自言自语。

在《玉堂春落难逢夫》中一秤金的内心独白有两处，一处是在听丫鬟说三官气象一新后，半晌不言，内心开始嘀咕：“这等事怎么处？向日三姐说：他是宦家公子，金银无数，我却不信，逐他出门去了。今日到带有金银，好不惶恐人也！”［1］661一秤金在三官有钱时殷勤奉承，处处帮衬，慢慢地把其手内的银子掏空，然后便翻脸无情，更是用计甩脱了三官。原本她以为是甩掉了一个穷光蛋，没想到三官又衣着华丽，前呼后拥地回来了，因此一秤金心中开始思量对策，文中也就出现了对其的心理描写。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的惶恐不是对三官冷嘲热讽的愧疚，而是害怕三官这个金主因为她之前的态度不肯再在妓院里散漫使钱，从而失去一棵摇钱树罢了。第二处内心独白出现于山西客人沈洪希望一秤金能帮衬其得到玉堂春之后，一秤金心中自思：“我如今若许了他，倘三儿不肯，教我如何？若不许他，怎哄出他的银子？”在此之前，沈洪用计见了玉姐一面，欲与其云雨不成，反被玉姐骂了一顿。由此一秤金深知玉姐的烈性，必然是不肯跟随沈洪去的，可又实在是放不下就在眼前的金银。在后来的情节发展中，还是用计把玉堂春骗卖给了沈洪，得到了沈洪的两千两银子。这两处内心独白传神地刻画出一秤金贪财无义的性格特点。

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杜十娘想要杜妈妈宽限十日让李甲凑齐三百两银子，妈妈想道：“这穷汉一双赤手，便限他一百日，他那里来的银子？没有银子，便铁皮包脸，料也无颜上门。那时重整家风，媺儿也没得话讲。”面对十娘的请求，杜妈妈内心是有些犹豫的，但想到李甲连衣衫都典卖完了，应当是真的走投无路了，多给他几天又有何妨？只是要卖给女儿一个面子，让其死了这条心，才好去接待其他的大财主。在心里这么一思考之后，便同意了十娘的请求。从这段心理描写显示出杜妈妈老谋深算，心机缜密的性格特征。

“三言”鸨母心理独白式描写，一般会有“想到”“心中自思”等词语去引出人物的思维过程，并且其思维过程的逻辑性和理性较强，含有分析、预测、思索等因素，还仿佛有隐含的听众。仔细研究还会发现，其内心独白都跟钱财有关，鸨母们在遇到有损于自己银子的问题的时候，便会在内心进行揣摩，从而出现内心独白，因为钱的事说在明处还是有些“丑”的，在暗里说出，即用内心独白的方式说出更显示了人物的真实性，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鸨母们的共同性格特征——贪财。

（二）心理剖析

心理剖析就是将人物的内心活动条分缕析地呈现给读者，可分第一人称剖析式和第三人称剖析式。“三言”中鸨母形象的心理剖析基本上是属于第三人称剖析式，即有作者的介入，并且作者宛若上帝，能准确描绘其情绪或情感的变化过程，进一步揭示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面貌。在“三言”中描写鸨母情绪变化的心理剖析比较多。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杜妈妈对李甲的态度从“胁肩谄笑，奉承不暇”到“也就怠慢了”，再到“嘿然变色，似有悔意”。这一系列的情绪变化都是杜妈妈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而促使其心理发生转变的是金钱这个关键因素。李甲钱多时，她谄媚奉承；钱少了便怠慢；钱又多了便变脸色、有悔意。这一系列的心理剖析细腻而有层次地刻画出杜妈妈贪财、喜怒无常、不讲诚信的性格特征。

《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王美儿十四岁时，有人想要为之破瓜，王九妈拒绝了，“一来王美不肯，二来王九妈把女儿看成金子，见他心中不允，分明奉了一道圣旨，并不敢违拗。”王九妈还是十分珍爱美儿的，怜惜她只有十四岁，怕太早梳弄，对其身体不好，再加上美儿自己也不愿意，所以九妈拒绝了嫖客，也意味着拒绝了金钱，这说明王九妈还没有贪财到不顾一切的地步。后来王美儿长到了十五岁还未接客，外边又传出了一些流言蜚语，王九妈慌了，想让美儿接客。可王美依旧不肯，王九妈“心里又恼他，又舍不得为难他。”王九妈虽然心中恼怒，可真的要硬逼美儿去接客，她还是舍不得的，只是这种舍不得也有个限度，当金儿员外出了三百两银子后，王九妈的贪财战胜了仁爱，用计破了美娘身子。在这之后，美娘终日啼哭，茶饭不思，仍旧不肯接客，此时，王九妈“心下焦躁，欲把他凌虐，又恐他烈性不从，反冷了他的心肠；欲待由他，本是要他赚钱，若不接客，就养到一百岁也没用。”九妈想使用暴力手段，害怕伤了美儿的心，想由她去，又赚不到钱。最后请了刘四妈来说服美娘，贪财第二次战胜了仁爱。之后卖油郎秦重拿出十两银子要嫖花魁娘子，九妈“见了这锭大银，已自不忍释手，又恐怕他一时高兴，日后没了本钱，心中懊悔，也要尽他一句才好。”确定了秦重主意已定后，九妈又想出了计策，贪财第三次战胜了仁爱。从这几处心理剖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九妈性格中贪财和仁爱一直在相互抗争，这种矛盾的心理刻画，使王九妈这个人物形象的性格更为真实而鲜明。

除了上述“三言”中两例情绪变化的心理剖析外，“三言”中还有一些简单地描写鸨母情绪的文字，如“怒发”“甚不过意”“大惊”等，这类描写只是在单一的情绪上增加了一些表示程度的限定词，只能描写人物一种大概的情绪，缺乏具体细腻的刻画，故此不再展开分析。

（三）行动表现

行动表现就是通过抓住人物独特的动作去揭示人物的心灵世界。虽然不是直接的心理描写，但行动是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间接表现了人物的心理活动。

在《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王景隆初到妓院与玉堂春云雨一晚后，一秤金一早就“叫厨下摆酒煮汤，自进香房，追红讨喜，叫一声：‘王姐夫可喜可喜。’”这里运用了“叫、进、追、讨”等一系列的动作说明了一秤金对王景隆的殷勤示好之状，后来王景隆无钱时，一秤金凡事疏淡，不像以前那样地答应奉承，早上起来，没有人给王景隆一碗水喝，鸨子还高声大骂，这些行动与之前形成鲜明对比，虽然没有直接展示其心理活动，但从这些动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一秤金变脸速度之快，她对金钱的贪求已经达到了泯灭人性的地步。玉堂春为王景隆顶了一秤金几句，一秤金就发怒，一头撞去，高叫着污蔑玉堂春，说女儿打娘，使得亡八用皮鞭打得玉姐“髻偏发乱，血泪交流。”其手段之狠毒令人瞠目结舌，从这里的一系列动作可以看出她的暴力心理。

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杜妈妈面对答应杜十娘要从良之事，“腹内筹画了半晌，只得取天平兑准了银子，说道：‘事已如此，料留你不住了，只是你要去时，即今就去。平时穿戴衣饰之类，毫厘休想！’说罢，将公子和十娘推出房门，讨锁来就落了锁。”杜妈妈腹内筹画了半晌，究竟筹划了些什么呢？本该有心理描写的地方，作者却故意省略不写，让读者自行遐想。但我们可以根据上下文猜想到她大概在权衡自己的利益得失。后来杜妈妈取天平、兑银子、说狠话、推人出门、讨锁、落锁，这些动作一气呵成，干净利落，似乎把十娘看作是一件可以买卖的货物，卖掉了便与自己毫无关系，她只关心卖得的价钱。这样的鸨母完全是贪财无义、翻脸无情的典型写照，杜妈妈的无情无义正是通过一连串动作表现得淋漓尽致。

行动表现虽然没有人物大段的内心独白，也没有作者对人物心理条分缕析地剖析，而只是通过一些动作来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但是这样衬托式的描写比较耐人寻味，有时比直接的心理描写更生动，更有说服力，能够取得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鸨母性格形象的心理成因

通过对“三言”鸨母形象的心理分析，可以看出绝大多数鸨母都有着贪财和暴力心理，也有个别鸨母良心未泯，在金钱和仁爱中挣扎，表现出矛盾的心理。这些心理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往往与经济、文化、社会、人性等等因素有关。

（一）社会风气与生存的需要是贪财心理形成的温床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本来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无可厚非，但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人对财富的追求程度还是千差万别的。“三言”创作于明末，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后期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化，商品手工业兴盛，经济飞速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金钱的地位逐渐提高，人们对衣食住行越来越讲究，社会上渐渐形成一种享乐奢华的风气。人们对金钱极度地痴迷，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商人，虽然“三言”也塑造了一些重义轻利的商人形象，但还是无法揭掉商人重利轻义的标签。当然，鸨母们也不相伯仲，她们身上充分体现了当时的金钱观。另外，受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明代中后期出现了反封建色彩的早期启蒙思想。比如说李贽提出童心说，充分肯定了人的欲望的自然合理性，提倡功利主义等等，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鸨母不受封建思想的束缚，明目张胆地开妓院，满足人们的需求，对金钱的欲望与追求更是毫无顾忌。

一般妓女年老后主要有以下三种归宿：从良、出家、做鸨母。从良非常不容易，官妓要获得脱籍文书，私妓需要向鸨母支付高额的赎身费用。况且年老的妓女从良一般也不会找到很好的夫家，下半辈子可能在丈夫的打骂下度过。就算找到爱她的嫖客，自己可能也不能适应良家妇女的生活，从而辗转又回到妓院。有一些妓女年老后，会选择去尼姑庵，但是明清时期的尼姑庵并不全都是清净之地，大多是变相的妓院。因为前两条路不好走，大多数年老的妓女会选择做鸨母。但是做鸨母其实也好不了多少，要曲意逢迎，殷勤奉承。鸨母几乎得不到他人的尊重和关爱，她们内心也是自卑的，没有安全感。金钱能够带给鸨母所缺失的东西，所以她们会去疯狂地追逐钱财。正如马斯洛所言，种种欲望的共同点是：它们通常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2］4鸨母追求钱财的目的是为了生存、获得安全感、关爱与尊重。

作为青楼中的老板娘，鸨母也需要有足够多的金钱才能维持生计。既要购买资质上佳的妓女，花费大把银子来教会她们琴棋书画，提高竞争力。还要布置青楼的环境，抓住嫖客的目光，让自己生意兴隆。另外，还要给青楼上上下下的人员发工资，疏通人脉，笼络人心，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等等。这些无不造成了鸨母普遍把钱财看得很重，具有浓重的贪财心理。

（二）个人经历和地位是暴力心理产生的摇篮

在明代中后期，娼妓行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繁荣。妓院与妓院之间竞争激烈，为了在同行中崭露头角，获得更多的金钱以及相对更高的社会地位，鸨母们不得不去压制自己正常的人性，如同情心、关爱心等，把自己当作一个冰冷的没有温情的机器，对妓女严加管教，在妓女们训练琴棋书画出现懈怠懒散之时，或者是不愿意接客之时，便会使用暴力手段使之屈服。

鸨母无论拥有多少财富，都只能处于社会相对底层的位置，被绝大多数人所瞧不起。所以鸨母的内心实际上是十分痛苦的。为了排解这种痛苦，她们往往会去凌辱比她们地位更低，力量更为弱小的妓女。再加上鸨母们大多原来就是妓女，她们也曾年轻过，也曾风光过，也曾得到过人们的赞美和关爱，可是做鸨母后，已人老珠黄，曾经的拥有统统失去，人们谈论的、赞美的是她手头掌管的另外一批年轻貌美的妓女，因此，鸨母内心就会失去平衡，进而产生嫉妒心，所以更加不管好歹就打骂妓女，就算一不小心把她们弄死了，也能略施小计，蒙混过关。再加上一般的妓女在进入妓院前经历过战乱、灾荒或者是拐骗，身心皆已受过创伤，这使得她们在遭受鸨母的毒打时不敢强烈反抗，这无疑从另外一个方面助长了鸨母的暴力倾向和暴力行为，她们疯狂地向生活复仇。埃里希·弗洛姆认为完全支配一个人的快乐是虐待驱力的本质。［3］16受这种虐待驱力的驱使，鸨母对妓女实施了补偿性暴力，这种行为充分揭示了鸨母们生活的残缺与虚无，想要通过破坏生活来超越生活，也从侧面反映了鸨母们对于生命力与活力的渴望。

另一方面，鸨母一般都是由妓女这条路走过来的，她们饱尝过妓女的各种苦痛，因此鸨母有可能会良心发现，在妓女们没有过多妨碍到自己追逐金钱时，给予其为数不多的关爱。埃里希·弗洛姆认为人性或者说人的本质不是像善与恶那样的特殊实体，而是根植于人存在条件中的一种矛盾。这种冲突自身要得到解除，基本上只有回归与发展两种方式。［3］111鸨母对于金钱的追逐，可以看成是一种对原始与物质的回归，而对于妓女的关爱，可以看作是一种对人道性的发展。

三、鸨母形象的意义

“三言”中塑造了许多形象鲜明的鸨母形象，她们内心世界复杂多变，表面堆着一脸笑，背后一把辛酸泪。表面是妓女的“妈妈”，背后却心狠手辣。明明自己伤痕累累，可偏偏还要去伤害他人，作者描写这一类处于社会边缘的角色形象，有其自身的用意。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小吏百姓，都以敛财为人生最高追求。社会上拜金主义的盛行，势必会影响文学创作，而文学创作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社会现实。故而在作者塑造的一系列拜金的鸨母形象中，可以映现出当时拜金主义的流行之盛。俗话说：“饱暖思淫欲。”人们在获得了足够多的金钱，使吃饭穿衣都得到了满足之后，便会转向对性欲的追求。明中叶以后各个皇帝几乎全都贪爱美色，淫靡的风气越来越严重。民间不论是名士书生，还是商摊小贩都不以狎妓为耻，反以狎妓为荣。妓院日益增多，相对应的鸨母也越来越多。社会上还流行着许多涉及性爱的小说、戏曲、民歌以及一些春宫图画。“三言”中鸨母形象的塑造与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性解放现象，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有用的史料。

中国娼妓制度起源早，历史悠久，发展兴盛且类型丰富。王书奴在《中国娼妓史》中将中国娼妓制度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期由殷代成汤至纣亡国，为巫娼时代；第二期由西周起至东汉灭亡止，为奴隶娼妓及官娼发生时代；第三期由三国起历南北朝至隋亡止，为家妓及奴隶娼妓骈进时代；第四期唐宋元明四朝，为官妓鼎盛时代；第五期自清开国以后，为私人经营娼妓时代。”［4］

在娼妓制度中，鸨母、妓女、嫖客、妓院这四个因素必不可少。娼妓制度的核心是把性交易公开化、合法化。在娼妓制度下，人不再作为人而存在，只是性交易的产物，妓女以声色事人，是嫖客的取乐工具，是鸨母的赚钱工具和出气筒，不仅没有人格尊严，没有自由，还会受到人身伤害，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命权都得不到保障。她们老了以后，大多数会无可奈何地成为鸨母，在善良与狠毒之间苦苦挣扎，不得不为虎作伥，为嫖客培养另外一批年轻貌美的妓女，然后再次循环这一过程。娼妓制度是对女性身心健康的损害，是对嫖客性欲的纵容。“三言”中鸨母群像的塑造，特别是她们心灵的扭曲是对娼妓制度罪恶的揭露。

再则，冯梦龙在“三言”中塑造的鸨母形象实际上带有自己的主观感情，因为鸨母总是与妓女联系在一起。青年时期的冯梦龙放荡不羁，在仕途上郁郁不得志，会经常出入青楼茶馆去缓解心情，通过与妓女的朝夕相处，发现许多妓女都是十分美好的女性，她们多才多艺，冯梦龙本来就对戏曲民歌有兴趣，故而与她们一拍即合，共同搜集整理了一些民歌，如《桂枝儿》《山歌》等。他曾经被色艺双全的候慧卿迷得神魂颠倒，但没钱为之赎身，只好眼睁睁看着她嫁为商人妇。作者对妓女的了解比较多，而对鸨母的认识相对表面、主观，所以，在“三言”中就出现了玉堂春、杜十娘、莘瑶琴等执着追求爱情、善良美丽、温柔多情的妓女形象，作者出于对这些妓女的同情，当然就看不惯鸨母对妓女的欺压虐待。鸨母在他笔下自然成为无情无义，贪财吝啬甚至心狠手辣的反面人物。“三言”中鸨母形象的塑造既有一定的社会现实依据，也与作者个人的经历和思想认识分不开。

综上所述，“三言”中鸨母形象的塑造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通过对她们内心世界的透析，我们感觉到其形象有血有肉。她们有可恨之处，如贪财、狠毒和势利，但同时她们又是让人同情的一类人，她们本来就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妓女，为了生存，不得已而选择做鸨母，其中酸甜苦辣的滋味只有她们自己知道。冯梦龙对她们的了解也只是在与她们的接触中对她们的一点印象，凭着这些印象把鸨母塑造成了反面角色，这是文学创作的需要，同时也反映了现实中人们对鸨母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