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氛围和外派员工的安全行为:跨文化适应的调节作用

□胡 艳,许白龙

(1.四川师范大学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2.中交一航局总承包分公司,天津 300400)

安全氛围与安全行为关系的探讨一直是研究热点之一。国内外大量研究探索并证实了领导承诺、安全监督、安全意识等氛围的构建显著影响员工的安全行为[1-4]。但是,很少有研究在跨国背景下考虑二者的关系。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中国企业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外派人员数量在不断增长。文化异质性导致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在工作中往往存在不同的认知,进而引发跨文化管理冲突。跨文化接触不只带来了新奇,更多的是一种压力体验。[5]外派人员需要不断适应新文化环境。外派人员的跨文化适应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匹配或舒适程度,受到外派管理实践[6]、外国与母国文化距离[7]、回任离职[8]等方面的影响。田志龙等[9]认为中国员工处于低层次的跨文化敏感性阶段,并没有做好国际化准备。当他们跨文化适应能力[10]或跨文化沟通能力[11]较差时,其外派绩效将受到影响。为此,本研究以压力理论为基础,探讨安全氛围,跨文化适应与安全行为之间的关系、内在影响机制,将有利于降低外派失败的概率,满足外派人员的内在需要,提高海外施工企业的安全水平,为海外(施工)企业的安全管理提供理论参考。

1 理论背景和研究假设

1.1 安全氛围与安全行为

大量研究表明,安全氛围在改进企业的安全行为方面有积极的影响。Clarke[1]发现,安全氛围与安全行为存在着显著关系,良好的安全氛围能促进个体的安全行为(包括安全遵从和安全参与),从而减少事故、伤害等。Christian等[2]认为,个人和团队层次上安全氛围与各类安全行为(安全遵从行为和安全参与行为)都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国内张吉广和张伶[3]验证了安全氛围(三个构面:安全管理、安全认知、安全态度)对企业的安全行为(两个构面:安全执行、安全处理)的影响。其中,安全管理对于安全执行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在针对建筑企业的研究中,Mohamed[12]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证明了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吴建金等[4]以安全生产管理部门的员工为调查对象,设计了安全氛围、个体安全认知和个体安全行为关系的分析模型,指出组织安全氛围成熟度越高,个体安全认知感越强,其对安全行为的影响作用越大。孙峻等[13]认为管理层承诺对营造安全氛围起主导作用,并通过工作环境和安全意识作用于员工安全行为。季闯等[14]证实建筑工程施工班组安全氛围影响因素主要来自班组成员、项目部和工作环境。

1.2 跨文化适应与安全行为

跨文化适应本质是一种心理匹配或舒适程度。Ward等[15]认为跨文化适应分为心理适应和社会适应。Black等[16]则将跨文化适应细分为一般适应、工作适应和互动适应三个构面,并广泛运用于后续的跨文化适应研究。其中,一般适应代表对东道国文化和生活的适应能力;工作适应是指对东道国新工作任务方面的认可程度,包括职责、绩效标准等;互动适应是指与当地人员沟通和交往的舒适程度。跨文化适应被认为是外派成功的本质性因素,能够较好地预测外派绩效。国内外研究证实了跨文化适应和外派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10,17]相比较其他行业,施工企业的生活工作条件非常艰苦,外派人员往往面临着艰苦单调的工作环境和情感需求;跨文化冲突又给他们带来了额外的挑战。当他们不能适应新组织和生活环境中可能存在的大量角色冲突和文化障碍时,会担忧自己外派工作的存续性和未来职业发展,容易诱发不稳定情绪。张璇等[18]证实了缺乏职业发展、工作条件恶化、薪酬发展降低、降职等工作特征的损害可以引发雇员不稳定性知觉。员工不安全行为与个体心理状态关系密切[19],根据压力理论,当海外施工企业员工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进行组织角色调整时,如果个体适应不良,将导致员工的不安全行为;反之,如果对东道国环境和组织角色适应良好,则可以减少外派人员的心理压力,使外派人员专心致力于工作,提高安全水平。

1.3 假设提出和模型构建

综上所述,提出以下3个假设:在海外施工企业中,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1);外派人员的跨文化适应对安全行为显著的正向影响(H2);外派人员的跨文化适应能够调节安全氛围和安全行为的关系(H3)。本文的理论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安全氛围、跨文化适应和安全行为关系模型图

2 研究模型构建

2.1 量表设计

本次调研的量表均来自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同时适当与海外施工企业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适度调整。问卷同时考量了被调查者的基本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题项。除基本特征外,所有题目均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点测量法。判选设计从“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非常同意”,依次给予1分到5分的评分。

安全氛围:考量员工对于具有风险的作业环境的认知,由于本研究涉及了母公司、海外子公司和海外员工等多个层次,因而采用吴建金等[4]对建筑施工企业的安全氛围量表,包括4个维度:公司高层关注、项目经理承诺、项目安全环境和项目安全监督,共22个条目。其代表性题目为“公司高管在宣传介绍公司时会首先谈到安全及其理念”、“项目有明确的安全奖励措施”。在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6。

跨文化适应:衡量外派员工的跨文化适应能力,主要依据Black等[16]的3因子(一般适应、互动适应和工作适应)14个条目的量表。其代表性题目如“在海外派遣期间,购物比较便利”“在海外派遣期间,了解并承担具体的工作责任”。在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0。

安全行为量表:参考阮国祥等[20]的2个因子(安全服从和安全参与)8个条目。其代表性题目如“每次作业时,我都能遵守操作规程”“我能提示工友(同事)保持作业场所的安全”。在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50。

2.2 数据搜集和样本

样本调查对象为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的海外派遣员工(以下简称员工),包括工程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安全管理人员。目前公司在东南亚、中东、非洲和拉美等地区均有基建工程,由于调查对象的特殊性,采用电子邮件方式,共发放电子问卷345份,回收322份,剔除无效问卷35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87份,有效问卷率为83.2%。

在合格样本中,男性263人,占91.6%,女性24人,占8.4%。从年龄来看,26-35岁比重最高,占56.1%,25岁以下占25.1%,35-45岁占15.3%,45岁以上占3.5%。从工作年限来看,3-5年比重最高,占比50.2%,其次为6-10年,占比26.5%。从工作性质来看,52.6%为工程技术人员,34.5%为基层管理人员,9.1%为中层管理人员。样本涉及外派地区为孟加拉、柬埔寨、沙特、巴拿马、智利、肯尼亚等。

2.3 信度和效度检验

安全氛围量表整体的KMO值为0.794,跨文化适应量表整体的KMO值为0.826,安全行为量表整体的KMO值为0.854。同时,Bartlett球度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依次为2 149.818、2 791.312、3 724.078,相应的概率P值均接近0。说明样本调查指标适合作因子分析。

根据因子分析结果,安全氛围量表保留16个题项,依次命名为“公司高层关注”“项目经理承诺”“项目安全环境”和“项目安全监督”,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727、0.896、0.857、0.777;跨文化适应量表保留12个题项,依次命名为“互动适应”“互动适应”“一般适应”,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839、0.813、0.783;安全行为量表提取两个因子“安全遵从行为”“安全参与行为”,Cronbach.α系数为0.905、0.934。所有题项的因子负载系数均大于0.5,表现出较好的结构效度。

3 数据分析结果

3.1 相关分析结果

如表1所示,安全氛围、跨文化适应与安全行为及子因子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安全氛围因子(公司高层关注、项目经理承诺)和跨文化适应因子(工作适应、一般适应)与安全行为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安全服从行为与项目经理承诺、工作适应、互动适应显著正相关。安全参与行为与公司高管关注、工作适应、一般适应显著正相关。变量间相关系数均小于0.4,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1 研究变量的相关矩阵

注:**和*分别表示p<0.01、p<0.05(双尾检验)。

3.2 调节效应分析

表2是调节效应的线性回归结果。模型1的结果显示,安全氛围与安全行为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系数);代入分因子后,公司高层关注(系数0.099)、项目经理承诺(系数0.150)均与安全行为显著正相关,表明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支持假设H1。模型2的结果显示,跨文化适应(系数为0.407)及其因子工作适应(系数0.178)、一般适应(系数0.163)均与安全行为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互动适应(系数为0.066)与安全行为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海外员工越适应新的工作岗位、适应当地的文化生活环境、并与当地人保持舒适的互动时,员工安全行为水平越高,支持假设H2。继续检验跨文化适应对于安全氛围和安全行为的调节效应。在模型3中,安全氛围的系数为0.179(p<0.01),跨文化适应的系数为0.397(p<0.01),调节变量安全氛围×跨文化适应的系数为0.200(p<0.1),表明跨文化适应强化了安全氛围与海外员工安全行为之间的正向影响,即当跨文化适应能力较强时,安全氛围对海外员工安全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二者存在互补效应。在模型3的分因子检验过程中,调节变量安全氛围×工作适应的系数为0.098(p<0.1),安全氛围×一般适应的系数为0.167(p<0.05),表明当外派人员适应东道国的工作和生活需求,安全氛围与安全行为间的积极效应越明显。假设H3得到验证。

4 结论

(1)基于海外施工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压力理论,综合考虑了安全氛围和跨文化适应对外派员工安全行为的影响。研究利用施工企业海外派遣员工的数据,证实了安全氛围与外派员工安全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尤其是公司高层关注和项目经理承诺的积极作用,表明组织支持在海外企业安全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

表2 回归结果分析

注:***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下显著。

(2)研究明确了跨文化适应与外派员工安全行为的正向关系,证实了跨文化适应能力是强化外派人员安全行为的关键要素。同时,应用调节效应法发现在对员工安全行为的作用过程中,安全氛围与跨文化适应存在互补效应。这意味着外派人员自身的跨文化适应能力越强,越能够发挥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的积极效应。这为我国海外施工企业对员工安全行为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3)未来施工企业在向海外公司选派员工时,应考虑员工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尤其是工作技能,并在工作和生活方面辅以一定的支持来减缓员工压力。该实证研究虽以海外施工企业为例,研究方法和结论仍可为海外其他行业或企业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