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引

[摘 要]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要从两方面加以把握。一是其理论创新，一方面表现在人与自然关系定位上，提出了生命共同体观念;另一方面表现在生态危机根源认识上，提出了系统性整体论。二是其科学的实践指引，在生命共同体观念和系统性整体论指导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主要从观念革新、发展模式、科技创新和制度体系四个方面作了创新性部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引体现了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大战略部署。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命共同体;生态治理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9）03-0026-07

面对生态危机这个世界性难题，习近平同志以深邃的政治眼光、敏锐的洞察力和自觉的历史担当意识，提出了合乎国情的生态文明思想，明确了中国努力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大思路，为指引生态治理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绿色思潮分歧——生态危机的理论认识困境

自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生态环境遭受巨大破坏，哲学家们反思生态危机根源，西方绿色思潮由此诞生。中国工业化带来的环境破坏日益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学者也纷纷参与到理论建设之中。以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为坐标，绿色思潮可分为深绿、浅绿和红绿三类，三者对生态危机根源意见分歧颇大。

人与自然关系是认识问题的逻辑起点。在此问题上，“深绿”思潮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所有的动物，不论它们如何比人类低级，都是拥有自己的善的存在物……所有的植物也同样是拥有自己的善的存在物。”[1]P253因此，应“优先考虑非人类自然或至少把它放在与人类同等地位的‘生物道德”[2]P48。“浅绿”思潮则主张人类中心主义，认为非人类中心论其实就是无中心论。如果非人类中心主义具体化到现实生物中，那么，狗必定主张狗中心主义，猫必定主张猫中心主义，狼必定主张狼中心主义，既然“我们并不指责猫类的以猫为中心，那么，我们为什么就要指责人类中心主义呢？”这样一来，人类中心主义是成立的。“红绿”思潮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人与自然、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二者是制约与反制约的生态关系。深绿、浅绿和红绿立场分歧所蕴含的理论难题是，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究竟持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抑或其他主义？这是生态危机所面临的第一个认识论困境。

生态危机面临的第二个认识论困境是，导致生态危机出现的真正根源是什么？“深绿”思潮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将自身价值凌驾于其他生命体之上，认为其他生物只有“效用”价值，结果导致勘天役物。“红绿”思潮认为是资本逻辑，“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增大或增值”[3]P228，因此“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4]P714。逐利本性的资本逻辑是以“两大法则”、“两种强制逻辑”和“社会权力”为建制和依托的，而三者均与生态理性相抵牾。[5]P114因此，生态危机的产生归根结底归咎于获取利润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此说却遭到“浅绿”异议，他们认为“生态危机是一个世界性问题，直接原因是现代生产力发展导致的对自然巨大的获取和破坏能力，与资本逻辑和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用资本逻辑和社会制度不同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6]P47。

生态危机面临的第三个认识论困境是，如何治理生态危机？“深绿”思潮“带有浓厚的后现代主义性质，他们将生态价值看作是最高利益需要，使人类利益服从于生态利益”[7]P123，其结果必定是人类放弃科技发展。“浅绿”思潮认为消除生态危机要靠树立新观念、建立新模式、运用新科技和完善制度建设。[6]P50-51“红绿”思潮批评其他绿色思潮抛开制度维度来修正人类中心主义的方法，“主张将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和生态价值观的变革结合在一起来解决生态危机，将社会主义运动同生态运动结合起来，通过破除资本主义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权利体系来实现生态社会主义”[7]P123。

从历史发展看，绿色生态主义作为西方社会运动的一种政治思潮，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发展于70年代，在90年代初达到高潮。自传入中国后，鉴于中国工业化造成的严重生态问题，引起强烈反响。绿色生态主义从起初的深绿思潮提出的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否定，发展到浅绿思潮对工业文明的深刻批判，直至红绿思潮提出的对资本主义制度作根本性变革的主张，体现了对问题认识的步步深入、接近本质的发展过程。面对挑战以及绿色生态主义存在的理论局限，如何回应并取得超越性认识，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态价值引领，这就成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必然要求。为此，要求对“人与自然关系、生态危机成因、生态危机治理”这三个根本问题作出超越性回答。

二、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论定位认识

人与自然是一种什么关系？深绿与浅绿对峙体现的是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分歧。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动物甚至植物乃至一切生物都具有目的性或合目的性，都具有内在价值或自己的善和利益，因而一切生物甚至整个生态系统都应该得到道德关怀而成为道德共同体的成员，道德起源、目的和标准乃是为了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共同利益，一切道德上的善恶都应该以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共同利益为标准。[1]P254-255由此，世上万物都享有与人类同等的价值地位，人类没有权利勘天役物！

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其他万物存在的价值都取决于人类的目的，一切善恶都以人类利益为标准，万物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人的价值，对于人只有手段意义，因而人类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亞里士多德把这个意思表达得淋漓尽致：“植物的生存是为了动物……所有其他动物的生存是为了人。……因此，如果我们相信自然不会没有任何目的地造物，那么，它一定是专门为了人才创造万物的。”[1]P252康德也说得极为精辟：“动物没有自我意识，因此只可作为实现目标的一个手段。那个目标就是人。我们可以问‘动物为什么而存在？但是，‘人为什么而存在的问题就是毫无意义的。”[1]P252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在于，“分辨好坏利害的评价能力和趋利避害的选择能力，是一种事物是否能够成为价值主体从而拥有内在价值或拥有自己的善和利益的充分且必要条件。”[1]P253依此观点，那么一切生物因指向实现自己的善而拥有内在价值，从而成为价值主体。因此，所谓非人类存在物仅仅是为人类服务的手段就不能成立。

但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并不完全正确，人类中心主义也并非完全错误。这里涉及到一个道德选择问题：最高道德标准与次级道德标准。说到底，遵守道德标准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发展，也就是说，生存发展是最高道德标准。那么，人类使自己活得更好是道德的，其他生物使自己活得更好也是道德的。這不能用自私与否进行道德评价，而是物种生存规律。但是，人类中心主义道德标准和非人类中心主义道德标准不是同一个层次，前者是最高道德标准，后者是次级道德标准，次级道德标准应该服从最高道德标准，也就是说人类价值要高于其他一切生物价值：你能想象人类的存在是为了别的物种的生存发展吗？迄今为止，比人类更高级的物种还没有出现。再说，假如人类不存在，那么，世界上一切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站在人类的角度，只能说，万物之于人类具有什么价值，从而使得万物处于工具价值地位。因此，人类中心主义是确乎成立的。由此，人，确立了宇宙中心者的位置。这样，人就取得了对万物的主人地位。[8]P269-270

问题是，人类是否因此就可以戡天役物？答案是否定的。从道义论看，世上万物因其自身内在价值享有与人类同等的本体地位，人类不应戡天役物。从功利论看，世上万物因其使用价值而处于次级地位，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成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9]P559-560，可见，人类不能戡天役物。

至此，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陷入困境。究其原因在于，认识论上陷入了形而上学二元对立思维。习近平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提出了“生命共同体”理念。“生命共同体”是在本体论层面对人与自然关系所作的定位，是一次重大的哲学世界观转换，蕴含着深刻的理论内涵。

其一，在主体论上，“生命共同体”中的“生命”之维体现了和谐共生的双主体论，较之非人类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这是认识论上的一次重大跃进。非人类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所秉持的都是单一主体论，把人与自然看作二元对立关系，这种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是天人相戕的观念意识根源。而双主体论认为，人与自然界的其他存在物是伙伴关系，它们之间是相互平等的。一方面，作为自然存在物，人类属于物质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作为人类的母体，自然是人类存在的必要前提，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变成了“人的无机的身体”，人与自然以其双主体性保持着既相对独立性又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

其二，在价值论上，“生命共同体”中的“共同体”之维内蕴命运共同体涵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盲目肯定自然价值，矮化、弱化人类价值，试图以此调和天人紧张关系，这样的结果必定是否定科学技术，“由此造成了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同生态环境对立起来的观点，这只会把人类文明引向所谓的‘荒野之中”[6]P123。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类价值置于自然至上，以人定胜天的征服者姿态出现，资本与科技就成为征服自然的利器，在经济理性驱使下，“资本就这样像一匹发疯的野马从此奔上一条不归之路。”[10]P32-33“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11]P89-90，结果“工业资本主义从来都不可能是可持续性的。它总是破坏现在及将来都要依靠其获得原料的土地。直到再也没有土地（水或空气）供其掠夺”。而生命共同体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12]P85一方面，自然界制约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是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是“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没有自然界，人类就无法生存。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具有反作用，人类总是根据自身的需要和主观目的改造自然，从而使自然成为人化自然，改变了自然的命运。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呈现出“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所以人与自然本质上就是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的“生命共同体”概念正是在吸收西方生态哲学和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基础上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中国化。有人认为，西方生态哲学是借助生态科学所揭示的整体性、系统性规律产生和形成的，其核心观点是反对近代还原论、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要求摒弃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把自然仅仅看作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的观点，反对把人类与自然机械地对立起来，倡导有机论和系统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强调人、自然和社会构成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与“和合”观念上。“天人合一”的观念强调人类与天地万物是一个同源同根、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强调维护人类与万物平等、民胞物与“贵和”的重要性的“和合”文化价值观。[13]P31

必须从习近平执政理念出发才能深刻理解生命共同体的重要价值。“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2]P4这是习近平执政目的。实现目的的手段则是发展，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规模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强，我国经济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优。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12]P120这就要求“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要‘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两座山之间是有矛盾的，但是又是可以辩证统一的”[14]P186。在对二者关系的问题认识上，习近平指出，我国的现代化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青山绿水换金山银山;第二个阶段则是既要金山银山，又要保住绿水青山;第三个阶段则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有机统一。要实现这种统一，就必须改变过去我国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着眼点转移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下大力气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12]P114。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我国的发展走一条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道路，“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12]P209。因此，习近平关于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实质上体现了对人类新文明——生态文明的历史趋势把握。“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5]P164生态文明实质上是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探索出一条新道路。

“生命共同体”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核心概念，鲜明地表达了其生态本体论思想，以此为出发点，对生态危机成因和生态治理得出了实事求是的认识。

三、四大举措并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的生态治理实践方略

针对生态危机的挑战，以生命共同体为观照，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汲取传统优秀文化思想精髓、借鉴当代西方绿色思潮以及吸取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出了一系列科学合理的创新性实践部署。

（一）以“美麗中国”为生态建设目标，开展一场深刻的思想观念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继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十九大报告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生态建设目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绿色发展，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历史任务，首先要从转变发展观的高度上认识其革命性意义，全党必须打破旧的思维定式和条条框框，树立新的发展理念。

首先要充分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终极价值作用。良好生活环境是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6]。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应人人共享，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17]。因此，“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18]要“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19]P20。

其次要改变消费异化观念，倡导推广绿色生活方式。由于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思潮泛滥，消费观念严重扭曲，虚假需求引致过度消费，于是“奢侈浪费之风也开始起来了，特别是‘土豪式的生活方式，纵欲而无节制。有的人觉得住上大别墅、开上豪华车，一掷千金，醉生梦死，人生价值就实现了。看看越来越多的大排量高档汽车，越来越多的高档饭店、豪华会馆、洗浴中心，越来越多的大吃大喝、杯盘狼藉，看看一些地方热衷于建设的大广场、大马路、大草坪、大剧院、大灯光等，要用多少能源呀！”[20]P197面对这种奢侈炫耀、浪费无度的消费行为，习近平强调：“倡导推广绿色消费。生态文明建设同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应该做践行者、推动者。要强化公民环境意识，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消费，推广节能、节水用品和绿色环保家具、建材等，推广绿色低碳出行，鼓励引导消费者购买节能环保再生产品，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把珍惜生态、保护资源、爱护环境等内容纳入国民教育和培训体系，纳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风尚”[14]P140。消费观念从越多越好转变为少而精，从源头上彻底扭转生态危机。

最后要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意识。“浅绿”思潮倡导的人类中心主义借口维护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实质上却是维护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深绿”思潮主张的生态中心主义要求所有人都必须无差别地承担生态危机的后果和生态治理的责任，其本质是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中既得利益者的利益。[7]P125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对生态文明提出了责任担当意识。中国一直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机遇，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低碳发展道路。中国政府已经将应对气候变化全面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战略。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将继续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成果分享，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中国已经向世界承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国际舞台表示，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多边合作机制，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作出积极贡献，并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21]

（二）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探索出生态发展新模式

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以往那种高消耗、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行不通了，采用生态发展模式成为必然新选择。

首先，要认识到环境就是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为什么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鱼逐水草而居，鸟择良木而栖”。如果其他各方面条件都具备，谁不愿意到绿水青山的地方来投资、来发展、来工作、来生活、来旅游？从这一意义上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其次，要破除唯GDP论。习近平同志说：“我们一定要彻底转变观念，就是再也不能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一定要把生态环境放在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突出位置。如果生态环境指标很差，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表面成绩再好看也不行，不说一票否决，但这一票一定要占很大的权重。”[12]P419

最后，要创新发展思路。单纯依靠财政刺激政策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增长不可持续，建立在过度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基础上的增长得不偿失。我们既要创新发展思路，也要创新发展手段。要打破旧的思维定式和条条框框，坚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三）依靠创新驱动对生态环境实施根本性改善，以系统工程思路抓生态建设

生态危机并非因科技使用引起，而是因不合理使用所致。生态环境的根本性改善还得依靠科技进步。首先，必须改变过多依赖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过多依赖规模粗放扩张、过多依赖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发展模式。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要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其次，要结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最后，调整产业结构，一手要坚定不移抓化解过剩产能，一手要大力发展低能耗的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这两手都要坚定不移，下决心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把发展的基点放到创新上来，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从大的方面统筹谋划、搞好顶层设计。首先，要把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设计好。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统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其次，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作为重大民生实事紧紧抓在手上。要坚持标本兼治和专项治理并重、常态治理和应急减排协调、本地治污和区域协调相互促进，多策并举，多地联动，全社会共同行动。最后，要切实可靠的行动。比如，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全面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划定生态红线和城市开发边界，着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宜居性，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排放，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开发总布局之中，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从水源到水龙头全过程监管等等。

（四）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非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不可，不然生态环境恶化的总态势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扭转。习近平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

其次，从制度上来说，要建立健全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加快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制度，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完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强化制度约束作用。要完善法律体系，以法治理念、法治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最后，要建立健全责任体系和责任追究制度。生态环境质量能否改善，关键在领导干部，在“一把手”。实践证明，一些重大生态环境事件背后总跟某些领导的环保意识不强有关。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主要是对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真抓就要这样抓，否则就会流于形式。不能把一个地方环境搞得一塌糊涂，然后拍拍屁股走人，官还照当，不负任何责任。组织部门、综合经济部门、统计部门、监察部门等都要把这个事情落实好。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超越了以往绿色生态主义的论争，提出了富有战略性、前瞻性的观念，并以实事求是而又勇于创新精神作了实践部署，充分体现了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这样，理论上的科学性为我们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指明了方向，实践上的科学性为我们治理生态危机提供了基本遵循，让全社会对建设美丽中国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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