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方法论

肖祥

[摘 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批判继承人类社会认识史上的积极成果，克服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局限，实现了哲学方法论的革命性变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論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价值哲学方法论，从而凸显了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和底线思维、历史思维和价值思维创新。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哲学方法论;思维创新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9）03-0007-10

与一般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科学方法论不同，作为最高层次方法论的哲学方法论，是一种“极致的”思维方式，能处理任何有限知识或学科所不能解决的“重要问题”或“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并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习近平灵活自如地运用了哲学方法论，从而使其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了充分的哲学自觉、哲学思维和哲学智慧。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方法论及其实现的思维创新进行研究，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新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和底线思维

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核心内容，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唯物辩证法强调“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两个总特征，从总体上揭示了世界辩证发展性质;唯物辩证法强调矛盾规律，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地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把握辩证法的特征、实质和规律，凸显了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和底线思维创新。

（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统一的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就是在分析事物的时候运用矛盾分析法，认清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特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辩证思维，突出地体现在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统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深刻认识。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问题。无论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历程来看还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程看，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常常会呈现出“两难”困境。毋庸讳言，传统“线形”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一种依赖物质资源消耗、规模粗放扩张、高能耗高排放的发展模式，社会经济发展由于伴随着大量的生态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因而难以避免生态环境的破坏。只看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对立，必然会陷入要经济发展还是要环境保护的“两难”。习近平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对如何从“两难”转变为“双赢”进行了探索。他在《之江新语》中的《破解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两难”悖论》一文中指出，传统发展模式中这一对“两难”矛盾，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只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就能实现两者协调发展的“双赢”转变。首先，要清醒的认识到经济发展不能够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习近平强调：“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单纯是速度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代表着全面的发展，更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1]P44其次，保护生态环境是发展经济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P209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自然生态环境作为生产力内在要素的重要性，饱含着尊重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唯物辩证观的价值理念。再次，“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不能失之偏颇。习近平指出：“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会产生矛盾，又可辩证统一。……在选择之中，找准方向，创造条件，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1]P153。“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论断，遵循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正确地揭示了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的廓清，是指导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思维前提。我们既不能因为要继续发展经济而置生态问题的严重性不顾，也不能因为生态环境保护的紧迫性而因噎废食、停滞经济发展。二者矛盾既有对立又有统一，因此，寻找二者的平衡点，促进矛盾对立面的相互转化，以经济技术的发展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手段的升级，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契机开拓生态型经济的新发展，必定可实现和谐发展。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是新时期关系党的使命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在环境保护与发展中，把保护放在优先位置，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3]P3应该成为一项基本的原则。只有我们都“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才能变成现实。

（二）根本性、全局性与长远性相统一的战略思维

战略思维是对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进行科学谋划的思维方式，它意味着“时间维度上的长远考虑”“空间维度上的全局谋划”“系统维度上的整体布局”[4]。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共同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之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任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占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因而具有极强的战略定力。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性的复杂工程，只有抓住根本、立足全局、放眼长远，才能切实有效地推进，因此，习近平强调：“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5]。认识和实施这项系统性的复杂工程，必须要有战略思维，解决好“为什么”“怎么样”“如何做”的问题。

“为什么”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性问题。从人类文明演化的维度看，习近平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的理念，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基础;从人自身发展的维度看，习近平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理念，认为保护生态环境是改善民生福祉的应有之义。习近平多次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关乎民族未来，关系人民福祉的伟大事业，我们应当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要“牢固树立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的理念”[6]。

“怎么样”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全局性问题。一方面，习近平善于运用普遍联系观点分析问题，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环境问题同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密切相关，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7]P103。另一方面，习近平善于运用系统的观点分析问题，重视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之间相互联系。他从人与自然关系演化和生态系统建设的角度，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只有深刻把握自然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才能遵循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规律，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良好效果。

“如何做”则关涉生态文明建设的长远性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认识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性和严峻性基础上，有效地回答了“如何做”的问题。习近平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建设现代化国家，走欧美‘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行不通，应该探索走一条环境保护的新路。”[8]P235这条“新路”就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即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由于生态文明体系及其子系统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建设生态文明必然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长期性工程。

（三）思想先导、行动应对和目标追求相统一的底线思维

底线思维就是思想上从坏处着手准备、行动上积极主动应对、目标上努力争取好结果的思维方式。习近平指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9]底线思维意味着在“思想先导”上要有危机意识和边界意识，在“行动应对”上要遵循要求、掌握主动权、从容应对，“目标追求”上争取获得良好效果。

其一，思想先导的“底线意识”。开展生态文明建设首先要对自身所处的状态和条件有清醒的认知，全面把握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危机，树立“底线意识”。当前，“总体上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制约”[3]P1。为此，习近平明确提出了“两个清醒认识”，“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0]。前者明确了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和艰巨任务，后者明确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统一了人们的认识。

其二，行动应对的“底线要求”。意识是行动的先导，行动是意识的实践转化。首先，行动应对要明确“底线在哪里”。2015年6月，习近平在贵州调研时强调“要守住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这个底线就是“设定并严守资源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将各类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11]。习近平强调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5]。“这个红线不能突破，一旦突破必将危及生态安全、人民生产生活和国家可持续发展。”[8]P237其次，行动应对要明确“如何守住底线”。2017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特别指出：“牢固树立底线意识，将生态保护红线作为编制空间规划的基础。”[12]习近平还多次强调，“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10]。

其三，目标追求的“底线效果”。“底线效果”不是最差的或最无效的效果状态，而是努力争取而获得的良好效果。底线思维的目标追求就是使每一个人筑牢防线，齐心协力把资源危机和环境风险掌握在可控的范围内，推动矛盾对立面的转化，力争达到最好的结果。“生态保护红线”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既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生态问题的高度重视和高度警觉，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美好愿景和期盼。

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思维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揭示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社会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使我们看待、分析和处理问题时更加全面、更加客观、更加符合实際、更加智慧，也更加接近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思维方式上就是要尊重历史发展的过程性和逻辑性、必然性和合理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开展思考，从而把握事物发展的过程规律和内在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历史高度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长远视野，提出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形成了系统的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运用历史思维，分析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定位等问题。

（一）历史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和现实趋势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以其敏锐的智慧和洞察力揭示了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关系，阐明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辩证法。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13]P45马克思旨在阐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依赖于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了描绘：“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4]P559恩格斯还指出：自然界遵循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辩证法而发展变化，人类只有认识并遵从自然辩证法的规律，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4]P560。恩格斯不仅强调了自然界对于人类的先在性和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因此人类的活动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同时也肯定了人类认识运用自然规律的主体能动性和智慧，因此人类可以发挥主体能动性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正是因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15]P374-375，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应该成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习近平深谙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精髓，将遵循自然规律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他指出：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5]

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发展战略之一，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就是对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状况的认真反思和积极应对，并且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不但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更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已然成为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趋势。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吹响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号角，“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6]。

（二）历史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保障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给予了肯定评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3]P277。但是马克思以其超人的智慧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人与人的关系，同时也分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并且认为这两种关系是生产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劳动首先是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7]P201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顺利地、持续地发展下去，人类才能生存和发展。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利益驱动大肆消耗物质资源、破坏生态环境，造成了人和自然物质交换产生了严重的不可持续性。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中，一方面，以“控制自然”观念为基础的技术理性进一步彰显，当技术理性与以追逐利润为本性的资本的深度媾和，必然导致对自然资源的大肆攫取;另一方面，科学技术控制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特殊社会利益集团手中，这就意味着它必然会因为无度地攫取利益而被非理性地运用，从而造成人和生活、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18]P20以资本为基础的技术运用和利益为上的价值观驱使，必然导致无法避免的生态危机，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

通过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分析，不难发现：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及其带来的快速发展的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相适应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较为充分自由的市场机制等等因素确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但以唯利是图和享乐主义为特征的实用价值观背后藏匿着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膨胀欲望，也藏匿着殖民掠夺、扩张侵略和剥削压迫的赤裸野心。显然，这样的制度必然会造成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作为新的社会形态或制度形式，应设定一种生产模式或社会组织，使人在其中可以克服异化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倡导整个社会作为整体，由社会拥有和控制产品、资本、土地和资产等，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正是如此，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突出地表现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为目标，因而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公正、更公平、更先进、更科学。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实现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9]P60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2]P2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形成新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奠定了政治制度基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要用历史的眼光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自然观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从历史整体性视角，在总结建国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和前景，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事业融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展中。另一方面，从现实整体性视角，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进程中的伟大事业，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使之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

（三）现实定位：统筹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内和国际大局

習近平以历史唯物主义眼光全面审视全球发展形势，科学分析全球治理、国际安全等重大命题，在全球视野中把握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指出：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20]。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关键是要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国要实现这“新四化”，必须要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21]。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的大计。如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是认清形势、准确定位，统筹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党中央在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的大背景下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双方在更深程度和更大范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所谓“国内大局”就是“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谓“国际大局”就是要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争取良好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关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全球视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把绿色发展转化为新的综合国力、综合影响力和国际竞争新优势”。[3]P27一方面，习近平强调勇担国际义务、树立负责任形象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将继续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成果分享，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2]P212另一方面，习近平积极倡导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生态环境问题。他指出：“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如果抱着功利主义的思维，希望多占点便宜、少承担点责任，最终将是损人不利己。”我们“应该摈弃‘零和博弈狭隘思维，推动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多一点共享、多一点担当，实现互惠共赢”[22]。坚持中国特色治理之路与加强国际合作的辩证统一，是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三、价值哲学方法论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思维

价值哲学方法论就是从实际活动着的人出发，立足于主体尺度和主体关系的方法论。与“科学认识论”不同，价值哲学方法论的出发点是人，凸显人的主体性和人的价值。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关于“人民主体地位”“以人为本”“民生”等思想体现了价值主体诉求、价值的历史维度和价值的实践品格，从而实现了价值思维的创新。

（一）价值的主体诉求：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人民性

坚持人的主体地位、尊重人的价值诉求是价值哲学方法论的根本旨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哲学方法论运用，体现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人民为中心”、实现“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彰显人民性等突出特征上。

尊重价值的主体地位，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为了谁”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与之俱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是人之生存和生活环境，关涉人如何更好地生存生活，生态文明建设“为了谁”的问题解答是毫无疑问的。为此，习近平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23]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以化解人与自然之间日益凸显的矛盾、解决影响生活质量的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为目标，真正实现惠民、利民、为民。

尊重价值的主体诉求，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什么”的问题。习近平反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生态安全、环境优美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题中之义。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但是一个民生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习近平指出：“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7]P103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尊重主体的的价值诉求，把以人为本的民生情怀融入其中。习近平指出，“人民群众对环境问题高度关注，可以说生态环境在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必然会不断凸显。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环境问题往往最容易引发群众的不满，弄得不好也往往最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24]P168。从此意义而言，“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5]P4。

尊重价值的主体实现，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怎么做”的问题。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说道：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既强调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皆具重要性，同时更强调对于民生发展而言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超过了经济发展，是更根本的民生福祉所在。当前，就思想认识和责任态度而言，“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5]P208。就解决的问题重点而言，“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3];“要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如此，才能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6]。

（二）价值的历史维度：“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所谓价值的历史维度就是在认识人类社会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的过程中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把握价值的历史性。在对价值的认识上，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同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处是坚持在现实历史的物质基础上考察人的价值追求，而不是从观念、愿望和幻想出发去理解价值。只有从物质生活条件出发，在实践活动的变化发展场域中，主体的价值内涵才能获得科学的、准确的规定，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才能获得完全现实的理解。生态文明作为与原始绿色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相区别的崭新文明形态，既深藏着价值主题嬗变的发展规律，更蕴涵了人类美好的价值期盼，在这里，价值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得到了有机的统合。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生态文明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决定人类文明的兴衰。无论是中国，还是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古国皆诞生于水量丰沛、森林资源丰富、生态良好的地区。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中指出：“环境给予人以维持生存的东西，并给他提供了在智力、道德、社会和精神等方面获得发展的机会。”这正是先有“生态兴”才有“文明兴”。习近平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总结人类以往的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经验，直面当前的生态严峻形势，深刻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习近平通过对三百年西方工业文明的分析，指出工业文明已经威胁人类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当今世界追捧的西方式现代化是一个不能实现的陷阱。人类文明要延续下去，就必须协调文明与生态的关系，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放眼中华文明发展的未来，生态文明是关系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27]P36对福祉、未来的关心，围绕着“人民需要”和“人民幸福”的价值取向，倾注了對“美好”的价值追求。从生态文明的角度而言，建设“美丽中国”就是“生态兴则文明兴”的新时代中国方案。“美丽中国”是生态环境之美和美好生活之美的总和，而优美生态环境不仅是美好生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深蕴含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不仅关心人民的生存境遇，还关切美好生活的价值目标，不仅观照当前的发展状况，更重要的是指向未来发展。从此意义而言，“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26]。

（三）价值的实践品格：生态文明建设追求和实现生态正义

价值哲学方法论落实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旨趣就是追求和实现生态正义。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重要的价值原则，生态正义一方面以追求生态资源配置和生态利益分配时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为目的，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生态正义还是处置地区与地区、国与国之间生态利益矛盾的基本原则，以实现生态文明共享和责任共担为旨归。

对于国内生态文明建设而言，环境正义追求的是实现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一方面，代内公平指共同生活的人们享有平等的生态权益和共担生态责任。习近平多次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另一方面，当代人的发展不能剥夺子孙后代发展的权利，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尊重代际公平。习近平强调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28]。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仅危及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更是危及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要努力“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必须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为子孙后代留下美丽家园，让历史的春秋之笔为当代中国人留下正能量的记录。”[29]

对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而言，生态正义追求的是国家之间的生态利益公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问题一直存在偏见或者歧视，一方面将生态危机归咎于发展中国家人口过多、资源消耗巨大，推卸全球生态问题的责任，另一方面又加剧对发展中国家生态利益的主导和占有、加强政治渗透、利益掺和、生态资源攫取、能源安全影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到生态利益关乎全球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关乎人类未来。习近平指出，“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如果抱着功利主义思维，希望多占点便宜、少承担点责任，最终将是损人不利己。巴黎大会应该摈弃‘零和博弈的狭隘思维，推动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多一点共享、多一点担当，实现互惠共赢”[22]。为了实现有效的全球生态治理，习近平提出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体现了公平、公正、合理的生态正义的价值诉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全球生态正义观并没有停留在倡议、宣传和鼓动，而是站在大国的责任立场，积极推动中国实现全球生态正义的战略实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极具全球视野和国际担当，他强调：中国要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继续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推动和引导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国将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16]，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从而充分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为实现全球生态正义贡献中国智慧。

（四）价值的人类视野：以生态文明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以世界眼光观照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世界发展，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是一个由我及他、由小及大的实践发展过程，由最早提出建设“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到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再到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最后形成了视野更广阔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站在全人类命运的高度对未来世界秩序构想的实践智慧，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中国化和当代化创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利益共同体”的功利性和“政治共同体”的工具性，是一种超越了国家利益、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国家理论、超越了“西方中心论”、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世界历史观。马克思在分析近代以来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发展已经突破了民族地域性界限的事实的时候指出：“各个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失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0]P541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描绘了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和国家的普遍交往日益频繁的状况，这就是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当今时代，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普遍性与特殊性”（universalization and particularization）、“一体化和分裂化”（integration and fragmentation）、“集中化与分散化”（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国际化和本土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nativism）的统一。[31]P22-23全球化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加剧了全球发展的差距。全球化中，发达国家始终站在利益制高点，不仅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疯狂争夺生态资源、推脱生态恶化的责任，某些国家甚至打着“环境责任国际化”的幌子，借环境安全之名干涉他国主权，推行“环境殖民主义”和“环境霸权主义”。西方发达国家唯自身国家利益是图、侵犯他国生态利益、推卸生态责任的做法，恶化了世界和平形势、阻滞了世界发展未来。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形成全球生态文化的“交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提供了价值标杆。世界各国要想在全球化新时代共谋发展、互利共赢，必须要有世界主义的胸怀，把国家和民族的兴盛置于全球生态安全的大背景中，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交流与对话，共同建构新的世界历史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仅是具有全球视野、广阔时空、人类胸怀的积极外交理念，也成为凝聚世界共识、推进全球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导向，正是基于协调全球整体生态利益和国家生态利益的关系以实现“正和博弈”的思维转向。地球是我们的家园，世界共享一个地球，由于地球生态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利益的争夺必然不是“我得你失”的状况、而是会造成“一损俱损”的恶果。根据公共选择理论，作为生态利益主体的各个国家之间如果执行的是不合作、对抗甚至“损人利己”，就有可能产生两种负面效应：一是“零和博弈”结果，即一方为赢家、另一方为输家，利益總和为零;二是“负和博弈”结果，即利益主体之间发生冲突和斗争，最后造成两败俱伤。“零和博弈”看似有输有赢，但是这种暂时性的输赢并不能换来人类美好的未来，因为世界不是一座孤岛，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置身于全球性生态问题或生态灾难之外。“负和博弈”是利益矛盾最差的处置方式和结果，这是一种用共同的行动毁灭共同的未来的方式。“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的全球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追求的是解决全球共同生态问题、增进各国生态利益，携手并进、互助共赢的“正和博弈”模式。在“正和博弈”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相互支持、共同发展，通过合作伙伴关系并在互助共赢的基础上谋求共同利益最大化，这样多方都是赢家，赢利之和为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落实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上，就是要积极倡导“共建生态文明，共享绿色未来”生态合作理念，形成合理、公平、持续、和谐的生态合作价值共识，努力实践责任共担、发展共赢的生态文明共享模式。为此，习近平提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6]的行动宣言。

四、结论

哲学方法论作为方法论体系的最高层次方法论，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和发展提供认识论和价值论的思维指导。

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在人类认识思想史上最大的功绩就是打破了传统认识论主客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辨，破除了经验论和唯理论对知识探求方式的偏执，将认识论导向现实生活世界，即如何辩证地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灵活地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不仅在新的历史情境中重新阐释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统一的重要性，也强化了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的根本性、全局性与长远性相统一的战略性，还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思想先导、行动应对和目标追求相统一的针对性，从而彰显了生态文明思想的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和底线思维。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32]P68，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33]P163。由此，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一切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成为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把人类历史发展奠定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把唯物主义的观点贯穿到人类历史进程中，最终实现彻底的历史意识与唯物主义的统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运用，不仅从历史规律的角度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和现实趋势作出了正确判断，也从历史比较的角度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而具有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保障的优越性，同时还为统筹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内和国际大局作出了科学的定位。

价值哲学方法论立足于生活实践、推进主体性发展，在生活实践中去把握、反映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全面关系。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鲜明特征在于从主体（人）出发，深刻认识主体、把握价值的主体性，从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高度探寻和建构恰当的、切合主体诉求的价值思维方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哲学方法运用，不仅表现在重视价值的主体诉求，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人民性;也表现在强调价值的历史维度，深刻把握“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发展规律;不仅表现在凸显价值的实践品格，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追求和实现生态正义;还表现在拓展价值的人类视野，强调以生态文明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方法论实现了理论认识方法和革命实践方法的辩证统一，不仅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提供思维导向，也为推进全球生态治理、实现生态文明共享提供崭新的思维路径。鉴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最有可能引领其他国家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34]P7的预言既不虚幻，也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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