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马泽波

(中共红河州委党校 经济教研室，云南 蒙自 661199)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发挥消费引领经济增长作用是我国经济由中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客观存在，导致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仍有较大差异，进而影响城乡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24 445 元，而同期农村人均消费支出仅为 10 955 元，相差 13 490 元，支出比为2.22。与2007年支出比(3.53)相比，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明显缩小。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迅速提升，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呈逐年下降趋势，见图1。尽管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但绝对差距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如果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过大，就会影响通过扩大消费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预期，也将成为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利因素。因此，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对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新机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产生原因进行了广泛研究，大部分学者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产生消费差距的主要原因，推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居民收入有利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1-3]。也有学者从财政支出视角，认为城市偏向的财政支出政策是产生城乡消费差距的深层次原因，增加民生性支出是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关键措施[4]。这是由于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是通过不同财政支出项目的实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而促进了消费需求。其中，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是财政支出的重点项目，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异将导致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差异[5]，这种差异产生的后果将直接影响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

第一，基本公共服务城市偏向的制度安排扩大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邝小文从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体制三个维度分析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城市偏向问题，认为城市偏向政策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抑制了居民消费意愿，进而扩大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6]。这种城市偏向的制度安排导致城乡基本权利产生差异，使得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非均等化现象更为突出，因此，增加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提高供给水平，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

第二，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财政支出总体上对居民消费支出具有促进作用。李颖认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分配不公平是城乡消费差距产生的原因，缩小差距应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提高投入水平两方面着手[7]；刘吕吉等运用动态高斯混合模型，实证分析我国福利性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基本医疗卫生支出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正相关，教育和社会保障支出对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作用并不明显[8]；而焦健等从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对民生性财政支出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实证研究却得出与前者不一致的结论，他们认为教育支出有助于缩小差距，而医疗卫生支出扩大了差距，社会保障支出却未产生显著作用[9]。

第三，除财政支出之外的其它因素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且作用于居民的消费意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显著拉大城乡消费差距，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10]；熊素宜等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在全国层面还是分区域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均能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11]；蒋勇、林霜等认为，城镇化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12-13]。

综上所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有着直接或间接影响，以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抑制效应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一定进展，但由于研究数据和方法运用的不同，结论也未能达成共识，而根据上述三项支出项目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指标，去衡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成果较为少见。本文借鉴前人研究成果，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测量指标，并将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升级及城镇化等经济因素同时加入计量模型，研究它们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

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评价

(一)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评价体系的构建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包括民生性服务、公共事业性服务和公益基础性服务等，涉及范围较广，考虑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各省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体育和公共设施建设等五类项目的财政支出作为指标变量，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指标体系。其中，文化体育、公共设施建设项目分别以各省公共文化与体育事业和交通与运输的财政支出来衡量。根据上述指标，本文收集整理了全国31个省(市、区)2007—2017年各项指标的相关数据，运用熵值法先对各项指标赋予权重，再根据权重计算各省指标的得分，最后加总测算各省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具体步骤如下。

(1)

首先，采用式(1)中的标准化方法对5个指标变量的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其中，sij代表标准化处理后的值，xij代表第i个省第j项指标的值，xij(max)、xij(min)分别代表该指标的最大值、最小值，为了避免部分数据处理结果为0，添加了常数项1[14-15]。

然后，通过熵值法计算第i个省第j项指标的比重。

(2)

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其中0≤ej≤1

(3)

将差异系数gj=1-ej代入式(4)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

(4)

根据上述方法，利用各项指标相关数据，计算各项指标在2007—2017年每年的权重，然后对不同年份的权重进行算术平均，以平均权重衡量各省综合指标值。

(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评价结果

根据上文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式(5)多目标加权函数公式计算各省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综合指数得分。

(5)

式(5)中，BPSi为各省第j项指标得分，再将得分加总平均后得出各省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综合得分。表1给出了2007—2017年我国各省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综合指数得分与排名，排名前三位的依次是：广东省、四川省和山东省。

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

(一)模型设定

考虑到城乡居民当期消费对上一期消费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中引入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进行回归分析，并将上文通过熵值法计算的全国31省(市、区)2007—2017年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综合得分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如式(6)：

(6)

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C表示城乡居民差距，Ci,t-1表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滞后一期值，BPS表示各省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X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β1,β2,α分别为各变量的系数，ε为随机干扰项。

表1 2007—2017年各省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排名

(二)变量定义与选取依据

1.被解释变量

选取城乡居民消费差距(C)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关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度量主要有两种指标，即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和差值。本文采用较为常用的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作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度量指标。Ci,t表示各省不同时期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之比来衡量。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BPS)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现有文献大多以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度量指标。但与前人不同，本文将上述三类项目和文化体育、交通运输的财政支出通过熵值法拟合成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指标来考察其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

3.控制变量

根据现有研究经验，本文选取了部分可能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规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济开放程度、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GDP)是城乡居民消费的经济基础，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居民消费需求较为强烈，以各省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规模(FIN)用当年各省财政总额占GDP比重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INC)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得出。经济开放程度(IMP)越高的地区，经济增长势头较为强劲，城镇居民的收入也会相应增加，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可能会通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扩大，此项指标以当年美元与人民币中间价折算后的进出口总额占GPD比重来衡量。城镇化率(URB)用地区年末城镇人口比重来衡量，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吸纳就业的能力越强，也会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产生影响。产业结构(STR)反映地区的经济结构，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本文参照熊素宜等的研究，引入产业结构升级系数来衡量各省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计算公式为：

其中，q为i产业的产值比值，1，2，3分别衡量第一、第二、第三产业。

(三)数据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2007年以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主要采用新口径进行计算统计，因而更能真实反映财政支出的去向，为了保证数据的一致性，本文选取2007—2017年我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库，部分变量数据通过原始数据测算得出。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克服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值和解释变量与残差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问题，并考虑回归效率和稳健性，本文使用动态面板模型中的系统GMM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表明，回归模型的AR(2)P值均大于0.1，说明残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Sargan检验P值大于0.05，表明模型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因而适合使用系统GMM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数据来源：2007—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整理计算

表3 动态面板回归结果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对应系数的t统计值，***、**、*分别表示通过1%、5%、10%的显著性水平

1.全国层面结果分析

回归结果表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滞后一期与当期消费差距正相关，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当期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即上一期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扩大了当期的消费差距,与刘昌吉、焦健等的研究结论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需求和消费观念变化不大，消费意愿容易受到上一期消费水平的影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系数为-0.345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这是由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公共文化与体育事业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项目的财政支出，尤其是中、西部广大农村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公共文化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使得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都得到显著提升。一方面，教育支出向农村倾斜，有助于改善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农村居民无论是务农或是进行非农就业，都会提高工作的稳定性和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会减轻农村居民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开支，特别是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制度存在明显城乡差异情况下，增加城乡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供给，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而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加快了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农村与城市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方面的信息互动与资源共享水平明显提升，促进了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就业，间接影响其消费需求与消费方式，客观上有助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

其他控制变量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经济发展水平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能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财政支出规模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有显著正向关系，表明财政支出的增长扩大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这可能与财政支出的城市偏向有一定关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会进一步会拉大消费差距，验证了收入水平是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决定性因素的结论。经济开放程度虽不显著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但其系数为负表明，扩大开放有利于缩小差距。城镇化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提高城市化水平并不能有效缩小城乡消费差距，这与多数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产业结构升级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对市场要素配置、消费供给及吸纳就业方面发挥作用，有助于缩小城乡消化费差距。

2.区域层面结果分析

分区域回归结果表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具有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并不能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为发达，与中、西部相比，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较为均衡，因而通过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作用并不明显。与东部不同的是，中、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有负向影响，分别在1%、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提高中、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能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在控制变量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对东部、中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均有显著负向影响，中部地区的影响效应最大；财政支出规模扩大了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表明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可能更多地向城市倾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东、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与全国层面一致，均显著扩大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扩大东部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可以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但对中部地区而言，经济对外开放却显著扩大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表明中部地区开放发展水平拉动了城市经济增长，城市居民收入增加，进而扩大了差距；城镇化率对三个区域城乡消费差距不显著，但对西部地区来说，提高城市化水平有利于缩小差距；产业结构系数升级与城乡消费差距负相关，其中中、西部地区分别在5%、1%水平上显著，说明这两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有助于加快推进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而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有效扩大城乡居民消费供给与需求。本文在分析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关系的基础上，利用2007—2017年我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指标，运用熵值法计算各省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综合得分，并将得分加入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全国层面及中部、西部地区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东部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在研究时间区间内扩大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但影响并不显著。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缩小地区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异

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相比较为滞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容易导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异化。实证结果表明，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能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因此，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民生性服务、公共事业性服务和公益基础性服务的投入力度。同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根据地区差异，因地制宜、分类实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政策，补齐民生发展短板。如在教育落后地区，应扩大教育支出比例，保障教育发展所需的软硬件设施及提高师资水平，通过优先发展教育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二)探索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新机制

继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比例和优化支出结构，尤其是要加大对中、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比重，解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及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不足和财政供给不均的问题，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衡发展，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距。同时，建立健全政府购买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机制，通过财政投入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以此增强城乡居民消费信心，减少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对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带来的影响。

(三)矫正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城市偏向

公共资源投入有限以及受“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激励影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城市偏向政策易受政府行为影响，因此着力改善政府行为的激励机制，是矫正行为偏向的有效办法。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作为考核政府绩效的主要依据，促使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制定与实施更为科学合理。把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满意度作为政府绩效的指标之一，以此要求政府改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和理念，以满足城乡居民的服务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