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校园足球研究进展、问题与展望

张 健，谷凤美

(滁州学院 体育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

2015年3月《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的颁布标志着足球上升为国家战略，有关校园足球的研究再次成为热点。时至今日五年已过，为更好地总结经验克服不足，有必要对校园足球的研究进行阶段性总结。本文在查阅相关政策文件的基础上，重点对体育类CSSCI论文和学位论文中有关校园足球的四个热点研究进行梳理，总结研究存在的不足并指出未来的方向。

1 概念研究

概念是反映对象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1]，是理性认识和演绎推理的起点，对概念的梳理可以了解研究者对事物认知的过程和规律。纵观有关校园足球概念的研究，根据研究者对概念认知的过程性特点可以将其划分为政策主导、内涵反思和内涵明晰三个阶段。

1.1 政策主导阶段(2009—2011)

校园足球诞生之初，姜身飞、李钊、李雪伟强调校园足球是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的精神和《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实施方案》的要求，由体育和教育部门主办的、旨在增强学生体质、培养足球后备人才的总称，在此基础上，张辉强调校园足球是人才培养模式[2]、李纪霞认为校园足球是一项发展计划[3]、李卫东强调校园足球是联赛体系[4]。

1.2 内涵反思阶段(2012—2014)

随着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全面展开，在发展的现实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轻普及、重提高”的现象，面对这种不和谐的音符，学者结合自己的理解阐述了各自的观点，侯学华认为校园足球是“在广大学生中全面开展的以增进学生身心健康，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目标的足球相关活动的总称”[5]，贺新奇对校园足球的发生范围做出澄清，指出校园足球包括学习和训练都在学校内的“学校模式”和学习在校内、训练在培养机构的“中间模式”，不包括“学、训、住”三集中的“体校模式”[6]；张长城通过对校园足球的“前生”进行追溯，认为校园足球等同于学校足球，强调校园足球是一项教育活动[7]。

1.3 内涵明晰阶段(2015—)

针对校园足球“真义”被曲解和现实中存在的“没有足球课、一校一队、金牌崇拜…”现象，“校园足球的‘真义’到底是什么？”这一命题引起了学者广泛的讨论，毛振明教授强调校园足球要坚定“不只是体育、更是教育，不单是为足球、更是为校园”的立场[8]，将校园足球定位于提升中国足球的成绩是角色和功能的错位[9]，校园足球要坚持教育属性，育人功能，注重氛围营造，强调学生的足球体验，切莫成为竞技足球的傀儡[10]、职业足球的附属品[11]，傅鸿浩认为广义的是一项教育活动过程，狭义的指政府推动的一项公共事业发展计划[12]。邱林认为校园足球是以学生为主体，以学校为依托，在校内外进行的一切与足球相关的活动的总称[13]。刘夫力教授从足球起源与足球游戏或比赛的6个要素入手进行分析，认为校园足球是“各类学校校园内开展的，以游戏或比赛为核心和主导的多种多样足球活动的统称，是学校体育的一项内容、也是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14]，其本质是“具有足球特质的游戏或比赛的统称，是学校体育的一个项目，属于学校教育的内容和校园文化的范畴”[15]。

综上，从关于校园足球概念的表述特点来看依次经过了依附文件、内涵反思与内涵明晰三个阶段，这反映出校园足球概念研究明显落后于发展实际的缺点。众所周知，某事物的概念是构建该事物理论体系的基石，是指导实践方法论的准绳，认识的不足必然导致实践的盲动，无形中提高了“走弯路”的可能性，抬高了实践的成本。至此，概念的界定反映出对校园足球理性认识的成熟，这为校园足球明确“三个工程”角色定位、落实“四个目标”使命任务扫清了理论障碍[16]。

2 校园足球政策研究

制度创新与体制改革是此次校园足球最显著的标志，也是近几年来研究的热点。政策是政府履行职能的权力表现方式，任何一项政策都是目标与工具的统一体。2015年至今出台了有关校园足球的文件不少于20个，面对上至国字号的《总体方案》《教育部等6部门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6部门实施意见》)《全国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规划(2016—2020)》下至《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复核指标体系》(以下简称《复核体系》)等一系列全方位立体化的文件，有学者曾言“未来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特色学校和实施主体的操作性层面”[17]。现在看来，这种观点还是过于乐观了。面对政策执行难、执行效果不理想的问题，学者试图从研究公共政策的角度来发现和解决问题。纵观已有的此类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反思政策自身的原因，其二是探骊政策执行层面的原委，其研究视角不外乎利益视角、技术视角、环境视角和体制视角。时维金等、郑志强等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总体方案》和《6部门实施意见》)这两个权威文件进行研究[18-19]，一致认为我国校园足球环境型政策工具过多、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不足、供给型政策工具相对弱势；谭利进一步扩大校园足球政策的研究范围，将《6部门实施意见》和20个省市出台的校园足球实施意见纳入研究范围，认为政策群权威工具使用过多、能力建设和劝诫工具应用不足、激励、自愿性与系统变革工具应用欠缺[20]，王大鹏等对23个省市 2015—2017年校园足球政策进行分析对比后指出，七大区域在政策工具的使用上具有一致性，在政策工具使用频率上，环境型大于供给型大于需求型[21]。

在政策执行层面，公共管理学认为“政策执行的本质是政策主体间基于利益得失的考量而进行的利益博弈过程”，基于此认识研究者也多从利益视角来阐释。邱林认为影响校园足球政策执行的因素包括执行主体、目标群体、执行方式……其中执行主体(教育和体育部门)间利益难以融合是“执行难”的首要原因[22]，戴狄夫认为应通过完善制度以规范和引导主体行为，促进政策落实[23]。张渊建议从促进“观念-制度-利益”的平衡关系出发来破解政策“执行难”的问题[24]。张兴泉从环境的视角进行了阐释，认为校园足球政策执行偏差是由应试教育和学校安全造成校园足球政策激励不足导致的[25]，杨成伟等、姜南从更为综合的角度进行了分析[26-27]，分别选取公共管理学的米特-霍恩执行模型和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对校园足球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研究，认为校园足球政策执行不力是一个“系统性的缺失”，既有政策自身的原因，又有执行层面的不足，建议采用系统优化的方式予以解决。

综上，校园足球政策的研究始于执行主体的构建，终于校园足球质量的提升，呈现出决策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发展路径由基础建设转向质量提升，研究视角呈现出多元化综合化的特点。从政策出台和机构改革的进程来看已经到位，但对于足球从业者、管理者的思想观念、权益考量、行为方式等深层的研究还是空白，这一点也是比较隐蔽、难以挖掘的，但又必须要重视的。进一步融合执行主体利益、去除隐性权力干预、激发从业者动力等深层的研究可能会成为未来的热点。

3 校园足球管理研究

管理是以最优的投入获得最佳的回报，目的是效率、核心是人、本质是协调。体制改革就是要克服体制的弊端，使体制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它包括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校园足球执行主体的完善即是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我国的管理体制形成了“系统分离、条块分割、垂直管理”的模式，致使体育与教育分离，逐渐形成了体育总局“抓竞赛、抓训练”，教育部“抓课程、抓群体”的工作格局。具体到校园足球而言，形成了权力主体在体育总局，责任主体在教育部的状况，体育部门无法调动教育部门的资源，教育部门核心利益不在此积极性不高，致使政令不畅。

校园足球活动开启之初，面对“经费不足、场地受限、师资问题”三大瓶颈时，体育总局力不从心、捉襟见肘的窘况暴露无遗，研究者在呼吁加大资金扶持、场地建设和师资培训力度的基础上[28]，王格建议设立场地专项建设资金、李纪霞提出效仿“特区建设”的经验扶持校园足球[29-30]；此时有学者对这种权力结构提出了改革的设想，董众鸣建议成立由上级领导牵头、教育部为主体、体育部门为辅助的国家三级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31]，李纪霞建议成立由国务院主管教育体育工作的领导任主管，教育部和总局参与的校园足球领导小组，由教育部统筹部署各项工作[32]。

2015年1月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领导小组成立了由教育部牵头的6部委合作的权力机构，对此刘世宏指出应进一步明确各部委的权责关系，在涉及校园足球发展的师资、场地、资金和人才通道上，实现通力合作[33]，邱林建议成立政府、社会、市场和特色学校联动的服务体系，实现管理模式由“行政干预”为本位向“社会治理”为本位的过渡[34]，龚波指出从实现领导体制的实体化、协调部门与专业利益、畅通国家与地方管理体制入手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和机制问题[35]，邱林等认为成立由中央直接领导、脱离部门利益的跨部门、高规格协调机构，使其更具有权威性和有效性[36]。由于校园足球所需资源种类和数量的庞杂性特点，单纯依靠政府的能力是不现实的，对此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郑娟建议采用公私合作模式(PPP模式)来进行资源配置[37]，袁田建议走“双轨制”的道路予以化解[38]。吴丽芳等认为应尽快实现“政府主导、学校主体”向“政、企、社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转变[39]，李军岩提出建立政府主导、市场、社会、学校、家长和学生参与的多中心治理策略[40]。彭召方建议尽快建立校园足球实施效果的动态评价系统，沈建敏等认为建立质量评估体系和评价机制是实现校园足球长远发展的制度保障[41]。

综上，校园足球管理问题的研究始于资源配置，经过权力机构的改革，终于校园足球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寻求资源供给的方法上，研究建议呈现出由单纯依靠政府向由政府主导的多元合作方式的转变、政府角色由“掌舵者”向“领航者”转变的趋势，可见研究的理论视野逐渐开阔，解决问题的方式更加多元合理，但目前尚没有看到相关理论应用于校园足球发展实践的叙述。

4 校园足球评价类研究

目前校园足球形成了以“38个改革试验区+135个试点县(区)+2.4万所特色学校”为依托的立体化推进格局，面对数量众多的试验区、试点县和特色学校，如何提高其质量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学者充分地意识到评价不仅是发现价值的方法还是实现价值的手段，纷纷从不同的角度构建了旨在提高校园足球建设质量的评价体系，总体而言以不同研究对象为标准来区分，可以将此类文献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针对特色学校的评价，占文献总量的七成；另一类是针对校园足球某种能力的评价。

4.1 有关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评价

在论述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评价文献之前，了解特色学校产生的背景和创建目的是评述该类文献的前提。特色学校是我国的基础教育在摆脱“抓重点、搞示范”的道路逐渐进入追求“公平化、均衡化、优质化”的阶段后，为实现“给予学生多样化的教育选择机会和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的目的而出现的[42]。创建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目的是面向全体学生普及足球运动，以“扶持特色带动普及”为手段，走的是一条“以点带面促成燎原之势”的道路，截至2019年底共有2.4万所中小学获得教育部认定。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成为落实校园足球“三个工程”角色定位和“四个目标”使命任务的“基本单位”和“中坚力量”，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发展质量是决定校园足球成败的关键一环，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评价的实质是以该校足球活动建设的过程状态和发展水平为依据，通过主客体评价，在动态中促进学校发展提高办学质量的管理过程[43]。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遴选工作始于2014年，相关研究成果在2017年前后逐渐见诸中国知网。从文献的数量构成来看，硕士学位论文占到绝大部分，少部分期刊论文。硕士论文中侯朝辉、黄平、刘俊娴等分别构建了针对不同省份(城市)的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评价体系[44-46]，2017年5月教育部印发了《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复核指标体系》，李玲等分别构建了以学校为施评单位的中小学校园足球工作综合评价指标体系[47]，并在随后的研究中进行了实证检验[48]。

4.2 关于校园足球某种能力的评价

梁伟、普鸿春构建了衡量某省(市)校园足球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体系、周兴生等构建了旨在提高校园足球抵御风险能力的绩效评价体系[49-51]。谭嘉辉等构建了旨在提高校园足球资源配置效率和降低运行成本的绩效评价体系[52]。

综上，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建设已走过5个年头，“存量学校”陆续进入内涵提升阶段，但相关文献依然沿用“督导评估”模式作指导，以规范办学行为为主要目的、以鉴定性的达标评价为主要功能，且存在区域不同而现状问题类似的同质化现象，反映出评价体系建设滞后、评价机制亟待改进、重复研究过多的缺点；对于校园足球其他方面的评价文献数量少，但学者的探索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不过也反映出学者“母学科”背景知识薄弱、研究视野不够开阔的缺陷；此类研究较宏观，评价体系的可操作性、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权威性难免受到质疑。

5 校园足球相关研究存在的问题

5.1 研究范围不够开阔

目前校园足球的研究范围主要涉及概念认识、机构改革、制度建设和特色学校能力提升等“显性的、国情性的”具体层面，对于“隐性的、内生性的”发展机制层面，诸如推动足球发展的根本动因和内在规律是什么，足球发展规律、民族性格与国家需要三者之间如何融合，青少年足球人才的成长规律与科学化训练等问题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看不见的“冰山”更要引起学者的重视。

5.2 理论建设相对滞后

纵观校园足球研究的发展轨迹呈现出以问题为导向的“补救性”特点，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理论建设滞后是原因之一。应尽快扭转这种发展方式向富有前瞻性的“计划-实施”策略转变，坚持理论先行、做好顶层设计。尽管校园足球只是一项教育内容，但要完成它的“角色定位”和“使命任务”需借助哲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知识，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作指导。

5.3 研究视角相对单一

理论成果匮乏的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视角单一。尽管足球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但关于足球和校园足球的研究者以体育学学科为背景者居多，博士层次的研究者普遍意识到这种学科的“局限性”，试图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或模型来弥补这种不足，但由于对被借鉴学科的知识缺少全面和精熟的把握，使得这种移植又难免生硬和机械，研究成果的权威性和说服性不强。

6 青少年校园足球未来的研究展望

6.1 坚持用理论创新引导发展实践

鉴于校园足球理论研究滞后，难以对发展实践提供有效智力支持的缺陷，应进一步明确理论创新的重要性。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要积极鼓励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引导研究者对校园足球隐性的、抽象的领域进行探索，注重从微观的、人性化的视角对最基层的学生、家长和从业者的研究，探索制约校园足球发展的“人”的“内在”因素，寻求破解之道，防止出现机构完善、制度健全的背景下，“人”出现不同程度的“怠工”现象。

6.2 注重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良性互动

2015年以来校园足球在机构改革、制度建设和资源配置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执行难”问题依然突出，如何实现理论研究与中国国情的良性互动是关键，足球“没有最好的技术，只有最适合的技术”，寻找最佳技术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设计—实施—反馈—调节”的循环过程，已有研究对“设计-实施”关注较多，而对“反馈-调节”的实践关注不足，建议研究重心有所调整。

7 结语

校园足球已进入良性发展的快车道，随着发展实践的持续深入推进，对理论建设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笔者在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指出研究的发展脉络、成绩与不足，希望能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参考，共同致力于中国足球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