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矛盾情结
——石黑一雄《别让我走》的后殖民意蕴管窥

黄莹莹，杜兴雨

(1.2.西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掀起一场后殖民主义研究热潮以来，身份认同问题一度雄踞西方文化理论界，“自我”与“他者”的概念常以二元对立的范式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一般来说，后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为彰显文化研究和人类科学等中心议题提供了契机。”[1]虽然后殖民主义思潮在20世纪中后期的文化研究阶段略显式微，但世界格局日趋全球化，跨文化、跨种族、跨范畴交际势在必然，加之霍米·巴巴等新派学者侧路进攻，试图重新建构并解读早期理论，后殖民领域的黄金时代又到来了。然而身份认同不仅仅是后殖民批评的宠儿，人类学理论也十分青睐于这一概念。“在人类学的族群研究中，‘族群’就是一种人类个体认识自我的整体意识——在西方族群话语体系中，族群始终是以一种‘他者’的面孔出现的，或纯粹的文化群体，或想象的共同体，或工具性利益共同体。”[2]个体身份的逻辑结构确认总建立在对其他客观实在参照的基础之上，由镜像反馈获取自我认知。

石黑一雄的第6部小说《别让我走》即从不可逾越的伦理禁区——克隆人的角度出发，跳脱出传统族裔作家拘泥于族群题材的僵化束缚，着眼国际主义话题，引发争议性十足的观照省思。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就《别让我走》多从伦理学、主题学、叙事学等角度切入文本进行了相应的解构分析，或是从法律边缘性、反乌托邦等理论出发看待克隆人的身份焦虑，鲜少有论者以霍米·巴巴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为基础进行的文学批评。“在‘后殖民’一词的名下，聚集着众多充满张力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话语。”[3]10在本文中，笔者将小说中的寄宿学校黑尔舍姆置于后殖民这一话语场下，探讨人类作为殖民者对于被殖民者——克隆人的“他者化”过程，据此审视“去中心”背景下人类蓄意构建文化身份行为、边缘他者的局限性，以期深化对特定族群寻求身份认同中所产生的矛盾情结认识，以及对“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之一——石黑一雄内蕴式写作景观的进一步解读。

二、作为“他者”的克隆人

《别让我走》中以凯茜为代表的克隆人自“诞生”以来便经历了一系列“他者化”待遇，怀揣着满腹疑问，生存在不知何时会将其推向捐献深渊的寄宿学校黑尔舍姆。如若最初那牵起克隆人万千思绪的“美好校园”是一个灌输他者身份的奠基过程，那么过渡时期的村舍及后来的金斯费尔德康复中心都在逐步强化克隆人的他者属性。他们生来就是人类的参照，一种被隔离在“第三空间”中的“异己”派生物。

仅从生理结构上看，作为人类基因复制品的克隆人被迫背负了与生俱来的责任——为身体机能劳损或是局部细胞坏死的人类提供健康的器官，这也是他们无法抗拒的命运所在。“……我们和监护人他们是不一样的，并且和外面的人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也许还知道，未来漫长的生活中，等待我们的便是捐献。”[4]63事实上，克隆人自身的生理性从属地位就先在地决定了他们不能合法享有独立生存的权利。“基因复制品”和“器官捐献体”成为了该群体的代名词。虽然起初他们与多数人类同龄人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机会，拥有对于“童年生活”的珍贵回忆，但从始至终他们都是遵循着既定的脚本步步前行。

“……在黑尔舍姆，监护人对待抽烟的事十分严厉。”[4]62这禁烟规定看似是校方的人性关怀举措，实则是克隆人群体被无情物化的真切展延。监护人们归根到底在乎的是这些捐献者的器官是否保持健康、免受尼古丁污染，即是否具备为买主们提供更优质服务的身体条件。“你们是……特别的。所以，要保持自身良好的状态，让自己的身体内部非常健康……”[4]63从生理层面反观克隆人的一生，自其问世至器官成熟，再自可用器官所剩无几至死亡，他们正是在不断被“他者化”的过程中丧失独立个体存在价值，最终走向被动捐献器官的悲惨命运。生而为他者，何谈主宰命运？

亦或是从社会中族群的共生属性入手，克隆人原是不可逾越的伦理禁区，必然面临来自社会主要群体的族群排斥以及蓄意边缘的危机。或出于恐惧等潜在心理，人类无法接受其高度仿真复制品与自己生存在同一空间之中，因此从一开始便将克隆人集中隔绝于主流社会之外的遥远乡村。在空间批评的视阈下，诸如《别让我走》的各类文学文本中的诸多场所和景观等空间便成为了一种蕴含多维文化信息的指涉系统[5]。空间的隔离象征着人类中心主义主导下的族群疏离，这不仅是人类为满足自我延寿需求的具体措施，更是为其稳固伦理中立站位的自我保护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诸多克隆人的姓氏都只是用一个字母来代替，一如凯茜·H、米奇·A、艾丽丝·F等。姓氏作为家族的印记，在大多数文化体系下都以其历史向面象征着个体的根源与归属。然而，“长久以来，人们宁可相信这些器官是无中生有而来的，或者最多也就是相信它们是在什么真空里培育出来的。”[4]241人类主观的回避恰恰印证了其作为“主者”的不知所措，甚至是愧疚难当。实际上，黑尔舍姆寄宿学校内部的显著疏离即社会环境的缩影，人类在面对着眼前这些终将被无情剥夺生命的他者时，无法坦然直视，故决绝孤立。于社会而言，克隆人的他者身份内蕴着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后殖民批评理论观中的核心要义之一：少数族(minoritarian)绝非因为数量上的绝对劣势而被边缘化对待，而症结在于权力上的绝对被动。

在“生理他者化”以及“社会他者化”的共同作用下，克隆人族群注定会被动让渡个体选择权，遵从集权统治者的命运安排。其实，“他者化”这个术语并非新兴产物，至少它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6]。在战争时期的殖民国家里，宗主国作为权利主导方享有绝对的话语权，恣意剥削殖民地的一切剩余价值。而在小说前期发展阶段，虽然作者石黑一雄努力建构一种看似“乌托邦”的微环境，为克隆人提供相对有话语权的童年生活，但正是在这样不断接受校方权威理念灌输的“殖民”过程中，始终作为“他者”的克隆人们不仅萌生了千姿百态的个体意识，随之而来的是其强烈的矛盾情结，自我挣扎、无法摆脱。迂回的征服策略在殖民扩张时期不失为一方良策，校方将器官服务意识篆刻在每个克隆人的心中，引导其主动付出，自愿捐献。在某种程度上，后期器官“验收”阶段的约束成本便获得了有效的缩减。

三、集权管理体系的规约

克隆人的童年时期都被主流社会隔离在遥远的寄宿学校黑尔舍姆中，接受统一的“教育”以及管理，哪怕是后期的村舍也没能够赋予他们绝对的自由权。业已形成的集权统治体系在跨时空维度上的同一性成功地规驯与约束了该边缘群体。无论是严禁克隆人做出有损健康器官的行为，还是始终对外界避而不谈的举措，这一切都以导向最终的“自愿捐献”为原则。

黑尔舍姆的集权化管理模式通过女主角凯茜的忆述就可以前后参照地感受到——“……但是在黑尔舍姆，我们几乎每周都要做身体检查”[4]12；“埃米莉小姐，我们的监护长……未经召唤就去见她很需要一些勇气”[4]36；“……我们还是不能真正明白她的那些训词。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的语言，‘不配享受特权’和‘机会的滥用’”[4]39。某种程度上来看，黑尔舍姆不仅仅是外化的监狱，而且是宏观意义上的后殖民话语场。校方权威作为殖民一方，自始至终占据绝对优势，制定游戏规则，强制“属下”的克隆人实施。

在《别让我走》书写的这场殖民较量之中，尽管最初克隆人的个体生存意义是由殖民者依靠集权管理体系日益建构起来的，但由于事态发展后期“混杂性(hybridization)”的在场，被殖民者的价值观发生了难以逆转的改变。起初，在巴赫金(M.Bakhtin)“复调”理论和混杂理论的影响下，巴巴引入“混杂性”这个概念意在表征政治对立或是不平等状态下的文化权威建构程度。但在理论发展过程中，巴巴将巴赫金的“混杂”置于后殖民主义话语场之中，强调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存在的第三空间，这种新型的过渡性存在不仅仅矛盾模糊、且交融杂糅。自“出生”起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疏离于主流社会的异质空间中，克隆人群体作为他者从被动接收话语方的规约逐渐坠入主动被驯服的深渊，这正是混杂性作用下的产物。

在他们的诸多成长阶段中，“被他者化”的情况都是真实存在的[6]。遵从内心却屡屡碰壁后，克隆人群体的潜意识初期症状(symptom)会在短时间内自发萌生，即——“我不能抽烟、必须保持身体健康、要服从于校方的管理、不听话就会被训斥或惩罚、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生活就是围绕着捐献展开的、不能离开学校去围栏外的地方看看……”“症状的来源经过分析可以知道是来自外界的各种印象，它们最初必定是显意识的，后来因为被遗忘而成为潜意识的。”[7]一如学校老师们总是对种种规定背后的缘由保持缄默，对学生避而不谈，学生起初试图追问，此时即是显意识阶段；奈何抗争无果，众人渐渐也接受了这来自权力主宰者的命运安排。正如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阿尔及利亚的籁乐一样，混杂本身并不仅包含单一的过程[8]，即克隆人群体本身对于既定命运的接受程度是在被动与主动之间来回切换的。

“至于症状的原因或趋势则常为内心的过程，最初可能是显意识的，但可能永远不会成为显意识的，而一直逗留在潜意识里。”[7]长此以往，潜意识不断沉淀，即构成了克隆人们的“个人无意识”，待克隆族群中绝大多数成员的“无意识”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集体无意识”应运而生，即——“不去问不该问的，完成监护人们交待的任务就好；也许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与我们无关；我们生来就是需要做捐献者的，每个人都一样。”在这样的精神殖民统治下，克隆人们在被驯化的初期阶段甘于屈从现状，或懒于改变，或难于抗争。但长此以往，现有的集权管理体系随着主体和他者差异的日益外化显露出难以弥合的弊端，克隆人开始思考“我究竟是谁，来自哪里？”

四、个体认知诉求的悬置

尽管克隆人作为人类的基因复制品存活于世，但作为“存在”本身，他们就具有其个性，此处强调个体属性而非个体性格。前者较后者而言，所指涵盖范围更广，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哪怕在如今高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克隆人是否具有真情实感也难以用客观的数据衡量，换言之，就算其可被发掘，又如何证明这样的情感是源自克隆人本身而非其基因源——人类呢？在石黑一雄的小说中，他以独特的叙事策略将克隆人群体疏离于异质空间中，鲜少有人类参与，克隆人的买主也未曾以清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视野中。每个克隆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经历及情感，个体性就产生了，随之而来的是自我认知的需求。不仅是人类作为“主者”，需要通过构建“他者”来镜像确认自己的存在；作为“他者”的克隆人也需要反复探究来核实自己的真实处境。

首先，小说中的克隆人要像“真正的人类”一样追求个性，关注个体感受。从小生活在黑尔舍姆，克隆人群体早已适应了人类为其制定的游戏规则，也许一开始会历经抗拒的阶段，但后来这种本能的抵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混杂性”的在场逐渐转化为主动的接受。在巴巴看来，这样的殖民关系是含糊不清的、是矛盾的、亦是混杂的——“……被殖民主体从来就不是简单地、完全地与殖民者对立的。它不是将某些被殖民者设定为共谋的而另外一些被殖民者则是抵抗的，反而认为共谋和抵抗共存于殖民主体内一种摇摆不定的关系中。”[9]101这样的权威结构中，策略上总会存在模糊性与矛盾状态[10]，这样的矛盾状态混淆了殖民与被殖民关系，克隆人们开始会无意识地“模拟(mimicry)”人类的行为，树立个性标签。“作为后殖民批评关键术语之一的英文单词‘mimicry’，在汉语学界有很多译法，如模仿、戏仿、戏拟、戏谑、学舌、翻易、拟仿等，在文本中一般通称‘模拟’。”[9]106在巴巴的定义中，“模拟”一词用以描述殖民者与被殖民之间的混杂关系，殖民权威方采取强制方式使被殖民主体接受所谓的“正确价值理念”，这即由风俗文化或是制度体系等基本要素组成。以黑尔舍姆为代表的校方话语施为场域正是在着力预设一套认知同构的完整制度体系，以期从多方位出发约束被殖民者的日常行为。

一如在克隆人们的童年时期，校方允许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收藏品。大家会把从拍卖会上得来的宝贝“财产”收集起来，小心翼翼地放在木箱内，收藏于床下，期待着哪天被夫人挑走。这样的求胜心理就是追求个性的具体表征。再如抵达相对开放并且“成人化”村舍后，凯茜也开始对性爱蠢蠢欲动，这或许并不是源自她的本能冲动，而是“在观察露丝和汤米一段时间以后，我相当好奇，想亲自尝试一下”[4]102。仅看到此，或许以为好奇使然。但凯茜在后面同露丝倾诉时，明确答道那就是她生理上的原始欲望，这和每个健全的“人类”所拥有的感受竟是一样的。此即石黑一雄的匠心独运，小说全文并未依靠描述克隆人器官移植过程中残忍的画面或是半点血腥来博得受众同情，仅凭借对人物形象的高度“类人化”塑造，这一目的就达到了。每个克隆人都是被当做独立的个体对待，有性格、有情绪，可他们却偏偏摆脱不了被移除身体核心器官的命运。

然而，对于殖民主体来说，这种全方位的、却并不完全准确到位的模仿是具有威胁性的[11]86，因为在这一模拟进程中的任意阶段，被殖民者都有可能建立自己的认知体系，时刻准备着推翻殖民现状。如西方文明自古信奉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观念，但倘若被殖民者全盘“模拟”了这种价值体系，那所谓的正义又由什么来维护呢？由是观之，缘何整个黑尔舍姆起初并没有监护人敢于站出来澄清克隆人的身份事实自不待言。因此，模糊的“模拟”本身即讽刺、即嘲弄，揭露出殖民控制活动中强烈的不确定性，或称不可控性。在巴巴看来，这种模拟行为本身就是建立在矛盾状态(ambivalence)基础之上的[12]。在英文中，“ambivalence”一词通常指的是一种正反感情并存的摇摆状态，此外作为精神分析学术语，该词又延伸为意指个体同时产生排斥和接纳的心里状态，或译作“矛盾情绪、矛盾情结、矛盾性、模糊性、暧昧等”，后被巴巴应用于后殖民领域。后文笔者将克隆人的这种“ambivalence”定义为“矛盾情结”。

“巴巴所指的矛盾状态暗示道，殖民话语其实是建立于焦虑之上，而在这一张力结构中，殖民权力本身也受制于一种冲突过程的后果，也就是说，殖民权利也不是绝对的权威和强势，被殖民者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受害者，在他们的关系中，存在着某种模模糊糊的矛盾状态，而通过不断的文化商讨和交流，总会产生某种对抗和抵制的可能性。”[9]100《别让我走》中克隆人的心理活动即呈现出上述的非典型、非二元对立的状态，这在消解了校方殖民权威的基础上也派生出了其自身无法弥合的矛盾情结。

其次，就是身份认同(identity)问题。广义上讲，身份认同包含两层含义：即身份和认同，是两者的统一。在后殖民语境中，该问题的关注点较一般情形而言有所侧重。在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看来，“普遍性权力关系语境中的认同构建分为三类：‘合法性认同’(legitimizing identity)、‘抗拒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和‘规划性认同’(project identity)。”[3]15或许是出于克隆人问题总在伦理边缘徘徊的原因，小说关于“合法性认同”层面的构建未曾涉及，“抗拒性认同”层面有所覆盖，但更具有指涉意义的部分是克隆人群体自我“规划性认同”的建构。他们在与世隔绝的异质空间中摸索前行，试图在不断通过外界环境反馈自我形象的过程中诉诸身份认同。

一如克隆人在黑尔舍姆的最后一年的那场体育馆棒球赛活动中，露西小姐作为唯一在场的监护人凝重地向众人泼了盆现实的冷水，似乎告知了眼前那群15岁少年的命运，又似未告知，起码这在克隆人心中埋下了疑问的种子——“我们究竟是谁？摆在我们面前的到底是什么？”此后，大家会拿这件事当做玩笑来讲，但当成熟以后，“它不再是尴尬和令人窘困，而只是阴郁和沉重。”[4]80以凯茜为代表的克隆人群体开始面临“身份危机”，他们被告知在他们之中，不会有人成为电影明星，也没有人能够去美国，未来是不会实现梦想的等等。他们不知道自己除了捐献器官外到底有什么作用，开始对于来自外界的传言草木皆兵，试图找到自己的那个“原型”。

在集权式管理的规驯与约束下，克隆人起初由被动接受殖民话语方安排到主动选择相信命运；但在寻求身份认同的险途中，众人又惴惴不安，试图拨开迷雾、找到真相。正是在这样混杂不清的纠葛中，每一位拥有个体属性的“他者”都产生了相似的“矛盾情结”，无法抵制与反抗殖民者的体系化统治。

五、结语

《别让我走》作为石黑一雄迄今仅有的一部科幻题材小说，族裔性特征趋于淡化，国际主义色彩不断升华，内涵普适、受众广泛。作品中通过塑造一批“有灵魂的”克隆人来挑战伦理边界，引发读者的广泛关注，后殖民语境下殖民话语方与被殖民话语方的非典型对立关系回归公众视线，在“无意识”的作用下，或出于个人、或源于集体，“他者”的“矛盾情结”恣意生长，无尽的身心折磨清晰可辨。“尊重人的自由、自主性、自决权这项基本原则，并没有在崭新的科技时代出现什么发展变化，科技时代本身也没有资格与能力使这项原则发生更新。”[13]此外，“夸大某些少数群体相异性的倾向会导致一种本质主义思想大行其道。”[14]作者以其意寓尤繁的小说叙事形式唤醒科技时代新读者的文化反思能力，试图消解传统二元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格局，呼吁人们在失衡的社会结构中寻找可持续发展的平衡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