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四家子城址考古工作与再认识

梁会丽

内容提要：城四家子城址为一处规模较大的辽金时期古城遗址，2013～2016年进行了考古调查及发掘。通过对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对城址的结构布局、年代及属性、社会发展状况等均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城四家子城址位于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德顺蒙古族乡。自从1933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对城四家子城址进行考古调查并确认其为一处辽金时期城址1［日］鸟居龙藏著，陈念本译：《满蒙古迹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51页。以来，先后有众多辽金史学研究者到该城址进行实地探访和考察，通过城址规模判断这是一处州城级别的城址。因实证材料的欠缺，对城址的结构布局、属性及兴衰过程等均难以有进一步的认识，使得对该城址的研究工作长期处于瓶颈状态。

2013～2016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四家子城址开展了主动性考古工作，通过地面踏查、人工钻探、物理勘探等调查手段结合考古发掘，对城内外相关遗存的分布情况以及性质、功能等均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2参见梁会丽：《城四家子城址的考古工作与认识》，《北方文物》2019年第4期。。

本文在《城四家子城址的考古工作与认识》一文研究的基础上，对学界比较关注的内容做进一步补充和说明，旨在为历史研究者提供更加翔实可靠的考古新资料，并将笔者对城四家子城址的学术认识和研究做一阶段性总结，以飨学界。

一、城址结构布局的认识

（一）城址平面结构及防御设施

城四家子城址紧邻洮儿河河道东岸，城墙及城门位置地表即可见。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中，曾对该城址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绘制了城址平面图，测量了城址的方向、各条城墙的残存长度及复原周长，并标示出了城门、马面及角楼的位置，以及其与洮儿河的位置关系3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洮安县文物志》，内部资料，1982年，第36页。。受技术条件所限，当时的测绘工作并不精确，加之洮儿河近年不断侵蚀，造成城墙现状及其与洮儿河的位置关系发生了些许变化。2015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四家子城址现存城墙、城门、护城壕及马面等遗迹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精确测量，得以了解城址的准确形貌特征和保存现状（图1；图版四，1）。

图1 城四家子城址平面图

城四家子城址为单重城墙的长方形城址，东墙长1332米，南墙被割裂成多段，现存长度共计759米，西墙残存长度共计357米，北墙残长1218米。四面各有一带有瓮城的门，其中，南、北二门位于墙体中部略偏东处，东、西二门则位于偏南部接近南城墙处。

城址西城墙的中段和北段以及城墙西南角、西北角已被河水冲没，仅存西城门及其南北两侧很短的几段折尺形城墙，残存高度3～5米。南城墙东段保存较好，墙高3米左右，中部有一豁口，有现代村路由此通过，西段坐落着现代村落，城墙几乎被村民取土建房破坏殆尽，仅在个别农户家院中残存零星小段。东城墙保存较完整，残存高度1～3米，东南角和东北角各有一因开辟村路而形成的豁口，城墙顶部近年被村民用作道路，对墙体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北城墙保存状况最好，残存高度3～7米，西端被河水冲蚀残断，与一条南北向的现代防洪堤坝相接。西段中部有一豁口，贯通一条南北向村路。

北城墙、东城墙和南城墙上均有大小不等的马面，并且间距也有所不同，应为非同一时期营建所致。这些马面中，有些不同于其他城址所见的仅外凸于城墙，而是有内侧凸出于城墙的情况，被一些学者称为“内马面”，修筑此种马面的目的可能有二：一是增加马面的整体面积，提高驻军数量和物资储备；二是有可能在马面内侧修筑斜坡马道，方便输送兵力。据《洮安县文物志》记载，该城址四角建有外凸的角楼，但在工作人员的调查和试掘中，并未在相应位置发现角楼迹象。目前城址仅存的东北角和东南角受现代破坏极为严重，不仅被人为开辟的村路挖去很大一部分，还在历次抗洪抢险中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对墙角进行的解剖发掘，并未发现台基遗迹，地面可见的疑似角楼的凸出平台，实为近年抗洪期间垒砌。因此，对于该城址是否存在角楼，难以确定。

城墙外侧有两条平行的护城壕围绕整个城址，因被淤沙覆盖，加之村民长年的耕作行为，地表已不得见，仅能在局部区域看到断断续续的黑土带。对北城墙和东城墙处的内侧护城壕进行了局部钻探，了解到壕沟宽度在9～13米，残深2～3.8米。城门外的护城壕被瓮城墙体叠压，可见瓮城的修建与城墙并不同步。

值得一提的是，城四家子城址并非四角呈90°的规整矩形城址。通过实测了解到，城址平面大致呈南北向的平行四边形，东北角和西南角84°，东南角和西北角96°，整个城址方向158°。除此之外，西城墙的南部向西凸出，并形成多处转折，这部分城墙不仅是从平面上看与城址整体形貌格格不入，并且，该段城墙上未发现一处马面，对这段城墙的解剖结果也表明其与其他部位的城墙当不是同时期所见，存在早晚关系。

目前，此段城墙因遭破坏严重，残留部分断断续续，能确定有两处转折，形成了四个折角，西城门处于自北向南的第二个转折处，即第二和第三折角间的这段城墙中。20世纪60年代，李健才先生曾对城四家子城址进行调查，并绘制了平面图4李健才：《洮安城四家子古城调查简记》，《博物馆研究》1987年第2期。，该平面图中显示城四家子城址的此段城墙有五个折角，表现出了更为复杂的平面结构，在60年代的卫星图片中，也可隐隐看到这第五个折角的存在。遗憾的是，此处现已被洮儿河水吞噬。

（二）城内外布局情况

对城内布局的探索，主要通过地面踏查结合考古勘探的方法。

经人工钻探，确认了该城址为“十”字形格局，四座城门间由主干道路连接。由于四面城墙各门均不居中，故造成两条轴线不居中，交点偏离城址的中心位置。纵向轴线略微偏东，横向轴线则处于城内南部约三分之一处。两条轴线的交点处有一高埠，是城内地表可见的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建筑基址（图版四，2）。该建筑北侧连带多个面积和高度自南向北依次递减的中小型台基，从其规模及所处位置看，应当是城内地位最高的建筑。

此外，在城内其他区域还发现数处相对独立的建筑群，从地表显现形制初步判断，其中既有大型的四合院式建筑，也有多重进深的“高门大户”，这些建筑群自身多呈南北向中轴对称结构，规模不等，主要分布在城内西北部和南北向主干道路之上，从地表散布的高等级砖瓦构件判断，多数应为官方营建，具有特定的行政职能。在这些大型组建筑周边，还有一些小型功能性建筑基址，如佛教建筑等。

通过对地表遗物的采集和梳理，了解到城内还零散分布有冶炼遗址、制骨作坊、制玉作坊、窑址等，这些手工业遗存分布上无明显规律，但较多地存在于城内东部。

城内南部是一片地势平缓的区域，鲜少见到明显凸起于地面的“土包”。在对南部正中约28000平方米范围的物理勘探结果显示，此处存在成排的房屋建筑和规整的路网，但功能暂不明确。

城址西南角因其特殊的平面形制而备受关注，推测此处可能存在码头，用于仓储和水路运输。目前虽因河水冲蚀无法找到存在码头的考古学直接证据，但从城址与洮儿河的相对位置来看，城址在规划阶段是有充分考虑到对水资源的充分利用的，西城门的选址很可能就是为了更便捷地开拓水路交通。

主干道路两侧有多处分支，穿梭于各建筑基址外围，相互连通，形成完整的交通网络。通过解剖，发现这些道路尤其主干道路垫土层的厚度和层数均较大，说明沿用时间很长，也证明城内的主要格局由辽至金几无重大变化。道路附近往往发现有排水沟，这些沟大多位于道路一侧或两侧，与道路走势相同，如影随形。排水沟亦随着道路的垫高，沟口不断抬升，可见这些排水设施是在城址始建阶段就与道路一同规划好的，并长期沿用，未做大的调整，这也体现了城四家子城址排水系统的完善和筑城理念的成熟。通过考古钻探和局部的探沟发掘，在城墙内侧也发现有紧邻城墙的道路和排水沟，此处的沟很可能用于汇聚城内的大小水流，再集中排出城外。该城地虽较为平缓，但从地形测绘数据亦可看出，地表还是存在一定的海拔高差。如工作人员在城内北部和西北部地势较为低平处的测点高程多在150～152米，在城内南部地势较为低平处的测点高程则多在148～151米，可见这座城址整体当为北高南低，落差在1～2米。由此可判断该城址内排水系统整体应是由北向南将水排出城外。

对于城外，通过地面踏查，了解到城址周边附属区域的功能划分情况：城址北部为墓葬区，经发掘确认以中小型砖室墓为主，偶见带有壁画的级别稍高的墓葬，时代上辽金皆有且相互混杂；东部和南部为关厢区，主要为平民百姓的生活场所，其间夹有小规模建筑址，推测为佛教寺庙。在城外南、北两端均发现砖瓦窑址，但未见其他手工业遗迹，可见城内外手工业遗存是有明确分工的——城内手工业主要为商品加工行业，不仅用于自给自足，还可能用于对外商业贸易，将这些从业场所置于城内应当是便于官方进行“出口”管控，而仅见于城外的砖瓦窑，应当是官方操控的临时性营业场所，仅在有营造需求时提供产品，不用于日常买卖。辽金时期，砖瓦等建筑材料基本只用于官方建筑，鲜少为普通百姓提供，史料有“甄官署……掌劖石及埏埴之事”5《金史》卷55《百官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1287页。的记载，也证明建筑所用之料，由官方的专门机构置备。

二、城址年代及定性

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发掘，笔者曾确认城四家子城址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6梁会丽：《城四家子城址的考古工作与认识》，《北方文物》2019年第4期。，现就这四个阶段做一补充。第一阶段为辽代中晚期，是城址的始建阶段和第一个繁盛期，城内的基本格局及大型建筑基本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这一阶段的出土遗物也以砖瓦等建筑遗存为主，瓷器种类相对较少，但具有典型辽代特征的篦齿纹陶器大量存在。第二阶段处于金代早期，大型建筑台基在该时段遭到荒废，形成的地层未见太多人工痕迹。第三阶段大致在金代中期前后，是该城址的第二个繁盛期，城内的基本格局仍然沿袭前代，未有太大变化，但部分单体建筑得以重修或重建。此阶段发掘出土的日用陶器，卷沿及半卷沿、器表磨光、砑光暗纹装饰等特征，亦体现了金代早中期的陶器风格。第四阶段处于明代末期甚至更晚，证据来自城内土坑墓葬的发现，此阶段城内很多高埠上都可见这种结构简单、随葬品贫乏的平民墓葬，表明这一时期城址已荒废，无人管理导致乱坟林立，可能已不再有人居住。

关于城四家子城址的属性，研究者们根据城址的规模及出土文物级别，一致认为是一座州城遗址。对于具体州名的考订，学术界曾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其中以“泰州说”7张柏忠：《金代泰州、肇州考》，《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4期；张英：《出河店与鸭子河北》，《北方文物》1992年第1期；孙秀仁：《关于金长城（界壕边堡）的研究与相关问题》，《北方文物》2007年第2期。和“长春州说”8李健才：《关于金代泰州、肇州地理位置的再探讨》，《北方文物》1996年第1期；陈相伟：《吉林省辽金考古综述》，《北方文物》1995年第4期。最具代表。

近些年对同样存在定性争议的州城级别城址前郭塔虎城9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前郭塔虎城——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7年。、泰来塔子城10塔子城于2014年进行小规模考古发掘，资料尚未发表。等的考古工作，为城四家子城址的定性提供了间接证据。如塔子城早在1956年发现有辽代大安七年刻石11田华：《关于辽“大安七年”刻石的几点考证》，《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3期。，为推断其始建年代为辽代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排除了其为金代始建的肇州的可能。塔虎城在2000年进行的考古发掘，总发掘面积6000余平方米，且所做大量工作均围绕城内重要区域——中轴线开展，但发掘所获材料却未见典型的辽代遗存，而是以金元时期尤其金代遗存为大宗，可见始建时间很可能是在金代，排除了其是辽代长春州的可能。

《城四家子城址的考古工作与认识》一文中曾提到，白城市博物馆于2007年征集到一件出自城四家子城址的刻字青砖12宋德辉：《城四家子古城为辽代长春州金代新泰州》，《北方文物》2009年第2期。，为证明城四家子城址为金代新泰州提供了证据。但因非考古发掘出土，其佐证价值大打折扣。

近几年的考古发掘工作，我们通过明确的层位关系和具有确切出土地点的遗物，为城四家子城址为辽代长春州、金代新泰州的观点提供了可靠依据。

辽中期方州城发展达到繁盛，近一半的方州在此时建立13项春松：《辽代历史与考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4页。。史料记载长春州“兴宗重熙八年置”14《辽史》卷37《地理志一》，中华书局，2017年，第503页。。《金史》载辽长春州“天德二年降为县，隶肇州。承安三年来属”15《金史》卷24《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563页。。明确了长春州自辽至金代中期期间，营建时间和地位变化、行政级别起伏的过程。在对城四家子城址的考古发掘中，了解到城内遗存最为丰富的文化层所属时段正是辽代晚期和金代中期两个阶段，城内一些重要的建筑物也多是在这两个时段营修或复建的，这与史料记载的长春州的始建和“复置新泰州”时间相符，而夹于期间的第二阶段，正是金灭辽后将长春州降格为长春县的时期，这个阶段的城四家子城址经过战乱百废待兴，但因地位有所下降，城市建设方面并未得到当局重视，因此该阶段城内不见大规模的营建行为，手工业的发展也略显停滞。明代中期以后城址遭废弃，人民南迁，使得此处逐渐荒凉，也与考古发现相印证。

三、社会发展状况

《辽史》记载长春州“本鸭子河春猎之地”16《辽史》卷37《地理志一》，中华书局，2017年，第503页。。这里曾是辽代圣宗、兴宗、道宗、天祚帝四代皇帝春季捺钵的主要地点，有学者考证了辽代皇帝春捺钵的路线，提出圣宗太平二年直至辽末这段时间，基本以长春州为圆心，围绕其进行捺钵17梁维：《辽代春捺钵路线考论》，《史学集刊》2019年第3期。。近年来在对吉林乾安“春捺钵”遗址群的考古发掘中得到了证实18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乾安县辽金春捺钵遗址群后鸣字区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考古》2017年第6期。。金代章宗承安三年，此城被改设为泰州，即学术界所谓“新泰州”，遂成为金代的国防重镇。元朝先后在此处设立泰宁卫和泰宁府，明朝设泰宁卫指挥司，直至明代中期随着兀良哈三卫的南移，城四家子城址失去了以往的军事价值而遭废弃。在辽金元及明初的四百年间里，城四家子城址一直是东北地区西部辽金元三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所在。

长春州地处上京道东北部，与东京道相邻，是连接上京道与东京道以及辽东北部地区的桥梁。出于政治形势与军事战略部署考虑，辽圣宗年间将春捺钵地点改在长春州境内，此后一直作为辽代皇帝春猎和处理军国大政的一处重要地点，成为辽朝后期的政治中心所在地之一。长春州亦是辽道宗年间设立的东北路统军司的行政机构所在地，这也体现了当时长春州在军事防御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从城四家子城址的形制可知，这是一处极为重视军事防御功能的城址，城墙墙体修筑较高且宽，至今，保存最好的部分仍可达7米之高，这在现存辽代州城遗址中是不多见的，城墙上马面分布异常密集，从马面间距不等的情况，可看出有在使用过程中增筑的情况。从对城墙的解剖中可见，城墙本体经历了频繁的维修和加筑，可见统治阶层对该城防御性能的重视。城址紧邻洮儿河，并在后期于城址西南角邻近河岸处修建专门的区域，也应是以开通和加强利用水路交通为目的，加强城址的物资和兵力供应能力。

2013～2014年，考古工作人员针对城四家子城址的主要工作是对处于城内中轴线上的一处建筑址进行发掘，发掘出土的大量辽金时期的建筑瓦件，体现了这座建筑的级别之高。出土的金代黄绿釉屋顶建筑饰件，带有龙纹图案的瓦当和鸱尾等（图版四，5、6），充分证明其是一处等级极高的官方建筑19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白城城四家子城址建筑台基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9期。。此外，在城内的多处地点地表也采集到了同类瓦件，可见这种级别的建筑在城内并不在少数，该城址在金代的政治地位不言而喻。

作为辽金时期在东北地区营建规模最大，政治、军事地位最为重要的州城之一，长春州的经济发展亦不容小觑。这主要体现在城市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方面。城内出土的遗物极为丰富，除大量用于建筑的砖瓦类构件外，还见有大量陶瓷器、铁器、铜器、骨器、玉器、钱币等。2015～2016年，对城内西北部一处窑址进行了发掘，清理陶窑两座，出土了大量由该窑烧出的陶器。从器类来看，此窑址专门用于烧造瓮、罐、盆等大型容器，供给城内外居民日用所需，经营时间大致始于金代早中期直至金代晚期。通过考古调查，了解到城内及周边还存在砖瓦窑以及冶铁遗址、制骨作坊、玉石器加工作坊等20赵里萌、孟庆旭、梁会丽等：《记城四家子古城流散文物》，《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23页。，说明这些产品也大多为本地制作，显示了该城址发达的手工业技术水平。城市贸易的发达也在考古发现中有所体现。以瓷器为例，城内通过调查及发掘所见的瓷器种类极为丰富，从窑口看，不仅有缸瓦窑、冮官窑等东北本地的窑口产品，还有较多精美的定窑白瓷，以及龙泉窑、建窑、龙泉务窑、耀州窑等国内各大名窑的产品。此外，琉璃器、玉料以及煤精石、青金石等文物的发现，体现了长春州对外贸易的发达和对商品资源控制力的强大，证明城四家子城址至少在辽金时期是一处商品贸易极为繁盛的城市。

通过考古工作，还在该城址内外发现大量佛教遗存，包括寺院遗址和宗教用品。如2013～2014年发掘的建筑台基，在辽代时即为一处佛教寺院，该寺院处于城址南北向中轴线上，其地位可见一斑，主体建筑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出土的绿釉筒瓦以及兽头建筑饰件亦足以体现佛教在辽代地位之高。该寺院建筑废墟中出土的瓦件上发现有墨书文字（图版四，3、4）21梁会丽：《城四家子城址出土文字瓦初步研究》，《文物》2020年第4期。，记载了大安年间不同阶层的“施主”施瓦建寺的出资情况。这些有记录的捐款者有的是具有一定头衔的政府官员，有的则只是普通百姓，可见，这种奉佛行为是由政府发起，官民共同参与的佛事活动。辽代的佛教社邑组织极为活跃，参与人员有官有民，以及僧俗，包含不同民族的不同阶层22孙昌武：《北方民族与佛教：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中华书局，2015年，第285页。，这在城四家子城址中得到了印证。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捐献记录中，发现有来自宁江州地方官员的“施瓦”记录，说明城四家子城址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处于地方中心地位，在宗教方面也具有相当大的引领作用，当是东北地区佛事活动的中心地所在。辽代社会上至皇帝、贵族、官僚，下至平民百姓都对佛教有着非常虔诚的信仰，导致这一时期的佛教建筑和僧尼数量大增，佛教前所未有的平民化。《辽史》记载“（咸雍八年）三月癸卯，有司奏春、泰、宁江三州三千余人愿为僧尼，受具足戒，许之”23《辽史》卷23《道宗纪三》，中华书局，2017年，第311页。，便是当地佛教盛行的真实写照。尤其到了辽代晚期，国力虽然衰微，统治者依然大兴佛事，将国家命运寄托于佛祖的庇佑。城四家子城址发掘的这座佛寺遗址，即为辽道宗年间所修。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城内外佛教建筑密集，这些建筑大多为辽代始建，在金代得以沿用，可见城内佛教信徒众多，以及人们对佛教信仰的虔诚度与持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