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苏联首访记(下)

2020-05-03 06:19孟昭庚
湘潮(上半月) 2020年3期
关键词:斯大林条约苏联

★孟昭庚

(接上期)

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印度政府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缅甸政府要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也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印、缅是两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民族主义国家,英国则是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新的国际动向,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斯大林不得不认真对待毛泽东和中国政府的要求。斯大林几次派莫洛托夫来到别墅看望毛泽东,意在摸底。

1950年1月2日晚8点,斯大林又一次指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别墅来和毛泽东谈话,询问毛泽东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项的意见。

毛泽东讲了三点意见:

(甲)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到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

(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当局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笔者注:这是指1945年抗战胜利初期,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

(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如果按乙、丙两个方案做,周恩来可以不来。

莫洛托夫马上说:“甲项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

毛泽东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

莫洛托夫说:“是的。”

在莫洛托夫、米高扬走后,毛泽东于晚11时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中苏谈判时,毛泽东不愿意与斯大林面对面,可能是因为谈判条约毕竟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国务活动,条约中的每项条款都会牵扯到双方国家的具体利益,如果各执己见,又是在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那就没有回旋余地了,所以毛泽东执意要周恩来来莫斯科。这不能不说,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所虑要高出斯大林一筹——毛泽东给双方都留下了余地。

当毛泽东得知周恩来1950年1月10日从北京启程赴苏的确切日期后,就准备外出参观。1月13日,中苏联合发表了一份公报,公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友好条约已在商谈之中……”公报引起了国际舆论的轰动和关注。这份公报的发表是按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意思办理的。毛泽东在公报发表的第二天,便前往列宁格勒参观访问去了。

1月的列宁格勒天气很冷。1月15日,毛泽东在王稼祥、陈伯达等陪同下抵达列宁格勒,在火车站受到当地领导的隆重迎接。当地领导请毛泽东去斯莫尔尼宫休息,但是毛泽东要直奔波罗的海芬兰湾。

波罗的海一到冬季,大海沿岸全结了冰,连成一片,分不清陆地与海洋的界限。毛泽东来到宽阔的冰面上,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迈着潇洒而轻快的步伐走了起来。他举目眺望,满怀激情地说:“这里真是千里冰封啊!”

在列宁格勒期间,毛泽东应邀参观了一些工厂和部分著名的历史遗迹。在列宁格勒郊区,毛泽东参观了保留下来的卫国战争时期的防御工事及战场残迹。军区的一位上校参谋向毛泽东介绍了当年战斗的情况。

毛泽东还参观了十月革命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

晚上,毛泽东到基洛夫歌舞剧院观看了列别杰娃主演的芭蕾舞《巴亚捷尔卡》。

毛泽东尽管天天都在进行既定的访问和参观,但心里始终在计算着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的时间。

1月17日,毛泽东一行从列宁格勒返回莫斯科,第二天上午就接到了周恩来从赴莫斯科途中的苏联境内打来的电话。因为线路问题,通话质量不高,毛泽东请周恩来到下一站后再次通话。

周恩来行至斯维德洛夫斯克时又打来了电话。这次通话的效果很好,毛泽东与周恩来在电话中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把几乎所有的实质性任务都交给了这位杰出的助手。他对周恩来的外交才干深信不疑。

毛泽东和斯大林在一起(油画)

1950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有伍修权(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兼苏联东欧司司长)、李富春(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叶季壮(时任中央贸易部部长)、吕东(时任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张化东(时任东北贸易部副部长)、赖亚力(时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等。后来,代表团成员又增加了赛福鼎、邓力群、马寒冰。

在莫斯科车站广场,苏方为周恩来一行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周恩来在车站广场发表演说:“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

由于事先已有充分准备,在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即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便与斯大林举行了会谈。会谈时,维辛斯基、李富春、王稼祥等在座。

毛泽东首先发言,阐述了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的观点。

斯大林同意这一观点,并谈了签订同盟条约问题、中长铁路问题、旅顺口问题及大连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毛泽东提议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

斯大林说:“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问题可以不管它。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期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

毛泽东同意前一个办法。

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还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并居留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涉及中国内政,一时间谈话显得有些冷场。

片刻后,周恩来反问斯大林:“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

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他说明他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中国东北、新疆活动。但斯大林提出这样的问题,明显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引起中方的不愉快是理所当然的。

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问题,斯大林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既不符合中苏友好的原则,又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这些条件中,对苏联专家待遇要求过高(后来连专家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还规定苏联专家在中国犯了错误,中方不能处理,而应交由苏方审理和处理。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沿袭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外交往方面所执行的方针、政策,同时也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

在1月23日会谈时,毛泽东、斯大林决定委托周恩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罗申开始就中苏友好条约和协定的具体内容进行磋商。有时,斯大林和毛泽东也参加会谈。

在协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周恩来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苏联方面把这次会谈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

条约的原称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改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对周恩来提议加上的“互助”二字十分满意,他认为这两个字“加得很合适”。

开始,苏方按周恩来的基本思想和大体要求,写了一个草案给中方看。周恩来看后说:“不对,我说得很多,草案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他把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

于是,周恩来花了整整两天多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由师哲把它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修改。苏方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

1950年2月8日,是所有的条约与协定开始拟定之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又一次拜访了斯大林。由于条约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这次会谈谈得十分投机,斯大林用最好的酒菜招待了毛泽东和周恩来。

斯大林和毛泽东、周恩来边吃边谈着,当他了解到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著述丰富时,便认真地想了想,严肃地说:“毛泽东同志,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我建议你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文章文件尽快整理出来,编辑出版,这是大事情。”毛泽东点点头,回答:“我也在考虑办这件事情,如果斯大林同志能支持这件事,我将十分感谢。”

“你需要哪方面帮助?”斯大林手上的烟斗转动了一下,神色很认真。

“如果能派一位理论上强一点,精通马列主义哲学的同志帮助我们就太好了。”

“唔。”斯大林沉吟了好一阵,“我马上派尤金同志去帮助你,他是位哲学专家。”斯大林握着烟斗的手挥动着。

“那太谢谢您了,斯大林同志。”毛泽东看了一眼显得有些得意的斯大林,提出了一个新的话题,“斯大林同志,在条约签字以后,我们准备举行一个招待会。”

“当然。”斯大林点了点头。

“但是不在我现在下榻的克里姆林宫,而是在另外的地方,比如在大都会饭店。”毛泽东明确地告诉斯大林。

“为什么不在克里姆林宫呢?”斯大林显得不解。

“斯大林同志,您要明白,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主权国家来说不完全合适……”毛泽东的语气很平和。

斯大林沉思片刻,抬起头来说:“是的,可是我从来没有出席过在外边饭店或是外国使馆举行的宴会,从来没有过。”他强调这一点,显然是在向毛泽东施加压力。

毛泽东没有理会斯大林的态度,坚持说:“斯大林同志,我们的宴会要是没有您出席,这恐怕是很难想象的……”“我们请您,殷切地请您务必参加。”

谈话停顿了下来,斯大林像在考虑什么,而毛泽东则冷静地看着他,等待着他的答复。

“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您是这样希望的,让我考虑考虑……”斯大林终于作了让步的表示。看来,他准备打破自己一直恪守的原则了,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面前这位高大健壮的中国领袖,对他来说是一位非常不一般的盟友。

1950年2月14日上午,中苏双方在克里姆林宫正式举行隆重庄严的条约签订仪式。中国方面出席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苏联方面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斯洛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葛罗米柯、罗申等。

中国政府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与苏联政府外长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了字。互换文本后,两人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同时,中苏两国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后一个协定规定苏联将提供三亿美元的贷款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

签字仪式结束后,在全体人员合影前,毛泽东和斯大林又交谈了几句,互致祝贺与问候。合影时,由于斯大林比毛泽东矮,在摄影师开拍的前一刻,他很机智地向前挪了半步。这样,在第二天见报的照片中,斯大林和毛泽东“平肩”出现在了全世界面前。

1950年2月14日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以大使夫妇的名义,将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大都会饭店的宴会厅全部包下来,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举办访苏结束的告别、答谢宴会的场所。

晚上8点30分之后,中国东道主和请来的客人们都陆续来到了宴会大厅。整整的一层楼都成了中国东道主接待客人的场所。参加宴会的有500多人,宴会大厅里到处都是笑脸和热情的话语声,气氛热烈而隆重。

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夫妇、李富春亲自在门口迎接客人。晚9时许,一队长长的高级轿车在饭店前停了下来,斯大林带领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走下了汽车,前来赴宴了。当前厅大门打开,斯大林威严而颇有风度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时,大厅里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斯大林万岁”的欢呼声,直到毛泽东陪斯大林穿过大厅就座后才停息。

宴会开始,周恩来致祝酒词。他说,我们两国所签署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使中国人民不会感到自己孤立,而且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中苏友谊要世世代代传下去,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中国要向老大哥学习。周恩来的祝酒词深刻而激动人心,全场不断响起热烈的掌声。

经过一轮祝酒后,斯大林起立致辞。他讲话很轻松,没有稿子,但很流利。他说:“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了我的意思。”讲到这里,他环视大厅,看到没有南斯拉夫的大使,于是说:“本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也应该像周恩来讲的那样更圆满、更完美些,但遗憾的是南斯拉夫的使节未能出席。”最后,他将酒杯举起来说:“让我们团结一致,迎接新的伟大胜利!”

席间,毛泽东举杯祝斯大林健康、祝中苏友好万岁!斯大林也数次举杯,祝毛泽东、周恩来健康。宴会持续至午夜,尽欢而散。

1950年2月16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宴请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等,为他们饯行。

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一行启程回国。莫洛托夫到别墅把毛泽东送上汽车,然后又先赶到火车站,在那里等候迎接。在车站举行的欢送仪式上,毛泽东发表了告别讲话。莫洛托夫握住毛泽东的手转达了斯大林的话:望你注意身体健康,多加保重,在路上、在国内都要注意保护身体,切勿大意。另外,要注意搞好保卫工作,不要轻视敌人,更不能麻痹大意。你们的道路是遥远的,行程是漫长的。我们祝愿你一路顺风,平安到达目的地。

2月26日,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代表团回到了我国边境城市满洲里市。毛泽东在满洲里市向斯大林发出致谢电,周恩来也向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发了致谢电。

毛泽东、周恩来回国后,在哈尔滨、长春稍做停留,接见地方干部后去沈阳住了几天。在此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还看望了在中国东北的苏联专家。

3月4日晚,毛泽东、周恩来抵达北京。

毛泽东这次访苏,从1949年12月初到1950年2月底,历时近3个月的时间。这是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一国时间最长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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