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贫困治理重要论述的 理论意蕴及在四川藏区的实践应用

唐剑 李晓青

[摘要]习近平关于贫困治理的系列重要论述承载着丰富的理论意蕴：其一，改革创新是贫困治理的长效保障;其二，人民群众是贫困治理的基石和源泉;其三，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路径。本文立足于习近平贫困治理重要论述的理论意蕴，构建了精准扶贫与精细化治理有效对接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四川藏区贫困治理的现状及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在后精准脱贫阶段，进一步增强四川藏区扶贫实效，需要创新集聚启动机制、完善瞄准定位机制、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健全监测调控机制、探索益贫发展机制、构建应急机制。

[关键词]习近平;贫困治理;理论意蕴;实践应用

中图分类号：F12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20）02-0015-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特色村寨建设的协同效应及特色文化路径研究”（18BMZ069）、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四川藏区涉农科技人才助推乡村产业振兴长效机制研究”（2019-GME-062）、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一带一路视阈下西部民族地区特色文化产业竞争力培育路径研究”（2019HQZZ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唐剑（1976-），男，四川遂宁人，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民族学博士后，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李晓青（1976-），女，四川南部人，西华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四川成都 610041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也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针对脱贫攻坚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和新部署，围绕贫困治理展开了系列精辟论述，为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一、习近平关于贫困治理论述的理论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了准确研判，将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社会主义社会脱贫攻坚工作的奋斗目标，关于贫困治理的重要论述承载着丰富的理论意蕴。

（一）改革创新是贫困治理的长效保障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脱贫攻坚工作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将改善民生福祉作为改革创新的衡量标准和基本目标，在2016年2月23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1]在内外部环境日新月异的形势下，脱贫攻坚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阶段性目标，更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而改革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方面、创新相关体制机制则是实现脱贫攻坚动态目标的内生动力。

2012年11月8号，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依然将扶贫开发纳入未来工作的重点，提出力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党的百年奋斗目标中的重要内容，我们需要更加重视扶贫问题，加大扶贫力度，推进中国特色扶贫工作的开展。2014年10月在首个“扶贫日”之际，习近平强调扶贫开发工作强大合力的构建，从脱贫攻坚的整体性出发，构建新时代扶贫工作的战略思维，立足全局思维，对于创新和完善贫困治理的权责机制、协同推进机制、控制协调机制、金融服务机制等方面指明了方向。

如何创新和完善脱贫攻坚工作的激励机制，习近平指出“要关心爱护基层一线扶贫干部，让有为者有位、吃苦者吃香、流汗流血牺牲者流芳，激励他们为打好脱贫攻坚战努力工作。”[2]对于全面调动最前线的基层干部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认识到脱贫攻坚工作与社会有效治理深度融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3]这一系列重要论述表明，新时代扶贫工作是一个更加全面、更加复杂、更具挑战的动态过程，在新的历史时期，需要进一步创新思维、创新模式、创新路径将精准扶贫与精细化治理科学对接。

（二）人民群众是贫困治理的基石和源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时代气息，将党的优良作风在新时代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指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这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4]人民的评判，既是中国共产党各项工作的评价尺度，更是新形势下开拓创新、排除万难的行动标准。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进一步强调了人民的主体作用，“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5]这一重要论述表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面临一系列新要求、新课题，作为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立足于人民的需要和评价标准，把握时代脉络，勇于担当，敢于奉献，在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始终围绕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立足于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交出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

習近平总书记通过“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四方面的精辟论述强调了广大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充分抒发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利益而拼搏、以人民力量为根本的坚定决心和执政理念，又进一步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再创辉煌的内生动力，更体现出人民群众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同时，习近平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6]表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立场、观点始终如一，各项工作均以此为核心。系列论述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打赢脱贫攻坚战，走上全面小康路指明了方向。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做到以民为本和奉民为师是习近平贫困治理理念的一贯立场，“依靠什么去战胜困难？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谈出不同的思路和方法。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7]强调贫困问题的彻底消除必须虚心请教人民群众，广泛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诉求，才能有效抓住主要矛盾、分析特殊矛盾、解决现实矛盾。习近平新时代贫困治理工作也必须严格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宝贵经验和基本路线，一方面，立足于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坚持问题导向，将解决人民群众面临的现实问题作为努力方向，主动深入群众调研学习，将人民群众长期与贫困作斗争的实践经验、体会建议进行归纳总结，去粗取精，由表及里，提炼为一般规律，为党和政府制定扶贫政策提供经验借鉴和方法指导。[8]

（三）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路径

习近平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9]全面小康社会，不能只局限于总体上和总量上的小康，应该让小康生活惠及所有民众，尤其要特别重视贫困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使地区之间差距不断缩小。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直面困难群众大量存在的基本现实。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阜平调研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0]他多次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看贫困老乡能不能脱贫。”[11]为了有效解决一些老区发展滞后、建设落后、生活困难等问题，习近平又强调：“要着力推动老区特别是原中央苏区加快发展，决不能让老区群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掉队。”[12]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已经制定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目标，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扶贫的目标，也就是在现行标准下，实现贫困县全部摘帽，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区域性贫困全面扭转。而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这个目标被冠以“确保”二字，要求到2020年，确保所有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不在发展中掉队，同步迈进小康社会。从这个任务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已经成为了一项紧迫的任务，是否能够顺利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这一关键目标，离不开贫困治理的基础性作用。“开展扶贫攻坚、精准扶贫等具体任务，践行共享发展理念等，都体现了有针对性、有目的性地消除贫困、缩减贫富差距的制度优势。”[13]精准扶贫已经成为了国家级战略，迫切需要通过一系列精准的措施，取得实际的成效，为全面小康社会奠定稳固的基础。

2013年10月，在考察湖南湘西的时候，总书记首次提出要精准扶贫。在2015年的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再一次强调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性，会议提出，“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把坚持扶贫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坚持精准帮扶和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发紧密结合。”习总书记的精准扶贫理念，是在当前的新常态，是我国在扶贫工作方面的超常规创新战略，也是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党和国家、各级政府在贫困治理方面的指导思想，对我国的扶贫工作有着决定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精准扶贫指出了六点具体要求，同时针对扶贫工作中所遇到的效果不佳、目标不准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可操作方法，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将精准扶贫与精细化治理深度融合、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全面小康社会的稳步推进具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

二、精准扶贫与精细化治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精准扶贫模式的导向是保证扶贫工作的兼容性和经济性，扶贫重点集中于内部贫困户与外部扶贫者的共同努力，主要扶贫保障是监测调控机制，脱贫绩效长效考核机制为补充机制，统筹分配各项资源，确保各项资源满足供需要求。精准识别真正的贫困户，精准帮扶真正的贫困人口是精准扶贫模式的关键，并且还需将精细化治理与之对接。精准扶贫与治理属于有代表性的集体行动，根据扶贫与治理的主体行为动机的差异，可以将其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外部帮扶者，如社区、政府、社会、市场等;二是贫困户，贫困户为精准扶贫的主要对象。精准扶贫模式的主体结构具有“双向联动性”，不同扶贫主体定位各不相同，各自在扶贫工作中占据不同的地位，彼此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既有监督与被监督关系，同时也互相作用。

建立完善的精准扶贫与精细化治理的对接机制，才能确保二者实现有效对接，使各扶贫主体积极参与其中。扶贫与治理的对接机制涉及内外两个方面的互动共促。一方面，属于外部帮扶者的扶贫主体主要从三个方面参与扶贫与治理对接：首先，政府通过制定先进的扶贫政策措施，社会组织以及市场积极合作，共同参与扶贫项目的规划和设计，从而启动循环机制;其次，政府进一步完善法律规定，市场要充分发挥自身导向作用，而社区以及社会要做好基层动员工作，共同参与到扶贫与治理工作中;最后，以监测调控指标体系为基础形成大数据网络平台，调查贫困户的贫困原因、意愿以及脱贫能力，形成合理的、有针对性的扶贫开发模式，增加贫困户的脱贫机会。另一方面，内部扶贫主体的脱贫动力源于两个渠道：一是贫困户受到长期利益共享机制的激励，二是不断消除脱贫障碍以及自身脱贫能力的提高，由此为扶贫与治理的有效对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可见，外部帮扶者为贫困户创设良好的脱贫机会，而内部自我脱贫主体不断通过各种途径提高自我脱贫能力，内外部脱贫主体共同构成完善的良性循环机制，二者共同推动扶贫工作的有序推进。

贫困状态日益好转为自我脱贫的实现提供了重要条件。建立在监测调控机制基础之上的指标体系保障扶贫与治理得以顺利对接，依据这一指标体系建立的信息网络平台使扶贫管理工作步入动态化发展阶段，有助于制定个性化扶贫开发决策。此外，脱贫绩效考核机制是扶贫保障机制的重要补充，它有助于推动执行政府決策以及政策，而监督与问责也是实现扶贫与治理有效对接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两者的有效对接机制，如：图1所示。

综上所述，精准扶贫与精细化治理之间存在着相互协同的对接关系，前者是后者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而后者又是前者重要的促进因素，二者的对接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动态化过程，离不开内外部扶贫主体共同组成的良性循环机制的影响。“该良性循环机制包括五个扶贫主体，分别为政府、市场、社区、社会以及脱贫者。”[14]其中，政府在该机制中位于主导地位，市场位于基础地位，社区与社会是积极参与者，贫困户在脱贫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角色定位，扶贫主体彼此间互相影响，但各自的侧重点并不相同。扶贫主体与对接机制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精准脱贫、稳定脱贫的科学体系。

三、四川藏区贫困治理的现状及问题

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正面临群众困难多以及困难群众多，且难以与全国实现同步小康的困境，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建设的全面小康社会是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群体的，绝不能让一个区域、一个人掉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面临艰巨历史任务时的担当和意志。

四川藏区位于川西北高原，包括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羌族自治州、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共有32个县级行政区域。四川藏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由于受到区位条件以及交通条件的限制，该区域整体经济条件落后，并表现出区域连片性、整体集中性以及高寒特殊性等贫困特征。四川藏区既是传统的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集中区，同时也是生态脆弱区和疾病高发区，其贫困发生率、贫困程度远甚于其他地区。[15]尽管中央政府以及省政府颁布实施了诸多扶贫政策，优化了扶贫工作路径，取得了明显的扶贫与治理效果，但由于四川藏区在自然环境、交通条件、人口分布等方面极为特殊，这里的贫困治理工作还面临较多困难。

（一）贫困治理中面临精准识别的技术困境

实现精准扶贫与精细化治理的有效对接离不开对象识别机制这一重要前提。通过分析精准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可知，当前主要通过“程序识别法”识别贫困户，虽然该方法的识别效果较为显著，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却存在诸多难以回避的困难。部分地区主要遵循识别自上而下、逐级分配的基本流程对贫困户进行识别，因此村干部识别贫困户的准确程度将直接影响识别贫困户的整体效果。不少地区的做法是由扶贫小组确定贫困户指标，然后由各村干部确定或者家族推选的方式对贫困户进行识别，但是这种做法无法横向比较不同贫困户的贫困程度，可能会使一些真正贫困的农户被划到贫困户范围之外。确定收入贫困线时也并非完全采用贫困识别指标，导致识别贫困户的精准度下降。

（二）基层精英不足导致的人才瓶颈

四川藏区地广人稀，人口密度小，受到自然环境、文化教育、交通因素的制约，四川藏区贫困人口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各村落之间以及村落与场镇之间联系不足，因此乡村干部承担着贫困户识别以及监督扶贫资金使用情况的职责。在贫困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较其他地区滞后许多，村干部手中可支配利用的资源非常有限，但是又肩负较重的多重责任，由此导致村干部工作与收入不匹配的困境。尽管干部驻村帮扶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在精准扶贫工作手段的创新实践中仍然暴露出不少问题，包括帮扶干部缺乏工作经验、扶贫需求与工作技能不适应等;再加上扶贫资源配置不合理，使驻村帮扶干部的工作绩效受到影响，而且当前尚未建立起完善的驻村干部考核机制，相关配套措施不健全，使贫困治理面临诸多困难。

（三）扶贫政策不完善引发的制度困境

贫困治理过程十分复杂，只有建立起完善的配套制度体系才可能顺利实现精准扶贫与精细化治理的有效对接。当前的考核体系对优化配置扶贫资源具有影响作用，使得部分地方政府将扶贫工作重点放在树立扶贫工作示范点上，如此一来，精准扶贫对象的指标可能会落到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且脱贫能力突出的村落或农户身上，更多的扶贫资源便有可能集中到这部分村落和农户身上。通过分析各地政策实施情况可知，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可以连续三年享受扶贫资源，农村贫困户数据每年都会更新，而贫困户识别需要较多成本，所以贫困户动态发展与建档立卡工作的周期性之间便难以同步，从而又进一步影响了精准扶贫与精细化治理的对接。不仅如此，尽管专项扶贫政策能够控制挪用扶贫资金的情况，却忽视了农户发展需求，扶貧资金管理制度的不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贫困治理实效。

（四）稳步脱贫面临长效保障困境

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四川藏区经济发展主要依托农牧业和生态服务业，当地的扶贫工作也绝对不能忽视生态涵养的重要地位。从当前来看，项目补偿是生态建设的主要形式，由于缺乏多元化补偿形式，也没有建立起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因而加剧了当地贫困治理的难度。并且人口因素对当地贫困治理的影响也很大，四川藏区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4年，中老年群体多为文盲或半文盲，缺乏先进的观念意识，更缺乏自我发展能力。[16]藏区地广人稀，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公共服务水平不高，因此贫困治理的首要任务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改善交通条件，但由于建设成本高、运营管理难度大，导致周期长，效果欠佳。此外，贫困农户落后的思想观念也不利于扶贫工作的开展，由于国家扶贫力度越来越大，有些贫困户开始形成“等靠要”思想，不想通过自我努力脱贫，而是寄希望于政府扶贫。

四、创新四川藏区贫困治理机制的对策建议

四川藏区的贫困治理需要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内外部机制，发挥精准扶贫与精细化治理双向联动的作用。

（一）创新集聚启动机制，增强贫困治理实效

精准扶贫与精细化理治具有多元化启动主体的特点，连片贫困地区的集聚启动机制可立足于两个方面为其提供动力：一是综合分析藏区资源、贫困人口脱贫能力、脱贫意愿等因素，与不同扶贫启动主体具体情况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制定有助于扶贫主体全面参与的项目开发模式;二是藏区依据不同扶贫主体制定相应的扶贫计划，吸引不同扶贫主体积极参与。这些扶贫计划包括科研院扶贫公益规划、社区志愿者计划、行业协会扶贫行动计划等，其目的是整合更多社会力量增强扶贫实效。

精准化扶贫、精细化治理之间实现良性对接需要厘清多元化扶贫主体之间的权责。其中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在激励机制的顶层设计上应该充当风向标的角色，把控精准扶贫与治理的目标导向，在宏观上进行监测调查与考核;乡村基层领导作为精准扶贫与治理的领导者和施工员应该参与对接机制整个动态实施过程，分清权与责;贫困区、贫困户作为被实施对象在享受政府优惠政策同时也要积极参与扶贫与治理机制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二）完善瞄准定位机制，灵活制定脱贫策略

瞄准定位机制的精准主要体现在多层次、多维度上，瞄准扶贫对象时要定位于四个不同的层次，分别为整个区域、贫困县乡、贫困村落以及贫困户。从藏区层面来看，瞄准识别时要以藏区生态功能定位、自然禀赋等因素为基础，综合分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补偿等不同方面。从贫困县乡角度来分析，应充分了解县乡特色资源，重点扶持特色支柱产业，避免出现同质化扶贫项目，精确瞄准片区与村落对接。从贫困村来看，“以改善居住环境和生产环境为主，以培育特色产业为主，项目内容与项目形式均要定位于村与农户层次。”[16]从贫困户层面来看，调查建档立卡农户，确定是否启动扶贫项目，并根据贫困农户的脱贫意愿以及脱贫能力，制定差异化脱贫策略。同时，在瞄准定位机制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区域、不同贫困人口的实际情况，进行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科技扶贫、思想扶贫等多元模式的权衡和选择。

（三）构建利益联结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设计利益联结机制，合理配置贫困地区特色资源，扶持培育优势产业，激发扶贫项目的关联效应和乘数效应，通过合作经营和自主创业两种途径增加收益。根据藏区实际情况实行科学合理的扶贫模式，利用外部扶贫主体提供的帮助，加上内部扶贫主体自身的努力，推动经济社会效益的稳步增长。在改进扶贫模式以及融资方式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多元化扶贫利益联结机制，既要明确各扶贫主体的权益，同时也要确定各自的责任所在，确保内外部帮扶主体自觉组成高效统一的利益共同体。

充分发挥特色资源优势，促进四川藏区特色资源和特色产业的联合开发，推动多功能生态农牧业的发展，体现相关产业的扶贫关联效应。四川藏区不仅风光秀丽，分布着众多的自然景观，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特色文化资源，可以进一步推动旅游产业与观光畜牧业的结合，倡导生态旅游、绿色旅游，推广文化旅游，推动农牧区旅游产业的发展。鼓励景区附近的藏族居民以家庭为单位，开发以农家乐、牧家乐为主的新型旅游形式，提高农牧产品的附加值，转变农牧产品为旅游产品，依靠旅游产业的发展带动当地经济的增长，为当地藏族群众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提高扶贫工作成效。

（四）健全监测调控機制，完善贫困治理长效保障

监测调控机制的基本标准为精准扶贫与精细化治理效果评价的目标，“发挥监测调控扶贫等各措施的协同效应，起到综合治理、整体跨越的功效。”[17]四川藏区的扶贫与治理对接机制的监测调控离不开完善的监测调控评价体系的支持。由于贫困类别多样，不仅涉及区域性贫困，而且涉及个体贫困，再加上贫困帮扶必须按照精准扶贫的要求来进行，因此要从贫困区和贫困户两个不同维度健全评价体系，此外，还要充分考虑扶贫与治理的兼容性、经济性、动态性特征，并以此为基础细化评价项目，确定合理的评价因子。

（五）探索益贫发展机制，实现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结合四川藏区的特色资源禀赋，积极探索益贫发展长效机制，推动贫困治理与乡村产业振兴、乡村文化振兴及乡村人才振兴等方面工作的有机衔接，提高贫困治理的综合社会效应。将旅游扶贫产业发展与高原农牧业发展、特色工业品开发、湿地生态保护、扶贫开发等综合目标深度融合，使农牧民群众通过发展旅游产业或从事与旅游产业发展相关的产业，收入明显增加。加大民族特色旅游商品开发力度，不断提升地方特色旅游商品知名度，扩大市场份额。重点搞好唐卡画、中药材、绿色食品、牦牛肉、奶制品等一批特色等特色旅游商品，做好深度开发工作，集中力量开发旅游纪念品等旅游商品，扶持旅游商品研发与生产企业的发展，提高旅游商品销售收入在旅游总收入中的比重，逐步形成高原旅游饮食文化特色。

以乡村振兴为契机，加大乡土人才培养力度，以青年农牧民为主，以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为重点，加强实用技能培训，紧贴市场需求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适时增加新观念、新知识、新技艺和新经验。不断拓展乡土人才的视野，促进经验交流，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乡土人才“走出去”，加强与外界的联系与交流，开展主题多样的“科技下乡”活动，组织各类专家亲临田间地头，为农牧民解决实际问题。出台乡土人才创业优惠政策，鼓励乡土人才以技术、资金入股等形式承包、租赁乡镇企业，积极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传统名优产品生产，农牧区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农牧民收入，提高贫困治理实效。

（六）构建综合应急机制，统筹推进脱贫攻坚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深度对接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四川藏区财政收支受到阶段性的冲击，生产生活物资价格普遍上涨，受疫情影响，一些务工人员不能外出打工，收入直接受到影响，返贫压力增大。这些变化对四川藏区脱贫攻坚工作增加了诸多不确定因素，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对税收减少和抗击疫情的支出增加带来的财政压力，四川藏区财政收入减少的趋势非常明显，需要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继续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切实降低企业税收、社保负担，降低企业用电、用气、租赁、物流等成本。多措并举，确保贫困地区的公共事业和社会福利建设稳步发展。

依托科技支撑，促进疫情防控与健康扶贫深度对接。四川藏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疫情防控与健康扶贫的深度对接既需要多元主体的积极配合，也需要先进科学技术的强力支持。一方面，贫困地区的疫情防控和健康扶贫相结合，只有依托先进科技和医疗手段，才能根据人口分布、发病情况综合研判地区风险等级，按照分区分级精准防控要求，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措施，防止疫情反弹。另一方面，在疫情防控期间，四川藏区也需要持续加强对扶贫工作技术手段的投入，以数据平台为基础的先进技术为支撑，全面建立精准扶贫原始资料的档案库，尽量全面地掌握疫情防控与精准扶贫动态变化过程中的总体规律，进一步巩固和强化脱贫攻坚工作实效，为疫情防控与脱贫攻坚实现智慧化对接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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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11-09责任编辑：杨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