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县域工业化、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

何雄浪 叶连广

[摘要]基于经济增速和人均国民收入状况，将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经济发展历程总体上划分为四个阶段：国民经济恢复阶段（1978-1991）、探索发展阶段（1992-2001）、跨越式发展阶段（2002-2012）和转型发展阶段（2013年至今）。基于此，实证分析跨越发展与转型发展时期内蒙古县域层面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工业化、城镇化及固定资产投资是驱动县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工业化的推动作用存在着明显的衰减现象;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缺乏良性互动机制，工业化没能有效地带动城市化发展;长期依赖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产业发展战略限制了其它产业的发展。为推进县域工业化和城市化更高质量的发展，内蒙古应从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城市功能与布局、发展外向型经济等方面入手。

[关键词]城镇化;工业化;县域经济;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20）02-0030-13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2019年领军人才项目“自然资源禀赋、环境规制与新时代我国区域绿色发展效率提升研究”（279930012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何雄浪（1972-），男，四川南充人，经济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四川成都 610041叶连广（1993-），男，四川内江人，西华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助理，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四川成都 610039党的十九大标志着我国进入新时代，在经济上表现为更加注重经济质量提升而不仅仅是关注总量增长，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依托自治区优越的区位条件与资源禀赋优势，内蒙古通过走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道路改变了过去相对落后的发展面貌，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产业结构单一、发展方式不可持续、人均生活水平亟待改善等问题。在新时代下，要实现内蒙古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就必须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重新审视，通过走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相结合的道路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此同时，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的落实与“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加速推进，内蒙古必须抓住发展机遇在充分发挥自身的工业优势的基础上做到经济转型发展与保证适当经济发展速度相结合。

改革开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实施以来，内蒙古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02年到2009年，内蒙古经济增速连续8年位居全国第一，即使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降产能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速依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内蒙古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也在稳步推进，2016年内蒙古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65%以上，工业增加值达7237.5亿元，较改革开放初期增加了331.6倍。已有研究表明，对于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必经阶段。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经济增长也能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这三者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内蒙古依托自身丰富的资源禀赋条件，积极实施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构建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体系，促使其经济高速发展了几十年。以工业化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战略在短期内虽能显著地改变内蒙古经济社会的落后发展面貌，但是从长远来看，对单一产业的高度依赖会造成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制约其他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工业化的发展使得人口、资本等要素不断地向城市集中，城市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便取得了主宰地位。内蒙古的城市化大都是政府主导或工业化驱动下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在短期内虽能有效地达到集聚人口和资源的目的，但并不能反映经济社会对城市发展的真实需求。总之，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有关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比较早，形成了一系列比较经典的理论和可供参考的经验法则。在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Colin Clark（1940）在总结前人有关国民收入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基础上，得出了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性结论，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就业人口首先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收入有了进一步提高时，就业人口会逐步地向第三产业转移。[1]Kuznets（1955）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二产业比重变化大致呈“倒U型”曲线，即伴随经济的不断增长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会不断地上升，在到达某一顶点之后又迅速下降。根据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倒U型”曲线的拐点大致在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第二产业比重达50%附近。[2]Rostow（1959）根据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将经济成长过程分为五个發展阶段。[3]Syrquin and Chenery（1989）在对战后发展中国家近20年工业化发展轨迹研究之后，把不发达经济到成熟工业经济的整个变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六个时期，认为从任意一个发展阶段向更高一级发展阶段的跃进都是通过产业结构转变来推动的。[4]随着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是从紧密到逐渐松散的发展过程，即工业化大都是城市化发展的驱动因素，而要实现更高水平的城市化就必须通过其它因素来带动。Lewis（1954）提出了城乡二元结构理论，认为工业部门与传统的农业部门相比在生产规模、技术水平、投入要素、组织方式、增长特征等几个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使得人口源源不断地向城市集聚，城市最终得以繁荣。[5]然而，Harris and Todaro（1970）则认为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会导致城乡差距的扩大并且会影响城市居民的正常就业，最终会制约城市经济的长远发展。[6]Becker et al（1992）分析了印度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受到人口及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印度的城市化发展水平远不如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缓慢的城市化发展进程最终降低了印度经济发展速度。[7]Gollin et al.（2016）认为地区自然资源禀赋状况与城市化发展方式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其城市化进程更加依赖于重工业的发展。[8]

进几年，随着内蒙古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国内学者对内蒙古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张志莉（2015）运用时间序列的VAR模型分析了内蒙古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认为内蒙古的城市化相对工业化而言发展水平较低且没有形成良性发展趋势。[9]刘艳、赵欣（2014）从工业化、城市化与农牧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角度出发，发现内蒙古工业化生产力后劲不足，没能有效地带动城市化的发展。[10]常青（2013）认为内蒙古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缺少有效的配合，其城市化大都是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工业化未能有效的带动城市化发展。[11]甄江红等（2014）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工业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其工业化水平和整体增速依然偏低，加快城市化进程、优化产业结构及提高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途径。[12]乌敦、李百岁（2009）认为内蒙古城市化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城市化水平整体上呈中西部高、东部低的宏观分布格局和“呼包鄂”金三角综合城市水平突出的空间分异特征。[13]在民族地区城市化发展模式方面，赵欣、刘艳（2015）认为民族地区可以采用点轴式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应重点发展一大批符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特色的民族小镇。[14]齐义军、付桂军（2012）认为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破解地区资源诅咒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15]徐盈之、胡永舜（2010）认为过度依赖资源型产业和重工业的发展使得内蒙古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资源诅咒”现象，提高制造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力是摆脱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途径。[16]任军（2017）认为内蒙古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由于自身丰富自然资源优势再加上特殊的发展机遇、适当的工业发展战略等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在新常态下要保证内蒙古经济更高质量地发展必须要注入新的发展元素。[17]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发现，大多数的文献都是从宏观视角研究工业化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很少有文章从县域经济成长角度探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从县域层面出发探究内蒙古县域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探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否一致？其次探究以重工业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战略在县域经济增长过程中是否能够持续发挥作用？是否存在作用力衰减的现象？最后探讨经济结构转型地区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及高度依赖资源型产业的地区如何变“资源诅咒”为“资源福音”。

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有如下贡献：首先根据经济发展速度和人均国民收入状况，将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经济发展历程划分为国民经济恢复、探索发展、跨越式发展和转型发展四个阶段。其次着眼于对内蒙古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县域经济成长，研究县域层面的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再次通过估算县域常住人口准确测算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发展水平;最后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是经济转型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核心。

二、内蒙古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发展历程

内蒙古过去几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在新时代下，要实现内蒙古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就必须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重新审视。由此，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进行了重新划分。

（一）内蒙古经济增长总体历程

改革开放，尤其是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内蒙古经济总体实力显著增强，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全区生产总值仅53.7亿元，人均GDP仅317元，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2016年生产总值已达到17381.1亿元，人均GDP达69288元，其中生产总值增加了323倍，人均GDP增加了218倍。内蒙古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普遍高于西部其它地区，在2004年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并在2012年首次超过一万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见图1）。按照经济增速和人均国民收入状况（见图1，图2），将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经济发展历程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国民经济恢复阶段（1978-1991）、经济发展模式探索阶段（1992-2001）、跨越式发展阶段（2002-2012）和转型发展阶段（2013至今）。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与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序推进，内蒙古更加注重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改善，经济内生动力愈加强劲。

（1）国民经济恢复阶段（1978-1991）：改革开放初期，全区生产总值仅53.7亿元，人均国民收入仅317元，重工业发展严重滞后，尚未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这个时期推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农业及轻工业的发展，经济增速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还远低于西部地区平均增长速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内蒙古将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力推进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内蒙古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要快于西部其它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1979-1988年，内蒙古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为10.6%，这一增长速度总体上高于西部地區0.72个百分点，且高于全国平均值0.35个百分点。1989年受宏观经济层面的影响，国家先后出台的两项通货膨胀政策对刚起步的内蒙古经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抑制，经济增速同比下降7.1%，这一年全区经济增速仅为2.7，低于西部地区2.3个百分点，低于全国1.4个百分点。1990-1991年，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变好，内蒙古经济发展重新恢复活力成为西部乃至全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这一阶段，内蒙古经济发展虽历经波折，但从总体上来说，经济总体状况依旧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且开始探索符合自治区资源优势发挥的经济发展模式。

（2）经济发展模式探索阶段（1992-2001）：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推进，内蒙古顺应市场发展趋势积极走以工业化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战略，逐步建立起了完善的工业体系。依托自治区丰富的资源优势，逐步建立了以皮革、食品、毛绒纺织为主的农畜产品加工业;以煤炭资源开发和电力输送为主的能源型工业;以钢铁为主的冶金工业和以重型载重汽车为主的机械电子工业。在这一阶段当中，全区生产总值由1993年的389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1704亿元，年均增速达到12%，轻重工业比例由1993年的37.3∶62.7增加到2001年的38.6∶61.4，产业结构依旧以重工业发展为主，特别是煤炭、钢铁、电力、有色金属等初级产品发展较快。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对内蒙古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产业结构单一与经济转型发展的双重挑战。

（3）跨越式发展阶段（2002-2012）：2002-2011年是内蒙古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这十年内蒙古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内蒙古发展模式”：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7.2%，远高于西部和全国平均增长速度;2002-2009年经济增速连续八年位居全国首位，2002-2011年经济增速连续十年保持在13%以上;2012年全区生产总值达15880.58亿元，较2002年可比增长8.18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63883.83元，按年均汇率折算首次超过一万美元，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这一时期，内蒙古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较快，得益于抓住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等重大发展机遇及积极实行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产业结构单一、环境和资源超负荷运转和人均生活水平没有显著提高等制约经济长远发展的突出的结构性问题。

（4）转型发展阶段（2013年至今）：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能在短时期内驱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但受环境和资源承载力等现实条件的约束，长期实行工业优先尤其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地区经济很难保持长久的高速增长。在新常态下，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内蒙古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这一时期年均增速仅为7.9%，远低于历史同期水平。在降低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内蒙古也非常注重自身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在大力推进新能源、新材料、大数据、节能环保、高端装备、生物科技等新型产业的发展;此外，内蒙古也在积极推进以物流、旅游、金融、信息等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内蒙古经济增长速度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这是内蒙古经济实现转型发展的必经阶段。进入新时代，内蒙古更加注重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和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二）内蒙古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有序推进，成为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除1983年和1990年内蒙古城市化率出现了剧烈上涨和下跌现象外，其他年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均在稳步地增加;内蒙古工业占GDP的比重在2011年达到49.5%的高点之后，开始缓慢下降，工业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与库兹涅茨产业发展的“倒U”型曲线大致相符（见图3）。此外，内蒙古城市化发展大都是政府主导或工业化驱动下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因此，在城市化发展前期，分析内蒙古工业化发展模式和发展潜力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推进城市化进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義。

改革开放初期，内蒙古工业增加值仅为21.84亿元，占全区生产总值的37.6%;2016年，全区工业增加值增加到7237.5亿元，占全区生产总值的41.6%，工业增加值提升了331.6倍。从工业增加值总量来看，内蒙古工业化进程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发展水平。在经历了过去几十年工业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内蒙古现已建立起门类较为齐全、结构相对合理、具有地区特点和民族特色的工业经济体系，基本上形成了煤炭、机械、冶金、电力、纺织、建材等重点产业，成为了国家重点的能源及原材料输出基地。根据钱纳里提出的人均收入6阶段理论所划分的工业化阶段标准，2016年内蒙古人均GDP达到10219美元，已达到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即工业化后期阶段（见表1）。在这一阶段中，工业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愈加疲软，第三产业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从内蒙古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来看，近几年，内蒙古不断调整和优化地区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旅游、金融、物流、信息等现代服务型产业，使得第三产业成为了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与此同时，内蒙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十分注重对传统产业的改造，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提高工业产品科技含量、发展工业型服务贸易等方式推动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总之，在经历几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之后，内蒙古粗放式的工业发展模式也几乎走到了尽头，如何进一步发挥自然资源优势，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与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速是今后内蒙古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现实性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内蒙古城市化率为21.8%，这一水平普遍高于西部乃至全国平均水平，到2016年城市化率达到61.2%，提高了39.4个百分点。国外发展经济学家在对101个发展中国家近20年经济发展统计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人均GDP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一般性结论，即随着人均GDP的增加城市化率也会相应的提高（见表2）。2016年内蒙古城市化率达到61.2%，人均国民收入为10219万美元，而根据钱纳里模型中人均GDP与城市化率的一般对应关系，内蒙古城市化未能达到65.8%的水平。这表明内蒙古当前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城市化水平不相适应，即城市发展速度未能有效地适应经济发展速度，城市化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另外，学界普遍认为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比值在的范围内是比较合理的，而内蒙古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比值仅1985-1989年在这一合理区间内，这进一步表明内蒙古城市化与工业化尚未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工业化的发展并没能有效推进城市化发展。

三、样本选择和模型的设定

在内蒙古城市化、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大多数的学者都是基于地级市角度进行分析，而在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县域经济发展对于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发展都至关重要。鉴于此，以下实证部分主要是运用内蒙古县域面板数据展开。

考虑到研究的应用价值，本文重点考察跨越式发展和转型发展阶段中内蒙古县域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选取的样本为内蒙古自治区101个县中2002年至2016年共15年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通过历年《内蒙古统计年鉴》和《县域经济统计年鉴》整理得到。此外，为准确衡量真实人均GDP状况，本文以2002年GDP作为基期水平，采用GDP平减指数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用地区生产总值除常住人口来表示真实人均GDP水平。在有效的样本期间内，本文共筛选出来101个县域城市样本数据，其中共包涵21个区、17个县、52个旗和21个县级市。对文中部分缺失的数据，采用样本期间内变量的平均值作为填充。

本文主要探讨地区经济增长中工业化、城镇化、产业结构以及其它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在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相关研究中常采用半对数模型加以回归，此外，考虑到大多数的经济变量都具有惯性和滞后性特征，因而采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分析。借鉴吴福象和刘志彪（2008）的研究，本文用以下方程来估计县域经济增长过程中诸多因素的影响。[18]

（1）

其中，是人均GDP指标，用于衡量地区经济增长;代表地区投资水平，采用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投资的替代变量。是城镇化率指标，本文采用人口城市化率指标，用常住城市人口占总常住人口的比率来衡量。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比户籍人口城市化率更能反映一个地区真实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因而在城市化研究中被广泛采用。考虑到历年县域常住人口数据难以获得，本文在第六次人口普查提供的常住人口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当年统计年鉴上的户籍人口数据、固定资产投资、分行业从业人员数据、人均道路面积等指标，拟合推算出各年度常住人口数量以及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是产业结构指标，用GDP中第二产业份额除第三产业份额得到，代表地区的非农产业结构状况。这一比例越高，意味着工业化主导的产业发展战略越明显，反之，去工业化发展战略越明显。是一系列控制变量，用于衡量其它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选取了县域面积（）、政府干预水平（）和宏观税负水平（）三个控制变量。内蒙古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依托本地优势的能源和资源禀赋条件，县域面积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地区资源的丰裕程度，因此县域面积对内蒙古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活动对地区经济的影响至关重要，其主要通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种手段对经济进行调节。本文采用财政支出占的比重（）和财政收入占的比重（）分别衡量政府干预水平和宏观税负水平，以此反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强度。通常而言，宏观税负的增加会导致企业负担加重，削弱地区经济增长活力和创造力。而政府干预水平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财政支出结构状况，若财政支出用于支持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领域，从长远来看则有利于地区经济的增长。

为了进一步测量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回归方程中还需要进一步增加二者的交互项，估计方程设定如下：

此外，考虑到内蒙古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依赖于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农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工业化的影响持续而深远，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因此在模型中加入产业结构的平方项用于反映工业化对地区经济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模型设定如式（3）所示。式（4）在模型中加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交互项以及产业结构的平方项，用于反映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县域经济增长的综合作用。

为保证模型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及尽可能地减少工具变量过多对模型估计造成的影响，本文采用系统方法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在采用系统分析时，还需要考虑模型的个体效应和时间趋势，因此在文中分别加入城市规模和时间期间两个虚拟变量。在本文研究过程中，把城市规模的零界点设置为40万的县域常住人口，用于反映城市的规模水平。当县域常住人口高于40万时，值为1，表示县域城市达到一定的规模，当县域常住人口低于40万时，值为0时，表示县域城市尚未形成规模。此外，本文主要对内蒙古经济跨越式发展和转型发展两个阶段的县域经济成长进行研究，为方便比较分析，本文以经济发展两阶段的时间节点（2012年）作为时间期间虚拟變量的分界点，把2002-2016年这段时期分为两段：2002-2012年（跨越式发展阶段，=1）和2013-2016（转型发展阶段，=0）。各变量的描述和统计特征如表3所示。表3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变量描述均值标准误最小值最大值人均11827.4460074.164427163673实际固定资产投资8563081001107153866647416常住城市化率47.7927.5413.2498.91县域面积11844.217410.42175114606产业结构1.941.500.1110.08第二产业比例49.6317.502.82105.72第三产业比例33.8914.950.76389.65政府干预水平18.0210.500.9598.41宏观税负水平5.063.370.1173.42时间期间0.50.5001城市规模0.180.3801四、县域经济增长中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回归分析

在动态面板数据估计过程中，常用的估计方法有差分、水平和系统等。差分要求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且被解释变量具有很强的持续性，而水平在估计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弱工具变量等问题。通常而言，系统能提高模型整体效率和工具变量的估计效果，因此，本文选用系统方法对动态面板进行估计。

（一）基本回归分析

在动态面板数据估计过程中，模型中存在内生变量若使用一般面板估计方法进行估计，估计结果会存在很大的偏差，这种偏差对于短面板而言更加明显，因此需要引入适当的工具变量对模型进行进一步修正和完善。系统能提高模型整体效率和工具变量的估计效果，故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中被广泛使用。一般来说，使用系统方法需要通过两类检验：（1）Arellano-Bond检验，即差分方程中随机扰动项的自相关检验，检验结果允许扰动项之间存在一阶相关性但不能有二阶相关性。（2）Sargan或Hansen过度识别检验，即估计方程引用的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若两类检验均通过则表明模型设定形式正确且估计结果可靠有效，在回归过程中为减少模型中异方差的影响和提高模型整体估计效果，本文采用异方差稳健估计量和两步法进行估计。

表4中列（1）、（2）、（3）、（4）分别对应模型（1）、（2）、（3）、（4）的回归结果。根据模型自相关和工具变量显著性的检验结果：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扰动项均存在一阶相关但不存在二阶相关，Sargan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中引用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故认为本文使用系统方法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的拟合效果符合模型预期结果。表中第（1）列结果显示，内蒙古自治区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惯性和滞后效应，人均的滞后一阶项和二阶项均对当年实际产出产生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力度在逐步减弱。工业化和城市化均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但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是推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相比较而言，城市化对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此外，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能显著地带动地区经济增长，投资的回归系数表明：内蒙古县域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人均平均增加7.5%。县域面积与地区经济增长间存在负向关系，县域面积越大的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可能越低，这主要和内蒙古人口和资源分布不均衡有关。以“呼包鄂”城市群为例，整个城市群面积占内蒙古自治区总面积的13%，但经济总量占比却高达48%，被誉为内蒙古经济增长的“金三角”地带。内蒙古县域宏观负税水平的增加不仅不会制约地区经济增长反而能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是由于自治区总体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对大多数的县市而言，地区财政收入远小于财政支出，为刺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央政府在税收上给予了很大的政策支持。因而，在特定的条件下，自治区宏观税负水平对经济增长起着正向的调节作用，政府干预成为制约县域经济的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支出的回归系数表明：内蒙古政府支出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平均减少0.6个百分点，这主要和政府支出结构及政府对经济过度干预密不可分。模型（2）在模型（1）中加入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交互项之后，城镇化及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削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显著增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交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这进一步说明，内蒙古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没有形成相互促进机制，地区工业化的发展并没显著地带动城市化发展。模型（3）在模型（1）中加入工业化的平方项，结果表明：以工业化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战略在短期内虽能带动经济快速发展，但从长远来看很容易造成地区产业的畸形发展，最终制约地区经济发展。此外，在内蒙古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以工业化驱动经济发展的地区其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十分有限，固定资产投资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模型（4）在模型（1）中加入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交互项及产业结构的平方项，回归结果表明：工业化及固定资产投资依旧是驱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相比较而言，城市化在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

总的来说，在内蒙古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城镇化和固定资产投资是驱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未能有效地发挥。从长远来看，工业化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战略会制约地区经济的发展，工业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呈现明显的递减效应。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没有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地区工业化的发展并没能有效地带动城市化的发展。

（二）稳健性检验

一般而言，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替换模型的关键变量来检验变量的稳定性，另一种是通过更改总体样本容量来检验模型整体稳定性，本文分别采用以上两种方式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在前述的分析中，用第二产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来衡量地区产业结构状况，结果表明工业化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战略能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但这种带动作用存在着明显的递减效应。在模型的稳健性检验中，分别用第二产业占份额（）和第三产业占的份额（）替代产业结构（）变量，用于检验替换关键变量后模型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考虑到不同规模及不同发展阶段的县域城市对总体回归结果的影响，在稳定性检验中按照城市规模（）和时间期间（）对总体样本进一步分类，用于检验更换样本后模型的稳健性。

从表5中第（1）列的回归结果来看，和的回归系数表明：第二产业比重增加1%，人均GDP平均增加1.04%，而第三产业比重每提高1%，人均GDP平均减少0.22%。从地区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来看，在工业化尚未完成之前，第三产业的比重随着经济发展会逐步的降低，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带动作用比较明显而第三产业的作用相对而言不那么突出。对自治区大多数县级市而言，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工业化发展，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根据表中第（2）列结果可知，第二产业占比重与城市化的交互项系数为负，表明自治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互作用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效果在进一步减弱并开始产生负面影响。表中第（3）列结果显示，第二产业占比重的平方项系数为正并且估计值几乎趋近于零，表明内蒙古县域工业化发展道路几乎走到了尽头，粗放式的工业发展模式已经很难驱动县域经济的高速发展。表5中其他变量的系数与显著性水平与之前的模型无明显差别，表明替换关键变量后并不影响模型整体估计结果。

考虑到模型中不同估计样本会影响模型的稳健性与显著性水平，以下通过更改总体样本容量和调整样本估计期间来检验更换样本后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以下结果主要在模型（4）的基础上进行分样本回归得到。表6中第（1）列是对县域常住城市人口达40万及以上的样本城市进行回归的结果，第（2）列是对县域常住人口在40万以下的样本城市进行回归的结果。第（3）列和第（4）列分别是对内蒙古经济跨越式发展阶段（2002年-2012年）和转型发展阶段（2013年-2016年）的总体样本不同时间段的回归结果。从表中列（1）与列（2）回归系数的比较来看，规模以上的县域城市人均的经济惯性或滞后效应的影响更大;城市化和工业化对规模以上县域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并且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度投资已经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对于人口与资源较为集中的规模以上县域城市而言，县域面积的增加能有效地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从列（3）、列（4）回归系数的比较来看，工业化、城市化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带动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会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与消费结构升级逐渐削弱。宏观税负水平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在进一步的削弱，一方面，由于经济系统内生性需求的变化使得政府对经济活动调节的效果逐渐减弱;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不断地调整财政收入与支出结构以匹配市场经济正常发展的需要。此外，随着县域经济发展总体质量地提升，县域面积不再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推进力量，表明资源禀赋条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逐渐减弱甚至会成为县域经济增长的制约性因素。从变换总体样本和调整总体样本的估计区间的稳健性检验来看，模型估计系数和显著性水平與之前的回归结果相比并无明显差别，符合模型稳健性检验结果。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本文得到以下几个重要的结论：第一，根据经济发展速度和人均国民收入状况，将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经济发展进程划分为国民经济恢复、探索发展、跨越式发展和转型发展四个阶段。第二，工业化、城镇化及固定资产投资是驱动县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在经济发展发展过程中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突出且工业生产力明显后劲不足;此外，内蒙古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缺乏良性的互动机制，工业化没能有效地带动城市化发展。第三，工业化是实现内蒙古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力量，但长期依托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产业发展战略使得推动经济发展的其它因素（如城市化和市场化）的作用未能有效地发挥。尤其是重工业在驱动经济增长方面已经产生明显的“瓶颈效应”时，进行工业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内蒙古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手段。第四，随着县域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的提升，地区资源禀赋状况不再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县域面积的增加能有效提升经济集聚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发展。为进一步推进内蒙古城市化、提高工业发展质量及推动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变资源型产业“一业独大”的局面，注重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工业化发展不同阶段的地区应当各有侧重，对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县域城市而言，可以在资源和环境可承载范围内，通过再工业化的发展方式改变地区经济增长路径。再工业化的根本目标是使得工业体系变得更加合理，重工业与轻工业比例协调，能源资源工业与制造业均衡，以此促进就业增长和经济发展（何雄浪、刘芝芝，2018）[19]。对于已经到了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的县域城市而言，要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注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更多地依靠科技和创新元素驱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何雄浪，2019）[20]。

其次，大力推进新型城市化建设，重点布局打造几个产业基础较好、经济凝聚作用较强、社会联系度比较高的中心城市，支持一批独具产业特点与民族特色的中小城镇发展，推动“大中小”型城市的融合发展。内蒙古应改变过去政府主导和工业化驱动下城市化发展模式，通过第三产业的发展推动人口城市化进程。此外，内蒙古还需进一步完善城市经济和社会职能，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在区域性中心城市打造和城市群建设过程中，要注重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与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协调，应在现有“呼包鄂”城市群的基础上重点推进以赤峰市为中心的蒙东城市群建设，推动蒙东地区不同层级城市间的融合发展。中小型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应紧紧围绕本地区的民族特色及产业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经济”，通过发展旅游和文化产业等方式推进地区繁荣发展。

最后，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大舞台。已有研究表明，中国与中蒙俄经济走廊沿线的核心国家蒙古、俄罗斯以及所辐射的中亚、日韩等国家的贸易互补性总体上要高于“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其它地区（米军、李娜，2018）[21]。作为中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主要参与者，内蒙古要充分发挥自身工业资源优势加强同中蒙俄经济走廊沿线国家与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产业园区建设等有关领域的分工与合作。同时，内蒙古还应紧紧围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趋势，加强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对话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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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10-20责任编辑：杨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