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行勅》与宋徽宗题文会图书法比较

杨勇

中国古代皇帝之中，书画艺术成就最高的非宋徽宗赵佶莫属，特别是他的书法艺术更是为世人瞩目。他所创制的“瘦金体”楷书独步古今，诸多名迹传世，草书也造诣非凡，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草书千字文》最为著名。惟有宋徽宗的行书墨迹传世寥寥，最具代表性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文会图》中的一段行书诗题。另外还有+件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行书《蔡行勅》，旧时著录中将其定为宋太宗所书，当代学者则明确否定这‘说法，比较一致地认为《蔡行勅》的书法风格和宋徽宗书法关系密切，但在认定是宋徽宗亲笔所书还是代笔的问题上诸位专家意见不同。本文旨在关注书法墨迹本身，通过两件书法墨迹的笔画、结体、章法行气等方而的比较，说明两件墨迹在笔画特征、章法行气、书写习惯、书法风格等方面的密切关系。

《蔡行勅》（图1）是以行书写在泥金画八宝笺纸上，内容为宋徽宗不准蔡行辞免领殿中省事的勒书。

勅文书：“勅蔡行。省所上剳子，辞免领殿中省事。具悉。事不久任，难以仰成。职不有总，难以集序。朕肇建纲领之官，使率厥司。况六尚之职，地近清切，事繁而员众。以卿践更既久，理宜因任。俾领盾省，实出柬求。乃愿还称谓，殊见伪谦。成命白朕，於义毋违。尔其益励前修，以称眷倚。所请宜不允，仍断来章。故兹诏示，想宜知悉。十四日。”

勅文共计十九行，后又大字书一“勅”字，卷末补入外封一行“勅蔡行”三字。卷中钤印“御书之宝”九叠篆朱文方玺五处。卷后依次有郑穆、黄庭坚及郑清之二段题跋，全是后人伪造。①最末有明代藏家项元汴记一行：“宋太宗手蔡行中书省事。明嘉靖四十一年秋八月。得於鄞中范氏。墨林项元汴家藏。”并有项氏藏书画千字文“饭”字编号。

此卷《蔡行勅》明清以来的著录将其记于宋太宗赵光义名下。明代汪砢玉《珊瑚网》中著录为：“宋太宗行书蔡行省勅。真迹在金花笺上。”②顾复《平生壮观》中著录：“北宋太宗。蔡行勅。白纸。行书。勅蔡行省所札子。辞免殿中省事其悉云云。后十四日勅蔡行御书之宝。郑穆观。黄庭坚跋。真迹想为人换去。郑清之跋。鸟伤王祎记。题伯温所藏。项氏收藏。”③清代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宋太宗勅蔡行帖。行书。金花笺本。”④吴其贞《书画记》著录：“宋太宗蔡行勅一卷。书在八宝金笺上。计字百二十七。书法清爽联绵缱绻有飘藤荡柳之势。予见此勅方知徽宗之书无笔不规模于太宗。用御书之宝印玺。余后见风池帖上太宗之书与此无异。后黄山谷题识盖赝笔。此得於嘉兴沈氏家。时庚子十二月七日也。”⑤清内府《石渠宝笈》初编著录为：“太宗书蔡行勅一卷。上等洪一。贮御书房。”⑥

上个世纪60年代初，辽宁省博物馆编辑出版<辽宁省博物馆藏法书选集》，作为公开发行的出版物首次将此勅书正式定名在宋徽宗赵佶名下。杨仁恺《宋徽宗赵佶书蔡行勅·附记》中记述：“在没有找到更多的文献资料和实物证据之前，我们只是根据此勅（指《蔡行勅》）与《圜丘季享勅》相较，发现两者的书法，无论是总的风格，或是同一字的间架，都很一致。因此，我们说它是徽宗所书，还是比较可靠的。当然，要作出肯定的结论，却还有待于研究工作者们作更进一步的研究。”⑦

与之时间相近的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中也记录了此卷勅书：“宋徽宗赵佶书蔡行勅卷。泥金画八宝笺本。高口口公分。二接共长口口公分。行书十九行。末大书一勅字。又最末外封一行。此卷书法流丽道媚。乃宣和晚期所书。行书中当推第一。旧题宋太宗书。误于卷后伪跋也。今改题徽宗。庶几得其实矣。”⑧由此可知，杨仁恺和张珩都认为此卷勅文为宋徽宗赵估的手笔，且张珩认为是徽宗“行书中当推第一”的佳品。

徐邦达在《古书画伪讹考辨>文中考证出蔡行为蔡攸之子，勒文中所记不许蔡行“辞免领殿中省事”应发生在徽宗朝后期，绝无可能是太宗赵光义所书。又记：“蔡勅虽然比较接近赵佶书风格，但艺术水平不够高，用笔比较飘滑，结体亦多松散处——如第五行的‘有字、第六行的‘纲字、第七行的‘况字等，最为明显。如与所见赵佶它书真迹来对比，相差甚远。应当都属‘内夫人或‘弄臣辈代笔无疑。”⑨

曹宝麟也有专文论述此卷勅书，指出：“《蔡行勅》用笔却显得拖沓旭劣，提按的技巧极其笨拙，总体气格上有女子的特点。因此似可认为，此勅乃出自经过徽宗教诲的女官之手。”⑩徐邦达与曹宝麟都认为《蔡行勅》并非赵佶手笔，而是代笔之作。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会图》轴（图2）为绢本设色，画面描绘树荫之下众多文士围桌宴饮的场景。画幅右上方有行书诗题五行：“题文会图。儒林华国古今同，吟咏飞毫醒醉中。多士作新知入彀，画图犹喜见文雄。”（图3）另外，画幅左侧边缘处有徽宗“天下一人”墨迹花押。关于《文会图》的研究，当代几位鉴定专家也多有文章涉及，其中“题文会图”的行书诗题一股认同为徽宗赵佶所书。

谢稚柳在宋徽宗书画研究的相关文章中论述过《文会图》中徽宗题诗的问题，肯定了诗题为赵佶亲笔：“《听琴图》与《文会图》根本不是赵佶的画笔，也不是代笔，而是画院中人的画笔，但为赵佶所满意，或为赵佶所命题，因而在上面题字或题诗，蔡京也只是奉命在上面题诗，故而没有对画笔加以赞扬。”⑾徐邦达将《文会图》定为传世宋徽宗十二件代笔画之一，在文章中指出：“按从此诗看来，似乎是赵氏题他人之作，而为后世鉴定者误定为赵氏自画的。”⑿徐邦达认为宋徽宗只是在此画上题诗，图画并非赵佶所绘，也肯定画中诗题是徽宗亲笔所书的。

《文会图》中赵佶的行书诗题墨迹对于比较和研究同为行书的《蔡行勅》墨迹是否为赵佶所书无疑是极为有价值的参考标本。《蔡行勃》卷中共有21行127字。《文会图》中赵佶的诗题只有5行32字，虽然文字较少，但两件书法墨迹中仍然有多个相同或笔画结构相近似的字形可以进行比较（图4）。从对比中可以看出，如两件墨迹中都有的“知”字和“见”字，其书写出来的字形完全相同，书写的笔画行笔顺序、部首组合及笔画长短比例等方面都趋于一致，用笔的提按转挑、轻重缓急以及笔画连接的带笔牵丝都如出一辙。单个字的重心、各个笔画的倾斜角度等方面也都完全相同。另外，两件行书墨迹中相同的偏旁部首或相似笔画结构的字形也为数不少，比如《题文会图》第5行第7字“雄”字和《蔡行勅》第4行第2字“難”字，其中共有的“隹”字部分; 《题文会图》第4行第3字“作”字和《蔡行勅》第4行第4字“仰”字，其中共同的“亻”部分;《题文会图》第2行第6字“今”字和《蔡行勅》第13行第4字“命”字，其中共同的“人”字部分，以及《题文会图》第3行第6字“醉”字和《蔡行勅》第2行第3字“辞”字，其中字形相近的部分，这些相同或相近似的部首笔画两件墨迹中书写出来的十分接近，其书写时笔锋的起承运收、运笔的疾徐顿挫，两者也有共同特征，它们在结体用笔、笔画特质等方面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

两件书法墨迹中可以进行单个字形比较以外，还可以在书法的章法行气方面进行比较，这也是检验两件墨迹是否具有共通性的有效方式。《题文会图》与《蔡行勅》每行多为七个字组成，将两件墨迹整行字的进行比较，乃至于将其中一行字置换到另一件墨迹中，进行整体的章法行气比较，可以直观的看到两件墨迹书法的共通之处。比如将《蔡行勅》的第3行置换到《题文会图》第3行的位置（图5），可以看到，替换的这一行字与整首诗题的书法具有共通性，结字的方式习惯、笔画的奇正角度、行笔中的笔断意连、字与字之间疏密的掌控、字与行之间重心的调整、在笔画特征和章法行气方面完全一致，替换的这一行字完全融合于《题文会图》书法当中，整体上毫无违和感。这样整行字的替换对比还可以做更多的示例，如将《蔡行勅》的第5行置换到《题文会图》的第4行位置（图6），同样也能全篇书法融合一体，毫无违和感。同样的方法，将《题文会图》中的整行字替换到《蔡行勅》中也一样可以进行比较，如将《题文会图》的第2行置换到《蔡行勅》的第3行位置（图7），或将《题文会图》的第5行置换到《蔡行勅》的第4行位置（图8），也同样融合于整体的书法格局当中，可以看出两件墨迹共通的特性。在这样两件墨迹整行字的交叉替换比较示例中，其实毋庸过多言语赘述，可以直观地判断出它们在书法风格及书写个性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蔡行勅》在书法的笔画、结体、章法行气等方面都显示出与宋徽宗《题文会图》书法的高度一致性，应出于一家之手。目前在没有确凿证据否定《题文会图》为徽宗赵佶亲笔所书的状况下，同样亦不能否定《蔡行勅》为赵佶亲笔。

注释：

①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 984，上卷文字部分，221页。

②[明]汪珂玉《珊瑚網》，收入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 992，第5册，754页。

⑤[明]顾复《平生壮观》，收入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 992，第4册，893页。

④[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收入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第6册，226页。

⑤[清]吴其贞《书画记》，收入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第8册，84页。

⑥[清]张照等《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71，下册，880页。

⑦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藏法书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第8册。

⑧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书法第二卷，192页。

⑨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上卷文字部分，220页。

⑩曹宝麟《抱瓮集》，台北：蕙风堂，1991，《宋徽宗（蔡行勅）考》，6页。

⑾谢稚柳《鉴余杂稿》，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113页。

⑿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上卷文字部分，227页。

（责任编辑：尹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