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非均衡性研究
——基于Dagum基尼系数与空间统计分析方法

未良莉， 李 超

(1.合肥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合肥 230601； 2.安徽财经大学 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长江经济带覆盖我国11个省市，2018年长江经济带GDP占全国总量44.1%[1]，具有一定引擎作用。但是，由于长江经济带地域广阔，上中下游在资源、环境、交通、产业基础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因此，科学测度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实证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和空间布局特征，对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进而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早期学者们主要致力于探讨经济增长问题，但随着经济效率不高、环境污染等问题凸显，经济发展质量问题引起学术界关注，主要集中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价值、内涵特征、发展路径及综合测度等方面研究。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迟福林[2]指出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决定着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王珺[3]认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在于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金碚(2018)[4]、李梦欣等(2019)[5]探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学者们均认为有必要构建科学的指标体系评价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任保平等(2018)[6]建议从经济增长效率、结构、经稳定性、福利分配、生态环境代价及国民经济素质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张军扩等(2019)[7]基于高效、公平和可持续的发展目标构建了指标体系。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证研究，鲁邦克等(2019)[8]运用组合加权主成分法对各省市进行了测度；黄庆华等(2019)[9]利用时序数据采用熵值法对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分析；杨仁发等(2019)[10]从产业集聚角度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差异化分析。

综上可见，学者们较多着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价值及发展路径等研究，部分学者构建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存在部分指标数据不稳定问题，且研究对象多集中于省级层面，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文献较少。从研究方法看，多采用静态分析，缺乏空间动态探讨。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引擎，对该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综合测度，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时空差异分析，填补目前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对象空白，对于推动该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空间经济格局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运用空间统计学分析方法，对该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聚集特征进行分析，可为政府制定定向调控与精准调控的区域经济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师博等[11]研究，兼顾指标体系设置的可操作性与可比性等原则，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和社会成果两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基本面指标包括经济发展强度、经济发展稳定性、经济发展合理化、经济发展外向性等四个二级指标，社会基本面指标包括人力资本与生态资本两个二级指标。具体而言，采用地区人均GDP衡量经济发展强度；采用地区GDP增长率变异系数的倒数衡量经济发展稳定性；测算区域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泰尔指数，用以表征经济发展合理化程度；采用地区净出口额占GDP 比重衡量经济发展外向性；采用每万人大学生数作为人力资本代理变量；采用GDP与PM2.5浓度比值衡量生态资本，其中PM2.5浓度取自哥伦比亚大学的地球数据信息系统。

2.样本与数据选择

由于长江经济带自治州和个别地级市数据缺失较多，因此选择了9省96个地级市和上海、重庆共98个研究单元组成样本，依据《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相关文件，将98个研究单元划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三个区域，其中上游地区包括四川14市、贵州4市、云南5市以及重庆市，共计24个研究单元；中游地区包括江西11市、湖北11市、湖南13市，共计35个研究单元；下游地区包括江苏11市、浙江11市、安徽16市以及上海市共计39个研究单元。所有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省市统计年鉴等，时间跨度为2008-2017年，个别单元缺失数据用邻近三年移动平均值代替。

3.研究方法

(1) Dagum 基尼系数 分析区域空间非均衡性发展的方法有变异系数、基尼系数、Theil指数等。Dagum 在Theil指数基础上，将基尼系数分解为区域内差距贡献Gw、区域间超变净值差距的贡献Gnb和区域间超变密度贡献Gt，解决了样本之间的交叉重叠问题[12]。本文运用Dagum基尼系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进行分解，主要计算公式如下(公式中各字母具体含义详见参考文献[12])：

(1)

(2)

(3)

(4)

(5)

(6)

(2) 空间自相关与热点分析 一是空间自相关分析。采用空间自相关全局指标Moran’s I分析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整体空间自相关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7)

二是热点分析。全局空间自相关不能检验局部状况或小范围局部的不稳定性，Getis和Ord ( 1992)[13]建议使用局部G统计量来分析局部空间聚集，当一个要素具有高值，且被其他同样具有高值的要素包围，称为统计学上的显著性热点，反之则称为显著性冷点。计算公式如下：

(8)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测度结果

运用熵权法计算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值。熵权法是多元统计分析中的一种综合评价方法，利用信息熵赋权可增强多指标综合评价的客观性。根据综合得分，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划分成五个等级，综合值大于1.15定义为第一梯队，1.10-1.15定义为第二梯队，1.05-1.10定义为第三梯队，1.00-1.05定义为第四梯队，小于1.00定义为第五梯队。运用Arcgis 软件，对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2010年、2017年梯队分布情况进行了可视化表达(见下页图1)，图中空白地区表示该区域无数据，不在考察的样本范围。

由图1可见，2010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处于第一等级的只有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和宁波等5个地区，到2017年，处于第一等级的地区数向中下游点状扩散，地区数增加到8个；第二等级的地区数量从2010年的13个增加到2017年的21个；第五等级的地区数量从2010年的47个减少到2017年的32个。反映出随着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不断推进，各地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断增强，从长江下游逐渐向中游呈现出多点开花局势，整体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图1 2010年与2017年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梯队分布

2.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原因分析

(1) 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差异及区域内差异 运用Dagum基尼系数分别测算2008-2017年总体基尼系数，上中下游地区内和地区之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基尼系数，并进行分解，计算结果见表1。

结果显示，样本考察期内，总体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499 4下降到2017年的0.362 3，呈现下降-上升-下降的W型波动。上游、中游和下游区域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类似变化特征，且下游地区区域内基尼系数始终高于中游和上游地区(见下页图2)。下游地区主要包括江浙皖38个市和上海市，这些区域总体自然条件较好，交通便捷，利于人口聚居和经济开发，但区域内既包括上海、南京、杭州等一二线城市，也涵盖了阜阳、宿州、盐城等四线城市。一二线城市地区经济发展强度、稳定性、外向型、合理化等方面均遥遥领先于中游的三四线地区，加之一二线城市人才虹吸效应大于辐射效应，使其人力资本明显优于下游其他地区，因此下游区域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反而呈现出较大差异。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基尼系数在2014年前差异不大，但2014年后，中游地区区域内基尼系数呈现出较快下降趋势。究其原因，自2006年《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实施以来，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经济发展水平大幅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全方位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发展活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升，表现出区域内基尼系数一定幅度的下降。

表1 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的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结果

图2 总体基尼系数和上中下游区域内基尼系数变化态势

(2) 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区域间差异 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区域间差异均呈现出“下降—上升—下降”循环往复态势，但波动幅度不大，趋势较为平缓(见图3)。其中上游与下游区域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最大，基尼系数值在0.298 6-0.682 9之间变动，中游与下游间区域差异居中，基尼系数值在0.133 2-0.626 0之间波动，上游与中游之间的差异较小，基尼系数值在0.249 8-0.514 8之间波动。

图3 上中下游区域之间基尼系数变化态势

(3) 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分析 对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差异进行分解，计算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贡献及超变密度的贡献率，以剖析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差异的原因。见前文表1和图4。

图4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来源贡献率的变化态势

结果显示，区域内差异贡献率基本处于平稳状态，区域间差异呈现出缓慢上升趋势，其贡献率值分布在23.40%-40.65%之间，超变密度贡献率从2008年的27.35%上升到2016年的44.42%，在2017年有所下降，但依旧达到37.68%。可见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是该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主要来源。究其原因，高质量发展要求整个体系有活力、有效益、有质量，而长江经济带覆盖面广，上游、中游、下游地区在区域位置、资源禀赋程度、科技教育文化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使得下游地区在经济发展惯性作用下不断形成新的集聚，而上游地区因交通不便制约人口集聚与资源开发，经济起飞能力较弱，同时上游地区还面临生态退化等环境问题。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主要靠内需驱动，与下游地区相比，创新资源集聚不够，经济外向性发展不足，没有起到很好的承东启西作用。因此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主要表现为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

3.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自相关与热点分析

(1) 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自相关分析 随着地区交流逐步增强，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也相互影响。长江经济带2008-2017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Moran’s I指数结果见表2。从该表可以看出，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全局自相关指数Moran’s I值皆为正，说明整体而言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出空间正相关关系，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非是完全随机状态，存在一定的空间集聚性，即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相互邻近，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也相互邻近。但Moran’s I从2008年的0.453 9下降到2015年的0.211 7，表明空间集聚程度在此期间有所下降，2015年后又开始缓慢上升，表明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聚集特征近年来又有所增强。

表2 2008-2017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Moran’s I指数

注：*、**、***分别代表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

(2) 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热点分析 运用 Getis-Ord Gi*统计指标，进一步来分析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分布格局，检测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热点和冷点。限于篇幅，图5仅展示了2010年与2017年热点分析可视化结果。

图5 2010年和2017年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水平的冷热点演化情况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2010年有27个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等9个地区，浙江省的杭州、宁波、绍兴等11个地区，安徽省6个地区；有17个冷点区域，集中在四川省，包括德阳、成都、雅安、绵阳等；重庆；贵州省的贵阳、遵义；湖南省的娄底和湘潭等。2017年有25个热点区域，集中在上海、江苏省8个地区、浙江省11个地区、安徽省5个地区；有13个冷点区域，集中在四川省和贵州省，包括德阳、成都、雅安、绵阳、贵阳等地区。可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偏高的热点区域始终分布在上海、江苏省、浙江省及安徽省部分区域，冷点地区有减少趋势，但始终集中在长江经济带上游，空间分布模式表现为“东热西冷”，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呈现明显的空间二元结构。

四、结论与建议

运用熵权法对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结果显示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逐年提高。Dagum 基尼系数测算及分解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上游、中游、下游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时空差异，总体基尼系数、区域内区域间差异基尼系数均呈现为下降-上升-下降的波动状态，其中上游与下游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上游与中游间区域差异较小，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是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空间统计分析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现显著空间正相关性，但空间聚集程度呈现V型波动，空间分布模式表现为“东热西冷”，存在空间二元结构现象。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要打造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协同发展新棋局。进一步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充分考虑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性，探索各地区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路径，推进上中下游地区间差异化协同发展；地方政府应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定向调控与精准调控，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探索建立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构建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赢的区域合作机制。二要积极依靠热点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引领整个长江经济带的新旧动能转换。以上海、杭州、宁波、苏州、无锡、南京等地区为支撑点和辐射源，利用区域综合交通网络，沿江、沿线、沿路重点展开，加强与经济带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经济交流，向其他地区提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示范；引导热点地区各类人才、资金和技术积极服务中上游地区的经济发展。三要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中游区域间省地协商合作机制作用，健全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区具有承东启西的地理优势，应进一步加快产业、人口与空间的协调发展。加强南昌与武汉、长沙等地的对接交流，开启新一轮合作行动，推进城际交通网络、科技创新联盟、城市群“绿心”、重大产业集群建设，联动发展，腰部发力，助推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