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论辩理论的修辞情境拓展

申屠春春， 杨仙菊

(浙江工商大学 杭州商学院， 杭州 310000)

语用论辩理论(the Pragma-dialectics Theory)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由荷兰学者Frans van Eemeren和Rob Grootendorst共同创立。该理论融合了逻辑学、语用学和修辞学等多学科视角，被广泛用于各类论辩话语的评析。尽管标准理论几经拓展并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修辞转向，其中涉及的修辞维度分析仍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导致批评者在考查现实论辩话语实效性的过程中只关注零散的修辞格和语言技巧。为此，本文首先通过回顾语用论辩理论的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比彻尔和伯克的修辞情境观，将修辞情境三要素及“同一”理论融入策略操控分析框架；最后，我们将选取福克斯新闻网的一则报道作为个案研究，以期直观地展示该分析框架的运作过程。

一、语用论辩理论的历史沿革

(1) 语用论辩标准理论的提出 语用论辩理论作为西方论辩学的重要分支，是在摒弃形式逻辑和绝对真理，回归经典论辩传统的学术背景下应运而生。该理论将论辩视作“旨在通过批判性讨论合理消除正反双方意见分歧的言语交际行为”[1]。基于对论辩话语“合理性”的考查，Van Eemeren等提出了一个批判性讨论理想模型，规定了消除意见分歧过程的四个阶段：冲突阶段、开始阶段、论辩阶段和结束阶段[2]25；每个阶段又由各种论证性话步和言语行为组成，而评判这些话步和言语行为“合理性”的依据为“十大理性准则”[2]109。尽管理想模型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完善，但对于分析实际言语交际活动却过于理想化，因为它只注重话语的合理性而忽视了论辩话语策略的实效性。

(2) 语用论辩标准理论的修辞拓展 认识到标准理论的局限性，Van Eemeren等对其进行了修辞维度的拓展，提出了“策略操控”(strategic maneuvering)概念，指的是论辩者为了取得论辩话语“合理性”和“实效性”之间的微妙平衡而付出的持续努力[3]40。在实际论辩话语中，论辩者不仅试图“合理”地解决意见分歧，同时也利用各种话语策略使得论辩结果朝着利己的方向发展，这正解释了“策略”和“操控”的具体含义，与修辞学所强调的“劝服”本质不谋而合。为此，Van Eemeren规定了策略操控分析所涉及的三个方面：对潜在话题的选择；对受众需求的适应；表达策略的呈现[3]93-95。不难看出，策略操控的分析要素汲取于西方古典修辞学的“话题”“受众”和“文体风格”三大研究范畴，体现了修辞维度之于论辩话语分析和评价的重要作用。

此外，由于现实论辩话语在“合理性”和“实效性”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张力，一旦这种平衡关系被打破，将阻碍意见分歧的合理解决。任何牺牲合理性而去追求实效性的努力称为“策略操控脱轨”，其最终结果是导致“谬误”[3]41。

在标准理论得以拓展的同时，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语用论辩理论，并对其发展历史和主要观点进行回顾[4-5]。其中不乏从修辞学角度去评析策略操控脱轨和谬误归类的合法化[6]。此外，部分国内学者将目光投向社会交际活动中的论辩实践，如对媒体外交话语和亲子互动话语进行语用论辩研究[7-8]。

二、主要西方修辞情境观

(1) 比彻尔的修辞情境观 1968年，美国修辞学家比彻尔(Lloyd Bitzer)首次对修辞情境理论进行系统研究，提出了“紧急状态”“受众”和“制约”三大催生修辞话语的情境要素[9-10]。紧急状态指的是一件有待完成或需要改变的事件，是催生修辞话语的直接诱因；受众是任何能够被修辞话语影响并能对现实状况作出改变的人群；制约则包罗万象，涉及人物、事实、自然与非自然环境，以及各种关系。它既包括情境中业已存在的非艺术性理据，如事实、普遍观点和态度等；也涵盖修辞者通过话语为情境增加的艺术性理据,即人品诉求、情感诉求和理性诉求。

(2) 伯克的修辞情境观 新修辞学的主要奠基者伯克(Kenneth Burke)对修辞情境也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他认为修辞情境体现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哲学关系，而“同一”使得修辞情境从“分裂”向“凝聚”靠拢[11]268。伯克的修辞情境观更注重修辞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并区分了“同情同一”“对立同一”和“错误同一”三种取得受众认可和支持的方式。同情同一强调修辞者和受众持有共同的情感从而形成亲密的关系；对立同一通过树立共同的敌人来达到凝聚；错误同一则是潜移默化地使受众把自己想象成修辞者或者修辞话语描述的那样[11]268-269。“同一”理论恰好补充了比彻尔对于“受众”因素的阐释。

(3) 修辞情境观的整合 综合两位修辞学者的修辞情境观，我们可以从“紧急状态”“受众”和“制约”三个层面对现实话语进行修辞性解读。其中紧急状态制约着修辞者对于相关话题的选择；在受众层面修辞者采取各种“同一”手段以博取支持；制约则预示着修辞者在话语交际中可能采取的艺术性、非艺术性理据。

三、语用论辩理论的修辞情境拓展

基于对两种理论历时和共时的梳理，不难发现修辞情境之于语用论辩理论具有进一步的补充和深化作用，原因有二：一是修辞情境理论根植于新修辞学，拓展了古典修辞学的研究范畴和深度，因而更有利于语用论辩理论对修辞学的借鉴；二是修辞情境三要素和“同一”理念为论证话步的实效性评判提供了更为系统和规范的参数，能有效避免各种零散和泛化的主观推断。为此，我们将修辞情境元素融入语用论辩分析框架，得出图1：

图1 修辞-语用论辩分析框架

如图1所示，策略操控的有效运用取决于论辩话语“合理性”和“实效性”之间的平衡。其中，“合理性”的评判标准为Van Eemeren等提出的十条理性讨论准则，分别为：自由规则、举证责任规则、立场规则、相关规则、未表达之前提规则、出发点规则、论证图式规则、有效性规则、结束规则和用法规则[2]109-139。而“实效性”的评判有赖于对修辞情境三要素的考查，即“紧急状态”影响着论辩者在每个论辩阶段和话步上的议题选择，对于“受众”的考虑会导致论辩者采取各种“同一”策略，“制约”因素则体现在论辩话语中各种艺术性、非艺术性理据的使用。如果现实论辩话语以牺牲合理性来取得修辞实效性，将会导致策略操控脱轨，即“谬误”的发生。以上便是该分析模型的运作原理，下文将简要介绍其在实际论辩话语中的运用。

四、福克斯新闻报道的修辞-语用论辩评析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于2019年5月7日播出一则题为 “Trump is right to play hardball with China on trade”(1)该报道网址为： https://www.foxbusiness.com/politics/trish-regan-trump-is-right-to-play-hardball-with-china-on-trade.的新闻报道。女主播Trish Regan宣称中美贸易战有利于保护美国经济。根据本文提出的语用论辩分析框架，我们将通过论辩重构和策略操控分析对该则报道的实效性和合理性进行评价。

1.论辩重构

论辩重构的主要目的是从现实论辩话语中剥离出与“合理消除意见分歧”相关的话步，并将论辩话语分成冲突、开始、论辩和结束四个阶段[2]25。

(1) 冲突阶段 在该阶段论辩双方明确意见分歧和各自立场。从该报道的背景可知，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加征关税，导致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民众开始担心愈演愈烈的贸易战将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而Trish Regan一开头便提出“This is an example of the president doing exactly what he should do, protect our economy”，明确表示贸易战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经济。因此，讨论的潜在意见分歧可确定为：中美贸易战是否有利于保护美国经济，而Trish Regan持肯定立场。

(2) 开始阶段 在该阶段确定正方和反方，并就讨论的出发点达成一致意见。一般而言，论辩的正方为提出立场并为立场作出辩护的一方，具有举证责任，由此可判断Trish Regan所代表的福克斯新闻网为正方，而对中美贸易战持异议和质疑的美国民众为反方，其中包括美国商界和普通民众。该论辩的出发点正是特朗普政府一直以来向美国民众灌输的“America First”理念，即美国利益优先。

(3) 论辩阶段 正方通过提出一系列论证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而反方则提出质疑或反驳。为了辩护“中美贸易战有利于保护美国经济”这一立场，Trish Regan提出了两个论证，具体如下：

论证1：American businesses are not incentivized to cut trade with China.

a.They’re too desperate trying to prove to shareholders each quarter that they’re active in that major market.

b.They even surrender their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the Chinese because they want the opportunity to access one billion people in that market.

论证2：When you look at China’s growth trajectory, we may not own that(first) space for long.

Trish Regan提供的第一个论证为“美国企业不愿和中国停止贸易”，并采用两个子论证来共同支撑这一点：一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继续获利能向股东有所交代，二是美国企业想要保住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甚至不惜以牺牲知识产权为代价。她提供的第二个论证为“中国可能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属于简单论证。以上两个论证分别用来支撑整个报道的立场。

(4) 结束阶段 在该阶段论辩双方明确意见分歧是否被消除或在多大程度上得以消除。由于新闻报道单向传播的特质，潜在批评者无法当场提出异议。Trish Regan 完成举证之后重申了自己的立场：“So, raising tariffs on China? I say good! Keep raising them.” 简短的表述和坚定的语气暗示了正方成功地维护了自身的立场，意见分歧得以消除。

2.策略操控分析

根据上文提出的策略操控分析框架，我们首先从修辞情境三要素出发来考查Trish Regan运用了哪些修辞策略取得话语的实效性，随后参照理性讨论准则评判话语的合理性，以此判定本案例是否出现策略操控脱轨。

(1) 实效性分析 首先，紧急状态指的是一件有待完成的事件或者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在本案例中体现为美国民众对于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升级中美贸易战的疑虑。为了改善这一紧急状态，Trish Regan 在论辩中选取了一切以美国利益为首为出发点。在为特朗普政府辩护时，她反复将其行为提升到保护美国经济和未来的高度，实则是利用公众的信念掩盖贸易战的真实目的。

其次，修辞情境中的受众因素恰好对应论辩中的反方，是该报道试图说服的美国民众。为了拉拢普通民众支持自己的立场，Trish Regan在论证1中将矛头指向美国企业，暗示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应该把他们视作敌人而不是贸易战的受害者，这属于典型的“对立同一”修辞策略。该策略通过指出“共同敌人”而巩固自身战线，能有效地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者。此外，整则报道多处使用第一人称we、us和our，潜移默化地将论辩者和受众联系在一起。尤其是“protect us and protect our future”“we have the leverage now, we are still the biggest economy”等表述，把读者带入到“我们是世界第一，政府和我们同舟共济、同仇敌忾” 这样一种假想的境地，这便是巧妙的“错误同一”策略。

最后，本案例的制约因素体现在说话人对于艺术性理据的运用, 尤其是通过诉诸人格来维护自己的立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Trish Regan极力宣扬特朗普政府强硬、负责的人格形象，便是借助权威人格强化了自身人格；其二，报道结尾斩钉截铁的语气和第一人称“I”的使用向美国民众充分展示了论辩者自信、坚定和充满民族自豪感的性格。如此巧妙打造人格形象，目的是增加话语的可信度。

(2) 合理性评价 由上文可知，Trish Regan通过分析和把控各修辞情境要素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修辞策略，增强了话语的实效性，但如果我们对照语用论辩“十大理性准则”，却不难发现该报道在合理性方面存在着明显缺陷。

首先，论证1的辩护违背了自由规则。自由规则要求论辩双方不得阻止对方自由提出立场或质疑自己的立场，而违反这一规则的情形之一就是进行人身攻击[12]546。在论证1的第二个子论证中，Trish Regan提到美国企业为了保住中国市场而将知识产权拱手相让，这种严厉的指责使得作为潜在反方之一的美国企业信誉尽失，那么他们的质疑和反驳便无法取得其他美国民众的认可。值得注意的是，报道中并未提供相关的事实佐证，因而该控诉表面上为“对事”，实则是“对人”。

再者，论证2的提出违背了相关规则，体现为用“非论辩”手段为立场辩护, 同时又表现得在提供论辩[12]546。论证2属于典型的修辞式推论(2)“修辞式推论”原名为enthymema (恩梯墨玛)，是一种三段论法的推论。其主要特征为：无论是前提还是结论都具备或然性。。要从论证2推导到立场，需补充一个未表达前提，即“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不利于美国经济发展”，而这一前提是完全不成立甚至是充满主观偏见的，因而论证2并不能有效支持立场。

五、结 语

本研究将语用论辩分析框架进行了修辞情境拓展，并通过案例剖析证实了其可操作性。从分析结果来看，一方面，Trish Regan为了达到论辩实效性，巧妙地选取了论辩出发点，采用“对立同一”和“错误同一”两种认同策略博取受众支持，并且试图通过人格诉求来增强话语的说服力；然而在论辩合理性方面，Trish Regan却犯了“人身攻击”和使用“非论辩”手段的谬误。尽管各种“同一”策略和艺术性理据为论辩披上了华丽的外衣，却经不起理性目光的检视，结果便是导致策略操控脱轨。不难看出，拓展后的分析框架有利于批评者更为系统辩证地识别论辩中的修辞策略和语用谬误，从而更好地判断策略操控的正当性。在后续研究中，我们会将该语用论辩分析框架应用到更多类型的论辩话语中，以期服务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