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模态话语分析视角下电影字幕翻译研究
—— 以电影《我不是药神》为例

张 珂， 胡 健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合肥 230601)

近些年来，国产电影数量急剧增多，不少国产电影在全球票房上也屡创新高。国产电影走进国际市场并大获好评，除了电影本身的新颖题材、丰富的拍摄技巧和演员的完美演绎，字幕翻译也起着重要作用。电影是结合声音、图像、文字等多种社会符号为一体的多模态语篇，成功的字幕翻译不仅要通过有限的篇幅把电影的表层信息以及深层含义、情感准确地向目标语观众传达，还要兼顾影片中人物的肢体动作、面部表情和背景音乐等构建电影的整体意义，使目标语观众更好地理解电影。电影《我不是药神》自2018年7月5日上映起就取得口碑和票房双丰收。本文试图结合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从字幕翻译上探讨该影片在国内外大获成功的原因，同时指出其翻译上的不足之处并给出建议。通过分析该影片字幕翻译的得与失，以期为今后影视翻译提供借鉴，促进国产电影更好地走向国际市场。

一、多模态视角下电影字幕翻译研究现状

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了影视字幕翻译行业的快速发展。成功的字幕翻译应结合人物动作、表情和背景音乐等非语言形式共同构建电影的主题意义，而多模态话语正是一种“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通过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1]。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多模态话语分析打破了传统话语分析只专注于纯语言系统而忽略其他表意系统的桎梏，为影视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Delabastita早在1989年指出，电影意义的构建同时依靠语言和非语言两种形式，因此应从多模态视角分析电影中文化信息的转换[2]。Baldry和Thibault提出视听文本的多模态转写法，指出应从画面、音效、字幕以及动作四个方面对信息资源的分布展开分析[3]。Taylor于2003年首次提出从多模态视角对影视翻译进行研究的理论框架[4]。但就现有的相关文献看，国外研究总体偏理论化，利用多模态视角对具体影片字幕翻译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较近的是2015年Gupta运用多模态视角对影视翻译中的文化信息所做的研究[5]。

国内有关影视字幕翻译的多模态研究相对较晚。通过将“多模态 字幕翻译”作为主题词输入中国知网(CNKI)，截止到2018 年12月16日，笔者得到32篇相关文献。通过计量可视化分析，笔者发现，近五年发文量为25篇且自2015年起，发文量呈逐年上涨趋势。通过对这32篇文献的进一步分析，笔者发现，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张德禄教授提出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框架，从文化、语境、内容和表达四个层面对影视翻译展开分析，但多以国外电影为源语料，仅有少数文章对国产电影的英译字幕进行分析，如吕健、吴文智对影片《金陵十三钗》的字幕翻译的探讨[6]，王丽萍借用此框架对《十二生肖》的字幕翻译的研究[7]。此外，以往研究大多只谈及字幕翻译的巧妙之处，缺少批判性思维，且各层面的分析缺少统计学数据的支撑。

综上所述，目前字幕翻译的多模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以往研究具有很大参考价值但尚存有不足。鉴于此，本文基于张德禄教授提出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框架，通过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从文化、语境、内容和表达四个层面探讨国产新生电影《我不是药神》字幕英译的得与失，以期对国产电影的英译提供借鉴作用，对推动中国电影市场国际化产生积极影响。

二、研究设计

1. 语料选取

电影《我不是药神》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药店老板程勇从印度代购并在上海贩卖仿制的天价药格列宁开始敛财之道后良心发现的故事。该片时长117分钟，本文所选字幕来自霍尔果斯坏猴子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官方公映版本，其中英文字幕共计8 059词，中文字幕共计10 181字。影片英译字幕每分钟对应的词量分布如图1所示：

图1 影片《我不是药神》英译字幕时间-词量分布图

由图1可看出，影片言语主要集中于前70分钟。结合电影内容可知，影片前半部分主要介绍程勇等人发现商机、走私贩药的故事，人物间交流对话较多。而在70分钟左右，随着吕受益的离世剧情进入高潮，之后主要通过程勇良心发现揭示电影想要传达的主题。作为典型的多模态语篇，除了人物对话，意义建构还要同时依靠背景音乐、人物肢体动作、表情等非语言形式。因此，电影后半部分综合运用多种模态，纯语言形式的对话就相对较少。

2.研究框架

本文的理论框架是基于张德禄教授提出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在此理论中，张德禄教授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出发，结合Martin[8]提出的五个层面的系统以及Lim[9]提供的多模态话语分析框架，建立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综合框架。这个框架包括文化层面、语境层面、内容层面和表达层面，四个层面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多模态语篇的分析基础。其中，文化层面是分析的关键，决定“交际的传统、交际的形式和技术”[1]，并可对语境层面给出解释。媒介本身不能够传递意义，只是意义的载体，必须通过形式层面的组织化才能实现意义的传递。四个层面的具体内容以及关系如图2所示：

图2 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

三、多模态视角下的字幕分析

1.文化层面

电影是传播文化的窗口，其语言集中体现了原产地国家的文化和社会现象。而作为文化传播者，译者在字幕翻译过程中，应考虑文化因素对观众理解和接受影片的影响。笔者将从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亲属称谓语、方言和成语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1) 亲属称谓语 英汉语在亲属称谓语的使用上有很大差别。影片《我不是药神》中亲属称谓共出现28次，其中“姐夫”、“外公”和“弟妹”在英语中缺少准确的对应词汇。为使目标语观众能更好地理解影片中的人物身份和关系，译者将“姐夫”和“外公”译为“brother-in-law”和“maternal grandpa”。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程勇对吕受益妻子的称呼“弟妹”出现了3次，但是对应的英译都直接处理为“you”而非 “sister-in-law”。笔者认为，由于该影片中的“弟妹”是一种社交称谓语，并非表达真正的亲属关系，因此译者综合考虑了语境、意义和文化，采取这样的译法，避免引起目标语观众的误解。

(2) 方言 影片故事发生于21世纪初的上海，因而人物对话中也多次出现上海方言。电影字幕翻译的主要目的是让目标语观众更好地理解电影内容，因此笔者认为，方言翻译应以“意义”为导向，选取目标语观众可理解的词来表达源语的意义。在该影片中，方言词汇共出现25次，译者均采用以“意义”为导向的原则对方言词汇进行语义转换，如“头儿”(chief)、“被人给点了”(he was reported to the cops)、“这帮人特别贼的”(these guys are as sly as a fox)等。在选词上，译者也结合不同模态以实现意义共建。比如上海方言词汇“小赤佬”，译者对此处理为“nasty”。“小赤佬”是上海粗话，一般用来骂人，“nasty”意为“可恶的，令人恶心、讨厌的”。影片中，瘫痪的父亲坐在沙发上，和程勇提起其前妻打电话来说要带走小孙子的事，愤怒地称她为“小赤佬”。在这一幕中，老父亲愤怒的表情，不屑的语气，一连串摆手、推开保姆的动作与字幕相互配合，使观众在理解“小赤佬”语义的同时，更感受到人物的情绪和态度。

(3) 成语 据笔者统计，本片共出现21个成语，其中14个为四字结构，7个为多字结构。对于形式和语义对应的成语，译者均采用直译，如“劫富济贫”(robbing the rich to feed the poor)、“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there is a greater merit in saving one life than in building a seven-tier pagoda)等；而对于语义上仍需进一步解释的成语，译者均采取意译的原则，旨在使观众理解其深层含义，如“自投罗网”(bite the hook)、“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all good things must come to an end)等。译者对成语的解读同样结合了不同形式，如程勇打开患者送来的锦旗，画面中红布黄字的锦旗呈现在观众眼前，此时程勇先是发出一声感叹“哎呦喂”，然后用激昂的语调将锦旗上的内容读给众人听，“仁心妙手普众生，徒留人间万古名”(kind heart and healing hands benefit all living creatures， which will be engraved forever in people’s mind)，最后转过身仄仄嘴，肯定地朝众人点头。通过字幕与人物语气、动作、眼神以及鲜艳色彩图像间的配合，观众感受到此处传达的轻松幽默，这与程勇等人此时事业上的蒸蒸日上相呼应。

此外，以目标语观众为导向的翻译策略还体现在译员在译文中使用目标语中具有文化涵义的词以贴近目标语观众。如影片中的“比猴还精”(But you’re as sly as a fox)，译者选用目标语文化中象征“狡猾、精明”的“fox”来代替“monkey”；影片中“仗义”出现2次，且均译为在西方文化中象征忠义的“Robin Hood”。因此从文化层面看，译员在对此进行翻译时，充分考虑到了目标语的文化背景。

2.语境层面

从语境层面研究电影的字幕翻译，即考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否考虑了相关语境因素，包括电影中某个真实的交际场景，电影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翻译的上下文语境。由于语境是电影情节的主要推动力，因此，译者在进行字幕翻译时，应做到承前启后，结合语境对信息进行适当的调整、增补和删减，对于具体词汇的选择也要结合不同层面语境进行考察。笔者将从电影的整体语境和观众所处的现实语境两方面来看译者在语境层面的操作。

(1) 电影的整体语境 影片中，译者对不同语境中“药物”这个词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据笔者统计，对于影片中出现的“正版药”，对应的英译全部为“the genuine medicine”，而对于程勇等贩卖到国内的药对应的英译自始至终都为“drug”而非“medicine”。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8版)对两个词的解释，“medicine”指起治疗作用且一般只用于口服的“药”，而drug在广义上可以指任何“药剂”，但更多用来指狭义的“麻醉剂”、“毒品”[10]。此外，影片中的“药商”对应的英译始终为“drug dealer”，而字典中对“drug dealer”释义为“走私商、毒贩子”。结合电影的整体语境来看，不论程勇所售的印度格列宁是假药还是仿制药，他的行为属于走私，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而且从电影内容也可得知，出厂500元人民币的格列宁进入中国市场后，卖到几万元都有人要，利润堪比可卡因，因此翻译为“drug”以及“drug dealer”是很符合电影的主题以及所处的现实背景。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程勇两次到达印度，想从印度厂商那里买药时，两者的对话中对“药物”的英译统一为“medicine”。笔者认为，可结合现实语境对这种译法提供解释。影片中印度厂商说过，“人们说这里是穷人的药房，所以全世界都来这里买药”。对于贫困的患者来说，他们并不关注药物正版与否，他们在乎的是药效和价格，而廉价的印度格列宁确实有和正版药一样的疗效，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就是“the genuine medicine”。

(2) 观众的现实语境 除了上下文语境和整体语篇语境，译者同样需要考虑到目标语观众所处的社会现实背景。影片中，当程勇托印度朋友帮他走私药品而朋友却提出索要更高的劳务费的要求时，程勇说道，“印度阿三你他妈你学坏了”(You are so cunning)。这里，译者并没有把“印度阿三”这样略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贬义称呼翻译出来，而是直接使用的第二人称“you”。结合上下文语境和程勇的社会地位背景，他本来就是个卖药的粗人，而且他也不是真正想用这句话表达对印度人的歧视，只是当印度朋友索要更多中介费时，他觉得有点生气，所以用了这样的称呼。如果译者直接把“印度阿三”翻译出来，当电影走向国外市场时，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3.内容层面

内容层面的分析包括就译者对话语意义和形式理解和处理的两方面的考察。在意义层面上，主要考察译者是否理解了不同的模态形式所表达的整体意义，并把意义准确无误地以字幕的形式表达出来，传达给观众。而形式层面的分析主要考察译者对电影中不同模态如旁白、背景音乐、动作、图片、标志等的解读和处理，以及译者如何通过不同形式实现意义建构。以影片片名处理的多模态综合运用为例，在电影开头2分17秒处，片名以白色字体出现在黑色背景中央，中文在上，英文在下，且英文单词全部采取大写形式用于突出强调，另一方面，在人类的共同认知里，白色和黑色最基本的象征义就是“生”和“死”，而译者也恰好选用了“dying”和“survive”一对表示“生”和“死”的词。从形式上看，此译法和图像的色彩相呼应，共同构建了电影的潜在的有关“生”和“死”的主题。从意义上来看，片名的英译为“Dying to survive”，采取的是意译的方式。电影主要描述了慢粒白血病患者没钱买正版药深受疾病折磨、垂死挣扎的状态，而“Dying to survive”正有“向死而生、拼死生存”的意思。此外，“be dying to do”意为“to be extremely eager to have or do”，即非常渴望做某事，而影片中多处都表现出患者对生存的极度渴望，因此该译法很符合电影的整体和主题意义。在选词上，译者选用“survive”而非“live”，“dying”而非“desire”，更加突出生与死的对比，强调被病痛折磨的人最基本的需求。可以说，这样的译法是对电影最好的诠释，尽管中文名“我不是药神”是从程勇角度出发，而此英译名则是从所有人角度出发，尤其是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

4.表达层面

字幕在表达层面上属于语言媒介的书面形式。除了纯语言因素，译者还要综合考虑伴语言因素以及非语言因素对电影整体意义的影响，如源语字幕的大小、颜色，背景音乐的运用，屏幕空间的布局，人物的肢体动作、交际工具和交际环境等。笔者将从影片字幕的缩略形式和大写形式两方面进行分析。

(1) 字幕的缩略形式 字幕主要是给观众提供视觉信息，以便结合听觉、背景音乐等对影片内容有更好的理解。因此，字幕以及字幕翻译要尽可能还原电影里人物的话语内容。但是不同于书面文本翻译，电影字幕翻译要随人物的话语即时切换，更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据笔者统计，为保证该影片英译字幕的即时性和对应性，当源语字幕本身过长时，译者倾向于使用目标语观众熟知的缩略形式来代替。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影片《我不是药神》中的缩略形式

缩略形式的使用不会影响观众对意义的理解，同时又能保证译文长度适度，确保电影的空间排版布局得当。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电影1小时30分43秒，有人向警察举报贩卖假药时说，“赶紧给抓了就完了”，对应的英译中译者没有使用“ASAP”，而是直接使用“as soon as possible”，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此处源语字幕本身比较简短，所以译为完整形式不影响电影画面的整体布局。

(2)字幕的大写形式 为了更加完整地表达意义，译者还使用大写形式特别突出个别单词。影片中共出现2次，一次在44分39秒处，局长强调程勇等是在贩售假药时，说“那还不是假药吗？”(then they ARE counterfeit drugs?)，以及在1小时1分11秒，黄毛与程勇争吵后要离开时说的“我谢谢你”(I THANK YOU)。结合影片，说话人说这两句话时都使用了加重的语气，眼神也带有特定的含义。比如黄毛说出“我谢谢你”时，观众结合上下文可知他表达的其实是对程勇的抱怨甚至鄙夷而绝非感激。所以在这里，字幕的特殊形式通过与影片人物的语气及眼神的结合，更加清楚地将电影所能表达的真实情绪传达给观众。

四、结 语

本文选取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中英对照字幕，在张德禄教授提出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下探讨了该影片的字幕翻译，分析译者如何在文化、语境、内容以及表达四个层面上，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来实现字幕翻译的最佳效果。但该影片的字幕翻译尚存在些许不足，在此，笔者提出建议，以期为国产电影字幕翻译提供借鉴作用。首先，笔者发现，译者在中国货币单位“元”的处理上没有遵循一致的原则，有的地方使用“RMB”,有的地方使用符号“￥”，大多数情况都直接省略。笔者建议在此处理上译者最好采用一致形式，避免引起目标语观众的困惑和误解。其次，影片英译上存有一处明显的错位。据笔者观察，在影片的1小时29分38秒处，药贩张长林说的“我害谁了”字幕下方英译却是上一句警察说的“你嚣张什么”对应的“Where is your arrogance from”。最后，对于影片画面中具有文化内涵或特定意义的标记或汉字，笔者建议应在下方给出英译以便目标语观众理解。如影片末尾以黑底白字的形式介绍了事件的后续发展和有关的制度改革，但缺少相应的英译。笔者认为，译者也需要通过英译让国外观众了解该事件的积极影响和后续发展以显示中国社会的进步，有利于国产电影更好地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