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贸易形态变化：基于OECD经济体的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分析

裴桂芬，吴敬茹

（河北大学 经济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一、引言

近年，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生产性服务转型，对处于产业链高端、价值链高端的高技术企业的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带来了诸多发展机遇，并且对区域经济体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1]。特别是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在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中的深度应用，越来越多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认识到应该实行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性服务业转型，来不断拓展国际贸易市场，培育提高市场核心竞争优势的新动能[2]。另外，随着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持续加快，关税以及运输成本呈现出显著下降的趋势，传统地理层面等国际贸易距离变得愈加狭小。另外，随着5G等尖端通信技术的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生产与管理流程的智能化水平得到显著的提高[3]。至此，世界经济体彼此间的产业贸易距离逐渐缩短。

本文从生产性服务业转型的角度来分析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化对区域经济体国际贸易的影响。由于传统意义上的研究很难脱离企业经营的窠臼，因此本文重点从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对企业外贸质量的影响着手，来分析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对区域经济体产业发展规模以及产业发展贸易等方面所带来的显著性影响。本文的理论与实践贡献主要在于，从理论和实证等角度来分析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对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影响，并且量化研究了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产业升级对于区域经济体国际贸易发展质量和规模的正向促进作用。

二、高端装备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现状分析

大量具有较高质量效益的生产性服务元素的注入，使得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不断提高自身产品附加值与技术的附加值。考虑到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往往拥有十分复杂的产品和生产工艺流程，其对于生产性服务元素的需求程度往往显著高于其他产业[4]。从2000 年到2019 年除2010 年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水平的增幅较小之外，其他年份全球发达经济体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的增幅均持续提高。而2019 年正是全球范围内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增幅最高的年份。在这一阶段，全球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十分重视通过提高生产性服务质量和效益，以及其在技术创新中的占比来摆脱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长尾效应。由此可见，从长期来看，生产服务业转型正在成为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推动自身市场发展的重要空间发展动力。但我们分析不同年份的世界发达经济体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服务水平的分布跨度能够看出，对于不同技术水平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服务化水平而言，其自身的生产性服务转型的规模和效益也存在显著的差异。

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本文结合OECD 所公布的行业口径，将后文所涉及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部门主要划分为三个类型，即高技术、中技术和低技术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具体的计算口径将在后文进行详细的介绍。总体来说，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质量和规模正在呈现出在震荡中缓慢上升的趋势，其中中技术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发展水平的震荡趋势更为明显，而低技术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转型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逐渐走高。

而且在2019年前后，对于低技术水平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而言，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对其的市场贸易增幅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后又逐渐恢复到常态水平[5]。从该图的分析结果能够直观地看出，自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发达经济体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纷纷开始关注通过生产性服务业转型的手段来提高自身的国际贸易发展质量，特别是以机械加工制造和材料研发为代表的终端技术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其生产性服务业转型的质量和规模正在不断提速，而能源和传统食品等行业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生产性服务水平长期在低位徘徊。为有效解释这一情况，Michael G（2014）认为，当前虽然众多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自身的技术含量并未实现较大提高，但由于其正在不断地缩短产品的研发周期以及提高产品的人机界面交互友好程度，因此，其更为需要通过在设计营销以及售后服务等环节渗透大量的生产性服务元素，来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效益以及边际收益。但还有些学者发现相对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行业，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生产性服务业转型效应常常处于劣势地位，而传统的国际化分工理论很难进行全面的解释。这可能与很多发展中经济体所提供的配套服务能力不足有关[6]。为了有效解释这一情况，表1 从国家和地区层面来进行阐释，本文按照2019年人均GDP进行分析样本的三等分，分别从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三个层面来进行分析。通过表1 的实证研究结果能够发现，当前中等收入国家内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的整体质量要显著高于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特别是对于中技术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而言，高收入国具有更显著的规模优势。而对于低技术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而言，中等收入国家的优势则更为显著。从表1 的分析结果亦能够发现，低收入国在三种不同技术等级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的发展中均较为滞后，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当前全球发展中国家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规模普遍不大的论点，也意味着当前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正面临着较为突出的结构性问题。需要看到的是，尽管发展中国家在产品配套等方面的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但其正在通过不断优化生产性服务产品结构，来不断地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对于推动其价值链层级跃升的重要促进作用。

三、高端装备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理论模型

（一）理论模型与变量说明

基于前述研究所进行的定性分析，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对区域经济体的进出口贸易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可以在宏观国家层面建立面板回归分析数据模型，并且基于技术的异质性的角度来进行全面的研究，据此本文提出OLS估计模型：

表1 2005—2019年三类收入水平国家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化平均水平 （单位：%）

式（1）与式（2）中的下角标i、t 分别代表样本国与样本所对应的年份，ln（iptit）与ln（eptit）分别代表在t年i国的总体进出口规模的对数值，Servitzationit，代表某年中i 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水平，Controls代表计量模型中的关键控制变量，vi与vt分别代表样本数据所对应的国家与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具有控制变量效用的扰动项。

公式（1）与公式（2）中的具体变量设定如下：

第一，前因变量。Ln（ipt）与Ln（ept）分别代表某区域经济体进口额与出口额，为增强实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与针对性，本文特地收集了数十个行业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数据，并对所采集的数据进行平滑处理。

第二，核心解释变量。Servitzationit，重点指代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水平。本文前述研究指出，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的本质是一种产融结合在技术创新层面的表现。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与实务界均采用技术投入产出的手段并利用国际投入产出表中的制造企业产出中的生产性服务投入占比，来测度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的效率。而这种做法显然就会带来一些成本的“低估”情况。特别是如果在短时间内横向对比不同区间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程度，能够看到此时仅采用单一维度的核心解释变量，很难有效反映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产融结合的层次与程度。因此本文对经典的投入产出表进行优化，以能够直接反映核心解释变量中的直接消耗系数，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式（3）与式（4）中Servitzationit，代表在t 年中i 国中处于j行业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生产性服务水平，Siptijt代表某类样本国在t年中处于j行业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元素的投入产出中间值水平，Moptijt代表某个样本国在t 时期所对应的投入产出总规模，并利用公式（4）来具体计算处于高端技术、中端技术与低端技术不同层级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生产性服务水平的加权数值。其中，（3）与（4）中的生产性服务水平的区间中值位于[0，1]，其中“0”代表在某类高端装备制造类企业样本中并未进行生产性服务元素投入，“1”代表在某类高端装备制造类企业的转型升级完全依赖生产性服务元素来支撑。

表2 实证分析模型所涉及的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第三，控制变量。①Ln（GDP），代表样本对象在实证期间的GDP 总规模。②ln（GDPPC），由于某区经济体的整体经济实力决定了居民总体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同时对于一国的外贸导向亦具有十分重要的决定作用。当前国内外学者均指出，人均GDP 的收入情况能够有效反映区域经济体内的居民贫富差距，因此需要对人均GDP 变量进行合理的控制，以根据区域经济体的居民富裕程度标准来对其进行针对性的分组分析。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总体的GDP以及人均GDP虽然是相关性较强的一组数据，但由于其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因此本文采用差异化的控制手段来对一国的经济总规模与一国民众的富裕程度两类变量进行针对性的调节与控制。③贸易成本。本文主要采用Ln（Ic）与Ln（Ec）来综合测度样本对象以进出口运输贸易成本为代表的总体营商效率。实证分析模型所涉及的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二）数据说明

本研究实证分析所采用的关键样本数据主要来自表1 中的OECD 中的数十个成员国，OECD 成员国的GDP 总规模在世界经济总产出占比超过60%，而其国际贸易额的占比则更高。因此，采用OECD 成员国作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文核心变量的数据来源主要分为如下几方面：第一，计算生产性服务化程度所需要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产出及相关要素投入数据主要来自欧盟投入产出数据库；第二，样本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产品的国际贸易出口数据主要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商品统计数据库；第三，考虑到欧盟投入产出数据库与联合国贸易商品统计数据库两类数据库之间在数据统计口径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因此本文主要选取高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中的制药、光学与新材料等行业以及中端技术的装备制造企业中的橡胶、塑料、电子等行业和低端技术中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中的烟草、饲料、纸浆、钢铁等行业。但需要明确的是，本研究所选取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很难覆盖所有行业门类，只有上述行业在欧盟投入产出数据库与联合国贸易商品统计数据库中具有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数据。因此，基于上述样本企业的生产性服务要素投入产出的相关数据，能够有效地统计各个国家在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中的进出口份额，关于本研究所涉及的控制变量数据主要采用GDP、人均GDP、企业进出口运输成本、运输时间等在世界银行关税税率数据库中能够较易查到的相关数据作易变量数据。

四、高端装备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

表3为高端装备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OLS估计）结果。从中能够发现，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对一国对外贸易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其中对进口的负向冲击较为显著。例如，各个变量的进口系数值均为出口系数值的五倍以上，就此而言，随着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不断提速，它能够有效地降低对国外市场的路径依赖，这就意味着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水平越高，则其将会对一国外贸产生显著的负向冲击作用[7]。另外，根据陈明、魏作磊（2018）的相关研究，当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进入国际贸易市场后，其外贸行为具有较为显著的持续性特点，因此为了提高实证研究的可靠性与精准度，本文在实证过程中引入了“一阶滞后项”，但考虑到引入一阶滞后项之后可能会产生内生性问题，因此本研究通过构建工具变量来有效地抑制内生性问题所可能带来的负向冲击影响。本文主要采用GMM方法来有效地克制内生性问题[8]，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能够看到，在基于GMM方法来控制实证过程中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实证分析结果并没有发生较为显著的变化。其中，生产性服务转型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仍十分突出。由此能够看到，对于高端装备制造业生产型服务产品的进口而言，随着国内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的程度的提高，其将会大大增强产品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竞争力[9]，从而对此类产品的进口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对于出口而言，由于其面向的是国际贸易市场，在更广阔的国际贸易市场中，由于当前发展中国家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产品自身的质量和规模仍有待提高，且很难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产品的品质，仅仅是降低了产品的出口成本。因此，这就很容易解释为何高端装备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无助于提高企业的产品出口规模[10]。

表3 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对国际贸易（外贸进出口）的影响

从控制变量所对应的实证分析结果能够发现，一国经济规模及其人均GDP 对进出口贸易均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其中进出口运输成本和时间以及关税等变量对于一国的出口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表3中的（2）（4）两列中的AR（1）和AR（2）实证系数值均表明，各个控制变量间均不存在自相关问题，Hansen J 统计量检验也证明了本文所采用的实证工具的有效性，因此可以解释为：如果一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水平持续提高，则将会大大增强该企业产品创新程度，进而极大提高消费者的服务满意度，并增强产品在本国市场中的竞争优势，进而降低对外贸进出口的依赖性。同时从实证分析结果能够发现，生产性服务程度也能够显著提高该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灵活性，这也就意味着生产性服务业转型不仅涵盖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售后部分，同时在制造业前端也会给国外消费者带来显著的感知效应。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不同技术条件下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而言，实证分析结果存在很大的异质性。表4与表5分别直观展示了不同技术条件下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以及高中低不同收入等级国家样本GMM 实证分析结果。从表4的高中低技术水平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对出口侧而言，高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生产性服务化程度对于其产品出口具有正向显著的影响，对中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而言，这一负向影响更为显著。就进口侧而言，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对三类技术水平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均具有负向冲击作用。这也就意味着，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仅仅能对一国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出口带来显著影响，而对于其他行业而言，随着生产性服务元素的持续投入，则不利于产品的出口。另外，由于本文的案例仅仅包括光学、影像以及制药等行业部门，这些部门的生产性服务元素主要为技术研发和高技术服务等等。但对中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而言，其生产性服务的重心则主要是维修保养以及简单服务项目的升级，这显然对于增强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产品国际竞争力极为有限。

表4 不同技术等级下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对国际贸易（外贸进出口）的影响（引入GMM控制变量）

表5 不同收入国家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对国际贸易（外贸进出口）的影响（引入GMM控制变量）

另外，根据莫莎、王佩婷（2017）的研究，由于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可能会导致产品绝对价格的上升，从而对某国的出口份额带来一定的负向冲击。同时从实证结果能够发现，在中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中，这种价格的绝对上升将会极大地抑制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对外贸进出口所带来的正向影响。另外，从人均GDP 的国家组的实证分析能够看到，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对不同收入层次国家的外贸均具有负向冲击作用。其中，高收入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对其外贸负面冲击较小，而中低收入国家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对其外贸的冲击则较大。导致这一现象的成因主要在于：由于收入的高低决定了消费者对于生产性服务产品成本增加的敏感程度，随着消费者收入持续增加，则生产性服务转型对进口的限制愈来愈小。另外，由于高收入国往往拥有数量较多的高技术层级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其在技术创新上的绝对优势将大大降低生产性服务业转型所需要的投入成本，因此其生产性服务业转型所带来的产品成本也低于中低收入国家。这就意味着，高收入国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对于国际贸易的显著性作用程度将大大高于中低收入国家。

五、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本文主要结论

本文以OECD 国家为主要研究样本，在对已有相关研究进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采用投入产出表来系统分析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对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目的在于分析生产性服务转型对一国产业升级所可能具有的差异化作用，从而科学地分析产融结合和产业贸易之间的关联度。在实证分析过程中，本文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实证考量不同技术等级和不同收入国家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对一国进出口额度的影响。另外，为了有效控制模型在实证分析中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采用GMM 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调节。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第一，就总体而言，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生产性服务业转型有助于推动一国的进出口活动；第二，对于不同技术等级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而言，高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外贸活动受到的生产性服务业转型的正向影响最大，而中低技术水平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次之；第三，在不同收入层次的国家中，高收入国家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对其所在国的外贸具有十分显著的正向作用，而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对外贸进出口的影响越小。

（二）基于实证分析结果的策略建议

第一，不断提高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层次，以增强所在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的工业产品和服务在研发、设计、制造、营销以及售后维护等全流程运作过程中所涉及的全部管理活动。当这些环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集成化的管理之时便构成了全球价值链。通过提高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和广度，不仅能够大大增强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产品服务的竞争优势，而且亦能够将生产性服务中的运输服务、通信服务、金融服务和保险等与生产活动高度相关的部分有力地嵌入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产品中，从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显著增强所在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从当前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的现实路径能够发现，当前我国以高铁、智能装备、数控机床为代表的高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正在极力地冲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桎梏，不断推动生产性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层次，正在从被动嵌入价值链转向主动升级主导价值链。另外，当前全球的垂直化专业分工产业链发展趋势亦对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带来了十分显著的推动作用。本文前述研究指出，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中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对其国际贸易的影响具有较大差异的特点，当前我国的GDP已经跃居全球第二位，在高端装备加工制造的全产业链具有较强的核心竞争优势，此时如果我国进一步加大在金融、保险、通信、计算机和高技术行业的生产性服务政策开放程度，并深入推进“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升级模式，不断地推动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竞争力跨越式增长，以不断朝向“微笑曲线”的高附加值部分攀升，并利用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所可能带来的关联效应来提升整个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价值链，将会大大提高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产品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而进一步扩大生产性服务的贸易市场份额。

第二，着力释放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的有效需求，扩大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市场份额。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贸易正在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密集型的领域转向资本密集型和高技术密集型领域，并且正在成为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能。特别是随着新一轮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开启，以“美国再工业化”“德国工业4.0”“中国制造2025”为代表的产业升级战略正在深入推进，生产性服务的高速增长将会对资本密集型和高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产生巨大的需求。因此我国应该有力地推动资本、人才、高技术等关键资源朝向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集聚，进而拉动国际市场对于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产品的需求，以进一步提高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能力。其中将生产性服务业中的生产要素扩展到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之中，能够将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中的技术和知识等要素向生产性服务业进行有效的延伸，进而催生出具有不同技术层次和产业特征的新产品与新服务。具体而言可采取三类手段来不断地释放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的有效需求：（1）可采用互补性的融合模式。即让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和专业的生产性服务业进行战略合作，提升其在产品研发、销售和品牌塑造、战略管理、售后服务等环节的融合渗透能力。（2）创建以产品实物和用户为导向的延伸性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模式。当前，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生产性服务产品的需求正在从传统的大规模、大批量转向小规模、定制化需求方向，并且逐渐地朝向生产过程中的产业链微笑曲线两端移动。我国应大力推进以产品实物和用户为导向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此举不仅能够细化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品分工，而且能够有效地加强制造产业的集群效应，提升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制造水准和生产性服务的核心竞争优势。（3）寻求替代型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模式。即将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价值链并购重组等方式来诱导新的产品和服务需求。由于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长期以来积累了具有一定规模和质量的生产性服务知识与技术，将其引入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全流程，能够有力地推动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技术、资源、管理市场等方面的深度合作，为消费者提供生产性服务的一站式解决方案，从而在有力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极大地释放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的市场需求。

第三，继续发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技术外溢”优势，鼓励形成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产品。当前，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具有十分显著的“技术外溢”优势，我国应该在继续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对于技术层级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产品的进口份额，并且不断加强对于技术外溢效应、产业关联度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着力提升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产品的技术附加值，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联动性作用，在采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转型升级策略基础上，不断推动我国有形及无形生产性服务要素的集约整合；充分发挥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在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等方面的规模经济优势，持续提高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要素的优化配置效率，以塑造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产品的核心竞争优势。特别是随着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尖端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当前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生产性服务产品质量和规模得到显著的提高。因此，我国应在充分利用新一轮技术红利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提高技术创新水平、推进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等手段，来重点培育以科技含量较高的金融服务、知识产权服务、计算信息服务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将劳动力和资本充分适配，实现在产业结构升级和培育多元化市场竞争主体的过程中，提升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的价值链。

第四，采用创新驱动战略全面提高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创新驱动的关键阶段，一个时期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生产性服务长期存在着结构失衡、进出口规模不均衡、微观主体核心竞争力不足等突出问题，这些问题亟须通过技术创新、服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制度创新、流程创新等手段予以解决。因此，我国应该注重采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来全面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水平的提高。（1）应该依托高校、科研院所等智囊机构，持续培养以知识型人才为主体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专家，并着力提供创新人才储备和创新资源。（2）应该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创建以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与二次创新主体，形成全产业链式的技术创新研发与应用管理机制，并且在鼓励原始创新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产品的附加值，在切实增强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上，加强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在知识产权保护、专利申请、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的管理水平。更为重要的是，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应该面向市场中的生产性服务需求，基于技术创新与知识创新等方面的现实情境，来提供极具针对性与实效性的生产性服务产品。在此期间，我国各级政府和部门应该协同出台有助于提高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顶层设计制度，通过优化公共资源的配置，将创新科研资源向极具后发优势的中小型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转移，通过出台科研激励政策、财税优惠政策、人才吸引政策和金融支持政策等利好政策，提高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市场的话语权和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