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下的“忠实”记录
——英国战地记者维利尔斯眼中的旅顺大屠杀

刘啸虎

（湘潭大学碧泉书院 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军于1894年11月21日攻陷旅顺，在城中进行了长达四天三夜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有关旅顺大屠杀的总体研究，近年来已经相当充分。彼时西方各大媒体派出战地记者赴远东采访，部分随日军行动的西方记者亲眼目睹了暴行，纷纷撰写报道对此予以揭露。旅顺大屠杀的真相一度震惊世界，而日本官方则动用各种手段展开国际公关，想方设法歪曲真相，结果最终淡化了旅顺大屠杀的国际影响，甚至获得了西方国家的舆论支持。相关问题同样已经得到较为深入的讨论（可参见戚其章：《西方人眼中的旅顺大屠杀》，《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4期；徐毅嘉：《美国报界对中日甲午战争的报道述评——以西海岸四大报为例》，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刘文明：《甲午战争中的英美特派记者与旅顺大屠杀报道》《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0期；魏翰：《<悉尼先驱晨报>的甲午中日战争报道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刘文明：《“文明”话语与甲午战争——以美日报刊舆论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19年第3期等）。

当时最早仗义执言、揭露旅顺大屠杀真相的西方记者，是英国《泰晤士报》战地特派员托马斯·科文(Thomas Cowen)[1]5；对旅顺大屠杀的报导最具感染力、影响最大者，非美国纽约《世界报》战地记者詹姆斯·克里尔曼 (James Creelman)莫属[2]1；而纽约《莱斯利图画周刊》兼《纽约先驱报》记者德·盖维尔（Amédée Baillot de Guerville）则被日本方面收买，撰文为日军的暴行辩护，公开否认旅顺大屠杀，一时成为战地记者群体的耻辱。科文、克里尔曼等人与之展开争论，这在西方报界一时被称作“战地记者之战”[3]。但彼时人在旅顺现场的西方战地记者群体中，还有一个人物引起的关注相对较少。此人对旅顺大屠杀的观察同样细致入微，甚至有切身感受在其中，并由此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但是，此人作为来自西方“文明国度”的记者，头脑中无形的“文明”优越感仍左右着他对东方的认知，从而使他只能在“无法理解”的“困惑”之下做“忠实”的记录。此人即是伦敦《黑白》周刊兼《旗帜报》战地记者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Frederic Villiers）。

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1852—1922）是一位老资格的英国战地记者，出生于法国，早年在英国学习绘画，1876年赴塞尔维亚采访巴尔干战事，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战地记者生涯。维利尔斯在《伦敦画报》供职时间最长，亲身采访了19世纪末世界各地几乎所有的军事冲突，足迹遍及保加利亚、土耳其、埃及、苏丹、希腊、南非以及日本、朝鲜、中国等地。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维利尔斯又参与报道英国在非洲的殖民战争、日俄战争和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时人评价，维利尔斯对读者感兴趣的东西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虽然不是最有成就的执笔者，但顽强的新闻气质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战地艺术家（当时照相技术尚不发达，西方各大报纸仍按照传统刊登由现场记者手绘的新闻场景素描图，并已经开始刊登早期的新闻摄影作品）之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62岁的维利尔斯再赴前线，随法军一起行动，亲自报道了蒙斯、伊普雷、埃纳河直至凡尔登等著名战役。《伦敦画报》盛赞维利尔斯的战地作品，称维利尔斯是“我们在西线战区特殊的艺术家”。一直到1917年，维利尔斯才离开西线的英法军队，到其他战线进行采访，并进行巡回演讲。晚年维利尔斯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维利尔斯：冒险生涯五十载》（Villiers: His Five Decades of Adventure）[4]，该书生动描述了他作为战地记者一生的经历。维利尔斯去世后，讣告称他“一身游侠的豪气，曾几何时这正乃以笔作剑的战士身上的气度。”[5]

图1

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照片，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对西线堑壕的采访结束后[5]。

当时维利尔斯与科文、克里尔曼、盖维尔等战地记者一起，随日军第二军参加了旅顺之战。这批战地记者先从日本本土乘船前往朝鲜半岛的平壤，因行程延误未能赶上平壤之战；他们再从朝鲜半岛乘船前往中国辽东半岛，赶在日军发动进攻前抵达金州，从而得以亲历旅顺之战全过程。众所周知，日军从花园口登陆后，沿途大肆烧杀掠夺。维利尔斯亲眼目睹日军的种种罪恶行径，痛恨之余更流露出对日本人民族性的深深怀疑和困惑不解。多年后维利尔斯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些日子里他们（指日本人——笔者注）全是些行事颠三倒四、不可理喻的家伙。我亲眼见到一个人用武士刀一击斩下一个中国人的头颅，就为了试刀；很快，这人却又把自己的饭团口粮分给另一个天朝人。要当心日本人的微笑，逢迎谄媚的鞠躬，还有柔弱恭顺的举止；因为转眼间日本人可能就会须发倒竖，躯体僵直，双眼渐渐迸发出恶毒的光芒。接下来，看刀！”[4]130

旅顺陷落后，面对日军骤然开始的暴行，维利尔斯更是在自己著名的长篇通讯《旅顺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Port Arthur）中进一步表露出困惑不解。维利尔斯表示，自己曾采访过1877—1878年的第十次俄土战争，亲眼目睹过奥斯曼军队在保加利亚境内种种惨绝人寰的暴行。维利尔斯将旅顺屠城比作奥斯曼军队对保加利亚人的屠杀，并提出疑问：奥斯曼军队之所以犯下暴行，其一是因为战事惨败而疯狂发泄，其二是因为保加利亚人普遍给沙俄军队提供帮助。而现在，日军是得胜之师，旅顺城里的中国老百姓又普遍相信日军的安民告示，甚至出门来欢迎日军，为何日军仍要纵兵屠戮[6]328？

如同他写下自己亲眼所见的场景：“那些不幸的店铺掌柜和市民，站在自家门口，举着大山岩（Oyama，日军第二军司令官）的安民告示，准备用欢迎的表情来接待日本士兵。他们正好被残忍地射杀在自家门槛上。”维利尔斯指出，英国路透社记者史蒂芬·哈特(Stephen Hart)在旅顺城陷落时曾一度遭日军抓捕成为战俘，当时哈特“帮忙将大批惊恐的当地居民集合起来，劝说他们留在城里，因为他听说没有武器的平民会得到日本军队的优待。”[6]327-328然而，没有优待，只有血腥的屠杀。据克里尔曼称，哈特为抢新闻，在日军发起进攻前三天，乘中国平底帆船自山东半岛的芝罘出发横渡渤海到达旅顺，经旅顺军政官员允许得以留在清军中进行战地采访。哈特非但没能拯救旅顺城里的中国人，反而自己都险些成为日军的刀下之鬼[7]320-321。

在陷落后的旅顺城中，维利尔斯、克里尔曼及哈特三名英美记者通常是结伴活动。比如维利尔斯曾陪哈特去查看其在旅顺城中居住过的旅店，两人经过的街道旁堆满遭残杀的中国平民尸体，更发现旅店里的中国人尽遭屠戮。维利尔斯懊恼称，早来半小时这些人就不会死[8]134。维利尔斯与克里尔曼共同活动的机会更多，如其写道：“第3天上午8点半，克里尔曼刚刚从我们住的房子拐角走过去，马上又折回来让我跟他走。离我们门口不到一百码远的沙堆上，躺着一个估计两月大的可怜小女婴。女婴刚刚从父亲怀中掉下来。父亲试图从凶残的日军士兵手里逃命，他在逃跑时已经负了伤。父亲的尸体就躺在几码之外，脖子上有刺刀的伤口。他的热血还在霜寒的空气中冒着白烟。一伙恶魔般的日军士兵刚刚经过，忙着向老人开枪射击。这些老人双手被反绑在背后，跪在日本人的枪口前，有几个已经倒下死去。”[6]330

克里尔曼自言，他也曾亲眼目睹有日军士兵将中国平民的尸体剖腹剜心，这在维利尔斯的记述中同样得到证实，两人系共同目击。克里尔曼称，当时自己试图阻止日军的这番暴行而未成。詹姆斯·克里尔曼（1859—1915）是19世纪末西方战地记者中的传奇人物，1898年赴古巴采访美西战争时甚至主动投入战斗，随美军向西班牙军队发起进攻，成功夺取西班牙军队阵地并缴获军旗，最后中弹负伤，因而被美国人视为英雄[9]。所以，克里尔曼所言恐并非夸张。至于“一身游侠的豪气”的维利尔斯，同样有过类似行为。多年后维利尔斯在回忆录中写道：第二天早上，我走过一条街道，两旁所有店铺都大门紧闭。我看到有一伙共三名日本士兵，已经砸开一家店铺的木栅门板闯进去。一个日本兵正要举起步枪开火，我急忙上前，赶在他即将扣动扳机时拍拍他的腰背。因为我一眼瞅见了他前面的中国人：一个可怜的老人，快要吓疯了，胳膊里还紧抱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枪口抬高，子弹射穿屋顶，中国人得救了。这三名日本兵转过身，要把我抓起来。我冲这些日本兵一笑，掏出自己的水壶，里面装的是清酒，让他们喝。我保持着笑意，将自己的袖章指给他们看，上面用日文写着我的姓名和所属报刊。他们顿时对我深感兴趣，于是把受害者忘到脑后。我们四个人一起上街溜达起来。

当天下午，一个联队的日军占据了这条街上的众多店铺宿营。我看到同一个老人给日军士兵发米饭口粮。一看到我，他扑上来，抱紧我的双膝。从他脸上喜悦的神色我能看出，他的家人都安全。我掐住这老伙计的喉咙，把他按到墙边让他站稳。如果被日本人瞧见对这个中国人表现出任何特殊的关照，可是不保险。然而令我感到好笑的是，一个日本兵走过来，把自己的饭团分给那个老人，一边看着我，等于是在说：“你们白种人对这些人太粗鲁了，你们对待他们应该绅士一些，就跟我一样。”[4]137-138

日本军人这样的表现，让维利尔斯越发感到“不可理喻”，这与前揭既“用武士刀一击斩下一个中国人的头颅”又“把自己的饭团口粮分给另一个天朝人”如出一辙。这让维利尔斯更加注意到，不止日军士兵，连随军运送辎重的“军夫”（英文称“coolies”，即“苦力”）也参与了血腥的屠杀。按照维利尔斯的理解，这些“军夫”实为日军的非正规作战力量，全是旧武士出身，因日本天皇敕令禁止武士服兵役而纷纷以这种方式投军；这些人个个身携长刀，平日妥善保养，不轻易示人；他们渴望用中国人的鲜血试刀，若找不到机会则连乡间的猪狗等家畜都遭了殃：“这是一副可怜的景象，满洲的村落间遍地能看到伤重的家猪，有的连头都快断了，却还能留着条命在地上乱爬。旅顺城里每见到一个中国人，似乎都被日本士兵和军夫如法炮制。”[6]327-328有日本学者则指出，由于维利尔斯对东方文化的理解和措辞并不准确（如将日本武士称作“two-handed sword men”，即“双手剑士”），日本方面借机非难；日本方面在歪曲旅顺大屠杀的真相时，更是借维利尔斯的报导，将日军的责任推给军夫，称“暴行是酒后的军夫所为”[8]145-146。由于维利尔斯所感到的“不可理喻”，他的文字终究未能有效阻止和揭露日军的罪行。

也正因为如此，在旅顺城中维利尔斯及其他战地记者遭到日军的重点监视和施压，乃至于人身威胁。维利尔斯和克里尔曼对此有同样的记述。维利尔斯写道：这场屠杀的第三天晚上，有贺（Ariga）先生，一位以国际法顾问身份充任陆军元帅大山岩随员的绅士，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英文学者，在旅顺衙门里召见诸位战地记者。我们围着屋子中间的炭火盆抽烟。有贺先生落座，朝我问道：“维利尔斯先生，请你毫不迟疑地告诉我，你管过去三天以来的这场麻烦叫大屠杀吗？”从一个日本官员的口中说出来，这可真是令人吃惊的问题。我看了看自己的几位同行，克里尔曼、科文和哈特，他们都对这一问题大吃一惊。于是我回答：“好吧，有贺先生，那样的表述可能并不完全适用于这一情况。”我告诉他，第一天的挑衅差不多是日军如此行事的理由，但后两天的所作所为则应该是另一回事。算我运气好，有贺先生没有问我另一回事所指为何。但是我曾对此进行过深思，最终称之为冷血的屠杀。这就是一场冷血的屠杀无疑[6]327-328。

“有贺先生”所指为有贺长雄（1860-1921），日本明治时代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甲午战争时期担任日军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的国际法顾问，日俄战争时期再次担任日军第三军司令官乃木希典的国际法顾问，极力为日军的战争行为辩护，为日本争取国际话语权。民国初年有贺长雄又受聘担任北洋政府宪法顾问，在民初制宪问题上颇有影响[10]。有贺长雄咄咄逼人的诘问中，显然带有施压甚至威胁意味。这一场合之下，克里尔曼同样对有贺长雄的逼问不做正面回答。他指出，有贺是“努力说服我们保证在新闻报道中不使用屠杀一词”[7]321-322。维利尔斯和克里尔曼虽避免与有贺长雄正面冲突，不惜退一步口头承认日军展开屠杀自有某些“正当理由”，即日本方面后来极力渲染的所谓清军“虐杀”日军俘虏、损毁尸体、从而激怒了日军；但维利尔斯和克里尔曼依然坚持着战地记者的操守和良知。1895年1月7日，维利尔斯和克里尔曼两人在同一天分别于英国伦敦《旗帜报》[11]6和美国纽约《世界报》[12]1发表重磅通讯文章，全力揭露并抨击了日军的屠杀罪行。

即便如此，必须要指出的是，以维利尔斯为代表的西方战地记者自始至终对于东方、对于中国和日本仍做不到真正的理解，他们的工作其实还是在“无法理解”的“困惑”之下做“忠实”的记录。更重要的是，他们以来自西方“文明国度”自居，以“文明”的优越感俯察这场东方“半文明”国家之间的厮杀[13]。而对于中日两个“半文明”国家，维利尔斯等人潜意识中其实早已排出次序，即“维新开化”较早的日本偏向于“文明”，“愚昧封闭”的中国则偏向于“野蛮”。所以，维利尔斯等人“困惑”之下的“忠实”记录，实际带有一种意识到“半文明的日本竟仍如此野蛮”后的震惊。一如克里尔曼的文字：“这场战争已不再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抗争了。日本已经撕下它的假面具，并在最后四天将文明蹂躏在自己占领军脚下。”“占领旅顺港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对中国乌合之众的轻易胜利和对世界上最强大炮台之一的占领极大地暴露了日本虽然早在这代人之前即已进化、但在几个小时后就旧病复发并重新退回野蛮状态的特征。”[7]314

同样，维利尔斯虽有一身“游侠的豪气”，却也用这样的视角来看待中日和东方。更有甚者，维利尔斯比克里尔曼还进了一步，居然认为日本在旅顺的表现只是一次暂时性的“退步”，其“文明”和“进步”的大趋势是不可扭转的。多年后维利尔斯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从没像在旅顺城里那样，看到这样多的人头在街上滚来滚去。但是我认为，1894年日本人血洗满洲不会再重演了。从后来我所听闻日军在天津（Tientsin）的所作所为，以及再后来我本人的亲眼所见，从整体表现上而言全世界再没有一支军队能比日本军队更加人道。”[4]329-330如果维利尔斯能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了解到那时日军更加骇人听闻的暴行，诚不知他将作何感想。

总之，彼时人在旅顺现场的西方战地记者群体中，英国战地记者弗里德里克·维利尔斯引起的关注相对较少。维利尔斯对旅顺大屠杀的观察同样细致入微，甚至有切身感受在其中，并由此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但是，维利尔斯作为来自西方“文明国度”的记者，头脑中无形的“文明”优越感仍左右着他对东方的认知，从而使他只能在“无法理解”的“困惑”之下做“忠实”的记录。而且维利尔斯“困惑”之下的“忠实”记录，实际带有一种意识到“半文明的日本竟仍如此野蛮”后的震惊。这背后所隐藏的西方文明中心观与优越感，更值得世人深思。

本文蒙大连本地文史研究者王国鹏先生指导与鼓励，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