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标准,而非一视同仁
——“评价偏误”的理论解释

2020-11-30 04:40林文毅田园园热阿娅
心理研究 2020年6期
关键词:偏误双重动机

林文毅 田园园 热阿娅

(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徐州 221116)

1 评价偏误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人们可以轻易获取大量信息。信息量的增加固然带来了一定便利,但与此同时,信息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在增加。例如,以“手机辐射与健康”“转基因食品与健康”等主题进行网络搜索,所获得的信息往往观点不同、立场各异,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因此,在网络时代,信息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已经成为人们所面对的最大挑战(林文毅,2018a)。而成功的学习意味着整合碎片化的信息,而非局限于某一信息之内(Karimi,2015)。个体需要大量阅读同一主题的信息,并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整合为统一的心理表征(林文毅,2018b)。这一认知加工过程,是扩展知识、理解世界的必由之路(Bråten,Anmarkrud,Brandmo,& Strφmsφ,2014;Bråten,Ferguson,Anmarkrud,& Strφmsφ,2013)。

评价信息的可信度是整合信息的重要前提条件。所谓可信度,即被信息接收者所感知到的信息的真实性和专业性(Chinn & Rinehart,2016)。可信度评价较高的信息更有可能被整合入心理表征中,而可信度存疑的信息则易被忽视(Maier & Richter,2014)。合理有效地评价信息可信度,可以被认为是网络时代必备的重要技能之一(Hahnel,Goldhammer,Naumann,& Kröhne,2016)。从小学阶段起,个体在阅读信息时就会对信息质量进行评价(Kiili et al.,2018)。事实上,即使不作任何要求,个体在阅读理解信息的同时,也会自觉地对其进行评价,从而确定信息的可信度(Isberner & Richter,2014)。

在理想情况下,个体应该依据知识和逻辑,客观而合理地评判信息的可信度(Kendeou,Walsh,Smith,& O'Brien,2014)。但实际中,个体对于信息的可信度评价会受其先前信念所影响,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偏差。先前信念(prior belief)指关于某一特定主题,个体接受为真的态度、观点或立场,且无需验证(Murphy & Mason,2006)。一般而言,人们往往对于与自己先前信念一致(简称信念一致)的信息,可信度评价较高;而对于与自己先前信念不一致(简称信念不一致)的信息,可信度评价较低,这一现象被称为“评价偏误”(Metzger et al.,2015)(biased evaluation)。例如,当个体的先前信念为“转基因食品对于健康有害”时,对于观点为转基因食品有害的信息,可信度评价较高,而对于观点为转基因食品无害(或有益)的信息则可信度评价较低。

“评价偏误”现象被众多实证研究所证实(Meppelink,Smit,Fransen,& Diviani,2019;Ihme & Wittwer,2015;Wolfe,Britt,& Butler,2009)。例如,Strφmsφ 等(2017)发现,个体对于信念一致的信息的信任程度远高于信念不一致的信息。并且,对于信息的信任更多来自于个体的个人观点(先前信念或者态度),而非对于信息来源或者信息内容的细致评价。Westerwick,Johnson 和Knobloch-Westerwick(2017)也发现,个体对于信念一致信息的评价高于信念不一致信息,而这种评价上的偏颇甚至不受信息来源的影响。

“评价偏误”现象使得个体更倾向于选择和整合信念一致的信息,由此导致个体的态度与立场更加偏激和极化,不利于理性的判断与决策,对于社会群体态度与情绪的稳定也有不良影响(Corner,Whitmarsh,& Xenias,2012)。如果希望消除具有负面影响的“评价偏误”,则首先需要了解其成因。因此,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的学者对于“评价偏误”的成因具有较高的学术兴趣,提出了种种理论假设。

2 评价偏误的成因

2.1 单一评价标准假设

针对“评价偏误”现象的成因,一些理论模型给出了相应的解释,例如“失验模型”或“认知监控”理论。这些理论模型都认为,个体在评价信息的可信度时,其所持有的评价标准是单一的,之所以会产生“评价偏误”现象,是由于信念一致/信念不一致的信息本身所具有的特性造成的。

Edwards 和Smith(1996)提出了“失验模型”(disconformation model)对“评价偏误”的成因进行解释。他们认为,当个体阅读信念一致的文本材料时,会在记忆中自动搜索相关信息。一旦搜索到与之相匹配的信息,即停止搜索并作出较高的可信度评价。但是,当个体阅读信息不一致的文本材料时,难以自动搜索到相匹配的信息,便需要进行意识控制下的评价,并更多思考可能的反对观点。因此,对于前者评价较高,而后者评价较低。

而Richter 等(2014;2017)则提出了“认知监控”(epistemic monitoring)理论,认为当个体遇到新信息时,会倾向于使用自己已有的知识与信念作为标准,对于新信息的可信度进行评价。信念一致的信息与先前信念观点相同,契合度较高;而信念不一致的信息则与先前信念观点不同,具有较大差异。因此,信念一致的信息可信度评价较高,而信念不一致的信息则可信度评价较低(Isberner & Richter,2014;Richter & Maier,2017)。相关研究结果为“认知监控”理论提供了背书。例如,Kuru,Pasek 和Traugott(2017)要求1200 余名美国被试,对于投票结果的预测进行可信度评价。他们发现,个体更相信与自己原有立场和信念相一致的信息,且个体的先前知识越丰富,这种“评价偏误”的倾向越严重。

可以注意到,“失验模型”和“认知监控”尽管理论不同,但具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个人在评价信念一致/信念不一致的信息时,所采取的评价标准是单一的,“一视同仁”评价标准不会随着信息中观点的不同而改变。“评价偏误”现象是由于使用单一的评价标准评价不同观点的信息所造成的。

2.2 双重评价标准假设

与单一评价标准的理论解释不同,其他一些理论则将双重评价标准视为“评价偏误”的真正原因。这些理论(“动机性推理”和“认知失调”)将动机因素引入“评价偏误”的理论解释之中,试图将其解释为个体对于信念一致/信念不一致的信息的评价标准存在差异。

Kunda(1990)区分了“理性推理”和“动机性推理”两种不同的信息加工取向,前者以获取准确信息为目的,因此能够无偏地处理多方信息;而后者则以维护自己原有的观点为目的,处理不同立场信息的认知加工过程中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因此导致了评价偏误。正如Molden 和Higgins(2012)所指出,信念不一致的信息会挑战个体的原有信念和态度,导致整体认知的不协调,从而可能会激发负面的情绪,因此往往可信度评价较低并受到抵制(Kuru,Pasek,& Traugott,2017)。相反,信念一致的信息不会导致自我评价的降低,可信度评价便较高。动机性推理的重点在于,个体的先前信念与自我概念相关联,为了维护自我概念,个体必须维持已有的先前信念(Sherman,2013)。研究者多次发现,个体具有维护自我概念的动机,而这种动机导致了对于信念一致/信念不一致的信息评价结果不同(Gregg,Mahadevan,& Sedikides,2017;Maier,Richter,Nauroth,& Gollwitzer,2017)。

例如,Maier 等(2017)以先前信念和群体内身份认同作为自变量,将不同立场信息的阅读理解作为因变量,展示了先前信念与群体内身份认同的交互效应。具体而言,群体内身份认同水平高者对于信念一致的信息阅读理解好于信念不一致的信息,而群体内身份认同水平低者则对于不同立场的信息理解不存在偏差。Maier 等人认为,群体内身份认同与自我防护的动机有关,这一结果是由于信念不一致的信息对于群体内身份认同水平高者具有较高的威胁性,激发了相应的防护性动机过程所致。

相类似地,Gawronski 和Strack(2012)借助费斯汀格(1957)的认知失调原理对评价偏误进行解释。个体之所以对于信念不一致的信息可信度评价较低,其根本原因在于,如果对这些信息评价较高,将会与自己已有的先前信念相冲突,从而造成认知失调的不适状态。事实上,个体对于信念一致、信念无关和信念不一致的信息,其认知失调的感受是逐步加深的(Metzger,Hartsell,& Flanagin,2015)。为了摆脱认知失调,个体可以选择重新检视自己原有相关的一系列信念,那便需要付出太多额外的努力和动机,不够经济;而直接将信念不一致的信息评价为不可靠,是更为经济的选择。

无论是动机性推理或者是认知失调,其共同点在于,都将评价偏误看作是双重评价标准的结果。个体面对信念一致/信念不一致的信息,受自身动机因素所驱使设置了不同的可信度评价标准,由此导致了前者的高评价和后者的低评价,即评价偏误。

近期Wolfe 等人的一些研究(Wolfe & Kurby,2017;Wolfe & Williams,2017)为评价偏误的双重评价标准假设提供了较为直接的支持。

3 双重评价标准的直接证据

Wolfe 等人借助于信号检测论的研究手段,对信息的可信度判断以及先前信念的影响机制提出了新的观点。他们认为,个体对于信念一致/信念不一致的信息进行可信度评价时持有双重评价标准,从而导致评价偏误现象(Wolfe & Kurby,2017;Wolfe & Williams,2017)。

Wolfe 和Williams(2017)使用“体罚”作为阅读的主题,先测量被试关于体罚的先前信念(支持体罚/反对体罚),然后要求被试再阅读与其信念一致/信念不一致的信息,最后完成评价任务。该任务由不同立场(支持体罚/反对体罚)的20 个论证所构成,每个论证只有一句话,包含论点和论据。其中一半的论证具有合理性(论点足够支持论据),而另一半的论证不具有合理性(论点不足以支持论据)。论证的合理性包含三个条件:论据的可信度,论据与论点之间的相关程度,以及潜在可能的反面证据。如果论据是可信的,直接支持论点,潜在的反面证据较少,则该论证具有较高的合理性,而包含该论证的信息可信度也较高。反之,如果论据不可信,或者论据虽然可信但并不直接支持论点,或者存在更为合理的反面论据和论点,则该论证的合理性判断较低,相关信息的可信度度也要受到质疑。

被试评价的结果可以归为四类:击中(合理的论证被评价为合理)、虚报(不合理的论证被评价为合理)、漏报(合理的论证被评价为不合理)和正确否定(不合理的论证被评价为不合理)。在此基础上,Wolfe 等人(2017)依据信号检测论的相关计算方法,获得辨别力d′和反应偏向C 两个指标。其中,辨别力d′是对被试感受性的衡量指标,来自信号分布与噪音分布之差;反应偏向C 是被试判断正误时的评价标准,来自横轴上的判定标准位置(郭秀艳&杨治良,2005)。

研究结果显示,在可信度评价任务中,被试的辨别力指标d′始终保持稳定,并不受先前信念的影响。但是,先前信念影响个体的反应偏向C,信念不一致信息的C 值显著高于信念一致信息的C 值。换句话说,被试在评价信息时对于信念一致的信念所设定的标准较低,而对于信念不一致的信息所设定的标准较高,即对于信念一致/信念不一致的信息存在双重评价标准。

Wolfe 和Kurby(2017)同样使用这一研究范式,进行了连续三个类似的系列研究。研究一中自变量为先前信念(信念一致/信念不一致);研究二中自变量同样为先前信念(信念一致/中立/信念不一致),但加入了中立立场的被试群体;研究三中除了先前信念外,增加了个体的推理能力作为自变量。这三个研究仍然都要求被试完成论证评价任务,即评价论据是否足够支持论点。三个研究的结果,一致证实了评价偏误现象的产生,并不是由于个体的辨别力不同所导致,而是由于个体的反应偏向(评价标准)不同所导致。

必须注意到,Wolfe 等人的实证研究事实上挑战了“单一评价标准”对于“评价偏误”的理论解释。单一评价标准假说中,无论是“失验模型”还是“认知监控”都认为个体对信息进行可信度评价时只有唯一一个评价标准,这一标准本身是不会发生变化的。由于信念一致/信念不一致的信息本身所具有的不同特性,如回忆的难易程度不同等,导致了不同的可信度评价结果,即评价偏误。但Wolfe 等人则认为个体对于信念一致/信念不一致所设置的评价标准并不唯一,是双重标准。个体对于信念不一致的信息设置了更高的评价标准,因此这些立场不同的信息必须具有极高的合理性才会被认为是可靠的;而对于信念一致的信息,可靠度的评价标准较低,超过该标准的信息即被认为是可靠的。因此,个体对于信念一致/信念不一致的信息所设置的双重评价标准,是导致评价偏误的真正原因。

4 双重评价标准的间接证据

双重评价标准对于“评价偏误”现象的理论解释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可(Jakesch,Koren,Evtushenko,& Naaman,2018)。尽管双重评价标准的直接证据近期才得以出现,但从前期相关的一些研究中,可以看到来自不同方面的间接证据。这些证据主要来自于个体对信念一致/信念不一致信息评价倾向性和认知加工过程方面的差异,以及对单一评价标准理论的质疑。

首先,个体对于信念一致/信念不一致的信息,评价倾向性并不相同。Bohn-Gettler 和McCrudden(2017)的研究发现,个体对于信念一致/信念不一致的信息可靠度评价过程受到先前信念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来源于不同的评价倾向性。他们使用“出声思维法”的研究范式,对个体在阅读信念一致/信念不一致的信息时的策略进行了归纳。通过分析发现,个体在阅读信息时都会对其可信度进行评价,但对于信念一致的信息更多倾向于支持性评价,而对于信念不一致的信息则更多倾向于反驳性评价。同样使用“出声思维法”的研究范式,Kadash 和Howell(2000)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相比信念一致的信息,对于信念不一致的信息,个体更倾向于严格评价,并在评价中更多表示出不赞同或者反驳。而无论是严格评价(反驳性评价)或是宽松评价(支持性评价),都是通过设置不同的评价标准而实现的。由此可见,个体对于信念一致/信念不一致信息,其可信度评价标准应该是不同的。

其次,个体对信念一致/信念不一致的信息的认知加工过程也不同。Maier 等(2013;2014)在实验中发现了“文本-信念一致效应”:信念一致的信息相比信念不一致的信息,前者阅读速度更快,理解整合更好,但细节和来源方面的记忆较差;后者阅读速度慢,理解整合差,但对细节和来源记忆较好。该效应可能的原因在于,个体对信念一致的信息可信度检验标准较低,更易于判定其为真实可靠的,从而执行自动化加工,直接整合其观点;而对信念不一致的信息则设置高标准,从而执行控制加工,细究每一处细节,以便否定其可信度(林文毅,张静,李广政,2018)。

评价倾向性、认知加工过程与评价标准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因为个体对于信念一致/信念不一致信息具有不同的评价倾向性(支持/反驳),所以可信度评价的“双重评价标准”才有用武之地。而正是因为可信度评价的“双重标准”,才导致了对于信念一致/信念不一致信息的不同认知加工方式。

最后,单一评价标准假设中,“失验模型”或“认知监控”都是建立在个体提前接触过信念一致的信息,对其更为熟悉的基础上。但在少量研究中,个体对于熟悉程度相同的信息,却表现出了评价偏误,则在一定程度上质疑了单一评价标准。例如,Gregg 等(2017)向被试展现了若干同等陌生的理论,但其中一个理论以“自己”的视角提出,而其余理论以“Alex”或者匿名的方式提出,并要求个体对于“自己”的理论和“Alex”的理论或者匿名理论进行可信度评价。一般而言,“自己”的理论当然属于信念一致的理论,而他人的理论(“Alex”的理论或者匿名理论)则属于信念不一致的理论。结果显示,尽管这些理论对于个体而言熟悉程度完全相同,但个体仍然对“自己”的理论可信度评价显著高于“Alex”的理论以及匿名理论。这一结果显然并不符合单一评价标准假设中的“失验模型”或“认知监控”。相反,这一研究结果与双重评价标准的假设相吻合,个体存在维持自我概念和认知一致的动机。这一动机导致了对于信念一致信息的高评价,以及对于信念不一致信息的低评价。

5 总结与展望

5.1 总结

对于“评价偏误”现象的理论解释,涉及个体进行可信度评价时的标准设定,即单一评价标准与双重评价标准的理论之争。通过Wolfe 等人的研究(Wolfe & Kurby,2017;Wolfe & Williams,2017)和其他间接证据相结合,本文认为以认知失调或动机性推理为代表的双重评价标准假设是更为合理的理论解释。

具体而言,“评价偏误”的驱动力来自于个体的动机,与个体的先前信念不一致的信息对个体的自我概念形成了威胁,使得个体产生了认知失调。为了维持自我概念的稳固以及认知协调,个体倾向于拒绝这些信息,于是对于信念不一致的信息设立较高的标准,以便形成较低的可信度评价,从而避免同化与整合这些信息。相反,与个体的先前信念相一致的信息,则无法对个体的自我概念形成威胁,同化和整合这些信息也不会形成认知失调的状态。因此个体对于信念一致的信息设置了较低的评价标准,从而对这些信息的可信度评价较高。

这一理论解释的意义在于挑战了“失验模型”或“认知监控”理论所提出的单一评价标准的观点。相反,在进行信息的可信度评价时,个体的评价标准是在变动的。受信念和动机的影响,对于信念一致以及信念不一致的信息,个体设置了双重评价标准,因此导致了对于信念一致信息的高评价,以及信念不一致信息的低评价。

“单一评价标准”或者“双重评价标准”之争,看似只是评价标准数量的不同,但却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之争:个体对于信念一致/信念不一致信息的认知加工过程是否存在本质的区别。“单一评价标准”中的“失验模型”或“认知监控”理论,都认为先前信念只影响认知加工结果;个体对于信念一致/信念不一致的信息,其认知加工过程是相同的;评价偏误只是由于先前信念所导致的评价结果失衡。但是,“双重评价标准”理论则认为先前信念通过影响认知加工过程而制约认知加工结果;个体对于信念一致/信念不一致信息的认知加工过程存在本质区别,对两类信息所设置的评价标准不同,自然可信度评价结果有所区别,因此形成了评价偏误。

此外,“单一评价标准”理论中并没有动机因素存在的空间,个体主观上并不期望“评价偏误”的发生,而是受客观条件所限导致了这一结果。但是“双重评价标准”理论则认为由先前信念所触发的动机因素,对信息可信度评价过程影响很大。“评价偏误”正是个体主观意愿的体现,反映了个体的动机和倾向性。

可信度评价的“双重标准”再次提醒我们,在进行判断与决策时,人是不完全客观与理性的。个体的判断与决策受到自己的信念、动机、情绪等诸多主观因素的影响与制约(Taber,Cann,& Kucsova,2009)。而群体中每一个体的不客观与不理性,叠加在一起,放大了其效用,使得社会群体间的割裂与冲突也愈加明显(Levendusky,2013)。

5.2 展望

首先,此前的研究中先前信念只是分类变量,其对于“评价偏误”的影响类似于“全或无”的法则。信念一致即高可信度评价,信念不一致即低可信度评价。但事实上,如果将先前信念看作连续变量,其程度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Van Strien 等(2014)发现,先前信念的程度对于个体在阅读信息后进行短文写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先前信念偏中立的个体,在写作中会“借用”所阅读的信息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先前信念偏极端的个体,在写作中则会“添加”并未阅读过的信息以证明其观点。那么,是否有可能先前信念偏极端的个体,相比先前信念偏中立的个体,更易于发生评价偏误。未来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可更多对先前信念的程度进行测量,并探究其对“评价偏误”的影响机制。

其次,研究者必须重视一些可能的调节变量对“评价偏误”现象的影响。这些调节变量,有些会加剧评价偏误,而有些则会减缓评价偏误。前者较为典型者如负面情绪,有研究者发现,个体在阅读信念不一致的信息时产生愤怒情绪,从而降低其可信度评价,易引发“评价偏误”(Suhay & Erisen,2018)。后者较为典型者为认知反思能力,与低认知反思能力者相比,高认知反思能力者不易产生评价偏误,能更客观地评价信息的可信度(Pennycook & Rand,2019;Westerwick,Johnson,& Knobloch-Westerwick,2017)。通过操纵调节变量,以消除评价偏误的负面影响,也是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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