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构念在认知和情绪加工中的作用及其生理机制

2020-11-30 04:40张泽昆黄春花王丽君
心理研究 2020年6期
关键词:研究者个体基因

张泽昆 黄春花 王丽君 陈 欣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开封 475004)

1 引言

自我构念(self-construal)是一种存在较大个体差异的认知结构,关系到个体以何种方式认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Markus & Kitayama,1991)。最早研究者从静态的视角进行研究,认为个体的自我观是稳定的,表现为独立型自我构念和互依型自我构念两种类型,其中西方人(以美国人为代表)更多地表现出独立型自我构念的自我观,东方人(以中国人和日本人为代表)更多地表现出互依型自我构念的自我观。持独立型自我构念个体将自己视为区别于他人和环境的整体,更看重个体自身的独特性,倾向于表现自己;而持互依型自我构念个体将自己视为社会团体或他人关系中的一部分,更看重个体的社会关系(Markus & Kitayama,1991)。此外,Brewer 和Gardner(1996)将自我构念划分为个体自我、关系自我以及集体自我,其中个体自我倾向于表现自我,关注自身的独特性,关系自我注重自身与他人的亲密程度,集体自我关心个体与所属团体的关系。这一观点得到了Cross,Bacon 和Morris(2000)的支持,他们认为自我构念可分为独立型自我构念、关系倾向的依存型自我构念以及团体倾向的依存型自我构念。

进而,有研究者发现自我构念是动态的,会受到情境的影响,提出了情境性自我构念(Brewer &Gardner,1996)。情境性自我构念指受个体所处的情境而被激活出来的状态自我构念。我国研究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了中国人的自我构念的发展,论证了中国人的自我构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的发展(汪凤炎,2019)。同时,有关自我构念动态性的理论也逐渐丰富,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文化的动态构念理论(dynamic constructivist approach)和文化的情境认知理论(culture as situated cognition,CSC)。文化的动态构念理论认为,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个体,他们的自我构念中存在一种会随潜在文化知识网络被激活而转变自身自我构念类型的机制。该理论强调个体已有的文化经历,认为只有当个体的内隐文化加工机制受到特定文化情境激活时,才能使个体根据情境表现出相应的自我构念类型(Hong,Zhan,Morris,& Benet-Martinez,2016)。文化的情境认知理论(culture as situated cognition,CSC)则认为,个体的自我构念是一种受文化影响的认知过程,会随文化情境的改变而改变,无需个体意识参与。自我构念的动态性不需要个体的多元文化经历,单一文化个体(mono-cultural individuals)的自我构念也可以随文化情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Oyserman,2017)。这些理论为自我构念动态性特征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早期对自我构念的研究集中在人际交往、社会比较和个人自主等方面(刘艳,2011)。例如,不同自我构念个体在人际交往行为与质量上存在差异,互依型自我构念个体倾向于建立和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关系倾向的互依型自我构念越高,对人际关系质量的估计水平也更乐观(Cross & Morris,2003;Lalwani & Shavitt,2009)。他们在社会比较中倾向于将自我评价与对比目标同化(Cheng & Lam,2007)。此外,研究发现,在社会支持与个人自主原因有关时,互依型自我构念个体也可以拥有高水平的独立自主(Gore,Cross,& Kanagawa,2009)。由此可见,以往研究集中于探讨不同自我构念在认知和行为水平上的差异,缺乏对其机制的探讨。因此,研究者更多地开始探讨自我构念对认知、情绪加工的影响,探索自我构念在注意、知觉加工、交互记忆、决策和情绪调节策略中的作用(Liddell et al.,2017;七十三等,2017;Bachrach et al.,2019;Zhu et al.,2018;Kraus & Kitayama,2019)。同时,伴随着文化神经科学的发展,研究者们越来越多地采用脑成像等技术探索自我构念生理、神经基础(韩世辉,张逸凡,2012;Kitayama,Yu,King,Yoon,& Liberzon,2020;任曦等,2019;Hitokoto,Glazer,& Kitayama,2016;Suzuki,Cross,& O'Doherty,2017)。这有助于对自我构念理论的完善,促进对自我构念领域的认识,解释不同自我构念个体差异性的原因,有利于人们的自我探索、自我完善。本文将从自我构念与认知、情绪加工的关系以及自我构念的生理机制两个方面进行梳理。通过回顾和总结前人研究,本文期望能够揭示自我构念在认知与情绪加工中的重要作用,增加对自我构念发展的理解,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

2 自我构念影响认知和情绪加工

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自我构念对认知和情绪加工的影响表现在注意、知觉加工、交互记忆、决策以及情绪调节策略五个方面。

2.1 自我构念与注意

在视觉注意上,早期跨文化研究发现中美被试在眼动实验中的表现存在差异,中国被试比美国被试更关注背景,而美国被试更关心中心客体(Chua,Boland,& Nisbett,2005)。另一项研究发现亚洲人和互依型自我构念较高的亚裔美国人更容易觉察出情绪面孔和背景的不一致(Goto,Yee,Lowenberg,& Lewis,2013)。Liddell 等(2015)发现高个体主义个体为了克服局部信息的干扰,在整体加工过程中会使用更多注意资源,而高集体主义个体则为了克服整体信息干扰,在局部加工过程中使用更多注意资源;高个体主义个体更倾向于注视局部信息,而高集体主义个体更倾向于注视整体信息。这表明,自我构念在驱动注意网络以促进与视觉环境的互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研究者对不同自我构念对情绪线索的注意偏向也进行了探讨,他们发现独立型自我构念个体对负性社会线索更敏感(Liddell et al.,2017)。杨晓莉、魏丽和丁甜甜(2018)通过研究支持了该观点,她们对社会排斥背景下不同自我构念个体的面孔注意偏向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互依型自我构念个体在被排斥后为了重新恢复与他人的联结,会偏向注视微笑面孔,而独立型自我构念个体在被排斥后感觉到自身的效能需求受到威胁,他们会偏向注视愤怒面孔,产生攻击性,从而避免再次受到排斥。这表明,互依型自我构念个体更在意与他人的关系。在受到排斥后,他们会主动地做出积极的行为去改善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不同自我构念个体在注意过程中受到自身特点的影响,独立型自我构念个体由于独立性需求较高,比互依型自我构念个体更倾向于注视局部信息,并且更容易注意消极信息,以保护自身需求不受到损害。

2.2 自我构念与知觉加工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研究者认为早期研究以探讨东西方文化背景下个体知觉加工的差异为主,而忽视了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因此他们探讨了不同民族以及同源文化下个体的自我构念在知觉加工上的差异。实验选取了汉族大学生、我国蒙古族大学生和蒙古国留学生,在分别进行自我构念的启动后,要求被试进行整体-局部字母判断任务。结果显示,在文化影响下,处于同源文化的我国蒙古族大学生与蒙古国留学生的自我构念有很大的差异。我国蒙古族大学生表现出互依型自我构念,倾向于整体加工,而蒙古国留学生表现出独立型自我构念,更倾向于局部优势知觉加工。同时他们发现,在独立型自我构念启动下,被试会表现出局部优势知觉加工,在互依型自我构念启动下,表现出整体优势知觉加工(七十三等,2017)。由此可见,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的自我构念存在差异,因此他们的知觉加工也存在差异,并且这种知觉加工上的差异会受到情境性自我构念的影响。

2.3 自我构念与交互记忆

以往研究表明,自我构念与记忆有关,在独立型自我构念启动下个体倾向于检索以自己为中心的事件,而集体型自我构念启动下个体倾向于检索集体事件(Macdonald,Sandry,& Rice,2012)。近年来,有研究者开始研究自我构念对交互记忆的影响。交互记忆是用来研究团队内部认知过程的一个变量,是描述来自不同知识领域的编码、储存和提取信息的共享系统,包括三个元素:专业化(合作过程中的专业化分工)、协调性(有效合作的能力水平)和信任度(团队成员之间专业知识的信任程度)(Lewis& Kyle,2003)。Michinov 和Blanchet(2015)考察了自我构念在交互记忆与群体绩效中的作用。在该研究中,相同自我构念启动下的被试分为三人小组,观看组装模型视频后共同完成拼装任务。结果发现,独立型自我构念启动在交互记忆(尤其是专业化方面)和团队绩效中有作用。这表明,在独立型自我构念启动的影响下,团队成员注重专业技能以及不同的分工,从而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此外,一项元分析研究表明,交互记忆对团队绩效的影响在高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中更明显(Bachrach et al.,2019)。

然而,有研究者持不同的观点。他们招募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夫妻,分为法国-法国夫妻组、摩洛哥-摩洛哥夫妻组、法国妻子-摩洛哥丈夫组。实验要求每对夫妻共同完成记忆游戏,以考察文化对交互记忆的影响。结果发现,持有集体主义观念的摩洛哥-摩洛哥夫妻组并未表现出更好的合作行为,而混合文化组(法国妻子-摩洛哥丈夫组)表现出更好的合作行为。因此,他们认为是文化多样性而不是集体主义观念对交互记忆产生了影响(Delamarre-Allaoui,Michinov,& Brown,2019)。该结果支持了Yoon 和Hollingshead(2010)的研究,Yoon 和Hollingshead 发现文化不同的同性二人组(欧洲白人或欧亚人种)在记忆任务中的表现比文化上相似的二人组好。综上所述,文化对交互记忆的影响是由于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还是文化的多样性所决定存在争议,未来应对该领域继续深入研究。

2.4 自我构念与决策

自我构念与决策的关系也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由于不同自我构念个体的特点不同,他们在决策行为上也有不同的表现。有研究者发现,关系型自我构念个体在面对冲突时采取调整型的反应模式,他们更倾向于考虑对手的想法。而独立型自我构念个体更倾向于占主导地位,让对手顺从于自己(Au& Lam,2017)。

不同自我构念个体在面对不公平事件时做出的决策有差异,独立型自我构念激活组更能以公正的态度去对待事情(Van Prooijen & van den Bos,2009)。此外,研究者对不同性别被试进行了自我构念的启动,并要求被试完成最后通牒任务。结果发现,在互依型自我构念启动下,女性更多地表现为接受不公平条件,而男性则更多地表现出拒绝不公平条件(Flinkenflogel,Novin,Huizinga,Krabbendam,2017)。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女性多为关系型自我构念,更在意自己与他人的亲密关系,从而更容易接纳不公平条件。相反地,男性表现为集体型自我构念,他们认为不公平条件破坏了集体的规范,所以更多地表现出拒绝。

同时,自我构念还影响个体面对结果时做出的决策。有研究者在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后发现,激活被试的独立型自我构念时,被试对结果的反馈更加期待(Zhu,Wu,Yang,& Gu,2017)。同时,他们还发现独立型自我构念激活组更倾向于为自己冒险,此时的反馈相关负波(feedback-related negativity,FRN)比为他人冒险时更高(Zhu et al.,2018)。总结上述研究,可以认为自我构念对决策的影响体现在,互依型自我构念个体会牺牲自己的利益,维护与他人的关系,从而减少冲突带来的威胁。而独立型自我构念个体更倾向于维护自身的利益,使自身利益最大化。

2.5 自我构念与情绪调节策略

情绪调节策略是促使新情绪产生或调整当前情绪的过程中会产生的策略,包括情境选择、情境修正、注意分配、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Gross,1998)。研究表明,自我构念与情绪调节策略有关。西方背景下个体具有独立型自我构念,他们关注自主性与追求个人目标,因此鼓励真实地表达情绪,倾向于选择积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而东亚文化下个体持有互依型自我构念,个体由于提倡集体主义,为了追求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和谐而有选择地表达情绪,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消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Butler,Lee,& Gross,2007;Huwaë & Schaafsma,2018;Matsumoto,Yoo,& Nakagawa,2008)。

进一步研究表明,独立型自我构念个体会更常使用认知重评策略(改变对情绪事件个人意义的认识来改变情绪)这一积极的调节方式,而互依型自我构念个体倾向于使用表达抑制(抑制当前将要或正在发生的情绪以调整情绪)这一消极的调节方式(Zampetakis,Kafetsios,Lerakis,& Moustakis,2016)。一项跨文化纵向研究也发现,相较于美国青少年,越南青少年在体验到同辈支持不足经历后会使用表达抑制策略(Tsai,Nguyen,Weiss,Ngo,&Lau,2017)。Kraus 和Kitayama(2019)使用ERP 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进行研究后也支持了该观点,持有独立型自我构念的东亚被试在观察图片时更多地表现出情绪抑制。由上述可见,自我构念对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是由于不同自我构念个体对情绪反应的处理不同,独立型自我构念个体倾向于改变对情绪事件的理解,积极地表达个人情绪来调整情绪反应,而互依型自我构念个体则通过抑制情绪表达行为来调整情绪反应。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到,现在适用权利用尽理论的主要经济体,除了美国已经否定了该规则的区别适用理论之外,德国、日本及我国都还多多少少保留着区别适用的情况。

3 自我构念的生理机制

3.1 自我构念的生物基础

3.1.1 自我构念与基因

关于自我构念的生物基础的探究,有研究者提出了“基因-文化交互模型”,他们认为基因和文化相互作用影响个体的行为和心理过程(Kim &Sasaki,2014),提倡从基因的角度探讨不同自我构念个体的差异性。Kitayama 等(2014)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巴胺D4 受体(dopamine D4 receptor,D4R4)基因携带者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携带该基因的个体自我构念差异显著,而不携带该基因的个体自我构念差异不显著。此外,研究表明D4R4 基因与个体对社会奖赏信息的敏感性有关,它在自我构念对颞顶联合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TPJ)灰质(gray matter,GM)体积变化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D4R4 基因携带者中的东亚人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更容易考虑到他人,因此他们的颞顶联合区(与观点采择有关)的灰质体积大于欧美人,而未携带该基因的东亚人和欧美人无显著差异(Kitayama,Yu,King,Yoon,& Liberzon,2020)。

同时,五羟色胺转运体基因多态性(the serotonin transporter promoter polymorphism,5-HTTLPR)也会影响个体互依型自我构念得分(Ma & Li et al.,2014)。Luo 等(2015)通过研究发现催产素受体基因(oxytocin receptor gene)与自我构念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共情。这些研究表明,基因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从而影响个体自我构念的表征和大脑活动。

3.1.2 自我构念与激素水平

部分研究者尝试探讨自我构念对个体激素水平的影响。Liu,Sheng,Woodcock 和Han(2013)发现自我构念影响个体催产素(oxytocin)水平,他们发现互依型自我构念个体大脑活动时神经递质和催产素更多,并认为由于催产素与个体处理他人信息有关,因此在自我参照加工时催产素降低了大脑神经活动,而在他人参照加工时则增强了大脑神经活动。

此外,研究发现,个体面临应激情境时皮质醇变化也受到自我构念的影响(任曦等,2019)。该研究以唾液皮质醇作为应激指标,以自我构念量表分数作为互依型自我构念水平,将被试分为自我支持启动组和社会支持启动组进行特里尔社会应激实验。结果发现,互依型自我构念与个体在应激情境中的皮质醇水平增加量呈正相关。在应激环境中,由于高互依型自我构念个体对社会评价威胁更敏感,他们的皮质醇增加更高。同时,基于互依型自我构念个体关注外部评价这一特质,在给予高互依型自我构念个体社会支持后,个体的皮质醇增加降低。由此可以推测,不同类型自我构念个体在生理水平上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3.2 自我构念的神经基础

3.2.1 脑电研究

早期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研究表明,自我构念影响个体大脑激活状态,代表性脑电成分如N400 和P300。N400 是一个对语义处理敏感的脑电成分,研究发现,拥有互依型自我构念的美国被试在形容词与照片不对应(语义不一致)时比中国被试表现出明显的N400(Na & Kitayama,2011)。P300 是注意系统的脑电指标,Lewis,Goto 和Kong(2008)发现欧洲人对目标刺激的P300 脑电峰值大于亚洲人,而亚洲人面对新异刺激时P300 明显大于欧洲人。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该领域有了新的进展。研究发现,在面孔刺激条件下,亚裔美国人在赌博任务中FRN 波幅显著增加,而本土美国人FRN波幅显著降低。亚裔美国人表现为互依型自我构念,面孔刺激增加了他们的前扣带回皮质(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的敏感程度,因此表现出FRN增强,而本土美国人则表现相反(Hitokoto,Glazer,& Kitayama,2016)。这说明在神经基础上,面孔效应的文化差异受到自我构念的影响。Zhu 等人(2018)发现,自我构念影响个体面对奖赏时的神经活动。他们对中国大学生被试进行研究,要求被试在不同自我构念启动下完成赌博任务并记录此时的脑电活动。结果发现,在独立型自我构念启动下的被试,当面对自己获得奖赏时,FRN 波幅强于面对他人获得奖赏的情况。

总之,研究者通过ERP 技术对自我构念的神经机制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结果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有研究并未发现不同自我构念对P300 的影响(Zhu,Xu,Wang,Gu,&Jin,2020;Chen,Yuan,Cai,Liu,& Li,2020)。因此,关于自我构念在脑电方面的研究仍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对比和分析不同实验下结果的差异及原因。

3.2.2 功能脑成像研究

由于ERP 研究重点考察自我构念影响神经信号的时间动态性,难以考察自我构念对神经信号的空间分布特点的影响,因此研究者使用功能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对自我构念神经信号的空间分布特点进行了研究。一项对不同自我构念类型被试进行fMRI 扫描的研究发现,眶额叶皮质(orbitofrontal cortex,OFC)体积的减少与互依型自我构念有关(Kitayama,Yanagisawa,Ito,Ueda,& Abe,2017)。眶额叶皮质是个体大脑中奖赏系统的关键脑区,它的活动强度与预期奖赏的强度、实际获得的奖赏强度有关(Suzuki,Cross,& O’Doherty,2017)。互依型自我构念个体由于关注外部环境信息,减少对自我利益的关注,他们的眶额叶皮质体积会随之减少。

此外,研究者在被试进行最后通牒任务对不同的提议做出选择时发现,个体前脑岛(anterior insula,AI)——一个与对不公平事件做出反应时产生的负性情绪有关的脑区——与自我构念有关。互依型自我构念个体在拒绝提议时,AI 活动没有独立型自我构念个体强。因此,自我构念在神经水平上影响了被试的公平决策(Flinkenflogel,van Kesteren,Vu,& Krabbendam,2019)。

Yanagisawa 等(2017)在日本被试对与死亡相关的词、消极词汇、植物名称进行单词分类任务时对其进行fMRI 扫描,并在分类任务后要求被试对一篇威胁个人世界观的文章进行评价。结果发现,在高死亡率刺激下,高互依型自我构念个体与自我控制过程(表达或抑制情绪、思维和调节行为)有关的右侧额下回(right 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rVLPFC)活跃程度提高,表现为比独立型自我构念个体更能接受威胁自己世界观的文章。这些研究揭示了自我构念对神经信号空间分布特点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了对自我构念的神经机制的理解。

4 评价与展望

通过总结梳理前人研究,我们发现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察自我构念在认知与情绪加工中的作用、自我构念的生理机制方面。近些年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人类基因、大脑会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共同影响人类的认知及其神经过程。受东亚文化影响,个体表现出互依型自我构念,更关注与他人、集体之间的关系。而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个体呈现出独立型自我构念,更关注自我,追求个人利益。同时,个体为了适应环境,其已有认知会因为暂时性激活某种文化情境或进入新环境而发生改变(韩世辉,张逸凡,2012)。但是,基于现有研究,可以看出已有研究仍存在不足,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以期拓展当前自我构念的研究。

首先,应进一步探讨自我构念与认知加工的内在机制。目前研究者集中于考察不同自我构念个体在行为表现上的差异,并对其相关的神经活动差异进行了探讨,对其内在机制仍缺乏实证研究。如研究发现不同自我构念个体的调控焦点存在差异,独立型自我构念个体以目标的达成作为调控自身行为的依据,他们的调控焦点为提升焦点,互依型自我构念个体更注重履行义务、回避失败,表现为预防焦点(Lee,Aaker,& Gardner,2000)。此外,Zhu 等人(2018)在赌博任务中发现,独立型自我构念激活组比互依型自我构念激活组在面对自我奖赏时更倾向于风险寻求,这表明独立型自我构念个体更倾向于获得奖赏,而互依型自我构念个体更倾向于避免失败。因此,基于上述研究,今后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调控焦点在自我构念影响风险决策过程中是否起调节作用。此外,赌博任务中使用的奖赏为金钱奖赏,考虑到互依型自我构念个体注重社会关系这一特点,如果将奖赏类型改为社会性奖赏(对社会关系的发展具有意义),如社交互动、情绪词汇等能激活奖赏回路的社会活动材料,这是否会影响到互依型自我构念个体的风险决策也有待考察。综上,未来的研究应继续探讨自我构念影响认知过程的内部机制。

其次,对自我构念的神经生理层面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应将已有研究进行整合。目前研究主要采用ERP、fMRI 技术探讨自我构念的神经机制。然而这些结果存在争议,如脑成像方面的研究发现眶额叶皮质、前脑岛和右侧额下回受到自我构念的影响。也有研究发现,内侧前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mPFC)和大脑的颞顶联合区的神经活动也受到自我构念的影响(Ma et al.,2014)。这些脑区如何关联和交互作用,至今尚不清楚。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考虑使用MEG、高级的EEG 频谱分析等技术进一步加深对自我构念生理机制的理解。另一方面,未来的研究应考虑到基因的调节作用。目前的研究集中于探讨自我构念在基因上的差异,而基因在自我构念影响认知加工的神经活动中的作用尚不清楚。Kitayama 等(2020)认为,D4R4 与文化、大脑颞顶联合区区域灰质体积相关,并在其中起调节作用。他们发现拥有D4R4 基因的个体在观点采择中颞顶联合区灰质体积的变化比不携带D4R4 基因的个体文化差异显著,这表明文化影响大脑结构,而基因在其中可能起到调节作用。因此,基于已有大量研究成果,未来的研究可以考察基因、自我构念和神经活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探索基因、文化以及大脑之间的联系提供依据。

最后,应从辩证的视角着手,丰富自我构念在认知领域的研究内容并加以应用。最近几年,研究者们采用多种技术手段对不同自我构念类型个体的心理活动进行研究,以揭示其背后的神经机制。这极大地促进了自我构念相关研究的发展,使人们了解到自我构念类型在认知过程、生理指标、大脑活动等方面的差异。已有人将这些研究成果运用到人们生活中去,如将自我构念与消费心理学相结合,发现不同自我构念的个体由于判断和决策的差异,他们的独特性需求也不同,从而对品牌标识的偏好也不尽相同(王海忠,范孝雯,欧阳建颖,2017),这对指导企业制定营销策略有很大的贡献。然而现有研究着眼于两种自我构念的差异性,忽视了两者各自的特点都是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的,并无好坏之分。因此,如何协调这两种自我构念以促进个人更好地成长,如何结合两种自我构念的异同来制定企业营销策略,推动经济发展,也是该研究领域应做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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