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历史与实践
——以政治经济学为例

董志勇, 方 敏

2020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我国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为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优势作出的战略选择。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政协会议经济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指出，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2020年7月21日举行的企业家座谈会上，习总书记进一步阐释了“大循环”与“双循环”的内在逻辑。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总书记从“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了系统阐述。此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等不同场合，习近平总书记从不同角度对新发展格局作了深刻阐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十四五”时期以及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国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现更高水平开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大循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范畴与命题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新发展格局战略思想与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理论一脉相承、紧密联系，反映了新时代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律的根本要求。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以及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内在必然性，而不是仅仅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采取的非常之举、应急之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保持国民经济畅通、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新发展格局战略思想和战略选择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和热烈讨论，但是其中也出现了一些片面和错误的观点。比如，有人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理解为新形势下的经济脱钩和闭关锁国，有人把新发展格局简单地理解为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解决外需不足问题，还有人不是站在国民经济全局的高度，而是仅仅从产业链、技术链等局部问题出发，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就是要在国内健全产业链，什么东西都要自己生产。对这些认识上的偏差和错误必须加以澄清，才能更加全面和准确理解新发展格局战略思想。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围绕理论、历史、实践等方面，阐述国民经济循环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对立统一以及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必然性与政策着力点。

一、国民经济循环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经济循环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不是一个新概念、新范畴。比如，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魁奈在《经济表》中刻画了当时法国的国民经济循环，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系统研究了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与流通。马克思明确指出，《经济表》仅仅用了几根粗线条，就表明“无数单个的流通行为，从一开始就被概括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运动，——几个巨大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1)并称赞“重农主义体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8、399页。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鼎盛时期，围绕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展开分析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般范式。进入新古典经济学时期，国民经济循环隐含在市场供求分析框架中，表现为消费者和厂商等经济主体通过市场交换实现要素、产品与收入的循环流动。后来，受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等人的影响，凯恩斯、卡莱斯基等经济学家又把国民经济循环作为经济学必须研究的独立的重大的问题提出来，发展了现代宏观经济学，其中国民经济循环以国民收入恒等式等形式得以呈现。总体上来讲，政治经济学研究始终都要面对国民经济循环的问题，只不过在理论发展过程中对国民经济循环的性质的认识在不断变化。因此，问题不在于政治经济学要不要研究国民经济循环问题，而在于搞清楚国民经济循环的动力、形式和条件是什么等问题。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国民经济循环作为人类社会的客观经济活动及其过程，既包含一般性和一般规律，又存在特殊性和特殊规律。从一般性来讲，经济循环是人类社会为满足物质需要而从事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是由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活动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页。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经济循环的基本原理，反映了经济循环的一般规律。

从特殊性来讲，现实中经济循环总是在特定国家以及特定生产关系下进行的，必然会受到特定国家的利益与目标以及生产关系特殊发展规律的制约和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英国为例，分别从个别资本的循环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角度，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循环的特殊规律。从个别资本角度看，实现价值增殖是循环与周转的根本动力。一个典型的产业资本为了实现价值增殖，必须历经购买、生产、销售等阶段，相应的资本形态就会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之间变换，而这又依赖于其他个别资本在形态上与其互补，因此“不仅每一个特殊的循环都把其他的循环作为前提(包含在内)，而且一种形式的循环的反复，已经包含着其他形式的循环的进行”。(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7页。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私人目的与循环对其他资本的依赖，分别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私人性质与社会性质，二者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循环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社会总资本的循环和再生产，一方面有赖于所有资本能够实现实物补偿，即全部商品在使用价值方面达到供求平衡，另一方面还有赖于所有资本能够实现价值补偿，即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能够全部实现，从而在扣除原材料、工资、地租等成本后能够为资本提供利润。然而，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矛盾就是国民经济循环最大的制度性障碍。首先，资本主义的直接生产目的从来都不是使用价值或需要本身，而是利润。只有在能够为资本带来利润的条件下，对社会有用的商品才会被生产出来。其次，保持市场供求平衡是实物补偿的基本条件，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只能通过资本家的个人预期和市场“试错”来实现，因而存在巨大的市场协调成本和交易成本。一旦商品价格出现波动或者供求发生剧烈变化，“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5)也就是资本家。最后，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出增加并不能保证工资和市场有效需求相应提高，相反，随着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和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与规模越来越大的资本及其产出相比，人口、商品乃至资本本身都可能出现相对过剩，实现价值增殖的有力手段却成为总资本实现规模越来越大的循环和再生产的障碍。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循环也要同时受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支配，在某些方面还会受到与资本主义国家共有的规律支配。首先，从一般规律来讲，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就必须保证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相互匹配、互为条件，实现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其次，从特殊规律来讲，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不是以资本为中心而是以人民为中心，不是以少数人的利润为目的而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对使用价值的需要，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循环的根本动力和资本主义国家是完全不同的，经济循环的落脚点也是完全不同的。对资本主义而言，“如果问题是要使价值增殖，那么110镑和100镑一样，也需要增殖，”“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7、177页。对社会主义而言，运动与循环的动力不是价值的不断增殖，而是社会需要的内涵与外延会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满足社会需要的能力、手段不断提高而不断变化，从基本的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直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最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循环中还存在一定的共性，无论是国内循环还是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换，都要受价值规律、竞争规律等共有规律支配。

总之，国民经济循环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蕴含着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不论哪个国家、哪种生产方式，经济循环都意味着要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之间建立有机联系，以实现社会的生产目的。离开了经济循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持续生存和发展。与此同时，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循环总是在其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下进行的，必然要受特定的生产目的和经济规律制约。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既要满足经济循环一般规律的要求，保持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形成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又要满足社会生产目的要求，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适应生产力和发展条件的变化。

二、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对立统一

一个国家如果参与了国际分工与交换，与其他国家展开投资和贸易等活动，该国的经济循环就包括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两个部分。国内循环或内循环，是指利用本国资源要素进行生产，在国内市场上交换和分配，最后满足国内的消费需求，整个社会再生产所要求的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全部都是在国内完成的。相对而言，国际循环或外循环则需要通过与他国进行的投资贸易等活动才能实现再生产所要求的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

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决定了一国国民经济循环的基本结构。但是，只从经济循环的一般形式是看不出内循环与外循环有什么区别的，因为参与经济循环的国内外经济主体都隐身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受经济循环一般规律的支配。比如，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经济活动主体不分内外，都应该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生产者不论是选择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生产，只有依据自身的比较优势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消费者不论是选择购买本国产品还是外国产品，都是根据自身效用最大化行事。上升到国家层面也是同样道理，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循环是以内循环为主还是以外循环为主，都是经济主体在世界市场上进行自由选择的结果。在国民收入恒等式当中，内循环与外循环可以相互替代，只有总量意义而没有结构意义。

这种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丢掉了国家这个现实变量。(7)胡明在《政治经济学史论》中，讨论了西方经济学为什么改变政治经济学传统而“丢掉国家”，这么做对经济学产生了何种影响。参见胡明：《政治经济学史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19年。由于国家的客观存在，国际经济循环即使是在全球福利最大化的情况下，也会在不同国家之间、各国内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产生特定的财富效应和分配效应。由于国家的存在及其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差异，世界市场远远不是一个理想化的有效市场。由于国家的存在，国民经济循环必须加上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约束条件。基于这几方面的原因，现实中一国的经济循环结构到底是以内循环还是外循环为主，在不同条件下可以出现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情况。比如，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西欧主要国家在内外两个战场上同时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荷兰、英国等先后采取重商主义经济政策，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发展本国经济，其典型做法就是利用关税保护限制原材料出口和制成品进口，利用贸易顺差获得的贵金属货币增加国内投资和资本积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紧随着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曙光，“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8)保护关税制度顺理成章地成为“制造工厂主、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资本化、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61、867页。等到英国利用重商主义政策实现崛起并取得世界领先地位的时候，力推国际经济大循环又成了资本最大限度攫取剩余价值的手段，以便发挥英国的劳动生产率优势，从而达到垄断世界市场、掠夺国外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的目的。

对待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政策取向，在经济学说史上却被以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学理上有意无意地误读了。斯密等人以劳动分工学说、比较优势理论等论证了自由贸易的好处，并将其作为普适的经济规律，批判了曾经为英国的崛起立下汗马功劳的重商主义思想。然而，透过历史可以看到，不论是鼓吹自由贸易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是呼吁贸易保护、国家干预的重商主义思想，虽然在政策主张和理论思想上看似对立，实则统一，都是为英国的资本利益和国家崛起、维护英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服务的。历史上的其他后进国家如美国、德国，为了实现对英国的赶超，都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即一方面为促进国内产业发展实行关税保护，另一方面又在国际经济循环中要求更加落后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家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英国的重商主义、法国的柯尔贝尔体制、德国的历史学派、美国的制度主义都是鲜明的例证。正如有学者所说，“从这些历史经验来看，不对称全球化战略是落后国家崛起为发达国家的一条基本历史规律”。(10)贾根良：《国内大循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69页。

总之，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基本单位和最重要主体是国家，由于国家利益的存在以及不同国家在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是不一样的，在国际大循环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根本目的是最大化本国资本的利益，由资本主导的国际循环必然受这一规律制约，这也决定了上一轮和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及其变化。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参与仍然由资本主导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实现本国经济利益，但另一方面更要通过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与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

三、我国经济循环与发展格局的历史性变化

我国经济循环与发展格局经历的历史性变化，是由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环境、条件等变化引起的，是经济循环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属于典型的农业国，基础差、底子薄，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尽快完成资本的初始积累并实现工业化。这一目标与当时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构成了突出矛盾。而且，当时的国际环境使我国不具备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条件，除了早期的苏联援助之外，我国无法通过国外资源、国外市场持续获得发展所需的资本、产品和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绝对主体的发展格局，就成为符合当时我国发展目标、环境、条件的必然选择。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以公有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为基本框架，我国构建起一套独特的国内循环体系，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途径，将国内的剩余产品集中到工业部门，从而实现自我积累。依托这一独特的国内大循环，同时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我国在生产力极为落后的条件下，将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结合起来，逐步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开启了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进程。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国采取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的发展战略，打开国内国际双循环共同发展的新局面。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参与国际循环不仅提升了我国国内循环的水平，也提高了我国在国际循环中的地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数据，我国工业增加值在2010年就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外贸依存度在2006年达到了67%的高点。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相比，我国国民经济循环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首先，必须深刻认识到，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发展格局的变化始终没有偏离我国自身的发展目标。计划经济时代，为了完成自我积累，只能依托国内大循环，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联结起来。改革开放以后，当我们具备了参与国际循环的条件，就把参与国际循环作为国内循环的补充，成为“增量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的启动阶段，首要任务是动员一切社会资源和力量发展经济，通过所有制结构调整，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并设立特区、引进外资、开办“三来一补”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外的资本、技术、管理，提升国内生产端与供给侧的水平，为推动国内大循环上台阶、彻底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短缺经济奠定了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定以后，外国直接投资加速增长，通过维持我国的高投资率、引进更高质量的机器设备、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以及进入海外市场的途径等，提高了我国制造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反过来较高的全要素增长率和GDP的增长又加速了资本的形成。(11)[美]德怀特·帕金斯：《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看中国的经济增长》 ，《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4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围绕国内循环、推动国内生产端与供给侧的变革，才能具备和凸显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才有可能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我国的国民经济循环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

其次，必须深刻把握我国参与的这一轮全球化与国际循环的内在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明，世界范围的扩张是资本的本性，资本主义不仅促成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客观上也推动了人类社会从民族国家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参与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大循环，是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推动这一国际大循环的原动力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与思想。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兴起是为了重塑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简称SSA)。它始于石油危机时期，目的在于扭转二战以后“管制型SSA”对资本形成的利润挤压、修复资本利润率。然而，在国内实行再私有化、放松管制等新自由主义政策还远远不够，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经过战后的多年发展，扩张已接近极限，国内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也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纳入世界市场和资本主导的国际经济循环，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利润的空间修复、让资本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并获取超额利润是极其有利的。(12)利润的空间修复包括水平空间化和垂直空间化两种途径。水平空间化是不同国家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垂直空间化是在同一产业内部把不同的生产环节分布在不同的国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空间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资本的成本，实质上就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以达到“利润修复”的目的。于是，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大量资本进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从事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另一方面又有大量资本相应转化为金融资本或虚拟资本，专门从事剩余价值分配。认清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也就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所谓中国采取对外开放是实施掠夺性重商主义政策，(13)贾根良：《国内大循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63页。所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是搭美国和西方的“便车”，完全是颠倒事实。

最后，必须深刻认识到，“全球新自由主义SSA”的周期性衰落是必然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面临的变革也是必然的。正如新自由主义当年是对凯恩斯革命的一场“反革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形成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的回潮不过是资本积累结构的周期性反复，是对全球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又一场“反革命”。原因在于，“全球新自由主义SSA”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虽然有利于发达国家利润的空间修复，但同时也对其国内制造业产生了巨大的挤压，导致大规模的制造业外迁和“空心化”，进一步扩大了国内的贫富差距。倘若没有美元和美债的支撑，其国内经济循环将面临巨大乃至崩溃的问题。同时，金融资本、虚拟资本的极度膨胀与经济泡沫不断累积，构成国际经济循环最大的系统性风险，金融危机只是“全球新自由主义SSA”衰落的序曲，为了重构资本积累新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国家必将经历一段艰难的调整时期，国际经济循环也将面临深刻的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是作为新的积累结构组成部分的国家能力的重构，包括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看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主动去杠杆、调结构，推动“再工业化”战略，振兴实体经济，吸引实体企业和资本回流等。(14)丁晓钦、谢长安：《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看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3期。

回顾我国经济循环和发展格局的历史性变化可以发现，不论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还是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不论是计划经济时代相对封闭的国内循环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循环，虽然每个阶段我国发展水平、环境和条件有所不同，但是国内国际双循环始终都是以发展和解放我国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目的为落脚点。客观地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抓住了这一轮全球化的机遇，从广度和深度上融入了国际分工，是世界开放发展的受益者，同时我们凭借自身的发展，日益成为世界开放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但是还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参与的国际大循环毕竟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进程，中国在其中的比较优势一方面受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积累结构的变化。为了最大化本国资本的利益，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利用自由贸易发挥本国垄断资本对后发国家的优势，维护本国资本在市场、技术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也会采取各种保护主义措施，遏制竞争国家的挑战和冲击。在上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资本主导的世界市场往往成为俘获外围的发展中国家的陷阱。如果沉湎于世界市场自由竞争的假象，完全依照旧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循环而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我们就不可能跳出国际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地位。跳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其社会积累结构的周期律，就必须构建新发展格局。

四、新发展阶段与新发展格局的内在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也就是发展质量不高。要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必须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

像我国这样的一个大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堪称奇迹，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更加不易，需要跨越长期和短期、常规和非常规等一系列重大关口。从长期和常规发展角度看，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短期和非常规性发展角度看，必须坚守底线思维，打好防范重大风险等攻坚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一大变局加速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世界经济低迷，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经济全球化进入深刻调整期和动荡变革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这一系列关口的叠加，使得我国必须由“以外促内”转向“以内促外”“内外互促”，构建自主可控、富有弹性和韧性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也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才能实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落脚点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使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形成良性互动的有机整体，这就要求我们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第一，在生产端发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从根本上讲是为了更好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需要。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生产是首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环节。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抓手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我国已经建立了全世界最为齐全、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国内产业相互配套并具有巨大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另一方面，我国的供给侧和需求侧还存在结构失衡、动态平衡调整困难的问题。比如，部分产品特别是低端产品产能过剩，由于过度竞争导致生产端出现“内卷化”趋势，与此同时，许多大型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于进口、面临“卡脖子”的风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根本扭转这种失衡，同时也有助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并不是要在国内健全产业链，使得所有产品都在国内生产和制造，而是要进一步夯实国内的产业链、供应链、技术链，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使创新成为引领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推动我国从要素投资驱动型发展向创新驱动的内生增长型发展转变。各国工业化进程的历史经验表明，引领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主要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优化产业结构的主要动力必须从劳动和资本投入转变为技术要素投入，科技创新是转变发展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的主要动力。(15)董志勇、陈丹：《深刻理解双循环战略性理念》，《债券》2020年第9期。只有实现发展的动力变革，才能为国内大循环提供新的动能和坚实基础，由“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具体来说，对于目前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要持续改造升级，优化重组生产要素；对于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要重点培育技术、资本优势，加强自主创新，攻克“卡脖子”的难题，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上下游齐备的生态体系，在更高层次上融入国际循环；对于新经济产业，要加大支持和引导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力度，向传统经济赋能，推动各领域数字化、智能化优化升级，加强产业间的跨界合作，构建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数字经济相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塑造新的竞争优势。(16)邓娜、董志勇、陈丹:《对外开放领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点思考》，《国际贸易》2016年第12期。

第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深化市场化改革，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体系是联结生产与消费、实现国民经济循环的中介，畅通的国民经济循环离不开高效运转的市场与交换。从交换对生产的作用来讲，“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所有制经济是平等竞争的市场主体。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让各种所有制经济在生产与交换中充分竞争，不断提升生产与交换的效率。为此，必须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明确指出的，与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相比，我国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首先要在国内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公平竞争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重点是健全产权保护制度、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形成平等竞争的要素市场，实现要素自由流动，完善包括数据等新要素在内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优化要素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运转流程，减少各环节的摩擦损耗，发挥要素的协同作用，激发新的生产力。

第三，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关系，牢牢把握内需基本盘。中国是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内需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在“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时期，党中央就提出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使经济增长由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过去那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发展开始转变，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保持了较高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新时代和新发展理念要求，提出了一系列内需拉动、创新驱动的发展新举措，以从根本上改变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发展模式。2019年，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9%，其中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为57.8%，客观上已经具备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基础。不过，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70%以上的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相比，我国的消费率和消费水平仍然偏低，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和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与释放。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牢牢把握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与内需基本盘。首先，积极扩大有效投资，重点支持既能促消费惠民生又能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其次，社会的消费力取决于基本分配关系，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改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镇化进程，以解决好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通过稳就业促增收、适当增加公共消费等途径，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真实有效的社会消费力，最大限度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最后，用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事关消费的新平台、新业态，推动消费方式创新和消费升级。

第四，立足国内循环和创新发展，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在更高水平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抓住机遇扩大开放是我们的宝贵经验。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对外开放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不是不开放，更不是要和外部产业链、供应链、技术链脱钩把自己变成“经济孤岛”，并起门来搞自产自销、自给自足。在新发展格局中，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不是割裂和对立的，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与单纯的出口导向型或外向型发展战略相比，新发展格局强调不能被动接受我国在世界市场上已有或现有的比较优势，而要主动“修炼内功”，立足国内循环与创新发展，打造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从而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上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一方面，参与国际循环对于提升我国国内循环水平仍然具有重要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参与国际循环，通过进出口结构的调整倒逼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有利于促进国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我国仍然需要积极争取和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外资的竞争效应和技术扩散效应，从而加快培育发展国内循环的新动能。(18)邓娜、董志勇、陈丹:《对外开放领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点思考》，《国际贸易》2016年第12期。另一方面，作为多个国家的最大出口国和最大进口国，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地位举足轻重，既是世界最重要的产品提供者，又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中国保持国内大循环畅通对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正向的溢出效应。从更深远的影响和作用看，由资本主导的这一轮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已经进入深刻调整期，面临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坚持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坚持公平开放、共赢开放、包容开放，有利于探索一条求同存异、包容共生的国际发展合作新途径，有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五、结 论

国民经济循环是为满足社会需要进行的生产与再生产，是由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整体。经济循环既要遵循社会再生产的一般规律，又会受到由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决定的特殊经济规律的制约。国家是国际循环的基本单位。由于国家的存在及其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差异，国际经济循环在不同国家之间、各国内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会产生特定的财富效应和分配效应，国家利益最大化成为国民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的现实约束条件。在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循环结构中，是内循环为主还是外循环为主，取决于该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环境和条件，在不同情况下可能作出看似对立、实则统一的选择。这在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上已经被反复证明。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发展格局的变化始终没有偏离我国自身的发展目标。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绝对主体的发展格局，开启了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进程。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国采取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的发展战略，打开了国内国际双循环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客观地讲，我国抓住了这一轮全球化的机遇，从广度和深度上融入了国际分工，成为世界开放发展的受益者，也凭借自身发展成为世界开放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深刻把握由资本主导的这一轮全球化与国际循环的内在逻辑，即重塑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简称SSA)，实现资本利润的空间修复、让资本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我们还必须深刻认识到，“全球新自由主义SSA”的周期性衰落是必然的，这一轮全球化的变革也是必然的。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相适应，与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更高水平开放全方位对接，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战略选择。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长期和短期、常规和非常规等重大关口的叠加，要求我国必须由“以外促内”转向“以内促外”“内外互促”，构建自主可控、富有弹性和韧性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使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保持畅通，形成良性互动的有机整体。具体来讲，首先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在生产端发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其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再次，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关系，牢牢把握内需基本盘。最后，要立足国内循环和创新发展，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在更高水平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新发展格局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而且对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保持国内大循环畅通对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正向的溢出效应。中国坚持的公平开放、共赢开放、包容开放道路，有利于探索一条求同存异、包容共生的国际发展合作新途径，有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