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全面小康社会“三农”短板难题实现历史性突破

郑有贵

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破解“三农”短板实现人口同步迈向全面小康社会面临诸多困扰，有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还有由此决定的乡村人口数量庞大下破解“三农”及贫困人口短板的难题。新中国自成立起，正视这些难题，致力于促进“三农”转型发展，破解全面小康社会“三农”短板难题实现历史性突破，数量庞大的乡村人口同步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

一、农业农村发展受弱质性困扰难题的破解

农业农村发展受弱质性困扰问题。农业农村的弱质性是相对的，是指在发展能力上农业弱于工业、农村弱于城镇。这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在世界上普遍存在的。这缘于在生产率和投入回报率上的工业高于农业。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向工业和城镇，形成工业化和城镇化不断发展，农村则边缘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二元结构。直至现今，即便工业发展辐射带动农业发展并实行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即便发展规模较大的现代化家庭农场能够获得规模效益和提升竞争力，但农业农村发展受弱质性困扰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得到根本破解，仍难以摆脱经营困境。例如，美国家庭农场破产现象时有发生，近年还呈上升趋势。(1)参见陈立耀：《中国农业需要警惕！美国农业正在破产，原因有5点》，搜狐网，2019年5月15日，http://www.sohu.com/a/293681236_379553.1949年以来，中国存在“三农”问题，但并非是“三农”停滞，更不是衰败，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历史性突破，(2)参见郑有贵：《问题视域下新中国70年“三农”的转型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5期。只不过这与发展更快的工业化、城镇化相比则显得缓慢。中国同其他国家一样，农业农村发展受弱质性困扰，滞后于发展更快的工业化、城镇化，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针对这一问题，中共中央保持清醒的认识，在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作的说明指出，“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03页。国内外实践表明，破解农业农村发展受弱质性困扰问题极为艰难和漫长。

中国破解农业农村发展受弱质性困扰难题实现历史性突破，其显著标志是生产要素单一由农业农村流向工业城镇，转变为双向流动。除大量工商资本入乡外，还有一个积极的现象，那就是人才向农村流动。截至2019年底，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退役军人、科技人员等各类返乡入乡创新创业人员达850多万人。(4)这一历史性转变，缘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顺利推进，农村发展环境改善，第一二三产业、城乡朝融合方向发展，使农业农村发展空间日益拓展、发展能力日益提升，进而增强了农业农村聚集力。

农业由传统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和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性演进，促进了产业兴旺，夯实了乡村人口数量庞大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产业基础。现代科技和工业的持续发展，为农业提供了现代科技和物质装备，农业生产方式随之发生巨大变化。新中国成立初的沿袭传统种养技术、以人畜力为动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方式成为历史，代之的是现代技术、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快速发展，农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实现历史性突破。其中，较重要的演进有：一是农业发展进入主要依靠科技进步的阶段。到2019年，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2%。(5)二是现代农业技术装备达到较高水平。2019年，全国主要农作物耕种收全程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0%。(6)规划实施协调推进机制办公室：《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实施报告(2018—2019)》，中国农业出版社，2020年，第21、19、6、7、17页。2018年底，全国农业设施3 000多万个，设施农业占地面积近4 000万亩，拓宽了农业生产的时空分布。特别是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的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的广泛应用，促进现代产业要素跨界配置，设施农业、农产品电商快速发展。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全国25.1%的村发展了电子商务配送站点。(7)《辉煌70年》编写组：《辉煌70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第91-92、91页。2019年，网络销售农产品达3 500多亿元。(8)规划实施协调推进机制办公室：《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实施报告(2018—2019)》，中国农业出版社，2020年，第21、19、6、7、17页。三是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发育壮大。2019年底，全国县级以上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9万家，农民合作社220多万个，家庭农场70多万个，各类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组织37万个。(9)规划实施协调推进机制办公室：《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实施报告(2018—2019)》，中国农业出版社，2020年，第21、19、6、7、17页。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在应用新技术、推广应用新品种、开拓市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力军。四是人多地少资源禀赋下的规模化经营破题。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耕地规模化(10)规模化标准：耕种面积南方省份50亩以上、北方省份100亩以上，年出栏生猪200头以上，肉鸡、肉鸭年出栏10 000只及以上，蛋鸡、蛋鸭存栏2 000只及以上，鹅年出栏1 000只及以上。耕种面积在全部实际耕地耕种面积中所占份额为28.6%；规模化生猪养殖存栏占比达62.9%，规模化家禽养殖存栏占比达73.9%。(11)《辉煌70年》编写组：《辉煌70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第91-92、91页。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提高了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水平，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的稳定发展。五是随着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升，农业全面发展，仅以全国粮食产量为例，2019年达到66 384万吨，比1949年的11 318.4万吨，增长了4.9倍。六是农业多种功能拓展。农产品生产与民俗文化、农事节庆、科技创意等融合发展，由此乡村旅游、休闲农业更具潜力，农业的内涵和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展。2019年，全国乡村旅游、休闲农业接待游客约32亿人次，营业收入达8 500多亿元。(12)规划实施协调推进机制办公室：《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实施报告(2018—2019)》，中国农业出版社，2020年，第7页。

农村由徘徊于传统社会向城乡融合和全面现代化的转型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和农村同步向小康社会跃升。在旧中国，农村长期停滞于传统农业社会，难有全面发展的预期。这是因为，农民终日为解决温饱忙碌，没有经济能力上学，基本属于文盲半文盲，如此低的文化素质约束着其生存发展。这是为什么20世纪30年代仁人志士要把治盲、治愚、治病作为开展乡村建设运动切入点的重要缘由。更为严重的是，旧中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广大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多重压榨，再加上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国民党发动内战破坏，更是雪上加霜，农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全面衰落，农村凋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西方国家的一些人士断言，中国政府解决不了人民的吃饭问题，因而站不住脚。这一断言反映了当时新中国成立时农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破解“三农”问题难度极大，中国人民吃饭问题难以解决，进而决定了中国经济社会难以发展，乃至政权难以稳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农村各项事业发展。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在农村不仅开展识字运动扫除文盲，还全面发展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例如，改革开放前，在发展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医疗和选用“赤脚医生”，尽管属于较低水平，但保障了农民对医疗的基本需求。这一做法引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关注，1978年召开的国际初级卫生保健大会将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做法作为解决初级卫生保健的成功范例，写入《阿拉木图宣言》，向发展中国家介绍推广。(13)姚力：《卫生工作方针的演进与健康中国战略》，《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3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推进。如今，全国农村普遍实行9年义务制教育，致力于建立覆盖从学前到研究生教育的全学段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19年3月，全国92.7%的县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在农村居民中，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2.5%，具有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的占11.0%，具有大专及以上的占3.9%，(14)农村居民文化素质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实现了跃升。同时，文化、医疗、卫生、体育事业全面持续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水平日益提高。在破解全面小康社会“三农”短板进程中，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协调推进，进而拓展了美丽乡村的内涵。

二、数量庞大的乡村人口同步迈向全面小康社会难题的破解

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乡村人口大国。1949年，全国人口为54 167万人，其中乡村人口48 402万人，(15)《辉煌70年》编写组：《辉煌70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第94、354页。即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份额高达89.4%。到2019年，全国人口增加到140 005万人，按户籍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44.38%(16)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20年2月29日。计算，非城镇人口达77 870.8万人；尽管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按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提升至60.60%，城镇常住人口增加到84 843万人，但乡村人口仍高达55 162万人，比1949年的全国人口总量还多。农业农村发展受弱质性困扰，数量庞大的乡村人口同步迈向全面小康社会极为艰难。

中国数量庞大的乡村人口同步迈向全面小康社会难题实现历史性突破，其显著标志是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农村民生显著改善。仅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为例，由历史最高的2007年的3.14∶1，(17)③ 《辉煌70年》编写组：《辉煌70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第382、382页。下降至2019年的2.64∶1。这一转折是中国以实行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破解弱者愈弱的结果。

农民由受温饱不足困扰向小康富裕和全面发展迈进，创造了数量庞大的乡村人口同步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奇迹。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的生活处于极低水平。1949年，全国人均占有农产品水平极低，粮食仅209公斤，棉花仅0.8公斤，油料仅4.8公斤，猪牛羊肉仅4.1公斤，水产品仅0.9公斤。农民生活更是极端困苦，终岁辛劳，却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少吃缺穿不得温饱的生活。当时，农民向往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好生活。这一憧憬如今早已实现了。1949年以来的71年间，中国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升。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54年的仅64.14元，增加到2019年的16 021元(其中2019年全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3 962元)，提前一年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2019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1949年的40元，提高到13 328元。(18)④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20年2月29日。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1957年的65.7%，改善为2000年的48.3%，③到2019年进一步改善为30.0%，④进入富足水平之列。农民生产生活也更为便捷，仅农村地区快递网点，2019年超过3万个，乡镇覆盖率高达96.6%。(19)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0年第2期。特别是随着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农民综合素质和农村人力资本快速提升，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和生产经营方式演进等共同作用，促进了农民发展空间的拓展。一方面，随着农作劳动强度减轻和把大量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农民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向非农产业转移发展，到2019年，全国农民工达到29 077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达17 425万人、本地农民工达11 652万人。另一方面，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壮大，又促进了农民在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进而促进农民发展空间的进一步拓展。数量庞大的乡村人口综合素质的提升并同步迈向全面小康社会，成为农业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三、深度贫困地区累积因果效应下恶性循环难题的破解

全世界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至今没有扼制，破解贫困问题成为世界性难题。2000年9月8日，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189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千年宣言》，承诺将不遗余力地帮助10多亿同胞摆脱极端贫穷，在2015年底将全球每日收入低于1美元人口和挨饿人口的比例降低一半。中国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在发展中解决贫困问题，这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而成功破解贫困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中国成功突破了累积因果效应下深度贫困地区恶性循环难题。

1949—1978年，中国属于欠发达国家，要解决的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阶段的贫困问题。在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进程中，为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国家在促进农业农村发展上，偏重促进粮棉生产发展。1978年，全国粮食、棉花产量达到30 476.5万吨和216.7万吨，分别比1949年的11 318.4万吨和44.4万吨，(20)增长1.69倍和3.88倍；1949—1978年，在全国人口增长77.71%的情况下，1978年全国粮食、棉花人均占有量还提高到310公斤、2.8公斤，分别比1949年增长48.33%和2.5倍。实现如此大幅增长，基本保障了人口同期由54 167万人大幅增加到96 259万人(21)④ 《辉煌70年》编写组：《辉煌70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第401、354、383页。的全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还向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农产品原料和资金而支撑了国家工业化战略的顺利实施。

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末，要解决的是由较普遍贫困到集中连片地区的绝对贫困问题。1978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4元、人均消费116元，恩格尔系数高达67.7%而处于贫困状态。按当时的粗略统计，1978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有2.5亿人，贫困发生率30.7%；如果以2010年标准(22)中国先后有1978年、2008年和2010年三个贫困标准。1978年标准：1978—1999年称农村贫困标准，2000—2007年称农村绝对贫困标准；2008年标准：2000—2007年称农村低收入标准，2008—2010年称农村贫困标准；2010年标准：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按2010年不变价格，每人每年2 300元。计算，贫困人口多达7.7亿人，贫困发生率高达97.5%。④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保证人体基本需要的供给热量2 400大卡、蛋白质75克、脂肪65克的标准相比，1957—1978年农民摄入的蛋白质低20%、脂肪低一半以上、热量低10%-18%。(23)周彬彬：《人民公社时期的贫困问题》，《经济研究参考》1991年第3期。鉴于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作出改革开放和把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决策的同时，还提出全党必须集中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并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明确了促进农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举措。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三步走”战略的实施，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快速提升，到世纪之交进入工业化中期，全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在促进整个“三农”发展的同时，开始着手解决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1980年，国家开设由中央财政拨款、用于支持“老、少、边、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的专项资金。1982年，中国在干旱严重的甘肃河西地区、定西地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地区(简称“三西”地区)实施农业专项建设，计划用10年至20年的时间，每年拨专款重点扶持28个贫困县。鉴于农村改革的成功突破促进农业连年丰收和农民大幅增收，国家集中力量帮助贫困地区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4年9月29日发出《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由此开启了全国范围的扶贫开发工作。1986年，为加强扶贫开发工作，中国组建了作为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的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同年5月14日，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纪要显示，当时全国农村人均年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约有1.02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2.2%，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未完全解决。1994年起，在扶贫工作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国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计划用7年时间，解决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每户年人均收入在500元以下的8 000万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尽管这8 000万的贫困人口只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8.87%，但与之前的扶贫工作比较，解决这些地区群众的温饱问题难度更大。因为这些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国家重点扶持的592个贫困县，分布在中西部的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水库库区，多数是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不便、生态失调、经济发展缓慢、文化教育落后、人畜饮水困难、生产生活条件极为恶劣。(24)参见《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和部门认真贯彻〈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人民日报》1994年5月19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摘要)》，《人民日报》1994年5月19日。

21世纪初，要解决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中国把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战略目标的一项重大举措。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分析指出，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解决的难度很大；已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的群众，由于生产生活条件尚未得到根本改变，温饱还不稳定，巩固温饱成果任务仍很艰巨；已基本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于温饱标准很低，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小康、进而过上比较宽裕的生活，还需要一个较长期的奋斗过程。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社会经济落后状况，缩小地区差距，更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任务。要充分认识扶贫开发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继续把扶贫开发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做出不懈努力。(25)《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人民日报》2001年9月20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扶贫工作的开展，全国扶贫开发事业取得明显成效，按照年人均纯收入1 274元的标准，2010年全国贫困人口减至2 688万人。

进入新时代，要解决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攻坚问题。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高要求，即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脱贫攻坚战的推进，全国贫困发生率快速下降，但深度贫困地区的农民仍没有脱贫。特别是“三区三州”(“三区”是指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省藏区；“三州”是指甘肃的临夏州、四川的凉山州和云南的怒江州)实现脱贫更是艰难。这一现象除历史上长久积淀，以及自然资源条件差、经济基础薄弱、贫困程度较深的因素外，还有经济社会发展到新的水平并进入高质量脱贫阶段的新问题和新挑战。(26)参见郑有贵：《深度贫困地区为何脱贫难——深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几个障碍》，《人民论坛》2018年11月中期。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志。(27)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6年第1期。11月27日，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解决的，全党在思想上一定要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按照《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要求，“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两不愁”，就是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就是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同时，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这个目标实现起来并不容易。为什么这样说？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实现到2020年七千多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从2015年起平均每年减贫一千多万人。二是经过多年努力，容易脱贫的地区和人口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越往后脱贫攻坚成本越高、难度越大、见效越慢。三是按照投入2万元大体解决一个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测算，七千多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需要投入一万四千亿元，如果2015年脱贫一千万人，未来五年每年平均需投入二千四百亿元左右。四是农村新的贫困人口还会出现，不少贫困户稳定脱贫能力差，因灾、因病、因学返贫情况时有发生。第一代农民工大多进入老龄阶段，其中相当一些人因常年在外打工积劳成疾，回到家乡后社会保障不给力，生活依旧十分困难。五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贫困人口就业和增收难度增大，一些农民因丧失工作重新陷入贫困。(2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3-34页。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分析指出：从贫困现状看，截至2015年底，全国还有5 630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83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和12.8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多数西部省份的贫困发生率在10%以上，民族8省区贫困发生率达12.1%。现有贫困人口贫困程度更深、减贫成本更高、脱贫难度更大，依靠常规举措难以摆脱贫困状况。从发展环境看，经济形势更加错综复杂，经济下行压力大，地区经济发展分化对缩小贫困地区与全国发展差距带来新挑战；贫困地区县级财力薄弱，基础设施瓶颈制约依然明显，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产业发展活力不强，结构单一，环境约束趋紧，粗放式资源开发模式难以为继；贫困人口就业渠道狭窄，转移就业和增收难度大。实现到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目标，时间特别紧迫，任务特别艰巨。(29)《“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2016年12月2日，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2-12/02/content_5142197.htm.

中国在破解全面小康社会贫困人口这一突出短板难题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仅21世纪以来，全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以2010年标准，由2000年的49.8%下降(30)《辉煌70年》编写组：《辉煌70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第383页。至2019年的0.6%。(31)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20年2月29日。中共十八大以来，贫困地区(32)贫困地区包括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片区外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原共有832个县。2017年开始将新疆阿克苏地区纳入贫困监测范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3年的6 079元增加到2019年的11 567元，年均增长9.7%，比同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2.2个百分点。特别是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增幅更大，由2015年的3 416元增加为2019年的9 808元，年均增长30.2%。全国贫困人口“两不愁”质量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突出问题总体解决。(33)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3月7日。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事业的奇迹，使全面小康社会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四、破解全面小康社会“三农”短板难题的突破是乡村人口大国 跃升至高人文发展水平不可忽视的因素

“三农”由传统向现代的快速转型发展，不仅为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提供了基础支撑，也提升了整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创建的人文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及发布的《人文发展报告》看，“三农”转型发展对中国人文发展水平跃升作出了重大贡献。

鉴于人均GNP能够反映一国经济发展状况，却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全面发展水平的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把经济指标与社会指标结合起来，于1990年创立了比GNP更能反映一个国家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人文发展指数，并从当年起每年发布年度人文发展报告。一个国家人文发展指数的取值范围是0-1，0.801及其之上为极高水平，0.701-0.800为高水平，0.551-0.700为中等水平，0.5以下为较低水平。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10年人文发展报告》发布仪式上表示，《人文发展报告》改变了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我们知道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但最重要的应该是让国民收入能够给全体国民带来更长的寿命，更健康、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34)《〈人类发展报告〉：中国过去40年进步列全球第二》，2010年10月11日，http://news.sohu.com/20101105/n277175899.shtml.人文发展指数初期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生活质量为基础变量，之后，指标体系逐步完善。《1991 年人文发展报告》增加了环境破坏和居民自由程度两个因素。《1993年人文发展报告》提出发展要围绕人转，而不是人围绕发展而转。《2000年人文发展报告》鉴于人口受教育程度与技术发展的关系，将技术领先指数纳入其中。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历年发布的《人文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的人文发展指数持续跃升，由1980年的0.423，提升至1990年的0.501，2000年的0.588，2013年的0.719，2018年的0.758。《2001年人文发展报告》显示，2000年中国人文发展指数首次超过世界平均值。2010年11月4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纪念《人文发展报告》发布20周年特刊——《2010年人文发展报告》，对1970年起至此的人文发展趋势所进行的评价显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健康、教育以及基本生活标准方面取得巨大进步，而进步最快的是东亚地区及其中国和印度尼西亚。《2012年人文发展报告》显示，中国人文发展指数2011年比1980年年平均增长1.7%，进步显著。《2014年人文发展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人文发展指数提高到0.719，实现由中人文发展水平跨入高人文发展水平。《2019年人文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的人文发展指数从1990年的0.501跃升至2018年的0.758，增长了51.3%。《人文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的人文发展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是自1990年引入人文发展指数起世界上唯一从低人文发展水平跃升到高人文发展水平的国家。

中国人文发展水平的跃升，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相应发展。《2013年人文发展报告》《2019年人文发展报告》显示：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012年比1980年大幅增加，增幅为14.16倍；以2011年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1990年至2018年由1 530美元增加到16 127美元。(35)平均受教育年限，2012年比1980年增加3.8年，预期受教育年限增加3.3年；1990年至2018年，由8.8年增加到13.9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2012年比1980年增加6.7年，1990年至2018年从69岁提高到76岁。

中国人文发展水平的跃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三农”实现了快速发展。收入差距拉大是全球现象，也是影响一国人文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文发展报告》特别关注收入差距和低收入问题。《1993年人文发展报告》指出：1960年，占世界人口20%的最富裕人的收入是占世界人口20%的最贫穷人收入的30倍。到1990年，这个差距增加到90倍。《2000年人文发展报告》认为，中国只要有效地解决和提高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社会发展指标，就有可能提高全国平均水平，进而能在2000年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含义下的较高的人文发展指标。《2019年人文发展报告》专门以“超越收入、超越平均、超越当下：21世纪人文发展历程中的不平等问题”为主题。该报告显示，自2000年至2018年，中国占总人口40%低收入层的收入以263%的惊人速度增长，为快速减少极端贫困作出了贡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中国的代表表示，精准扶贫是中国减贫的重要经验。中国能够将减贫工作细化到每个社区、每户居民，通过因地制宜的方案逐步完成总体目标。“这种‘中国经验’是全球减贫工作的重要参考。”(36)陈尚文、程是颉：《联合国2019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取得巨大进步》，《人民日报》2019年12月10日。可见，中国从乡村人口数量庞大的国情出发，着力补全面小康社会“三农”短板，特别是最突出的贫困人口的短板，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一个不能少和在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确保小康成色，成为中国人文发展水平整体提升，进而实现由低人文发展水平跨越到高人文发展水平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五、结 语

弱者愈弱，这是众所周知的马太效应。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下，中国破解全面小康社会“三农”短板难题实现历史性突破，有诸多方面的原因，如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辐射带动、农民素质提升、农业科技进步、农业技术装备水平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农业农村组织化实现形式完善等。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是主导性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国独特的因素。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破解全面小康社会“三农”短板难题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面对“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乡村人口数量庞大下补齐全面小康社会“三农”短板任务艰巨、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脱贫难度大这三大难题，不回避，而是正视，迎难而上，攻艰克难，积极主动施策。中国共产党勇于破解全面小康社会“三农”短板难题的勇气和使命担当，是因为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出发，基于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实现乡村振兴乃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的认识，能够在解决好“三农”问题的行动上高度自觉。这种基于发展趋势科学把握的主动施策，能够抓住发展机遇，还满足了诉求表达能力弱的农民的政策需求。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破解全面小康社会“三农”短板难题的制度保障。学界致力于跳出“三农”研究“三农”，将破解“三农”问题与工业化、城镇化联系起来，但主要是以发展经济学的城乡二元结构论为理论基础，没有跳出单纯从某一个体或局部资源配置效率出发，进而难以突破“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的路径锁定。坚持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遵循。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才能在乡村人口数量庞大的情况下，还能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政策。这是基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选择。正因为如此，才能突破单纯从某一个体或局部资源配置效率出发而难以突破“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的路径锁定，探索形成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破解全面小康社会“三农”短板难题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