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思考 *

方长平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处于关键时期。从主观上我们需要继续维护和延长21世纪初提出的二十年战略机遇期。但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对外政策奉行“美国优先”战略，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对中国更是采取极限施压、强制外交和“脱钩”政策，以遏制中国的发展。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中美关系更是急转直下，甚至有滑向新“冷战”的危险。美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外部市场和发展机遇，中美关系的恶化确实给我们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构成了严峻挑战。如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判断我们是否还有战略机遇期，并且延续我们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需要我们在回顾过去战略机遇期演变的基础上，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的内在属性，从认知和实践层次上延续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一、战略机遇期的提出及其演变

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就与战略机遇密切相关，正是由于中国抓住了战略机遇，才取得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战略机遇期”还是21世纪初正式提出来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2002 年5月 31日在中央党校讲话首次提出“战略机遇期”的概念。从中央有关文件的表述上可以发现，战略机遇期的内涵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02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前，主要强调确认、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1)《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42页。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2)《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13页。

在这一阶段，中国发展的内外环境总体上比较有利，中国加入WTO，美国在“9·11”之后战略重心转移到反击全球恐怖主义。尽管最高决策层也认识到挑战前所未有，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央对挑战有清醒的认知，但总体判断还是机遇大于挑战。因此，确认、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利用相对有利的国内外环境发展自己，是这一时期我们对战略机遇期内涵的认识。

第二阶段，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重点是确认机遇、主动应对挑战，对挑战的严峻性有更清醒认识。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 “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二○二○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3)《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25页。十八大后，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变化作出进一步判断：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明确指出这种内涵和条件的变化是国际环境方面提供的机遇从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转变为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在2014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42页。进一步强调了自身发展对于战略机遇期生成的重要性。到2016年全国两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对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变化的表述从201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很大变化”转为“深刻变化”，并进一步明确战略机遇期面临的挑战是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从2016年3月到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对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变化的描述从“深刻变化”转为“深刻复杂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战略机遇期的表述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页。

总体上看，这一阶段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为标志，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论述发生了三点变化：一是在十八大以前主要强调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十八大以后在把握机遇、应对挑战的基础上增加了主动应对、赢得优势的要求；二是十八大以前，对战略机遇期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判断我国发展是否有战略机遇期，十八大以后，对战略机遇期的论述，除判断我国发展仍处于战略机遇期外，开始强调准确判断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变化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三是在战略机遇期内对挑战方面的强调更加突出，而且这种挑战来自国内外，是诸多矛盾的叠加，对挑战的严峻程度也有清醒认知。

第三阶段，2017年10月十九大召开至今，大变局、大动荡背景下，增强机遇意识、风险意识、底线意识，强调化危为机。

2017年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又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突出表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对我国战略的急剧调整，在贸易领域对我国发起的关税战、高技术领域的封锁、脱钩，以及在涉台、涉港、涉疆、南海、抗疫等问题上对我主权、安全和发展的威胁，中美战略竞争造成了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新的严峻挑战。

2018年6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28页。但在随后两年，伴随中美贸易战的展开，特别是2020年初新冠疫情蔓延以来，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在美国推动下全球范围内的保护主义兴起，逆全球化盛行，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当前总体形势提出了新的判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7)《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人民网，2020年7月31日，http://cpc.people.com.cn/.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讲话中，对当前我国面临的内外环境又作了最新判断，他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8)同时， 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他在这次座谈会上特别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是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我们要辩证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9)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4页。

这一阶段对战略机遇期的表述有以下变化：一是把战略机遇与世界正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紧密联系在一起，进一步确认当前我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二是对于战略机遇期，不仅进一步增强危机与风险意识，而且通过实际工作中的化危为机、转危为机赢得机遇；三是总体发展格局中，强调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表明在国际环境不确定的复杂形势下，要着眼于开辟国内发展资源、发掘国内发展潜力为主。

二、辩证认识战略机遇期的双重属性

当前由于中美关系空前紧张，特别是2020年初以来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甚至有滑入新冷战的风险，美国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市场和机遇变成最大的危险和挑战。因此，学术界和舆论界开始对我们是否还可以延续战略机遇期表示疑虑，甚至否定我们还有战略机遇期。这与战略机遇期概念提出以来，我们对战略机遇期属性认识的误区有关。自21世纪初，中国政府提出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以来，战略机遇期就具有一系列双重属性，只有辩证把握战略机遇期的双重属性，才是我们进一步判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否还有、如何才有战略机遇期的关键。

第一，战略机遇期的生成具有内生和外生的双重性。尽管战略机遇期的概念是21世纪初才提出的，但纵观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战略机遇期的存在，而且战略机遇期的生成一直源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结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启动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我们在对时代主题作出和平发展判断的基础上，开始了对外开放战略，对一系列的重大外交战略进行了深刻调整。这一时期冷战没有结束，前苏联是美国的主要敌人，经济上奉行以里根、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革命，以市场和企业的跨国自由流动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与中国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结合，促成了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形成。冷战的结束尽管一度冲击了中国的国际环境，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确立，对外开放加快步伐。国际上，冷战的结束客观上造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统一，新自由主义推动下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日益扩大和成熟的中国市场成为西方高度重视的新兴市场。因此，在内外推动下的中国又赢得了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进入21世纪，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WTO,中国与世界经济开始了制度化融合的进程，这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新的战略机遇。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国内政策延续，国际上“9·11”事件后恐怖主义的威胁上升，主要大国的战略转移到反恐上。内外环境的变化，既预示着后来也验证了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确实存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尽管世界经济环境变得不确定，但经济全球化仍然是主流，为应对金融危机而诞生的G20机制，为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治理提供了保障，中国仍然具备延续战略机遇期的内外条件。

综上，战略机遇期的生成本来就包含有内生与外生的双重性，双重性就意味着战略机遇期既要有国际大环境的推动，也有国内发展战略的适时调整，缺少任何一方，战略机遇期都很难生成。但一段时期以来，我们过于强调战略机遇期的生成来自外部世界，而且过于强调来自美国，对战略机遇期生成的国内环境认识不足，所以一旦国际环境变得复杂、中美关系恶化，我们就怀疑战略机遇期的存在。

第二，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具有机遇和挑战的双重性。战略机遇期区别一般的机遇，主要在于它的全局性和中长期性，是一个国家在对总体的国内外环境作出中长期预判后得出的；(10)有关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可参考门洪华：《百年变局与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塑造》，《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王栋：《对新时代“战略机遇期”的再思考》，《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1期。而一般的机遇具有即时性、易变性和短期性的特征，主要针对的是某一具体问题或者事件发生时的环境优劣，机遇与挑战易于判定。因此在中长期内，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并不单纯表现为机遇，而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甚至在某个特定时段，在某些问题领域，挑战一面有时候更突出，但总体上应该是机遇一面更突出。20世纪80年代，尽管我们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密切，但国内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问题，冲击了当时国内的社会稳定；1989年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国受西方制裁以及冷战后西方对中国和平演变，在人权议题上频繁干涉中国内政，都对中国的国内稳定和经济发展构成了威胁。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台独问题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了威胁。进入21世纪，中国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但台独、疆独问题，以及西方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同样对我构成了挑战。2008年金融危机后，特别是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西方明显加大了对中国的疑虑和防范，在南海问题上加强了对中国的牵制，乃至后来美国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更是对我们的地缘环境构成威胁。特朗普上台后，通过一系列战略报告，明确把中国视为它最主要的战略对手，在经贸、高技术、人文等问题上采取遏制和脱钩战略，挑战一面更加突出。

在战略机遇期内涵问题上，我们往往对挑战一面认识不足，认为既然是战略机遇期，在整个机遇期内都应该机遇大于挑战，所以一旦某一时刻外部挑战上升，就怀疑我们的战略机遇期的存续性。必须承认，如果我们确认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还存在，应该是总体机遇大于总体挑战。但是机遇与挑战还有其他复杂的多重关系，例如，总体机遇与局部挑战、国内机遇与国际挑战、中长期机遇与短期挑战、美国和西方的挑战与其他国家的可能机遇。这些多重关系的任何一组，同样构成了战略机遇期内，总体机遇大于总体挑战的背景下呈现的复杂和多元图景。

第三，战略机遇期的运筹具有把握和塑造的双重性。如前所述，战略机遇期是对未来中长期国际与国内形势的预判，既然是中长期的，那么在运筹战略机遇期的进程中，既需要我们把握好战略机遇加快发展，同时更需要我们在面对挑战、特别是面对国际环境不稳定、不确定的情势下，化危为安，主动塑造甚至创造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并不是静态的、被动的，坐等着我们去把握、抓住，而是包含着我们必须动态中主动塑造，特别是我们在面对内外挑战时，这一点尤其必要。(11)有关战略机遇期的塑造，国内学界近年来讨论比较多，参见门洪华：《百年变局与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塑造》，《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胡鞍钢：《牢牢把握并主动创造我们主要战略机遇期》，《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王帆：《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与维护》，《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5期。在实践中，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创建亚投行，以及近年来对周边关系和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主动塑造，都是我们主动塑造发展机遇的创举。这一点在当前中美关系变得紧张，中国发展外部环境变得异常复杂时，更具有战略意涵。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不断提高，中国自身成为影响国际环境的重要因素，把握和塑造战略机遇期的能力明显增强，这种能力的增强，既体现在运筹大国关系、塑造于我国发展有利的国际环境的能力，也包括及时调整国内战略适应外部环境的挑战的能力，还包括在危机和挑战面前我们化危为机、转危为机的能力在增强。

随着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一面增多，我们塑造战略机遇期的必要性也在上升。但在战略机遇期运筹问题上，我们过去往往只强调把握、抓住战略机遇，而没有重视自身塑造战略机遇的可能性。过去二十年的战略机遇期已经证明，把握、用好战略机遇期固然重要，但塑造、创造战略机遇期同样必不可缺。

第四，战略机遇期的实现逻辑具有客观与主观的双重性。战略机遇期是建立在对国际、国内形势科学研判的基础上，需要也必须有客观依据，例如，对于时代主题是否发生变化、世界政治格局的走向、国际秩序的演变方向等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判断必须有客观依据，否则我们就很难对未来中长期的战略机遇进行科学预判。但正因为是对未来相当长时期的判断，所以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主观性既体现在不同的人对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有不同的判断，也包含着战略机遇期的实现需要有主观能动性。主观判断需要有客观依据，否则我们判断就会出现方向性错误；但即便有客观依据，我们如果不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战略机遇也会错失。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针对当时世界局势出现缓和的趋势，邓小平高瞻远瞩，果断地对时代主题的判断作出了重大调整，从战争与革命调整到和平与发展，如果仍然坚持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期“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的判断，我们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成就。还有，冷战刚结束时，面对苏东剧变，国内很多人感到迷茫，甚至有人提出我们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从经济建设转移到反和平演变上。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推动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既定战略。

在战略机遇期的实现逻辑上，我们往往只关注实现战略机遇期的客观条件，一旦客观环境与当初预判战略机遇期时的情况有偏差，就认为战略机遇期不复存在，缺乏从宏观和战略角度对这些偏差性质做出具体分析，也缺乏通过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及时进行内外战略调整，以弥补这些偏差，创造新的机遇。

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何延续战略机遇期

自从习近平多次提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国内学界和舆论界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这些讨论主要围绕两大议题：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到底是什么？(12)有关国内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讨论，可参见朱锋：《近期学界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综述》，《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7期。二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意味着什么？第二个议题实际上涉及我们的战略机遇期能否延续的问题。

无论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理解，但由于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战略下来解读，所以我们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解往往趋向于与我发展有利的方向。例如，在国际权力结构上，东升西降，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地位显著上升，特别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世界秩序维护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正在放弃或者部分放弃其二战后创立并坚持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中国则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做现行世界秩序的维护者；在全球治理结构上，发展中国家正在从治理的“客体”，上升为治理的“主体”，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的G20机制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中国对新冠疫情的防治和减贫领域的贡献就是例证；在高科技领域，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重塑世界科技秩序，并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中国占有一定的先机，同时也面临短板和挑战。因此，一种观点认为，某种程度上，我们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维护和延长我们的战略机遇期抱有积极预期；另一种观点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样深刻改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存发展环境，推动西方国内出现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国际上出现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导致中国的发展环境趋向恶化，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发展主要依靠的全球化进程受阻，所有这些因素，造成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的影响持相对悲观的态度。

结合前文对战略机遇期属性的分析，本文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我国并不必然只包含着机遇或者挑战，而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大变局的方向和趋势上，既包含着于我有利的机遇因素，也包含着于我不利的挑战因素，特别是包括新冠疫情这样的突发性危机叠加，使得挑战一面短期内更加突出。能否把握有利因素、转化不利因素，维护和延长我们的战略机遇，就需要我们从战略机遇期自身属性出发，通过战略手段的综合运用，赢得我们的发展优势，延续我们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具体来说，我们需要在战略认知、战略重点、战略方向和战略保障上进行努力。

(一)在战略认知上，我们需要辩证把握战略机遇期的双重属性，在认知上澄清我们过去的疑虑和困惑，增强维护和延续战略机遇期的信心

在战略机遇期的生成上，强调内生与外生的统一。过去我们过于强调外生性，使得我们在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上，往往只看外部世界是否给予我们机遇，对国内发展本身产生的机遇认识不足。正如，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13)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页。

在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上，充分认识到战略机遇期内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事实。过去我们谈到战略机遇期，就只看到机遇，淡化或者忽视挑战。这样一旦内外环境出现挑战，我们就对战略机遇期存续表示怀疑。当然，所谓机遇与挑战并存，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总体上看，在战略机遇期内，应该是机遇大于挑战，如果通过科学分析，确实挑战大于机遇，那我们可能必须要对战略机遇期的判断进行调整，进入“战略困难期”“战略挑战期”等。

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面临的环境总体上应该还是机遇大于挑战。首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世界大战，无论是美俄、还是中美直接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很小；国际社会主流还是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一点无论是欧盟在内的发达经济体，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有共识，即便是在美国国内，经济发展问题依然是美国朝野关注的焦点，只是在发展方向和路径上与国际社会主流背离。其次，经济全球化是客观的历史进程，某种程度上是不以个别人、企业和国家的意志为转移，中国仍然可以有所作为。以吸引外资为例，尽管受新冠疫情和美国政策影响，但中国吸引外资仍然逆势增长。2020年前8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6 197.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6%；8月份全国实际使用外资841.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7%，连续第5个月实现单月吸收外资金额增长。(14)《中国商务部外资司负责人介绍2020年1—8月全国吸收外资情况》，中国商务部，2020年9月14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再次，当前美国对外奉行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退群行为，尤其是针对中国的遏制和脱钩政策，既有美国政府对华战略调整的长期考量，也有特朗普个人及其执政团队的因素，也有大选的短期需要，所以从长远看，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变化，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在战略机遇期运筹上坚持把握和塑造两手抓，既要把握机遇，更要在塑造机遇上下功夫。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既要把握可能的机遇，即便是稍纵即逝的机遇，更要在塑造、创造机遇上迎难而上。我们塑造战略机遇期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如前所述，当前美国对中国极限施压，特别是在贸易和高技术领域对华脱钩，全球经济低迷，逆全球化盛行，全球产业链面临断裂和重组，这些挑战，使得我们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像20世纪后二十年和21世纪头二十年那样的发展机遇，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把握机遇的难度更大，必须要主动运筹，塑造和创造机遇。

我们也具有塑造机遇的可能性。首先，我们塑造战略机遇的能力强，这既包括我们塑造国内发展环境和战略机遇能力，也包括塑造国际环境和发展机遇的能力。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贸易国，同时也是最大的制造业国，在高技术领域也越来越具有竞争力。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主动塑造国际环境和发展机遇的能力增强了。其次，我们塑造战略机遇期的条件也具备了。国内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在后疫情时代已经逐步恢复，通过特朗普上台对中国的贸易战以及一系列对中国发展遏制的反应，国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认同感逾加增强，新冠疫情的有效防治更凸显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同时我们国民的心态也日趋理性，对中国政府应对国际挑战的能力充满信心，对中国当前为应对挑战采取的内外政策表达了极大的支持；国际社会主流依然支持改革而不是完全推翻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在实现逻辑上，坚持主客观统一，在准确客观把握国际国内大局的基础上，从宏观和长远角度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环境做出判断。客观环境是基础，对于战略机遇期来说，这个客观基础就是世界和平发展的主题没有根本变化，全球化尽管受到重创，但逆全球化也不符合所有国家利益；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可能一段时期受到影响，但内部发展潜力和资源动员同样也是我们的客观现实；主观上，我们要增强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的信心，增强转危为机的能力，动员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优化改善我们的发展环境，争取战略机遇期的维护和延长。

(二)在战略重点上，改变过去过于依赖外部世界、国际环境对我发展战略机遇期生成的观念，从内部改革发展和对外战略优化的角度出发，以我为主塑造甚至创造战略机遇

过去二十年，国际社会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大国关系尽管有矛盾，但总体是可控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也在不断加强，因此，我们利用和把握这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战略机遇期，推动了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快速发展。

当前从全球范围来看，在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推动下，逆全球化思潮流行，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上升，经济保护主义盛行，全球产业链面临分裂和重组，新冠疫情加速了保护主义增强，世界经济处于百年未有之大萧条。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期，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主要经济体经济除中国是正增长外，其他都是负增长。世界经济形势低迷以及世界经济秩序重组，都对以外向型发展模式为主的中国构成了长期挑战。

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特别是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到来，外部世界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我们要通过发掘我们自身的潜力，通过内部改革寻求我们发展的动力，通过内外结合，优化我们的发展战略，赢得战略机遇期。习近平多次强调，在新发展阶段，需要适时调整我们的发展格局，“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15)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4-5页。

从长远看，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应对国际环境的挑战，发展自己练好内功始终是根本，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综合国力，才能更大程度地避免外部不利因素对中国发展造成的冲击。其中，中国尤其需要重视高科技领域自主知识创新的重要性，以及塑造国际舆论和引导外交议程能力的重要性，将中美战略竞争中暴露出的自身短板作为今后重点突破的领域。

此外，中国需要意识到，即便在全球化遭遇逆潮的时期，改革开放仍必须成为中国长期坚持的发展道路。只有深化改革，才能改善国内营商环境，遏制不同类型企业不公平发展的趋势，广泛吸引外商投资，不断优化产业政策，为对外开放提供强劲的内部支持。只有扩大开放，才能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实现科学技术突破升级，培育健康开放的国民心态，调整国内利益分配格局，为国内改革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互促进，是提高中国综合国力的根本之计，也是应对国际环境挑战、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长远之举。

(三)在对外战略方向上，要改变过去过于依赖美国为我们提供战略机遇的观念和实践，更大力度拓展与其他大国关系、更大强度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更大程度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

当然，中美关系仍然是事关全局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能否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保持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是关键。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在对外政策上奉行美国优先战略，政治上单边主义、经济上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尤其对我国采取遏制、极限施压和脱钩的政策，构成了对中国发展的严重威胁和挑战。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更是急转直下，自由落体式下滑。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面调整确实对我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构成了严峻威胁，也使得我们对战略机遇期的延续表示疑虑。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目标应该是，不主动升级中美竞争的烈度、广度，如果未来中美对抗(或者说某种程度的新冷战)不可避免，我们也要尽可能延迟这个时刻的到来，用适当的空间(领域)让步赢得窗口时间，以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

当前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既有长期结构性因素，包括中美权势分配的快速接近、中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差异，也有情境性因素，包括中美战略目标的差异，以及美国国内存在的对华强硬派占上风，而在大选前特朗普也有意通过显示对华强硬赢得选民的支持；还有突发性因素，即今年初以来爆发的新冠疫情，给本来就脆弱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因此，具体分析中美关系，我们也要区分这些不同因素的影响，结构性因素可能会长期存在，但结构性因素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其他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在其他战略方向上，当前我们特别要强调经济上与欧盟、战略安全上与俄罗斯搞好关系。我们要进一步巩固和夯实中俄新时代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基础、经济基础和民意基础；争取欧盟在未来的中美竞争中保持中立，至少不轻易选边站。在周边国家关系中，在维护好与中小国家及地区组织关系的同时，高度重视并进一步改善和加强与印度、日本等周边大国的关系，最近中印由于边界冲突导致关系紧张，中国政府采取尽可能的克制和理智手段，显示了我们重视中印关系的决心；日本最近国内政局变动，我们要尽可能与日本新政府延续近年来双边关系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势头。在“一带一路”建设上，我们要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中美在某些领域脱钩趋势已经出现，我们确实需要未雨绸缪，寻求对外战略方向上的多元化，高度重视、平等对待与其他大国关系和周边关系。近期疫情缓和后中国领导人频繁访问欧盟国家、周边地区就表明，中国高度重视并切实推动中国对外战略方向的调整。同时，我们需要向国际社会声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走的是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道路。”(16)《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新华网，2020年9月22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9/22/c_1126527652.htm.基于中国发展的理念是开放发展、共同发展、共享发展，中国的发展同样也会给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机遇，中国的发展机遇期与国际社会的发展机遇期具有共享性。

(四)在战略保障上，维护国际规则的公平正义，推动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的改革和创新

面对美国不断破坏现存国际规则的行为，中国应当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倡导公平正义的理念，对于确实需要合理改革的国际规则在多边协商下发挥改革的推动作用，对于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坚决有力地加以捍卫。针对美国单边主义行为，中国需要借鉴“统一战线”的思想团结更广大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形成抵制美国无理要求的国际合力。针对逆全球化思潮，中国需要更加重视自由贸易对各国国内社会利益分配的影响，在国际规则的改革上尊重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各国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以实现国际规则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

面对美国不断“退群”的不负责任行为，中国应当根据自身实际能力，承担必要的国际责任，为国际制度改革提出更多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与世界各国一道参与对国际秩序的负责任构建。在引领国际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中国需坚持合作共赢的原则，让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的利益能够在制度设计中得到体现，避免国际制度沦为霸权国服务自身利益的工具，在国际秩序的构建中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

总之，我们需要从大战略思维出发，统筹国内和国际，经济、政治和外交，大国关系和周边外交，短期困局和中长期机遇，主动破解、努力化解战略机遇期内的各种确定和不确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危机和困难，根据变化的情势动态调整我们的内外战略，在战略实施进程中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