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社会运动与新的解放话语
——拉克劳和墨菲为什么对新社会运动寄予厚望 *

冯燕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阶级和阶层出现了变化。随着消费社会的兴起，再分配制度的调整，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逐渐弱化，加上右翼的上台、工会权力的消弱、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等，工人运动陷入低潮。与此相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新的官僚化国家的形成，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以及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许多非阶级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此起彼伏的新社会运动，如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种族运动、和平运动等。新社会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萌芽，70年代全面现身，至今仍是西方社会人民大众表达诉求、争取自己权益的重要方式之一。

新社会运动是否具有促进人类解放的进步作用？研究新社会运动的西方理论家们对此众说纷纭。一些理论家认为新社会运动完全是守成性的，只知道守卫自己狭小的“生活世界”不被外界侵犯，降低了整个运动的视界，缺乏创造历史和改造世界的愿景和主动性，因而新社会运动只是一种改良主义，不具备促进人类解放的进步作用。一些理论家认为新社会运动从文化入手深刻批判了现代化生产模式的局限和后果，揭示了社会冲突的新走向和替代性的社会发展模式，对资本主义秩序的挑战比通常意义上的政治挑战更有效力，更有效率，因而具有解放意义。另外，一些理论家认为新社会运动的倾向比较复杂，其中一些可能是进步的，但另一些可能是保守的，新社会运动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难以一概而论。还有一些理论家认为，新社会运动要促进人类解放是有条件的，如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培养民主意识等。(1)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79-281页。

后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1935—2014)和查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1943—)明确把新社会运动与全球解放规划和新的解放话语联系起来，(2)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89页。认为新社会运动具有促进人类解放的进步意义。1981年，拉克劳和墨菲就在《社会主义策略，下一步在哪？》中提到新社会主义策略(3)为了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区分开来，拉克劳和墨菲把他们建立于资本主义新变化之上的社会主义策略称之为“新社会主义策略”。必须把新社会运动考虑在内。1985年，拉克劳和墨菲出版了《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民主政治》。在该著作中，他们已经认识到了新社会运动的解放意义，进而以新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接合(articulate)为基础，通过一系列的概念、方法论、政治规划的建构，提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策略。此后，在1990年出版的《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和1996年出版的《论解放》以及大量的访谈中，拉克劳和墨菲都多次谈到新社会运动的解放意义。但新社会运动的解放意义具体体现在哪里？如何处理新社会运动与同样具有解放意义的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拉克劳和墨菲立足于资本主义新变化所建构的解放话语必然不同于以往的解放话语，其特征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这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一、新社会运动具有反资本主义性质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新社会运动的解放意义主要体现在其反资本主义性质上。他们明确指出，新社会运动“具有反资本主义性质”。(4)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51页。对于拉克劳和墨菲来说，大多数新社会运动具有积极意义，具有反资本主义性质。显然，他们也已经注意到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复杂倾向，有一些新社会运动是进步的，它们追求民主、维护个人和团体的认同，反对体制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但有一些新社会运动是反动的。对于反动的新社会运动，拉克劳和墨菲指出，要靠领导权和话语去处理。工人运动不是惟一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形式，新社会运动也是一种重要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形式。拉克劳和墨菲指出，“一旦资本主义扩张引发的错位愈益普遍化，那么，越来越多的领域就会围绕平等与自由原则来建构其要求的合法性。19世纪工人与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发展是这一过程的关键要素。但它并不仅仅是惟一的，也不是最后一个。最近几十年所谓的‘新社会运动’是反资本主义斗争在当代的延续”。(5)[英]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8页。工人运动和新社会运动都是通过反资本主义斗争，实现自由和平等。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工人阶级并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唯一群体，其他群体，只要遭受资本主义压迫，就可以参加到反对或批判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去；新社会运动这种反资本主义斗争形式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矛盾；相比较于工人运动，新社会运动的反资本主义斗争更“激进”。

首先，工人阶级并不是唯一的反对资本主义群体，其他群体，只要遭受资本主义压迫，就可以参加到反对或批判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去。拉克劳和墨菲指出，“在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并不存在某种先天独特的位置”。(6)尤其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斗争复杂化和多元化的条件下，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工人阶级的特权。拉克劳首先从理论上驳斥了“反对资本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特权”这一观点，接着又举出实例，说明遭受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并非只有“工人阶段”这一个群体。

从理论上讲，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反对资本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特权”这一观点没有理论根据。拉克劳指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并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内，而是在生产关系与社会行为主体(包括工人)的认同之间，即它游离于生产关系之外。因此，如果我们正在处理的是外在关系，那么，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相对于其他阶层，说工人起着特殊的超前作用，并没有什么根据”。(7)④⑤⑥ [英]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6、267、267、266、144页。只有当工人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做否定其身份认同的关系，当作使其自身的真正潜能不能得到实现的关系，当作使其所在的社会不能成为理想的社会秩序的关系时，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才是对抗的，工人才会转变成一个愿意参加颠覆性集体行动的人。(8)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天然对立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页)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他们没有预料到今天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福利制度的完善、消费社会的兴起以及企业的再分配制度的调整，这些制度和措施使得工人阶级可以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幸福生活”，愿意为资本主义企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从而消解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以至于和资产阶级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和平共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如卢卡奇、葛兰西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众多理论家们都在谈论如何唤起处于异化或物化状态中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如何让工人对现实说“不”。假如工人阶级不能维持这种“幸福生活”，才会起来反抗，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所以，依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拉克劳和墨菲对“反对资本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特权”这一观点的驳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除了工人之外，还有其他很多成员或群体遭受资本主义压迫。拉克劳指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及其合力所产生的转变，不仅影响了工人，而且也影响到了其他领域的许多人。”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夺和压迫越来越深入、越来越隐蔽、越来越超出特定阶级的范围。例如，由于资本主义追求高额利润的本性以及生产关系的扩张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仅仅影响工人阶级的生存，而且影响整个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生存，因此所有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人都会谴责、反对、批判资本主义国家或资本家，要求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相关政策、采取相关措施，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2019年9月，美国的纽约和旧金山、德国的柏林、英国的伦敦、澳大利亚的墨尔本等西方国家的主要城市发生了为保护全球气候而进行的集会、游行等抗议活动，其参与主体是中学生和大学生，但又不限于学生，还包括绿党成员、政府工作人员等。再如，2011年秋发生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参加成员除了工人之外，还包括教师、高校学生、工程师、交易员、健身教练、时尚杂志编辑以及一些边缘群体等。资本主义对世界霸权的争夺导致的和平威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资本主义国家对个人生活方式的不尊重、不承认，资本主义国家对某些种族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所有这些影响的都不只是工人，除工人阶级外，其他社会成员或群体也有权力、有动力去反对和批判资本主义，参加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因而，拉克劳指出，不能把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特殊作用事先地归属于工人，⑤还要关注其他的反资本主义群体，把他们与工人阶级一起作为反资本主义的“主体”。⑥

其次，新社会运动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矛盾。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导致工人运动陷入低潮。但这并不表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得到了解决，而是滋生了许多新矛盾。拉克劳指出，“‘主要行动者’的式微，诸如阶级社会中的工人阶级，并没有导致社会斗争的减少，或单面人占据主导地位，而是导致了新对抗的增加。”(9)[英]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8-259页。这些新矛盾是由资本主义发展所引发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张的结果，(10)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2001，pp.160-162.涉及生态环境、妇女解放、社会公平公正、个人生活方式等多个社会层面和领域，远远超出了“阶级对抗”的范畴。拉克劳和墨菲指出，“新的社会矛盾正不断地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引发，并且不再能够被简单地归在‘阶级利益’的概论之下。资本主义正在产生出一些新的矛盾，它们远远比那些被界定于生产层面的矛盾更加广泛。”(11)例如，2011年发生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主要反抗美国财富分配不公，还反对政府发动海外战争，控诉美国政治领袖在解决经济危机上的不作为，谴责大企业利用金钱影响政治，要求政府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保障民生的项目中去，呼吁保护环境和保障人权。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和诉求中，可以看出，当代美国社会的矛盾体现在多个方面。再如，2015年发生于法国巴黎的反恐大游行，2017年8月发生于美国波士顿的反种族主义示威运动，2017年发生于美国好莱坞的MeToo运动，2018年发生于法国的“黄马甲”运动，2020年发生于美国的反对白人警察的暴力执法运动……这些运动的诉求都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矛盾。拉克劳得出结论，马克思的“阶级”范畴“对于今天理解反资本主义斗争的逻辑与模式”所能提供的助益越来越少了。(12)因而，仅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远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矛盾。应扩展视域，更多地关注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矛盾的新社会运动。

第三，相较于工人运动，新社会运动的反资本主义斗争更“激进”。这种“激进”并不是表现在暴力斗争上，新社会运动恰恰是诉诸于游行、集会、另类表演等“非暴力”手段。新社会运动的斗争方式之所以“激进”，首先是因为新社会运动所涉及的议题太广泛了——诸如生态保护、妇女解放、社会公平公正、个人生活方式等，而且每个议题都与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及工业发展模式相关。拉克劳指出，“比之于工人阶级为了心存社会体制的民主化而进行的传统式的斗争，这些新的主体的斗争与要求看来要激进得多，因为他们对工业发展模式本身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价值综合，甚至每一种权力体制都提出了质疑。”(13)拉克劳和墨菲力图通过新社会运动这种反资本主义斗争形式，把自由和平等的民主原则带到一切社会领域。新社会运动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之所以“激进”，还因为各种新社会运动是从国家内部出发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拉克劳和墨菲指出，“群众在国家中的直接存在使政治斗争进入国家本身。因此，目的不再是从外围攻击国家以摧毁它，而毋宁是在其内部进行斗争以动摇力量之平衡，使之决定性地向人民大众倾斜。”(14)各种新社会运动或者是要部分地改变国家性质，或者是要寻求国家的保护，或者是想借用国家权力来扩展某个群体的利益。加拿大学者巴里·亚当认为，新社会运动是与资本主义及其国家进行斗争的表现，新社会运动趋向于扩大公民自由，限制国家暴力和资本主义制度。(15)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55-56、71、62、61、331页。正因为过去几十年新社会运动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民主形式、公共政策、政治议程等方面实现了变革。比如，西方民主政治理念实现了从竞争式民主向参与式民主的转变；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卫生、教育和维护各种团体(如妇女、同性恋、残疾人、少数种族等)利益等方面的公共政策均有所改进；西方绿党成立后参加到各级议会中，把环境保护的议程纳入到现行的政治体制内；等等。

二、新社会运动与工人运动的接合

新社会运动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活跃的运动形式，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重要斗争形式，是否可能与同样具有反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人运动接合起来？新社会运动与工人运动的接合，在反对资本主义以及促进解放上有什么积极意义？在很多理论家看来，新社会运动之“新”正是相对于工人运动之“旧”来说，新社会运动在参与主体、发生领域、组织形式、斗争方式、政治纲领等层面存在明显的区别。(16)冯燕芳：《新社会运动与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难题》，《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但是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除去这些区别，新社会运动与工人运动之间并非是两个对立的极端，新社会运动与工人运动的接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一方面，工人阶级是新社会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为新社会运动与工人运动的接合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只有把新社会运动与工人运动接合起来，才能实现他们的新社会主义策略，这为新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接合提供了必要性。拉克劳和墨菲指出，“《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核心信条之一是需要在各种反对不同形式压迫的民主斗争之间创造一条等价链。我们赞成，在新左翼领导权方案中，反对男性至上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主义以及保护环境的各种斗争需要与工人接合起来。”(17)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2001,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p.xviii.

首先，工人阶级是新社会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在新社会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为新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接合提供了可能性。尽管各种新社会运动的成员比较庞杂，包括青年学生、妇女、农民、政府工作人员、甚至部分开明资产阶级等各种职业和各种身份的人，但工人阶级依然是新社会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工人阶级在新社会运动成员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在发挥作用上不亚于其他阶级或阶层。例如，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初始阶段，主要参与者是教师工会和运输工会的成员；自2017年起，美国华盛顿及多个城市每年发起“妇女大游行”，在连续三年的大游行中，每年都有大量来自服务行业的女工参与,甚至有时候工会就是新社会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拉克劳分析了工人从参与工人运动向参与新社会运动转变的原因，“在19世纪中叶作为一个工人就意味着他要在工厂度过大部分时光，要生活在某种确定的领域，具有某种确定的消费模式，仅仅能以受到严格限定的方式来参与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但是，所有这些社会参与形式间的严格关联变得越来越松散了，因为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在工厂度过的时间日益减少，因为福利国家的扩展意味着工人的社会身份将愈来愈少地受他(她)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的决定。”(18)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70-71页。也就是说，工人阶级能够参与到新社会运动中去，一方面，因为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工人有了自由时间。在自由时间里，工人可以思考与自己生活相关的问题，如自己生活的环境是否健康？自己的人格是否得到了尊重？自己是否受到了不平等待遇？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否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因为福利制度的完善，工人可以超出工作范围，参与到国家生活的不同层面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而这些社会关系和社会领域正是当代资本主义激进社会斗争的场所。(19)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71页；[英]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8页。健康、生存条件、环境质量、妇女权利、社会服务、高等教育、民主权利等诸多方面，也与工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假如这些方面和领域存在着压迫和不平等，工人也会起来反抗。工人和新社会运动成员在某个特定时期有共同的利益，即通过反资本主义斗争，过上好的生活，实现平等、自由和民主。因而，工人不在新社会运动之外，工人是新社会运动的重要参与者。

拉克劳和墨菲把参与到新社会运动的工人称为“新型的工人”。(20)“新型的工人”不再仅仅关注自己的工资和工作，而更多地关注生活领域；他们有时通过工会组织的罢工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但更多地通过其他非正式组织的抗议活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要求。正如拉克劳和墨菲指出，新型的工人“要求通常以工会结构之外的非正式的罢工来表达，它超越了为工资和工作实践而进行的俗套的谈判”。(21)④⑤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62、62、63、63页。

其次，只有把新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接合起来，才能实现拉克劳和墨菲的新社会主义策略，这为新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接合提供了必要性。很多统计数据显示了近几十年工人运动的趋势，以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例，1969-1979年，每年罢工人数在95万人以上；1987—1996年，每年罢工人数从未超过50万人。(22)张洪顺等：《西方新社会运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42页。2018年，美国发生了多次工人罢工和停工，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数据，这一年共有48.5万名美国工人参与了罢工和停工，这个数字依然没有超过50万。2019年9月，美国发生了通用汽车大罢工，4.8万工人参与其中，由“全球最具战斗力的工会”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组织。但通用汽车工人上一次举行大罢工是在2007年，再上一次罢工是在1998年。也就是说，通用汽车大约十年才有一次大罢工。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工人运动、工人罢工依然存在，作为一种重要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形式并没有消失，而是陷入低潮——参加罢工人数不断萎缩，斗争次数也在减少。

与此相对的是，新社会运动此起彼伏，发生在2019年的生态运动已经不计其数了。2019年3月，新西兰的尼尔森、苏格兰的格拉斯哥、爱丁堡的奥克兰、西班牙的马德里、意大利的罗马、法国的巴黎、美国的费城等城市，都先后发生了抗议气候变暖的集会、游行等活动。这一波全球性的生态保护运动刚刚平息，2019年9月，适逢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召开，美国的纽约和旧金山、德国的柏林、英国的伦敦、澳大利亚的墨尔本等城市再一次发生了为保护全球气候而进行的集会、游行等抗议活动，全球超过300万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参与者希望以此督促政府能对全球气候改善有所行动。这还没有算上一些个别的、小范围的生态保护运动。

对于拉克劳和墨菲而言，只有把新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接合起来，才能实现拉克劳和墨菲的新社会主义策略。拉克劳指出，工人运动“必须与多种多样的自治性社会运动共存并一起共同起作用，这对激进的反资本主义和民主的集体意志的构成具有决定性意义”。④工人运动“仅只构成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⑤而各种各样的新社会运动从各个层面、多个议题出发去反对当代资本主义。把新社会运动与工人运动接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覆盖面更广、涉及的议题更多、强度更大，有利于实现全面解放。而拉克劳和墨菲的新社会主义策略正是要实现全面解放。假如其他群体在社会生活层面都实现了自由和平等，但工人依然在工作和生活中被压迫和遭受不平等待遇；或是，假如工人获得了解放，但其他群体在工作或生活中还遭受多种压迫和剥削。不管哪种情况，对于拉克劳和墨菲的新社会主义策略来说，都是不成功的。所以，新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接合是必要的，对于拉克劳和墨菲的新社会主义策略具有决定性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拉克劳看来，在整个的解放事业中，诉诸于解放斗争多样化的各种新社会运动与工人运动之间是平等的，它们并驾齐驱，并没有哪一种运动存在特权和优先性。拉克劳指出，“如果把生态话语看做为了环保而进行的权威状态的干预需要，或看做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激进的非理性批判，无论上述哪种情况，都建立了一种与其他社会活动的解放事业平等的关系。”(23)③⑥ [英]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8、259-260、271页。

三、古典解放话语的危机与新解放话语的建构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斗争的复杂化和多元化，拉克劳和墨菲在解构旧的解放话语的基础上，着力建构新的解放话语。(24)在《超越解放》中，拉克劳用Classical Emancipation Discourse指代旧的、传统的、古典的解放话语，而用 New Liberation Discourse指代新的解放话语，在《牛津英语词典》中，Emancipation指的是不受(法律、政治或社会)的束缚，用妇女解放、思想解放作为例句。Liberation 指的是自己选择生活方式，行动自由，不受政府及权威的限制，不受关押或奴役。从Emancipation和Liberation 释义也可以看出，旧的解放话语指的是某一方面的解放，而新的解放话语与自由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指的是全面解放。拉克劳和墨菲把旧的解放话语称之为“古典的解放话语”。他们明确指出，古典解放话语面临着危机，其原因“并不是启蒙运动以来已形成的解放事业的特殊要求才陷入了危机；而是这一观念，即所有这些要求构成了一个统一化的整体，并通过历史变化的特殊主体，在一个单一的基础行动中得以实现。”③也就是说，古典解放话语是以“统一化整体”“特殊主体”和“单一行为”为特征的。在拉克劳和墨菲那里，古典解放话语与工人阶级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所实现的解放相关，“特殊主体”即“工人阶级”，“单一行为”即“暴力革命”。联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斗争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单靠某一特殊主体或某种单一行动，只能实现某一方面、某一类人的解放，已经很难实现真正的、全面的解放。拉克劳和墨菲明确指出，尽管古典解放话语面临着解释上的困难和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简单抛弃解放的逻辑，而是要在坚持解放逻辑的基础上，打开一条通向新的解放话语(New Liberating Discourses)的道路。(25)新的解放话语，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斗争的复杂化和多元化，把反资本主义斗争的重要形式之一——新社会运动容纳进去。新的解放话语诉诸于全面解放，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解放话语自身的矛盾，但也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

第一，新的解放话语诉诸于全面解放。新的解放话语诉诸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解放，从医疗、教育、环境、生活方式到个人尊严等多个方面。拉克劳指出，“真正的解放要求一个真正的‘他者’——也就是说，一个不能被简化为任何相同形象(的‘他者’)。”(26)Ernesto Laclau,Emancipation(s),Verso,2007,p.2,p.3.这个“他者”是具有差异性的复数形式，涉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多个层面。新的解放话语也不再仅仅依靠工人阶级这一主体，而是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因而新的解放话语是全面的解放，被拉克劳称之为“大写的解放”。⑥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涉及全人类的解放，不仅要把工人从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还要把处于压迫状态下的所有个人和群体都解放出来；不仅要解决与工人工作相关的问题，还要解决与工人乃至所有人生活相关的问题。墨菲指出，“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者仅仅强调了工人阶级运动的重要性。但新的社会运动的存在表明，在当代社会还有其他的重要的压迫形式，如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等等；反抗这些也是社会主义方案所必须考虑的。”(27)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69页。

反过来，如果只考虑新社会运动多元主体提出的解放要求，而不考虑工人的解放要求，拉克劳断言，这依然属于古典解放话语的范畴。拉克劳以马尔库塞为例进行了分析，“马尔库塞在日益增长的单面社会和出现的新独特行为主体之间(学生、妇女和第三世界的大众)提供了选择。他们将替代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则会不断地融入到系统中。”(28)尽管马尔库塞已经认识到了学生、妇女和第三世界大众以及以他们为主体的社会运动的重要意义，但马尔库塞要用学生、妇女等多元主体去代替工人，这依然停留在古典解放话语的框架内。新的解放话语不仅要考虑新社会运动多元主体的解放要求，也从未忽略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

对于新社会运动的特征，拉克劳和墨菲有比较清楚的认知。各种新社会运动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发生的，今天美国发生了生态运动，而英国则发生了女权运动，德国发生了和平运动……各种新社会运动提出的诉求也各不相同，这是否会影响全面解放呢？拉克劳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各不相同的要求注定是孤立的、破碎的，而是说其多元决定的形态及其部分的统一性来源于领导权的链接，它形成了‘历史集团’的一部分，或形成了‘集体意志’。”(29)只要运用领导权，就可以把破碎的、多元的新社会运动主体及其诉求接合起来，结成“集体意志”，实现全面解放。

第二，新的解放话语着力克服解放话语自身的矛盾性。解放话语自身的矛盾性体现为“解放的总体性向往”与“具有局限性的主体”之间的矛盾。拉克劳指出，从18世纪以来，解放话语的演变就具有矛盾性。解放话语“鼓动人性的全面解放，正是在这一总体化的向往中，才确立了政治化局限的可能性。因为要实现人的解放，必须通过具有所有局限性的具体的、历史的行动者；因此，只能在如下的前提下设想，即这一行动者能够超越其自身的特殊性，并能代表人类整体的客观利益及其意义。”(30)[英]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0、260、259页。拉克劳在《超越解放》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总体性总是不断地驱使特殊性超越其自身，去设想一个普遍性的角色，但是这个角色是不稳定的和未经证实的。(31)Ernesto Laclau，Emancipation(s),Verso,2007,p.15.因而，解放话语的矛盾性体现为“解放的总体性向往”与“具有局限性的主体”之间的矛盾。任何一个主体都是有局限性的，他们只能代表自身，而无法代表全人类，因而也只会依据自身要求，只能解放整个社会的某个群体、某一方面。马克思早就认识到了解放话语自身的矛盾性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给出了解决解放话语自身矛盾性的方法，即任何一个阶级要超越自身实现普遍的解放，“必须在自身和群众中激起瞬间的狂热。在这瞬间，这个阶级与整个社会亲如兄弟，汇合起来，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且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工人的数量在不断减少，工人代表不了全人类，工人之外还有青年学生、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以及一些难以归入某个阶层的成员；工人所受的压迫也不能代表全人类的压迫，有一部分人并不在工厂工作，这部分人所关注的并不是与工人工作相关的问题，而是与生活、生存相关的问题。

拉克劳主张，通过解放斗争的多样化来化解“解放的总体性向往”与“具有局限性的主体”之间的矛盾，实现全面解放。如何实现解放斗争的多样化呢？那就要诉诸于工人运动和各种各样新社会运动的接合。拉克劳指出，“女同性恋群体、社区团体协会或黑人自卫组织的要求，因而都处于像工人阶级主张的同样的本体论层次上。以此方式，人性的全面解放的匮乏，就允许具体的‘解放’斗争的多样化，并不断地扩张。”(33)④⑤ [英]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0、273-274、152页。每一个特定的主体都是有局限性的，都只能实现自身的解放，而如果把妇女、工人、学生、同性恋者等多元主体的解放都考虑到，这样既超越了特定主体的局限性，又实现了“解放的总体性向往”，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解放话语自身的矛盾性。

第三，在新的解放话语中，解放永远是未完成的。对于拉克劳和墨菲来说，解放的最终目标是在社会一切领域实现自由和平等；但他们又指出，社会的缝合时刻永远不会到来。这是一个极限目标，永远不可能达到，那么解放也必然是永无止境的。墨菲指出，在一切领域实现自由和平等“意味着完全和谐的社会”；(34)但她又指出，无法设想这样一个完全和谐、没有权力的社会。(35)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89、190页。只要有权力存在，就存在着对抗，只要存在着对抗，就存在着解放任务。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是永无止境的，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提升的。拉克劳指出，“我们假定革命权利通过暴力推翻了压迫制度……至于如何看待新的革命政府，存在着完全不同的观点：要么它是个彻底的权威，体现了所有领域内国家的全面解放；要么它是民主程序的起始点，其中不同的社会派别为了推进其主张而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形式及其代表。如果需要第二条道路，那么，全人类解放事业的危机显然代表了左派政治思想前进的关键一步。”④拉克劳和墨菲明显选择的是第二条道路，把新的革命政府看作民主程序的起始点。就像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尽管推翻了旧的压迫，建立了新的社会制度，但是诸如男女平等、种族民族等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⑤拉克劳把推翻旧制度建立的新社会作为民主的起点，而不是终点，这正说明解放永远是未完成的。正如拉克劳在《超越解放》最后一句话中指出的，“我们或许可以说，今天我们正处于解放(emancipatation)的终点和自由(freedom)的起点”。(36)Ernesto Laclau,Emancipation(s),Verso,2007,p.18.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某些方面实现了解放，但还有更多的方面需要解放，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全方位的自由。也正因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解放任务，才有左派政治思想的“用武之地”。因而在拉克劳和墨菲建构的新的解放话语中，“解放”永远在路上。

其实，新的解放话语的三个特征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新的解放话语诉诸于全面解放，超越了某个主体或某个方面的解放，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解放话语自身的矛盾；但因为权力无法消除，对抗也就无法消除，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升，各种不满和抗议还是会被激起，因而，完全解放是一个极限目标。

拉克劳和墨菲之所以对新社会运动寄予厚望，是因为新社会运动是重要的反资本主义形式之一，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矛盾。新社会运动作为反资本主义斗争的一种“激进”形式，可以而且有必要与工人运动接合起来，从多个方面、多个领域去反对资本主义，从而实现全面解放，也因而建构一种新的解放话语。拉克劳和墨菲一方面为新左派的斗争指明方向，另一方面是为自己的理论建构做了铺垫，即以新社会运动为思考起点，通过一系列的理论努力建构新社会主义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