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郝佳婧

（东北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位置，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开创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新局面”[1]，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容广博、思想深邃，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顶层设计，凝练着习近平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原创性贡献。其内容主要包含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谐共生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发展论”、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制度保护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生命共同体论”等，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诸多方面作出了突出的原创性贡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思想指南，也为国际社会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解决世界性的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卓越的中国智慧与科学的中国方案。

一、“和谐共生论”：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关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中“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2]的论断可以概括为“和谐共生论”，它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关系，是其重要的原创性贡献之一。

第一，“和谐共生论”实现了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的有机统一。自然和人都是具有价值的。自然本身具有内在价值，对人具有外在性的工具价值。“和谐共生论”肯定了自然的价值。自然的价值根据评价主体和尺度的不同，有着不同的价值体现。自然界能够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是以人为主体所体现的自然的价值；自然界对其他生命的生存和发展同样具有积极意义，这是以其他生命为评价主体所展现的价值；自然界本身的生存和发展是自然界本身的价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肯定了自然界的价值，肯定了自然界对自身、人类和其他生命的积极意义，这是和谐共生论的认识基础。“和谐共生论”也主张实现人的价值。马克思主义主张人从劳动的不自由、不自觉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争取自觉自由的状态，更多的是要依靠人与自然之间的契合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和谐共生论”在肯定了自然界基础性、根本性作用的同时，要求提升人的主体性，实现人的价值，达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状态。“和谐共生论”将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相统一。人类在认识自然界的同时，人的价值也在反向被自然界调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主客体之间理想的价值关系，超越了传统的狭隘的价值认识，将自然的价值和人的价值相统一，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理想的关系，这是“和谐共生论”的认识起点和理论创新。

第二，“和谐共生论”体现了人类受动性与能动性的统一。人类想要求得生存、谋得发展，必须遵守大自然的客观规律，按照自然规律行事办事，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这是人类在自然规律面前的受动性。但人类并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人类又可以正确认识和科学利用规律，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这是人类在自然规律面前的能动性。“和谐共生论”要求尊重生态规律，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自然界的形成、发展都有着自然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自然界，更好地谋求生产资料，人类就必须正确认识自然规律，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要求就是要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和谐共生论”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利于实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新的自然平衡。“意识”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可以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自然界不会自觉自动地满足人类的各方面需要，人类必须在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以满足自身的需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就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和谐共生论”主张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和谐共生论”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体现了人的受动性，又主张发挥人的能动性，是尊重自然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统一，是受动性和能动性的统一，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获得的重大理论突破。

第三，“和谐共生论”展现了社会伦理与生态伦理的统一。人类社会的和谐有序、稳步发展，需要遵循社会伦理，也需要建立和遵循生态伦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以人的尺度做出的价值选择。从主体的价值角度讲，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人类要达到有利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目的，需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和谐共生论”，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出的价值判断，也是为世界人民能够在更好的生态环境中实现发展的价值选择。人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关键。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在于人，人类能够发挥能动性，人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关系中起到关键作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还是对立，是人类的能动性的体现。人类要真正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正确调节与自然的关系，必须遵循生态伦理，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认识层面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反映，“和谐共生论”将伦理的范围扩大到了自然界，体现了社会伦理与生态伦理的统一。人对于自然有责任、有义务，人对自然的道德是人与人的义务的体现。人类必须提升自身的道德境界，恪守伦理准则，对于自然界常怀敬畏之心，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和谐共生论”在认识和实践两个层面取得的突破。

二、“两山论”：创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原则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主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以凝练为“两山论”。它创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原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出的突出原创性贡献。

第一，“两山论”明确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关系。“两山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组成部分。习近平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170。这一重要论述明确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关系，揖别了传统的“经济发展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错误思想，认为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生态环境的保障，而良好的生态环境又能够促进经济的长远发展。人们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良好的生态换取经济发展。曾经，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牺牲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代价，这样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错误的思维模式让人们在生态环境方面付出了惨重代价。人们片面追求经济增速和经济效益，往往忽略了保护生态环境，反而以牺牲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经济的代价，甚至认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是完全对立的。第二个阶段是既要生态保护，又要经济发展。在这一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生产力水平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与此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生态环境逐渐恶化，促使人们在环境保护方面逐渐觉醒。人们的认识逐渐从“以良好的生态环境去换取经济发展”转变为“既要生态保护，又要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逐渐在人们的思想中萌芽。第三个阶段是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习近平以卓越的生态智慧和政治头脑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述，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统一起来，认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非但不是对立的，反而是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的，明确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引发了人们在思想上的转变以及生产生活上的变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两山论”在对人类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调试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两山论”确立了生态环境生产力的科学理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两山论”中，“金山银山”代表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与生产力的发展；“绿水青山”代表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积极维护。“两山论”揭示了生态环境生产力的科学理论，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思想指引。“两山论”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发展生产力的基础和保障。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自然生产力的最好体现。在传统观念中，人们更多地追求社会生产力而对于自然生产力有所忽略，而“两山论”主张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人们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是人们谋求更多物质财富的坚实保障，人类追求生产力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需要在自然生产力的基础上有序进行。“两山论”认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统一的，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为人类发展生产力提供自然基础。“两山论”正确揭示了生态环境生产力的科学理论，提出对自然资源的改造和利用就是发展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促进生产力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认为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自然环境的保护和生态的平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资本，能够使国家经济健康发展，拥有足够的后劲和巨大的潜力，将“绿水青山”看做是“金山银山”，真正借助“绿水青山”去赚得“金山银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做出的重要原创性贡献。

第三，“两山论”明晰了生产与保护协同共生的正确路径。“两山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不仅局限于理论层面，更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需要遵循的原则。“两山论”不是一纸空谈，而是要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过程中落地见效的。“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是统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原则，是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生的思想指引。“两山论”要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就是要保护“绿水青山”，为发展“金山银山”提供良好的生态基础。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发展生产与保护生态环境协同共生的重要路径之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经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4]的形势下，更需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维护我们宝贵的“绿水青山”。“两山论”还主张“通过改革创新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3]171的“三变”。“三变”是通过“绿水青山”谋求“金山银山”的重要路径，既要生产发展，也要生态保护，将良好的生态资源作为资本以谋得资产。守好绿色的“绿水青山”赚得金色的“金山银山”，要加强改革、开拓创新，开发“绿水青山”所具有的经济价值，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作出的原创性贡献。

三、“绿色发展论”：掀起了发展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新革命

“绿色发展，顾名思义，它不是建立在破坏生态环境上的经济社会发展，而是突出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5]。“绿色发展论”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推进绿色发展”，这一要求掀起了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新革命。“习近平从我国的生态实情出发，辩证把握了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的关系”[6]，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作出的原创性贡献。

第一，“绿色发展论”促进了人们思维方式的绿色化，使人们的价值取向向可持续发展转变。思维方式对人的行为具有先导性作用，思维方式的绿色化对人们的生态行为能够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绿色发展论”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对人们思维进行的一场彻底的绿色革命、环保革命，能够促使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朝可持续发展理念转变，从而引导人们树立环保思维，形成绿色化的行为习惯。“绿色发展论”主张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观。要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除了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还需要从人们的思维方式入手，对人们的思想、心灵、意识进行深入影响，引导人们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理念，从人们的思维方式切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绿色发展论”要求人们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念，使得人们的思维方式绿色化，从思想入手让人们树立绿色思维。“绿色发展论”除了要加强生态法治建设，还要求培育人们的生态道德，从人们的道德规范出发，促进人们的思维方式绿色化，进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生态道德作出了人的道德要求，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人的行为具有调控和指导作用，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需要在全社会培育生态道德，为建设生态文明构建良好的社会环境。“绿色发展论”还要求培养人们绿色化的行为习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和生态道德培育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人们的行动上，而思维方式的绿色化将直接促进人们行为方式的绿色化，培养人们绿色化的行为习惯又能够对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化起到促进作用，使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行为习惯环保化、绿色化、低碳化，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出的重要贡献。

第二，“绿色发展论”推进了人们发展方式的绿色化，使生态要素逐步融入生产领域。人们的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推进发展方式绿色化是“绿色发展论”中的重要一环，使生态要素逐步融入生产领域能够使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对于贯彻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促进发展方式绿色化，进而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绿色发展论”要求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在经济发展中注重环境问题。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是增进发展方式绿色化、加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整改措施，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对于推进发展方式的绿色化具有重要意义。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从根本上增进生产方式绿色化的路径。“绿色发展论”还要求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习近平在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了要促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建设，就是要使生态要素逐步融入生产领域，着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和清洁能源产业，促进生产方式绿色化，在生产领域掀起一场绿色革命。“绿色发展论”还要求守好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三条红线”，这是人类进行经济建设和资源开发的底线。既要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也要严格守好红线，使“三条红线”全覆盖、全贯通，守好中国生态环境的底线，对资源合理开发、有效利用，注重自然资源的保护，在守住红线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和经济。

第三，“绿色发展论”促进了人们生活方式的绿色化，使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注重低碳环保。生活方式的绿色化能够对生产方式的绿色化起到倒逼作用。“绿色发展论”主张生活方式要低碳化、环保化、绿色化，注重可持续发展，反对铺张浪费、抵制不合理消费，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中掀起了一场宏大的绿色革命，这对于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绿色发展论”要求加快形成绿色的生活方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绿色发展论”要求生活方式逐渐注重低碳环保，减少生活成本，促进生活方式中的资源节约。绿色的生活方式包含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人们的生存方式、享受方式、出行方式和消费方式都应该绿色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兼顾生态可承受力与生活需要，进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论”还要求全民绿色行动，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全民绿色行动，主体在于全民，重点在于绿色，关键在于行动。只有某一部分人的绿色行动不是全民绿色行动，不环保或不够环保的行动也不是全民绿色行动，只局限于理论而不去行动也不是绿色行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绿色发展论”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全民参与绿色的消费方式、交往方式和精神需求方式，推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论”也要求以绿色化的生活方式倒逼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消费对于市场具有反作用，绿色化的生产方式对于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具有倒逼的作用，人们的消费观念对市场能够产生影响，进而倒逼生产方式。以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促进生产方式的绿色化，以注重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促进生产方式的转型，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原创性贡献。

四、“制度保护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举措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7]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制度保护论”提出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举措。

第一，“制度保护论”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可靠保障。习近平认为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实基础和可靠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只有依靠严密的法治才能有制可依、有章可循。“制度保护论”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靠基础。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作为保障。对于破坏生态环境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必须受到最严格制度的管理和法律的惩罚，提倡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和行为，坚决抵制有损生态文明建设的言论和行为。“制度保护论”要求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和法治的定语中都加了“最”字，充分体现了我国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和坚定决心。“制度保护论”主张“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靠基础。只有理论层面的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的定义是不够的，必须要在实践中贯彻理论，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的“制度保护论”是要真正的贯彻和执行的。只有将制度和法治坚决执行，才能保持制度的生命力，将“制度保护论”落实到实处，使制度落地见效，切实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保障。“制度保护论”主张“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领导干部”，也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靠基础。“制度保护论”的这一内涵是要与不负责、不作为的领导干部坚决作斗争，是要彻底改变某些环保意识淡漠、履职疏忽的问题，坚决落实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坚决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真正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基础。

第二，“制度保护论”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化、法制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走向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制度保护论”要求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制化发展。“制度保护论”要求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制化轨道，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化、法制化。这是民心之向、大势所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认真践行“制度保护论”，对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制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习近平指出，“不能让制度成为没有牙齿的老虎”[3]175，这体现了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坚实保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决心。习近平形象地将制度比喻为老虎，而严格的制度、严密的法治就是老虎的锋牙利爪。用制度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护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贡献，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的体现，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发展的保障。落实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化法制化。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领导干部发挥关键作用，对自己职责所在之处切实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领导干部的作为与否，也需要用制度作为坚实保障。

第三，“制度保护论”推动了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实践。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无疑助推了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伟大实践。习近平在全国环保大会上明确指出，要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相关措施，重视生态文明制度、依靠相关法制，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制度保护论”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此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习近平主张建立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旨在从制度层面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在本世纪中叶顺利建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制度保障。“制度保护论”还要求强化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权威，加强力量装备，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实践。强化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权威是要保证党中央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政策方针严格落实、真正见效，对于有损甚至破坏良好生态环境的各种思想、言论和行为绝不姑息、决不手软，必须严格追责、终身追责，使得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获得更加有力的保障，进一步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实践。“制度保护论”也要求落实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表现，是自我革命、自我完善的体现，是民心所向、民心所需。严格考核问责，推动了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实践。习近平从领导干部履职方面切实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严明领导干部的责任，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原创性贡献。

五、“生命共同体论”：开辟了生态环境系统治理的新境界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生命共同体论”开辟了生态环境系统治理的新境界，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都作出了重要的原创性贡献。

第一，“生命共同体论”推动了生态保护和修复的系统化。“生命共同体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体现了系统整体的辩证法思想，主张在生态保护和修复上系统化，开辟了生态环境系统治理的新境界。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代表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代表了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基础。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人类谋求生活资料、生产资料都离不开自然界。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也是生命共同体，人的生存发展要以生命共同体为基础，同时也处在一个生命共同体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命共同体论”遵循了系统化的方法论思想，要求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的系统综合治理，推动生态保护和修复系统化。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决不能各管一摊，而是要整体、全面、系统地治理和保护。“生命共同体论”将山水林田湖草进行系统治理，实施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生态保护和修复，开辟了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新道路，寻求到了新方法。生态保护和修复也要遵循全面系统的方法论思想，统筹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山水林田湖草都是生态环境的一部分，而整个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每一部分之间都是相互影响、有机统一的。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需要一体化，需要统筹兼顾，推动生态保护和修复的系统化。

第二，“生命共同体论”促进了生态文明的综合化建设。“生命共同体论”遵循系统整体的原则，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化、综合化。生态文明建设是整体工程，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联系紧密的；不能各管一摊，而要整体治理；不能相互掣肘，而要密切配合，这样的生态文明建设原则对于推进生态文明综合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生命共同体论”要求以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也要遵循系统化、整体性、一体化的思想。“生命共同体论”也要求用系统论的方法看问题。“生命共同体论”本身是一个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起到重要指导作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除了要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还应看到背后所遵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举一反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进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的方法是生命共同体理论所遵循的，也是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遵循的原则。主张生态文明的综合化建设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原创性贡献。

第三，“生命共同体论”推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要求构建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也是生命共同体理论的价值追求。生态体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可以说，生命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很多方面有着相通之处，“生命共同体论”有利于促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做出的重要原创性贡献。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丰富，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等方面都有所涉及，其目标是要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生命共同体论”是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原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指南之一。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组成部分，“生命共同体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促进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生命共同体的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将视野扩大、视线放长的体现，统筹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利益，兼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世界生态的发展，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精神。“生命共同体论”将山水林田湖草的治理统一起来，推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化。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能够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起到推动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扩展版的生命共同体，二者的内涵与方法论是相通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不分国界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也离不开生态文明建设。生命共同体的构建能够促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命共同体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对于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世界性的生态文明与生态问题贡献了卓越的中国智慧和科学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