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超越与创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探析

周维浩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当今，生态问题已然成为全球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严峻的生态问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甚至演化为对抗，资源匮乏、环境破坏等问题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掣肘。目前，传统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经济新常态要求社会发展方式转向绿色化，绿色发展成为国际大趋势，这几方面都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和提出的迫切现实需求和动因[1]。习近平心系人民福祉和国家发展，高度重视生态问题，在不同的场合下提出了许多宝贵的生态文明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我国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以及可行性的措施。由此可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以及我国的国家性质完全相契合，是确保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此外，至今我们仍然无法忘记和值得反思的历史教训：任何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都将会受到大自然的报复和惩罚。如二战后，西方恢复经济不到十年，由于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中蔑视自然，就遇到一系列震惊世界的各种生态与环境危机。因此，针对于我国目前存在的生态问题，必须从我们自身实际出发去寻找具体的解决方法，通过反思现状和人类自身，才能在理论上有所超越和创新，才能在实践上提出切实解决生态问题的可行性措施。

一、理论上的反思与超越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与超越

人类与自然之间本应是共生共存的关系，但是二者之间却又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张力：一方面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消耗自然资源，消耗就意味着必然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而要保持原有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人类就不能消耗自然资源，必须停止对自然的索取。也就是说，如果人类改造自然，必然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这同样也会危及人类生存；如果人类不改造自然，就会因为生活资料的危机而无法获得生存和延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思考如何正确地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在这一反思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具有代表性且相互对立的观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

1.对“两种主义”的反思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自然“去魅化”，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了倍增，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的原始看法和态度，即从对自然的原始崇拜转而对自然的征服和侵略。人类中心主义的诞生，夸大了人的地位，鼓吹人类是世界万物的主宰者、征服者和统治者。在此主张之下，人类对自然的肆意掠夺终酿成了今天的生态危机。在人类中心主义那里，任何事物的任何价值归根到底都是人的价值，也就是说自然的价值只有依赖于人才可以实现，自然对于人类而言，并没有所谓的固有价值或者内在价值，只是具有工具价值的存在物。第二种主义即生态中心主义则是伴随着生态危机而形成的一种思想，生态中心主义以“自然”“荒野”为中心概念，提出了人类必须要抛弃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否则人类必将走向自我灭亡。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敬畏生命，要求人类要敬畏一切有生命的生物体，包括动植物，即人类任意杀死动物或植物，就跟杀死一个人并无区别。但是，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都过于绝对化、片面化而忽视了现实情况，完全以人类为主体或抛开人类谈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在现实中都是荒谬的、不可取的。

2.“以人为本”：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

“以人为本”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观点，也是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根本目标和旨归。“以人为本”的生态观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之间的矛盾，实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生态观的调和，即没有片面地倒向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的任何一方，而是扬长避短，将两者有力地结合了起来，是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之上所提出的超越性观点。

全面了解和掌握习近平“以人为本”的生态观，首先要厘清习近平提出的“以人为本”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区别。从字面上看，两者都有将人类置于高于非人类的地位。诚然，两者都以人类为尺度，现在的世界作为人类的世界，无论如何论证都必须是以人类为中心，不可能将现在的世界定义为以动物或植物为一切实践活动的根本尺度，正如这个世界是猫或狗的世界，那势必会以猫或狗为中心。而同样都是以人类为中心，但两者的内涵却可以大不相同，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一般都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主宰者、统治者，自然是人类的附庸。而习近平提出的“以人为本”，仍然是以人类为尺度，但并没有贬低和忽视自然的地位，也不是要以人类的价值去衡量和确定自然的价值，而是以“人类尺度”来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和统一性，阐明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关系的整体协调性本质。其次，生态中心主义要求人类对自然要心存敬畏的思想，这是值得我们去推崇的。从根本上说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也就是为了更好地“以人为本”，敬畏自然的最终目的也就是“以人为本”，以自然为本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如果没有自然，人类必将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是极端的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也是断然不可取的。他们主张敬畏生命，提出了诸如拔掉一颗野草也就相当于杀死一个人的观点，如此一来，生态的确可以得到保护（当然也有人质疑过度地保护生态也会妨碍到生态的原始平衡），但最后的结果恐怕是世界上将再无人类，因为离开自然提供的物质基础，人类必将无法生存和延续。

基于此，“以人为本”的生态思想更具合理性，调和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既没有片面强调人类的价值，也没有贬低自然的地位，反而将人类和自然有机地统一起来，清楚地指出人类和自然的统一性：一方面，人类离不开自然，自然是人的无机体，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这就等于说，自然同自己身体本身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自然离不开人类，人是自然的有机体，自然只有通过人的开掘和发现，才能获得现实性。

所以，片面地强调人类或自然的突出地位和价值意义，都是不可取的。习近平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坚持把自然和人之外的存在都看作是人的无机身体以及人和自然应然的共生共存关系之上，超越性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生态观，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二）对传统生产力的反思与超越

1.对传统生产力的反思

传统生产力，一般是指近代以来与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以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改造”为核心，把生产力视为人们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所具有的征服、改造自然，获取物质资料的实际力量和能力。传统生产力强调的是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认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越强、改造的程度越深则代表生产力水平越高，也就越能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快速进步和发展。

生产力的模式也就是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模式，即“劳动者（人类）—劳动资料（生产工具）—劳动对象（自然）”。在这一互动模式中，人类总是认为劳动对象是蕴含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资源，而为了满足无限的个人欲望，就必须不断将劳动者通过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以此生产出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人类为了获得更多的劳动产品，往往关注的重点是劳动资料，思考如何才能让劳动者花更少的时间生产出更多的物质产品，即提高劳动生产率。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写到，各个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也就是说，劳动资料已然成为衡量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准。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资料开始依赖于科技的发展成果，而科技和劳动资料的不断结合，膨胀了人类的私心，让人类尝到了高科技带来的甜头，往往忽视了我们每一次成功背后，大自然都将会给予我们报复。人类追求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回避和克服的，这一逻辑矛盾直接导致了传统生产力的非生态化和不可持续性，当下的生态问题正是最有力的证明。传统生产力是对自然的不厚道（对自然的疯狂榨取），这种不厚道的生产力发展的确使“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2]。

2.生态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的超越

生态生产力可以概括为：以高新科学技术为物质基础，以生态化为典型标志，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价值目标的生产力形态[3]。可见，生态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力的一种扬弃，吸收其科技的发展成果，克服其生产短期功利化的目的，从而解决其所造成的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状态。生态生产力的主要标志就是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还要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只有确保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资源的存在，才能确保生产力的发展的可持续。正如习近平指出：“破坏生态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4]。

生态生产力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排斥高科技，也不是要复归“田园式”的发展范式。生态生产力仍然要以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为物质基础，也就要求人类对科学技术的理性运用，摒弃为满足个人私欲而滥用科技的陋习，使科技可以造福人类，为现实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服务。此外，现代生态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解铃还须系铃人”，尤其是科技发展的“副作用”所导致的生态问题，仍需借助科学技术自身的不断发展来克服和解决原有科技所造成的发展困境。

为此，发展生态生产力必须处理好人、自然与科技三者的关系，我们必须明白只有保护好自然才能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可持续，而科技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也就是说科技发展必须保护好自然，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否则科技也就失去它存在的本真意义。可见，生态生产力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步入生态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和特征，也是人类为了实现长期维持自身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诉求。

二、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与超越

（一）对工业文明的反思

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来看，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两次文明的演变，一次是农耕时期的农业文明阶段；一次是从十七、十八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工业文明阶段。在这里主要是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工业文明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造就了人类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进步，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生产力的发展，与农耕文明相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取得巨大的进步，经济发展的速度、政治生活的民主、物质生活的丰富、文化生活的多彩和社会保障都得到空前的提高[5]。

我们无法否认工业文明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进步，但是在多大程度上带来生产力的进步也就必然会在多大程度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且这种破坏对人类而言是一种长期的阵痛。“文明是一个对抗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产品，并使气候恶化”[6]。显然，工业文明也是这样一种对抗的文明，它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生产力进步的一种文明范式。换言之，在工业文明的范式框架中寻求生态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恐难以探寻和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在工业文明的基本框架内对经济运行方式、政治体制、技术发展和价值观念所作的任何修补和完善，都只能暂时缓解人类的生存压力，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困扰工业文明的生态问题”[7]。因此，解决我国的生态问题显然不能继续走工业文明的道路，必须对其进行大胆改革，否则必将是“无路可走”。

（二）生态文明：对工业文明的超越

只要人类文明的发展还在继续，就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破坏生态环境，农耕文明也并非一点不破坏环境，只是其破坏程度仍控制在自然可以“自我修复”的范围之内，而工业文明导致的破坏远远超出自然“自我修复”的范围，从而引起了现如今的全球性生态危机问题。工业文明的范式已经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严重失衡，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人类与自然本应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生态文明是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必然选择和解决生态问题的必经之路。习近平指出，“自原始文明开始，人类已经历了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必然走向，是实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要求”[8]。习近平还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9]。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种新形态，是对近代工业文明及其发展道路的反思和超越，是在反思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就自己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作出的理性选择和科学回答，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的重大进步。

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是当前不可逆的发展趋势。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全新的人类生存方式，是现代社会维持自身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其实质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超越，但并不意味着是要放弃工业文明，更不是回到原始的农耕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就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生态文明的建设离不开工业文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而是要在反思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基础上反思工业文明，实现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过渡，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协调发展。

三、反思超越之上的创新

习近平在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传统生产力和工业文明的基础上，超越性地提出“以人为本”、生态生产力和生态文明等观点，属于理论构建阶段，而关键是在于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为此，习近平在反思和超越之上又创新性地提出了“生态红线”、生态法治和全民生态自觉等重要观点，使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具现实可行性和实践意义。“生态红线”、生态法治和全民生态自觉等观点的提出，既是理论上的一种创新，也是实践上的一种创新，体现出我国对生态问题的高度重视和解决生态问题的坚定决心。

（一）“生态红线”：生产力发展与生态之间的“度”

习近平提出了生态生产力的观点，要求把环境因素纳入到生产力的要素之中，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首要考量标准。但是我们仍然面对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生产力的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要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即生产必然会对生态环境产生破坏。就我国的发展现状而言，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发展生产力仍然是我国的头等大事。诚然，发展生产力固然重要，但生态环境对生产力的长远发展和人类生存而言更为重要。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其变化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人类文明的兴衰演替[10]。正像人们总结的那样：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

生产力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必须得到合理的解决或协调，只有解决或协调好这两者的关系，才能实现“以人为本”的生态观、发展生态生产力和建设生态文明。就如何在发展中保障生态安全，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问题，习近平曾多次强调，保障生态安全，首当其冲要严守“生态红线”。生态红线，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这个红线不能突破，一旦突破必将危及生态安全、人民生产生活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的红线，就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底线，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以及生态环境的损害绝不能够突破底线，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习近平创新地提出了“生态红线”的观点，也就说想要处理好发展生产力和破坏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就必须要有一个度，据此做到生产力发展和生态破坏之间的“适度”，这里的度也就是“生态红线”，适度就是要严守“生态红线”，即不能超越生态环境所能承受人类破坏的最低限度。只有适度才能保障生态安全，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控制在自然可以“自我修复”的范围内；只有适度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使人类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达到均衡发展。

（二）生态法治：用法律、制度保护生态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1]。习近平提出的生态生产力、生态文明、生态红线等生态思想，不能完全依赖于人们内心的道德约束，还需要借助法律的强制力保障。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和制度的规范、约束、保障，恐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尤其是当生态环境和人类自身利益相冲突时，大多数人会为了一己之利和一时之利，置生态环境的好坏而不顾，甚至不惜用生态环境作为获取自身利益的“筹码”。人性的弱点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所以生态文明建设也就不能从一开始就完全依赖于人性的“自律”，既然“自律”行不通，必然要以“他律”的方式取而代之，生态法治观点提出的必要性也就昭彰可见。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对《环境保护法》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新法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保法。新环保法突出强调政府监督管理责任，要求控制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新环保法突出社会和人大对环保情况的监督，设立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突出人大监督落实政府环境保护的责任；新法加强工业环保约束，要求没有通过环评的项目不得开工等。此外，习近平还特别地强调，要加强领导干部的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12]。

通过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制度的约束力、强制力和溯及力，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以人为本”的生态观、发展生态生产力、严守“生态红线”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过程中落实到位，才能切实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生态问题，才能有效地处理和协调好经济、社会、生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三）全民生态自觉：生态思想的真正落实

习近平认为，真正要将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到位，必须在人民群众中树立生态文明意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生态工作的最终完成还须依赖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齐心协力，也就必然要求将生态文明思想内化为全民自觉的行动准则和标准，才能从根本上获得全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持以及生态工作在全民中的顺利开展、落实和扎根。“环境保护要靠自觉自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升群众的环保意识，使其缩短从自发到自为的过程，主动担当起应尽的责任，齐心协力走可持续发展之路”[13]。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曾指出，全民树立生态自觉意识，也就是需要“让生态文化在全社会扎根”，在生产和生活的过程中能够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自觉将生态作为自身发展过程中首要考量的因素，从而将自身的行为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这可谓是“一场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在习近平担任国家领导人之后，又再次明确地指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

衡量一种思想是否深入扎根社会，不能单从理论上进行论证，而是要在实践上看是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习近平所提出的生态文明思想也只有全民在生产和生活上都能自觉严守“生态红线”，从而使生态法治的“他律”外部作用逐步过渡到生态自觉的“自律”内在作用，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意味着生态文明思想的真正落实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真正成功。因此，要想解决生态危机，实现和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最根本的还是要依赖于人类自身，如果全民都能自觉践行生态观，也就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并且能长久维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和防止生态问题的再次复发。

四、结语

习近平“以人为本”、生态生产力、“生态红线”、生态法治、全民生态自觉的生态文明思想，归根结底都复归于“以人为本”这个核心思想，“以人为本”就是习近平提出的一切生态观点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内在标准和必然诉求。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讲话中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可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本着对百姓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极力治理好生态环境和解决生态问题的坚定决心，以营造出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为最终旨归，从而为我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因此，我们应该积极主动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项基本指导思想，始终坚持将“以人为本”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扎实发展生态生产力，严格遵守“生态红线”，全面施行生态法治，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工作，开创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