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学理逻辑、价值意蕴与架构路径

李 娜，赵金科

（山东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人与自然的关系历来是不可争辩的重要话题。自原始社会伊始至现代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历经敬畏依附、利用改造、征服控制和协调共处等四个阶段。尤其在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基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物质基础逐渐生发的人类优越感和主人翁意识，驱使人类不顾自然规律和万物平等法则，为谋取金钱利益、巩固人类成果，逐渐丧失人之本性、抛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德准则，大肆进军自然界，破坏生态系统、滥用自然资源、滥杀野生动物，进而引发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危机、物种灭绝等严重后果，直接威胁到人类的正常生存与生息繁衍。保护生态环境、重新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摆在人类面前亟需解决的迫切课题。面对2020年以来，持续燃烧4 个多月的澳洲大火、菲律宾阿尔火山喷发、南极温度上升冰川融化、东非蝗灾以及尚且不知病毒来源严重威胁到全球人类生命安全的新冠肺炎疫情等灾难，让我们不禁深刻反思：人类以牺牲自然为代价换取的人类文明能够得以持续吗？人类以恶意伤害其他弱小生命为手段换取的物质利益符合生命伦理与道德规范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恰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概言之，面对生态危机和人类灾难，我们终须在明晰动物与大自然都是世界的平等组成者的理念前提下，学会保持一颗善待自然、尊重生命的心，秉承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和合共生的原则，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与自然之道中汲取积极合理成分，立足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生态自然观的学理逻辑，构建符合人类共同发展利益和美好诉求的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进一步探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学理逻辑、价值意蕴与架构路径。

一、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学理逻辑

（一）理论源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与自然之道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涵的生态智慧和自然之道的精华粹取和理念延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中国传统农耕渔猎文明的深沉表征和内核诠释，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深厚记忆的历史诉说和底蕴陈述，更是对中华文明和悠久历史所涵容的优秀精神和价值理念的深邃昭彰和高度凝练。中华文化崇尚和合，追寻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虽带有一定宗教神学和小农依附思维的局限性，然其倡导的尊重自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合共生的生态智慧和自然法则，在今天我们建设新时代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仍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启迪和合理性传承的积极作用。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尊重自然”[2]，着眼于中华璀璨历史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其中挖掘尊重自然的生态伦理、“天人合一”的自然智慧与和合共生的价值真谛等生态文化精华，对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架构、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步伐的加快以及全球生态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指引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和自然之道可以概括提炼为三方面：

第一，尊重自然的生态伦理。中国古代先贤在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始终秉承着人类与自然万物共生共存的生态自然理念，崇尚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和万物一体的生命关怀意识。无论是儒家、道家抑或佛家先哲，均在其所推崇的思想理念基础上，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各不相同的系统阐释，但究其话语本质与意涵共性，均蕴含着认同自然、尊崇自然的生态理念。如，《老子》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依次从人、地、天、道到自然环环相扣的递进逻辑，阐释出万事万物均需效法自然、归于自然的淳朴生态思想。孔子主张“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3]对“四时”之“行”与“百物”之“生”背后所隐含的自然客观规律进行了肯定与认可，在一定意义上昭彰出尊重自然规律与物种生衍的生态伦理观。佛家哲学历来主张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的生命平等观，认为世间万物皆是共处于同一世界的整体性存在，人、生物与大自然皆是处于因果关系和有机联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理应尊重自然、敬爱生命、和谐共生。

第二，“天人合一”的自然智慧。“天人合一”的思维向度和境界追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哲学命题，是古代先哲着眼于“天”“人”关系逐渐引申出的自然和谐生态伦理，旨在确立一种既顺应天道天德的协调人际关系范畴，又得以维系和保持人与自然依存融通、和谐统一的自然伦理范式。“天人合一”思想逐渐由对天人关系的探讨论述衍生发展而来。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天”最初并不是自然的象征性表达，商周时期的“天”更多意指“上神”“帝”等，带有一定的宗教神学意蕴，然却因人敬畏于天威天道的依顺之情，隐隐体现出早期的天人一体韵味。《诗经·大雅》中的“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既表达了万事万物皆有生存变化的自在规律，同时亦体现出人天生所具有的向善秉性、敬畏天道之情。春秋战国时期伊始，天人关系开始趋向自然与人的关系，保护自然的“天人合一”理念通过不同的论述尽数体现。老子依托“道”就人与自然关系提出人应顺应自然、取法天道的生态和谐观，倡导“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4]，告诫我们必须遵循万物的自然本性而非妄加干预。孟子从“理念之天”的价值框架出发，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天人合一”生态和谐思想。荀子的“天人相分”观念，“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5]等思想均是对崇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与“天人合一”理念的积极阐释。此外，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阴阳义》中表达了“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的天人一体观念，程颐《遗书》中亦主张“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从人之为“仁”与天地万物本应一体的客观视角阐发了人与自然是一体化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伦理。

第三，和合共生的价值真谛。和合共生是在尊重自然的生态伦理和“天人合一”的自然模式基础上，囊括天、人以及所有生命物种在内的世间万物共处的最高境界，实质上是指达到天和、人和与心和三层境域的融通和合之境。庄子主张因任自然，认为“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6]，借助于阐释天地万物与人类的统一共生关系，从心怀天下、着眼万物的高度与境域，初步表达出对于人与天地万物亦即大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理念。所谓“天和”，是在擘画“天人合一”的理想样态前提下，表现出的生态和谐实践样式和思维模式，是打造和合共生生态人文境界的基础性要素。所谓“人和”，是在“天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升华而能达至的和平主义人文图景，是作为与“天和”指向的生态和谐伦理所契合的重要人文逻辑旨向。诸如“天下一家”“忠恕之道”“协和万邦”等人文关怀理念，都是“人和”旨在实现的人文和谐生态伦理，“人和”是打造和合共生生态人文境界的关键内容。所谓“心和”，旨在通过“以道治欲”“舍生取义”等价值要义的自觉践行，在整体知悉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文的统一与协同过程中，实现以追求灵魂安顿和精神境界提高为价值核心的身心和谐生态伦理，此为打造和合共生生态人文境界的终极旨归。概言之，秉承和合共生的价值真谛，辅之以自然和谐、人文和谐、身心和谐三方面的生态伦理的归一融合，对于当今社会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具有启发性价值意义和引导性理论逻辑。

（二）哲学基础：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共同交织构成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架构的学理支撑与哲学基础。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奠定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根基，对于准确把握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内涵要义与核心论点提供了理论支撑作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具体细分为自然共同体、抽象或虚幻的共同体与真正共同体三种样态，无论是自然共同体，抑或抽象或虚幻的共同体，均未完全反映和全面展现以探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指向与终极关切的理念要旨。而若要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唯有在对真正共同体的创设与建构过程中方能得以实现，即“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7]。而打造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则是在人人得以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好愿景得以真正践行的基础上，同时随之谋求和争取的生态命运共同体图景，是作为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衍生体系和价值谱系。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秉持尊重生命、热爱自然的思想向度，力求建构具有自由属性与开放特质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新范式，这与习近平提出和倡导构建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精髓相契合，因而成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论逻辑之一。

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另一理论支撑。“马克思的自然观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自然观”[8]，因而马克思生态自然观亦即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是马克思立足于人与自然、社会与历史总体高度，就自然运行法则与社会运作机理形成的自然观念。就其本质而言，马克思生态自然观是就社会历史发展与自然开发的平衡关系展开的人与自然关系探讨，是马克思从现实个人的实践活动出发，针对人与自然界现实对象性关系进行的精准论述。旨在寻求人与自然关系从相互对立的主客二分模式转变为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继而超越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所追求的“人类中心主义”“征服自然”等片面发展理念，顺利构建起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符合大自然运行规律、契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生态体系，亦即实现人与自然自由和谐维度上的共生共荣关切。质言之，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是秉承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积极架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论生成逻辑。

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内涵与价值准则

习近平在2013年时通过“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9]的系统论述，基于人与“山水林田湖”之间紧密的整体逻辑关系，初步提出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要义，并在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凝练升华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0]。从生命与伦理高度揭示出更为适合人类共同发展利益的人与自然关系新范式——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以其全面深邃、意蕴深远的生态理念和价值准则，不仅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有机组成内容，而且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维护全球人类共同生态利益提供了中国智慧和全新启迪。具体而言，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核 心理念与价值准则主要表现在三层境域：尊重自然——秉承尊崇自然的理念前提，顺应自然——深耕因地制宜的自然准则，保护自然——演绎和谐共生的生态实践。

（一）尊重自然——秉承尊崇自然的理念前提

尊重自然——秉承尊崇自然的理念前提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内涵与价值准则的首要内容和基础依托。尊重自然的生态理念是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进行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前提和思维根基，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内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务须严谨恪守的首要范畴和核心取向。尊重自然，首要的是坚持自然的优先地位，通过着眼于人与自然主体性存在地位与方式辩证关系的正确处理，将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与外在逻辑充分昭彰于世人视野。尊重自然的理念原则一方面在于力求在整体掌握自然规律、尊崇自然运行法则的同时，克服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思维倾向和片面发展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与外在协同，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另一方面在于基于人与自然的主客体认同向度，从人类理性高度与自然供给尺度的双重维度出发，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共生共存的契合点与平衡点，进而能够从生命高度和客观角度就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进行正向诠释，顺利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友好的生命共同体。

（二）顺应自然——深耕因地制宜的自然准则

顺应自然——深耕因地制宜的自然准则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内涵与价值准则的贯彻原则与践行向度。所谓顺应自然，是指在尊重自然规律与生态逻辑的基础上，坚持以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自然衡准进行大自然的适度开发与合理改造，继而得以顺应自然规律、发挥生态优势、趋避发展劣势，顺利实现人与自然内在逻辑的协调统一，打造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和谐生命体。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在新时代发展要求下予以高度重视的重要时代课题，旨在维系“山青水绿天蓝”优美生态环境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生命高度与长远发展的协调统一，谱写以绿色生态生产力为核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样态。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共生的一种文明状态”[11]。秉承顺应自然的生态伦理和自然准则，就是对打造生态文明美好图景进行的践行方略和现实选择，从而能够在尊重自然规律、精悉自然特性的基础上进行尝试性探索与适应性改造，在不破坏自然环境与生态系统底线的同时，构建表征和谐统一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实现对生态文明的价值诠释与意蕴延伸。

（三）保护自然——演绎和谐共生的生态实践

保护自然——演绎和谐共生的生态实践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提出与现实践行的目标指向与终极关切。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我们所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诉求与价值依托的真正现代化，是在尊重自然的思维关照与顺应自然的践行方略基础上，进一步谋求人与自然共生融通、擘画人与自然和合依存美好愿景的现代化。而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逻辑基础上逐步深化保护自然的文明自觉、严格保护自然的制度设计、强化保护自然的路径举措，必然成为推进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架构的重要切入点和有力助推器。然而我们亦需明晰的是，保护自然是与绿色发展紧密连结的，若要实现对大自然的严格保护、确保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务须坚持绿色发展的生态理念，本着保护自然的生态伦理准则对自然资源进行绿色开发、文明使用，对生态环境进行合理防治与持久保护。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12]。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命共同体，务须秉持保护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引导人民群众自觉生发保护自然的生态安全意识、自发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理念，共同演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实践新范式。

三、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价值意蕴

第一，从理论维度进行剖析，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对以往生态思想的理论延伸与思想升华。首先，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与自然准则的精华汲取和精髓吸纳，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生态理念的合理继承与内涵深化，是对历任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生态思想的理念丰富与思想完善。其次，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军事、外交等多方领域，生态领域作为其中起到生态保障基底作用的关键组成内容，不仅是确保其他领域建设有序开展的环境基础，而且亦是维系“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保障。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前瞻性战略思维与忧患性关怀意识着眼于国内生态环境问题和全球生态危机，就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正式提出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思想理念，以期引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沿着绿色发展道路不断完善进步，同时亦为全球人类生态难题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概言之，这既是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容完善，亦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最后，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及绿色发展理念的价值弘扬与践行指引。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对自然协调、生态和谐、人类与自然万物和合双赢以及绿色发展等价值理念的高度概括与意涵升华。实质上是对诸多自然生态理念和人类存续准则进行的精炼表述和凝练阐释，是为谋求人类与自然共生共享、弘扬可持续发展精神、建构生命共同体而提出的生态实践与全新范式。

第二，从实践维度进行剖析，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实选择与科学实践。首先，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有利于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是对工业文明模式下带有畸形与异化特质的发展方式进行批判与反思的前提下，就我国自然破坏、生态失衡、物种灭绝等生态问题提出的发展理念新逻辑。绿色发展理念是符合自然运行法则与人类切实利益的合理取向，从其理念意涵本身来看，“它蕴含着自然观的生态转向、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以及科技理性的合理考量”[13]。表征着对自然万物与生命的尊重与善待思维，旨在客观把握自然规律与生态国情的同时，坚持以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方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擘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新境界、新样态。其次，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有利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体格局和生态图景。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词义本身来看，它是涵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三重范畴的整体性表达与话语性阐释，意指人与自然是作为彼此相依、向度一致、命运共荣的生命共同体。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人类与大自然的所有生物物种本就是地位平等、互相依赖的生命共生体，人类并不是大自然与其他动物的主人。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大自然的征服与侵略所带来的恶性生态后果昭示我们：人与自然、动物、植物等之间的主客二分异化相处模式并不符合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人类唯有秉承与自然万物维持和谐共生、和合与共样态的价值理念和思维向度，方能获得社会前进发展的自然资源持续有效补给、实现人类社会的平稳发展，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恰恰是符合这一理想样态打造的生态向度与实践逻辑。

第三，从全球维度进行剖析，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为解决全球生态难题、谋求人类共同发展所提出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蕴含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前途命运的自觉意识，应当同文明自觉关联起来”[14]。当前，生态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全人类的思维共识与思想关切，世界各国对于生态问题的重视程度亦逐步深化提升。人类长久以来奉行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等理念，所导致的自然灾害与生态危机时刻提醒我们：善待自然与生命，就是善待人类自身。面对气候变暖、空气恶化、雨林消失、湿地萎缩等全球性共同难题，唯有世界各国秉承命运与共、互利共赢的理念齐心协力、优势互补，合力剖析生态难题、合作探讨解决方案，才是符合人类共同发展利益的价值选择。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符合人类共同发展利益的生态范式，其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旨向是契合全球人类生态价值观念的理论谱系和发展范式，对于世界各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普遍性意义。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我们共同赖以生存的自然家园。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态解读，是中国为全球生态治理与全球自然维护提出的人与自然相处的新模式和新举措，是维系人类共同利益、推动人类共同发展的现实纽带。依托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共识的践行，积极构建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是推动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生态向度与现实方案。

四、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架构路径

（一）经济基础：积极发展生态生产力，推动生态型经济快速发展

习近平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5]。“中国明确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16]。生态生产力以实现生态稳定、结构均衡、经济稳固的绿色协调可持续经济蓝图为价值宗旨与目标指向，是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诠释与深义凝练，对于在平衡与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过程中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需要通过积极发展生态生产力夯实物质基础。

第一，坚持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继续优化产业结构。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务须依托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绿色化、简约化与合理化变革，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深化，继续优化产业结构与布局，从而推动我国在不损害自然规律与利益的同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夯实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生命共同体的经济基础与物质条件。优化产业结构要结合推动生产方式的绿色化境域进行剖析，在充分知悉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不合理问题之余，进一步明晰实现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现实策略与有效举措，推动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引导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虚拟经济等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与逻辑契合，切实发挥以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为主体劳动者的积极作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生态生产力发展，亦要坚持绿色简约的生活方式与绿色理性的消费方式，其中，绿色消费方式是关乎生活方式绿色低碳化与否的重要一隅。因而需要积极引导人们形成绿色消费理念与绿色生活思维，坚持以“五大发展理念”武装思想意识，积极倡导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理性消费，养成绿色低碳简约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助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第二，强化生态型科技与人才支撑力度，推动清洁循环绿色生产。生态生产力是基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新时代建设要求出发，提出的表征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满足与社会发展可持续的全新样态与发展范式。提高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充分昭彰生态生产力包含的经济推动力价值与生态可持续追求，高质量的生态型科技与人才支撑是关键所在与核心所系。实现现代社会生产力水平提升与生态效益的双赢战略目标，务须培养具有生态知识素养与生态文化底蕴的高级知识分子，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能够为清洁、循环、低碳与绿色生产提供科学理论指导与生态科技引领的核心主体凭依与重要创造力量。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亦是推动企业实现清洁生产与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推动力与潜在支撑点，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不仅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与资源利用率，进而夯实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低碳生产与绿色经济的科技基础，而且能够为培养兼具经济洞察与生态素养的高科技人才提供科技支撑，继而真正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夯实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底蕴与自然根基。

（二）制度支撑：健全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与生态治理保障机制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对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与机制的内容丰富与体系完善，是映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生态治理与建设领域的生态范式，因而离不开健全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和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作为政治保障与制度支撑。

第一，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将是其他所有方面的基础，为生态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转变提供规范和引导，为生态环境治理新目标的达成提供制度保障”[17]。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务须体现在生态环境的全方面和保护制度的全领域，通过制度的严化与体系的严谨体现出逐步加大的生态系统保护力度。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完善需要统筹确立囊括源头、过程、赔偿与追责四方面，健全涵盖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与责任追究的制度体系，为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格局完善制度依据。其次，积极推进以市场导向为逻辑核心的绿色技术创新机制，逐步完善关于绿色消费、绿色生产与绿色金融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与政策，严格落实维护生态系统与绿色生产过程中的主体行为合法性。最后，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各类空间管控边界线、各类海域保护线等。同时要严格保护耕地，完善天然林与湿地保护制度，建立健全多元化、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

第二，健全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强化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生态环境的治理要实行综合治理原则，各部门相互配合实现资源整合”[18]。首先，在自然资源利用层面，需要建立科学全面的资源高效利用制度，鼓励企业与个人不同程度地提升对于自然资源与天然原料的使用频率与利用程度，逐步完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与资源节约型循环利用机制，积极倡导资源回收与垃圾再利用理念，集全社会合力最大程度地实现资源利用率最大化。其次，在生态环境治理层面，务须建立健全囊括从政府、企业到社会组织以及公众个人得以协同发力、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加强森林、草原、河流、湖泊、湿地、海洋等自然生态保护”[19]。深化威胁群众生命安全与国家生态安全的工业污染、生活污水、废弃垃圾、空气污染、土壤污染及水体污染等各类污染的忧患意识与人文情怀，科学剖析不同污染防治的举措与方略，进而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最后，在生态环境监管层面，通过强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设计、组织领导与统筹规划，逐步健全自然资源监督管理体制机制，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同时要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明确与追究惩戒机制，严格落实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三）思想根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

崇尚和合、厚德载物的文化精神一向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所尊奉的思想诉求，体现在自然生态关系处理上的“天人合一”、尊重自然等理念对于今天推进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共同应对全球性生态灾难、共建全球生态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价值逻辑与思维启迪作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就是对传统生态智慧与自然之道的新时代发展。因而，打造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以和谐共生、绿色发展为逻辑主题与思想基础。

第一，积极弘扬与深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及绿色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是基于对工业文明片面单一的发展方式进行现实考量和反思批判，提出的反映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要求、蕴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打造生态循环可持续经济的现代理念与科学范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论述就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形象表达与要旨阐释。“绿色发展理念诉求的生态实践的生成是人类实践发展的历史必然，蕴含着‘师法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效用观”[20]。质言之，绿色发展理念不仅是理念，更是实践，是保护和发展。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引导社会公众逐渐将绿色发展思维与和谐共生意识潜移默化地内化于心、外化于形，成为指引自身生态实践行为与经济追求的理念自觉与思想先导。积极弘扬绿色发展理念，可以依托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引领与价值传递功能，在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实现绿色发展与和合共生理念的要义融合与意涵传导，推动人们逐渐生成蕴涵生态和合与生态经济双赢的生态文化意识和人与自然命运交融共识，进一步夯实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思想逻辑基础。

第二，坚持并遵循生态优先原则。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愿景基础上的生态文明，务须“走一条生态优先的绿色生态、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和谐共赢的绿色发展道路”[21]。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两大理念是打造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务须贯彻的理念原则与价值衡准，而生态优先理念则是确保与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方式与绿色发展道路得以牢牢坚持的理念先导与要义前提。因而，在谋求人与自然和合共生、建设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过程中，积极坚持并严格遵循生态优先原则是我们的必然选择与现实抉择。我们需要明确的是，生态优先原则亦是符合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正确价值取向与理性实践维度，对于我们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具有理念引导与思维指引作用，与习近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等关于“两山论”的重要论述内涵交织、逻辑契合、向度统一，是推动打造新时代可持续发展格局、构建生命共同体、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理念凭依与原则旨向。

五、结语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在中国传统生态哲学与自然智慧的思想精华与文化根脉基础上，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为理论支撑与理念基因，着眼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与人类面临的共同生态危机、物种灭绝等现实逻辑，所提出的更为适应现代化建设要求与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人与自然关系处理新范式。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内容，是习近平以前瞻性眼光与战略性思维着眼于全球生态安全与国家总体安全，为解决关涉人类整体利益与共同命运的生态环境问题、改变传统人与自然主客体二分关系、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关系所提出的生态实践和文明样态，“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任担当和人类情怀”[22]。在明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内涵与价值准则的基础上，通过从夯实经济基础、强化制度保障、厚植思想根基三方面进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架构路径的具体探讨，方能充分认识到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之于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世界生态安全的重要价值意蕴。概言之，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通过阐释人与自然内在逻辑的新范式、新样态、新境界，既是针对我国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平衡关系提出的生态理念，亦是为解决全球人类共同的生态危机、维系全球整体生态安全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