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神圣的代表证

苏春生

江西瑞金是闻名中外的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祥地。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与会610名代表审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条令，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馆藏的革命文物中，有一张简易而神圣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证。这张淡黄色纸质证件，是1934年1月何长工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时的正式代表证。该证系六十四开双面印刷的折叠式证件，有四面，第一面各栏目中填写了何长工的姓名、年龄（34岁）、性别（男）、成份（勤工俭学生）、籍贯（湖南省华容县）、何处代表（红军大学代表）等，在“发证经手人”栏中，盖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代表委员会”印章;第二面印有六项“正式代表证效用”的条文;第三、第四面印有八条“大会规则”。例如，正式代表在会议上发表意见及付表决议时，需高举此证，报明号码，并取得主席团允许后，方可发言;对发言的时间也进行了明确规定，第一次举手发言不得超过半小时，第二次不得超过十分钟。这张历经峥嵘岁月的证件，见证了当年轰轰烈烈的苏维埃民主选举运动，见证了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参政议政的历史时刻，见证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无到有的伟大实践。

为什么要召开“二苏大会”？“二苏大会”是什么时候开始筹备的呢？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规定：“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每两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一次。如遇特别情形不能按期召集，可延期召集之”。1933年6月，在“一苏大会”召开已经过去近两年的时候，为了加强对全国革命的领导，总结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两年来的经验，决定新的方针和改选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于6月8日作出了关于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专门成立了“二苏大会”筹备委员会。决议原定会议召开时间为1933年12月11日，即广州暴动纪念日。但是由于湘赣、湘鄂赣的代表选举没有完成，加上蒋介石在9月又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所以大会时间推迟到1934年1月。

“苏维埃最广泛的民主，首先表现于自己的选举。苏维埃给予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为了选好代表、开好大会，中央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选举运动。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18县选举运动会议上，作了《今年的选举》的报告，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也开展了选举运动培训班，培训选举工作人员。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公民在年满十六岁以上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当年的选民可以在候选人名单上写上“好”“不好”“同意”“消极”甚至“官僚”等字样。就这样，广大劳苦群众庄严地投上了自己神圣的一票。何长工就是通过选举选出来的正式代表之一。

为了解决大会场所问题，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瑞金沙洲坝镇兴建一栋大礼堂。大礼堂由钱壮飞设计，1933年8月1日破土动工，并在江西、福建选调了400多名建筑工人，进行建筑比赛，4个月后，大礼堂拔地而起。大礼堂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视线非常好，在楼上、楼下每个角度都可以看到主席台;二是大礼堂的回音效果很好，在主席台讲话不用麦克风大家也可以听得清楚;三是门窗特别多，大礼堂四周共有17道双合扇大门，41扇窗户，便于人员疏散、通风和采光，而且从安全角度考虑，大礼堂完工后在后侧修建了可容纳2000多人的回字形的飞机洞，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防空洞。

1934年1月22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中央政府大礼堂隆重召开，何长工等来自全国各地的2276名代表持着这样一张代表证，走进大会会场，共商国是。“一苏大会”时只有正式代表610名，到“二苏大会”时，为了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不仅有正式代表693名，还有候补代表83名，旁听代表1500余名。可以说真正“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和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歷史源泉。

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向大会作两年来的工作报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群众路线的最早论述就节选自这次报告中，此外还听取了朱德作的《关于红军建设》、林伯渠所作《关于经济建设》、吴亮平所作《关于苏维埃建设》3个报告，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徽、国旗、军旗的决定》。大会选举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75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36人;还选举了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35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7人，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张闻天为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

中央苏区先后进行了三次规模宏大的民主选举运动。第一次民主选举运动，选举产生了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成为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地方基础，千百万工农群众凝聚在党和苏维埃周围。第二次选举运动，主要是改选和清除各级苏维埃中某些“官僚腐化贪污、工作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忽视妇女权利、对上级政府命令玩忽敷衍”的政府工作人员。第三次民主选举运动，主要是选举代表参加“二苏大会”，改选各级苏维埃政府。苏区人民采取古朴的“豆选”等方式，从乡一级开始逐级选举，苏区各地选民参选率平均达80%以上。通过民主选举，实现了“将人民拥护和愿意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优秀分子推举上来”的目的。这些选举制度的创建与实施，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制度建设提供了直接源泉和有益借鉴。

1954年12月7日，瑞金革命纪念馆在征集文物时，在当年同是“二苏大会”代表的赖世银手中征集到了这张“二苏大会”代表证古本。据赖世银同志回忆说：“那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紧张时刻，我与何长工同志是很好的革命战友，会议结束后，何长工同志对我说‘我们就要上战场了，这张代表证就留给你做个纪念吧’，这张代表证可是人民当家做主的见证，我一直都小心翼翼地收藏着，今天你们来了，我就可以放心地交给你们了。”1994年，这张镌刻着岁月痕迹的代表证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视察时指出：“要从瑞金开始追根溯源，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历史雄辩地证明，发端于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优势，为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深刻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无可比拟的制度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责任编辑 / 陈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