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历史贡献研究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共青团的前身，它肩负着大多数国家还不存在的革命政党的职能，是革命战斗的先锋队和独立的政治组织。[1]P60它是中国革命的推动者和新社会的缔造者，它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早期青年运动的组织基础，为团组织的发展壮大、青年权益的争取和维护等作出重要贡献，在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一、創建和发展团组织，为早期青年运动奠定组织基础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伊始就十分重视青年运动，并将其作为党的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着力恢复和加强青年团的工作，以推动青年运动的发展。为了加强对青年团的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临时章程中提出，“本团以全国代表大会为最高机关”，在“正式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2]P118-119，标志着团临时中央领导机构——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就此产生。当时，中共中央局为了有效推进各地方团的建立和整顿，要求各地党组织重视青年运动，望青年团“依新章从速进行”。1921年11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的决议》要求：“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3]P3。1922年5月，上海、北京、武昌、长沙、广州、南京、天津等17个地方相继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全国团员总数达5000余人（其中大多数为工人，其次是学生），团组织发展成效非常明显。

1922年5月5日至5月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由施存统、高君宇、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组成的团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团最高机关，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团最高机关。会议还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这次大会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标志着一个具有统一思想、统一组织及明确纲领的全国性进步青年团体正式成立，也标志着中国青年运动开始有了自己真正统一的核心。1922年6月3日，旅居法国、比利时、德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代表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李富春、王若飞、刘伯坚、陈延年等18人在法国巴黎建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担任书记，后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将其定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这个团体在欧洲集合了许多中国青年工人和学生投身共产主义旗帜之下”，开展共产主义教育工作。[2]P334-335

经过长期的恢复和整顿，至1924年10月，全国有30个地方先后建立了团组织，支部有80个，总人数达2546（如下图所示）。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迅猛发展为青年运动的深入开展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广大青年群众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投身火热的革命运动中，为争取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前赴后继、奋勇抗争。

二、创办刊物，启发青年思想觉悟

近代中国青年学生、农民和工人受到马克思主义、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及封建旧思想等的影响和冲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等多种信仰并存的现象。由于他们成员成分复杂，思想混乱，革命立场和阶级意识淡薄，“所以凡遇见一件事情或一个问题，个人提出的解决方法或意见，就不能一致，常常彼此互相冲突”[2]P124。为了扭转此种局面，青年团在成立之初就提出，在包括学生在内的青年中间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并通过刊发各种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物或小册子、传单等开展政治宣传活动。

为了深入宣传教育青年群众，切实有效地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樵子在《对于青年团的意见》中提出：凡团内的出版物，及在会场内所说的话，务必使团员中的工人、农民都能了解，对于不识字的团员，务必详细告诉他们，直到完全理解为止。要详细记录他们所讲的至理，要注重大多数人，必要时要做到“迁高就低”。1922年1月1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革命青年刊物《先驱》，后将其作为本团的机关刊物。《先驱》在发刊词中提出，“本刊的任务是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打破因袭，奴性，偷惰和依赖的习惯而代以反抗的创造的精神，使将来各种事业，都受着这种精神的支配而改变”，并“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2]P104。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李大钊、邓中夏、施存统、刘仁静、张太雷等先进分子为该刊亲自撰文，例如《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对于青年团的意见》《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五一纪念节”敬告工人》《我们青年在中国如何作青年运动》《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基督教》等。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启发和教育广大青年用先进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摆脱各种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束缚，积极投身革命，寻求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具体方案。

广大青年群众深受中国传统旧思想、旧文化的影响，必须要通过学习新思想、新文化来摆脱旧思想禁锢。张太雷就此提出：“凡成为一个革命党，必是能脱离一切旧的因袭的社会观念，所以我们在学生中第一步的宣传功夫，就是要扫除学生的旧社会观念。”[5]P140他认为，必须对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系统的宣传，从而使其摆脱资本主义自由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启发、教育青年过程中，不仅注重教育团内青年，同时注重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工人、农民及少年的觉醒。《先驱》曾刊文强调：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业，应当具有政治教育的性质。他不仅应当教育团内的人，对团外的少年也应当进行教育，以便吸引他们来参加普通革命性质的运动。“现在中国大多数青年工人类皆陷于无知的状态之中，而成为简单的劳动机械……我们务必将这样可怕的情形，唤起青年工人为争得教育权利而奋斗，并努力从事于识字教育和阶级争斗的教育运动，普遍的启发一般青年工人的阶级觉悟和争斗能力。”对于乡村青年农民，则“尤应努力作特殊的教育运动”，教育他们明了所处的“被资本主义压迫、崩坏的经济地位之危险”，启发他们反抗资本主义压迫，参加共产主义革命运动。[2]P137-138

1923年10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创办了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以深入唤醒国民自觉，引导广大青年到活动的、强健的、切实的路上，广泛开展革命活动。《中国青年》一方面介绍一些活动的方法及活动所得的教训，引导青年既读书又做事;另一方面用各种可以警惕青年的材料，介绍一些强健伟人的事迹和言论，以洗刷青年苟且偷懒的恶弊，引导青年做强健的国民;此外，介绍一些可供研究的参考资料，帮助青年获取一些“切近合用”、在学校不容易得到的知识，以引导青年在将来要走的路上更有把握。在此期间，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创办了《青年工人》《团镌》《少年》《少年中国》《革命青年》《劳动音》《来报》等刊物，进行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教育，以提高各阶层青年群众的理论文化水平和思想政治意识，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

三、制定规章制度，争取和保障青年权益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唯一的以拥护青年本身利益为目的的团体，它是拥护青年群众利益的卫士与冲在前锋的战斗者。在团的一大召开前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临时章程中指出，本团“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在此基础上，团的一大通过的纲领进一步规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性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是“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它的革命任务是：“一方面为改良青年工人农人的生活状况而奋斗，并为青年妇女青年学生的利益而奋斗，一方面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向为解放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2]P129纲领从性质和宗旨的角度出发，为保障青年权益确定了行动方向和奋斗目标。

为了争取和保障青年权益，团的纲领从政治、经济、教育三方面制定了行动方针。政治方面：“（一）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二）工人和农人在各级议会和市议会中应获得无限制的选举权。（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应有绝对的自由权。”经济方面：“（一）十八岁以下的青年工人——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过六小时;十八岁以上的青年工人，每日不得过八小时，但应争得平均的工值;禁止十二岁以下的青年作工……（五）男女工人待遇平等，女子在分娩期两月中应停止工作，并须照常给发工资。”教育方面：“（一）关于社会教育，社会主义的青年，应为所在地方的青年无产阶级组织俱乐部、学校、讲演会以发展他们的知识和社会觉悟，并发刊通俗的日报、月报、小册子……应使年长失学的青年受普通教育。（二）关于政治教育，社会主义的青年应宣传社会主义于大多数青年无产阶级……（三）关于学校教育，社会主义的青年应运动改革学校制度，使一般贫苦青年得受初步的科学教育，并极力运动建设普通的义务教育和学生参加一切学务管理。取消宗教关系地方关系及一切不平等的待遇。”[2]P129-130这些规定，为广大青年争取权益和自由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制度保障。

在此基础上，团中央还制定颁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决议案》《关于教育运动的议决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劳动法案大纲》《青年工人运动决议案》《学生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教育及宣传决议案》《青年妇女运动决议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修正章程》等。这些章程和决议案使争取和保障青年权益有章可循、有规可依，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原来思想杂芜、任务含糊的各地小团体逐渐发展成思想统一、任务明确的青年团，从无纪律无约束的青年组织发展成纪律严明的青年团，思想上和组织上高度统一。

四、倡导和开展反对基督教运动，打击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反对基督教运动是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时期，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在中国设立教会、基督教青年会等组织，企图毒害和麻痹中国青年群众的思想意识。为了揭露他们的政治阴谋，抵制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化侵略，1922年3月9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各校倡导建立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并发表《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指出：世界各国资本主义“先后涌入中国，实行经济的侵略主义了。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这经济侵略底先锋队”;“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无非要诱惑中国人民欢迎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青年会，无非要养成资本家底善良走狗。简单一句，目的即在于吮吸中国人民底膏血。因此，我们反对资本主义，有时必须反对这拥护资本主义欺骗一般平民的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2]P109-110。《宣言》對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准备在当年4月4日集合全世界基督教徒在北京清华学校开会表示抗议，号召广大青年学生和工人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这种“学生同盟”。不久，湖北、湖南、河南、四川、江西、山东、山西、河北、浙江、广东等省的爱国学生和教育界爱国人士纷纷积极响应，提出“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从而使非基督教运动在全国形成声势浩大的局面，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行径。

为了推动反对基督教运动深入发展，1924年12月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出通知，要求在12月24日至26日这三天“全国一致的举行反对基督教的运动”。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反对基督教运动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案》），提出在全国努力发展非基督教同盟，并组织一个“统一机关”将其联合起来，以指导运动的发展，同时将圣诞节前后一周定为反基督教周。《决议案》号召青年团同志“应随时宣布教会教育之黑暗与不合中国的需要，说明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的阴谋，诱导教会学校学生做革新教务校务等运动，在此种运动中，应引导做更进一步的运动（如收回教育权、取消教会学校等）……”针对基督教青年会对青年的影响，青年团指出，“须用言辞及文字的宣传披露其罪恶，使青年不致受其愚蒙沾染资本主义之毒”[2]P140。恽代英指出，“基督教是外国人软化中国的工具”，基督教徒互相勾结，同时与外国人勾结，霸占中国的教育界和外交界，他们靠外国人升官发财，外国人通过他们攫取中国的权力，因此广大青年群众必须反对基督教。[2]P342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倡导和组织下，广州、长沙、武汉、济南、九江、上海、苏州、徐州、杭州、绍兴、宁波等地的反对基督教群众运动取得重大成效，许多爱国学生参与进来，壮大了非基督教同盟组织，对抵制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随着反对基督教运动的广泛开展及五卅运动的高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非基督教同盟迅速投入全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中，深刻揭露帝国主义迫害中国民众、侵犯中国文化的罪恶行径。1925年9月1日，《中国青年》刊发的仲雯《今后之非基督教运动》一文指出，“中国民族的反抗帝国主义运动，现在已经进入普遍发展之阶段;非基督教运动，自然不能仍迟滞于以前的空泛宣传、散漫组织之状态中”[6]P259。文章指出，今后的非基督教运动要改变以前散漫无系统的缺点，宣传与组织要注意向教会学校发展，要注意帮助教会学校的学生在校内开展各种反抗运动，宣传中国基督教徒收回教会学校自办等。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确引导和宣传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

五、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帮助，规范团的组织

“青年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因共产党是这一般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指挥，青年运动必须在共产党指导之下，是无疑的。”[6]P75共产国际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或少年共产团）与共产党的关系，同青年国际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一样的，即在政治方面，社会主义青年团须完全服从共产党的主张，在其他一切为青年利益而奋斗的方面，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是一个独立的团体，有完全自主权，为使两团体关系密切，进行顺利起见，可互派代表出席会议。”这一规定为青年团接受党的指导和帮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和前提。

为了促使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加有组织、有领导，引领青年运动规范化发展，1922年6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对于政变的宣言并答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中指出，青年团完全赞成共产党关于时局问题的主张。同年9月6日发布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七号通告 本团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对党团之间的关系作出明确规定：“（一）除了政治上的主张须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以外，社会主义青年团有完全自主之权。（二）两团体各级执行委员会会议，得互派有表决权之代表一名出席。”通告规定党团间之所以是“协定”而不是完全服从的关系，施存统后来就此解释道：“本来依照第三国际的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或少年共产团）在政治上是要服从共产党的;但本团与中国共产党，只规定政策应该‘协定’，并没有决定应该绝对服从。当时所以如此决定的缘故，是因为本团拥有三四千团员，未经全国大会通过，骤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政策须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难保不发生意外的误会和反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诸同志，也深明此意，不作进一步的要求，而同意上述的决议。”[2]P324施存统进一步表示，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之下而成立而发达，是一种极显明的事实”，“我们不但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并且希望中国共产党以后能给我们更多的更大的，实力的及知识的帮助”。他强调，两个团体无论在言论上或者行动上，都应该建立一种亲密的一致的关系。此外，施存统指出，青年运动是无产阶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团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导，这对于青年团自身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助益。可见，以施存统为代表的团中央对社会主义青年团接受党的指导和帮助是深表赞成和大力支持的，这就使党团之间的工作更加协调，也使团的工作能够更好地服务和配合党的工作。

1923年8月22日至2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对党团关系作了进一步规定，表示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三大确定的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在政治上完全服从共产党的主张，在工作上和组织上保持一个独立的团体。大会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报告决议案》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之决议，本团愿努力协同中国共产党诚实执行”“完全承认中国共产党对青年运动之决议，并愿接受中國共产党之组织上及行动上之指导及援助”[2]P361-362。此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帮助下，不仅在思想意识和斗争实践中取得了统一，也在组织和领导青年群众开展民主革命斗争中更加规范化。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反抗旧社会、探索新思想的产物，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壮大党团成员、推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它在领导中国青年运动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对于新时期共青团的建设和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青运史研究室编.青运史资料与研究（1）[M].内部发行，1982.

[2]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15—1924）[M].内部发行，1957.

[3]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4]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青运史研究室编.青运史资料与研究（2）[M].内部发行，1983.

[5]张太雷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5）[M].内部发行，1957.

[作者简介]刘红曼（1987—），女，延安革命纪念馆陈列部文博馆员，硕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责任编辑 / 彭月才